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军事活动考古学分析(2)

　　二 匈奴崛起与“凿空”
　　
　　众所周知，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具有明确的军事 目的，旨在联络月氏，抗击匈奴；二次西使，旨在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13],夹击匈奴。司马迁将张骞西使称为“凿空”,自此中原与西域有了正式的官方往来。两次出使西域的目的均为抗击匈奴，仅是联络的盟友不同。文献对西域诸国的军事实力记载颇为含糊，如乌孙“控弦者数万，敢战”,康居“控弦者八九万人”[14].但考古发现能够提供更加直观的信息，从而获取张骞“凿空”的军事背景。
　　
　　（一）匈奴的军事遗存
　　
　　秦汉之际，楚汉争霸，匈奴趁中原内乱、国势衰微，不断扩张，逐渐控制了河套、河西、西域等地，“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15].匈奴文化是典型的游牧文化，冒顿单于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草原帝国，其所依赖的即是匈奴民族强大的军事实力，史载匈奴民族“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其天性也”[16].
　　
　　先秦时期，匈奴于北方草原逐渐发展强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游牧文化，而在军事领域，善骑射的特点造就了令农耕民族恐惧的强大战斗力。目前发现的属于匈奴文化的马具十分丰富，如准格尔旗玉隆太匈奴墓出土的车马器及饰件，有二节直棍式铁马衔，车的出现体现了受到汉地的影响[17]. 1979年，凉 城县毛庆沟匈奴墓地也发现有马衔等马具遗存[18].从春秋末到战国晚期，匈奴墓葬中大多发现了马衔、马镳、马面饰等马具，其中大多数为实用品，而非中原多出的随葬明器[19];而 且铁质马具在战国晚期已经比较普遍，反映出匈奴文化的重大转变，其武器装备已由青铜质进化为铁质。
　　
　　兵器是反映军事实力的重要特征。匈奴兵器与马具一样，在战国晚期也进入了铁质兵器的时代。与中原地区相比，匈奴人以剑、斧、刀、镞、戈为主要兵器，深刻地反映了其游牧军事文化。鄂尔多斯式青铜短剑独具特色，桃红巴拉墓地出土的战国早期短剑全长25.3厘米，中间有脊，扁茎，剑首作两羊头相向状，具有浓厚的游牧特色[20].以触角式剑首为典型的鄂尔多斯式短剑被认为是匈奴文化遗存，从商代晚期至战国晚期广泛流行于北方草原地带，并在中原有零散发现；至战国晚期，鄂尔多斯式短剑也出现了铁铸。短剑是适应匈奴人群作战方式而发展起来的兵器，是贴身搏斗和护身的武器，骑兵于马背上使用短剑挥舞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匈奴逐水草而居，但修筑具有军事防御设施的城市也是其文化的一个特点。目前发现的匈奴城址集中于蒙古国境内，城址规模不大，具有极强的军事城堡性质。马利清总结：“匈奴城址的平面基本上呈正方形或长方形，一般面积都不大，长宽在200~300米左右，四周有土墙和栅门，墙外有壕沟。 ”[21]例如：“中央省孟根莫利苏木特列勒金古城，呈正方形，每边长235米。围墙外有壕沟，四面有栅门。城内有大小建筑基址数处，发现瓦当、方砖、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 ”[22]
　　
　　根据目前匈奴文化的考古遗存，汉初匈奴的活动范围已经十分广阔，东抵鸭绿江一带，西逾葱岭，控制西域诸国，北及外贝加尔、米努辛斯克盆地，南达鄂尔多斯地区、陕晋北部。先秦时期沟通东西的草原之路基本被其囊括，其在欧亚大陆的地位十分突出。加之在政治、军事上对汉王朝产生了极大的压力，迫使汉王朝沿着匈奴控制地域的南缘地带寻求政治、军事联盟。
　　
　　（二）匈奴对河西及西域的控制
　　
　　汉初，匈奴冒顿单于弑父立国，数次南侵汉境，并且向西夺取了河西及西域的控制权，迫使月氏西迁。河西及西域对于匈奴十分重要，汉武帝时匈奴民谚“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即反映了河西及西域对匈奴的重要性。河西及西域优越的自然条件、肥美的草场为匈奴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物质资源，这也是匈奴侵占这一地区的诱因之一。
　　
　　战国至汉代，活跃于河西走廊的族群众多，文献中记载的月氏、乌孙、塞人、匈奴等均在此活动过。目前发现的沙井文化、辛店文化、骟马文化等均未有明确的族属，但大抵属于先秦文献所记载的羌戎系统。月氏是文献记载中早于匈奴控制河西的族群，其文化面貌争论较大，沙井文化、骟马文化均被认定为月氏人的遗存，但仍存在许多漏洞。而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所发现的文化遗存，据分析，更有可能为月氏人的遗存[23].乌孙人的遗存至今还未能明确，或许真如文献记载，乌孙为“行国”,而且较之月氏弱小得多，其文化遗存可能依附于月氏文化而存在，如红山口-石人子沟一期遗存中就有乌孙文化的因素。
　　
　　自匈奴进入河西走廊之后，这些羌戎部落或西迁，或融入匈奴。沙井文化是先秦时期分布于河西走廊东段的文化遗存，以畜牧为生，当为羌戎族群的一支。李水城对沙井文化进行详细研究之后，认为：“若从年代下限考虑，它的消失很可能与北方匈奴部族的崛起与扩张有直接关系。 ”[24]并且认为原认定为沙井文化的永登榆树沟古墓，其中草原文化气息甚浓的文物在鄂尔多斯、固原、中卫等地多有发现，这些遗存应为战国时匈奴人向西北一线渗透时的遗留，应当从沙井文化中剔除[25].这些遗存即反映了匈奴入主河西的史实。
　　
　　匈奴对河西及西域的扩张应当以战争为主要手段，历史文献就记载有匈奴与月氏间的战争，并最终迫使月氏西迁，红山口-石人子沟前后两期遗存即反映了这一过程。石人子沟遗址一期遗存发现的房屋多为突然废弃，还有几座房屋毁于大火，这一现象比较普遍，应当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印证了匈奴与月氏间爆发的战争。
　　
　　沙 井 文 化、骟 马 文 化 在 秦 汉 之 际 均 走 向消亡，在 地域和时间上 与 匈 奴 西 进 相 合，虽然无法明 确其族属，但其肯 定 与 文 献 记 载 的羌戎部落 有着密切关系，对 于 这 些 考 古 学 文化 的 研 究 必 将 有 助 于 认 识 匈 奴 占 据 河 西 走廊及西域 的历史过程。匈奴对于河西及西域的 掌 控，是 匈 奴 势 力 扩 张 的 表 现，而 且 突 出了其 军事实力，并对新兴并 且 逐 渐 强 盛 的 汉王 朝 形 成 了 政 治、军 事 压 力，迫 使 其 向 西 扩展，开 辟 东 西 交 流 新 的 通 道，以 抵 消 来 自 匈奴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