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1.1.1 研究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家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人民生活日益富足，社会日益和谐稳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即便成果显着，然而横向或纵向客观比较分析后，“我国仍然为一个具备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此经济结构不可避免的产生地域间发展不均衡、收入分配不合理、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等社会矛盾”.
要想彻底解决上述社会矛盾，就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二元制经济结构，构建现代经济结构。身处复杂的社会转型期，青年农民正确价值观的形成面临困境，出现一系列价值观扭曲问题如盲目拜金、信仰空虚、价值取向不明、善恶混淆、义利不清等，上述问题会导致青年农民出现严重的心理失衡，妨碍青年农民成长以及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影响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推进。因此，在经济转型背景下，青年农民的价值观问题是必须着力解决与直接面对的课题。
1.1.2 研究意义
青年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深入探讨青年农民价值观发展以及变化具备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青年价值观变迁体现了社会转型特征，客观反映了社会存在，它不仅可以折射社会转型期间青年农民的得失利弊，同时还为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制定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客观上来讲，作为一个特殊群体，青年农民的价值观必然会因为复杂的社会转型背景而发生变迁。本文将黑龙江省青年农民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研究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转变的详细过程以及掌握变迁特征，同时有针对性的引导青年农民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随着黑龙江农村的快速发展，农村呈现不均衡发展特点，有些地区经济市场化水平较高，青年农民接受更多现代化新鲜事物，思想观念更现代化，更新较快；另外一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社会环境相对封闭，青年农民仍然保留了较多的传统思想、心态和素质。本文致力于了解社会转型期间黑龙江省青年农民的价值观研究，青年农民价值观的变迁同时也是青年农民对社会转型的反馈。本研究有利于进一步澄清黑龙江省青年农民的价值观状况，为引导黑龙江省青年农民形成正确价值观提供参考，并力图对当前国内青年农民价值观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有所贡献。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研究者主要从以下五方面对青年农民价值观进行研究：
第一，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中国农民价值观形成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主要包括个人权威崇拜、小农自然崇拜、祖宗传统崇拜等现象。有大量文献将中国传统价值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对比研究传统价值观与现代农民价值观。袁银传在论文《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探析》写到，自给自主的自然经济背景下，农民不具备主体性能力，使得小农的价值观也必然是一种非主体性的价值观。此价值观主要以小农在社会、自然、主体自身等方面的取向展现。“面对人与社会、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小农展现出崇拜个人权威、崇拜祖宗传统、崇拜自然；面对主体自身，小农倾向于牺牲主我，扮演客我。”①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断发展，使得农民的价值观开始转变。伴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变以及农村角色分化和社会流动的加剧，一系列现代价值观如平等观念、市场观念、契约观念、交换观念等不断渗透人心，冲击着农民传统价值观以及农村传统运行规则。农民的价值理念不再只是以传统劳动观、干劲、良知为基础，农民的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依据以及从事经营管理的标准不再是传统伦理道德价值。
第二，对农民群众价值观发展历程的分析。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将目光投向农民价值观变化历程。康来云在《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农民价值观变迁的历史轨迹和未来走向》中提到，自改革开放后，农村全方面投入改革，群众理性思维崛起，农民的价值观受到影响不断发展变化。在我国社会变革的背景下，农民群众思想经改革开放产生变化，探索农民群众的价值观发展历程，总结农民群众价值观的发展特色，并预测农民群众未来的价值观走向，可以提升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新农村建设的契合度。我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同时，农民群众的价值观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康来云对此投入研究，以社会改革开放为标准将农民群众的价值观变化分成五类，分别是：处于动荡的传统价值观阶段、充满冲突的多种价值观阶段、市场主导的农民价值观阶段、无所适从的农民价值观阶段以及更新阶段。李伦与王义芳在《农民价值观念变迁与新农村社会价值规范建设》一书中对农民群众的价值观转变历程进行描述，文中写道，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不断转变，农村价值观的复杂性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尤为突出，重点表现在：传统价值观念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现代先进的价值观必须存在，主导价值观存在滞后缺陷，西方价值观不断渗入我国，落后的价值观难以完全消除。以上多种类型价值观互相影响渗透，共同影响着农村群众社会价值观的变革。
第三，对农民价值观的某一具体问题的研究。对农民价值观的分析也包括诸如农民土地价值观研究、农民伦理价值观研究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土地是农民维系生命的根本，与农民群众的经济生活、精神生活关系密切，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马若孟认为，中国农村市场经济具备高度竞争性，来自供求两方的高度竞争影响着商品与劳务的生产要素、市场价格以及经济收入，农民群众长期处于该生活环境，土地利用以及其他行为均充满理性。此外，还有学者对近代以来江浙地区农民社会心理的变化进行分析，如周晓虹认为乡土关系具备两层含义：一是农民群众之间的社会关系，二是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自然关系。
作为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我国传统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十分深厚，甚至达到眷恋的程度，原因如下：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以获取稳定的生活和心理上的踏实感；土地代表着农民的财富与身份；土地的浅层含义是指生产资料，深层意义上却是农民群众精神上的依赖。农村经过工业化改革与现代化改革的影响，农民群众的土地价值观念也产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学者梅东海针对浙江、重庆以及湖北的农村土地展开考察，三地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态度较为理性，此处理性意为经济范围的理性与生存角度的理性。不仅如此，在土地保护以及土地权利维护上，农民群众的态度也有显着进步，这表明农民在新形势之下开始注重自身的利益权益。王欢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土地政策改革展开研究，表示八十年代后土地在农民生活中所占比重下降，农民视野逐渐开阔，不再将种地视为唯一的稳定生活方式，转而尝试多种类型工作。新时期农民对土地的依恋轻于祖祖辈辈，他们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必需品，却不是唯一的必需品，农民要在土地上生存，却又不能仅从土地上获取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