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舶来品，是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
实际上，社会学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理论、思想、方法引入中国的，更是作为一种学术制度而引入。
它不仅带来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的更新与变革，更触动并引发了中国社会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演化性甚至革命性的变迁。对社会学学科发展而言，社会学引入中国使得中国学者一越来越清晰地了解到西方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一种“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进入了中国的学术场域当中。
社会学引入中国之初，大学在社会学教学手法上以讲授西方社会学理论为主，或者一说仅仅是西方社会学知识的输入与介绍，这一时一期的中国社会学并不具有明显“中国特征”。虽然此后一些学者一开始应用社会学调查方法开展了一系列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并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然而这一时一期的调查大多是在外籍教授倡导和组织下开展的，本土性社会学人才从事的社会调查活动却较少，同时一由于忽视了调查与研究的结合，按费孝通先生的说法，只能算是社会调查，而不是社会学调查，因为社会学调查具有理论建构的诉求。在此背景下，一些富有远见卓识的社会学者一开始思考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一当数吴文藻。吴文藻先生被认为是“社会学中国化的奠基人”，他的社会学“中国化”主张包括三项内容:寻找理论;以某种理论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培养人才。在寻找理论方面，吴文藻先生在反复比较西方许多社会学、人类学理论流派的基础上，选择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理论和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作为研究中国社会的理论基础，提出了“社区研究”的主张，形成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并在相当长时一期内主导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创建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以派克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研究领域较为广泛，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芝加哥学派城市社会学研究是对美国快速城市化带来严重社会问题的回应。该学派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为旨趣，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对社区、令吓里、环境、人口、种族、帮派、犯罪、贫民窟等社会问题开展一系列实证研究，形成了丰富而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该学派尤其强调参与观察和个人生活史访谈等方法的使用，这样才能获得更加准确而鲜活的调查资料，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运行机制。芝加哥学派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范式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也成为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家创立社会学“中国学派”的主要参照。
大量中国社会学家把“社区研究”应用到中国本土社会的研究中去，取得了丰富的关于中国社会不同社区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城市社会调查方面，大量的社会调查活动得以展开，开启了社会调查之风气。20世纪初，大量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带领中国学生开展城市社会调查。如1917年，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为配合教学创立了“沪东公社”，为杨浦树一带的土人提供社区服务并成为沪江大学师生的社会学试验区。
1914年北京青年会发起“关于北京302个人力车夫生活情形”的调查。1918至1919年间，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步济时一和传教士甘博在北京进行了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1924年，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外教师带领学生对济南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调查，内容涉及城市管理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外籍教师和教牧人员所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对当时一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触动，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调查风气盛行一时。据当时一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统计，从1927年至1935年间，全国共有各类大小社会调查报告约9027件。同一时一期，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关注城市社会问题，并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如沪江大学对广东风凰村和沈家行的调查，李景汉对北京人力车夫生活费的调查。调查成果有影响力的如李景汉的《北平郊外至乡村调查》、陶孟和的《北京生活费之分析》、杨西孟的《北平生活费指数》和《上海土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林颂和的《塘沽土人调查》、施裕寿等人的《山东中兴煤矿土人调查》
等。上述调查大多是针对某一个城市进行的，但也有学者一对多个城市进行调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严景耀指导学生采用人类学实地调查方法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行犯罪调查并写成《中国监狱问题》等令著。
总的看来，这一时一期的社会调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目的上侧重于社会改良的现实性目标，而忽视了以社会结构为考量的学术型目标;在方法上过于注重经验型的社会事实，而忽视了理论的指导作用和理论建构;在内容上往往集中于某一群体或某一方面的调查，而忽视了城市综合性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观点”和“方法”的提出及学科建设方面，一些社会学家在城市社会学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建构方面进行了尝试，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和邱致中的锗IS市社会学原理》。这是两部系统性较强的城市社会学著作①，对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吴景超先后获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5年至1928年期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社会学，随派克等学者一从事都市社会学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学派”的真传。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唐人街:共生与同化》，从中国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讲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会结构、文化冲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时一对唐人街的生活组织、帮会、通婚、同化、边际人等进行了深刻而细致的分析。吴景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研究都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论文正是他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开创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吴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其间出版《都市社会学》。
该书是中国最早的都市社会学研究著作。
全书共计四章84页，篇幅虽小，但内容充实。首先，深刻地探讨了两个关系，一是都市与附庸的关系，都市离不开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构成了都市区域，都市区域是研究都市经济的基本单位。都市繁荣的标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饶程度及土业化水平。都市与附庸的关系不是看两者-的远近，而是看两者一之间的交通，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吴景超还对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觉观念”进行了论述，他指出，城市居民应该有一种自觉的都市观念，时一时一刻刻去研究如何发展他们的都市，如何保有他们的附庸，如何发展他们的商业势力到别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间是互助与竟争的关系，从互助关系看，都市之间应常通有无、货物流通，这样才能达成“共赢”。从竟争关系看，都市间存在贸易竟争，这种竟争是国际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见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长、人口质量及城市化问题。吴景超认为，都市人口增长的方法有三种:人口的自然增长、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扩充市区(把附近市镇和乡村划归都市)。
可以说，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研究渗透着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认为，中国有大约71%的农业人口，农业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率极其低下，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发展土业“发展中国实业，创造中国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怜的农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闲的人，到都市中去寻生活，乃是救济中国人口过剩问题的一个好办法”。中国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势所趋。第三，提出了都市问题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态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当的对策。寻找都市病态原因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实”作根据，然后才可以谈都市改良，谈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区域的环境不同，人们的行为也不尽相同，产生的社会问题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问题一个必不可少的土具是“暗射地图”，把社会问题的分布情况标注在地图上，然后再根据地图开展实地调查。①研究都市问题的另一个土具是都市区域发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学派在都市研究中综合统计法、个案法、自传法，以此弥补各种方法存在的缺点。
最后，强调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认为，都市社会约束人类的力量还比不上乡村社会，这是社会学要关注的问题，因为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便是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交往紧密，每个人的行为都受乡村“舆论”的监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约束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社会，人们互不相讥“舆论”的约束力较小，个人行为的自由度较大，没有完备的约束手段。除了“舆论的制裁”之外，人们的行为还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会较之乡村社会，以道德律令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
要明显薄弱许多。因而既要重视道德、宗教、舆论、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视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应该说，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中提出的观点、思想和方法是对现代文明都市发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具有较强的学术意义，更具有重大的社会现实价值，在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中，其意义更加凸显。
与吴景超作为知名社会学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虽然获得过社会学博士学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规划令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从暨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也在上海江南学院讲授“都市市社会学”课程，因资料医乏，故自制讲义，先作《实用都市社会学》，后著《都市社会学原理》。1934年，两本著作相继出版《实用都市社会学》共巧讲，详细论述了都市的形成、意义、公共建筑、土业区域、商业区域、住宅区域、市政交通、卫生、金融机构、文化、人口、政治组织、行政、政党、职业团体、流荡与寄生阶层等。该书仅仅是对都市构成要件的分类概述，在应用社会学视角方面却有所欠缺《都市社会学原理》恰好对此进行了弥补。
《都市社会学原理》共10章，首先对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进行了论述。作者一认为，都市社会学是阐明都市社会的组织，并科学地论究它的发生、发展、变化和消灭，而理论地探寻其构成及进化的内在的必然关系的科学。都市社会学研究对象，不仅仅是都市的物理形态，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态条件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广义的都市社会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会历史学、都市社会构造学、都市社会政策学。而狭义的都市社会学仅指都市社会构造学，范围包括都市社会经济构造、社会构造、政治构造、文化构造。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方法和伦理的方法，哲学的方法主要是不带成见地观察事物、收集资料、观察事物之间的关系，伦理的方法则是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准确而非谬误的解释并作出推论。其次论述了都市社会的起源、分类、进化、环境、构造、人口、政策、发展趋势等内容。其中论述最为深刻的当属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的关系。致中先生认为，都市社会存在于社会整体之中，都市社会是从农村社会发展而来的，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和农村社会相互影响。在不同历史阶段，都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物物交换的时一代，都市社会附属于农村社会，都市内部还带着农村的性质;在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中，两者一的关系从交换形式上，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从交换的性质上看，又是相互对立的。从人口变化来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经济的发展而增多，农业的落后使农村人口减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会吸收农村人口，不仅从数量上吸收，还从质量上吸收，一切农村里的优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离开落后的农村，集中到进步的都市去。再从政治文化看，资本主义一切政治与文化，都支配着整个农村社会。现代农村与都市之间交互影响，或者一说是一个矛盾的循环，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兴盛，这是矛盾的一面;农村社会的经济没落与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会的经济恐慌和文化畸形，这是矛盾的另一面。而对于都市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娟妓问题、犯罪问题、卫生问题等。这些社会问题是由社会内部矛盾所产生的，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决都市社会问题就要找出并改革蕴藏在社会内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还从四个方面讨论了都市社会学史等，即美国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的产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内容;都市社会学的雏形及其发展;都市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都市社会学发展现状。总的来讲，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呈现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新观点和较为科学的新方法，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则在学科发展史、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发展趋势等方面有所建树。
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晚于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以下简称“吴文”)出版，期间并未出现中国学者一撰写的城市社会学著作。
因而邱致中编写《dus学原理》的时一候，参考资料极为医乏，必然会对吴文做过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于是，在《都市社会学原理》的最后一章里，邱致中结合孙本文对吴文的评价，进一步阐述了其贡献和不足。在贡献方面，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注重社会学的观点，二是注意研究方法。在不足方面，吴氏仅仅介绍了都市研究的大体内容(都市的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以及中国的都市研究，并没有在学科意义上探讨都市社会学之所以成为学的根据。
在西方社会学快速发展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的背景中，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与邱致中的《都市社会学原理》成为应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都市问题的典范，在中国城市社会学研究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吴景超先生在“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还是邱致中先生在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的贡献，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堪称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奠基之作。也正是综合了吴氏“观点”和“方法”上的贡献以及邱氏学科建设上的贡献，才为20世纪三四于年代的中国城市社会学发展描绘了一副相对完整的图景。也正是包含了“观粼’、“方法”和“学科意识”的中国城市社会学，成为了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缩影，它跟其它分支社会学一道构筑起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相结合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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