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齐美尔在其城市社会学中提出对“距离”这一关键词的看法, 认为“距离”不仅成为现代都市的“情感特征”, 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无独有偶, 当代英国著名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在其代表作《星期六》中以成功的中年外科医生贝罗安在“星期六”这一天的生活轨迹为主线, 细腻而深刻地呈现出当代西方城市经验。本文将齐美尔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城市书写相互烛照, 着重探讨小说中所反映出的齐美尔关于当代都市背景下个体“距离”交际的城市社会学观点, 以及“距离”交际带给城市人独特的内心体验, 这正是作家对齐美尔式的城市社会学观念作出的回应和思考。
关键词：齐美尔; 城市社会学; 麦克尤恩; 《星期六》; “距离”交际;
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欧洲工业革命推动了都市化发展和传统乡村社会的解组。在此背景下, 大量人口涌向都市, 引发了一系列如城市犯罪增长、生存空间收缩以及人际关系冷漠等社会问题。1903年, 齐美尔发表了被西方社会学界认为是城市研究奠基之作的《都市与精神生活》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 提出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生活, 特别是大都市日常生活中个体间的距离交往, 并以此开启了学界对西方都市生活的广泛讨论。
随着都市化程度不但加深, 在城市化进程相对较高的国家中, 齐美尔所提及的距离交际亦正在被一些处于都市化进程中的作家们所感知。他关于“金钱理性”和“与人相对的客观精神”的论述则成为许多当代作家笔下对于城市描述的精妙注解。对于当代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而言, 他“对现代都市体验进行了最为前沿的探索, 而伦敦则成为其探索过程中的核心城市”[1]。麦克尤恩对伦敦的探索在代表作《星期六》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在小说中, 麦克尤恩以生活在伦敦的一位成功的神经外科医生贝罗安星期六一天的经历为主线, 对当代都市成功人士的精神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 并以此对当代都市文化进行深刻的挖掘与诊断, 这无疑使《星期六》成为剖析齐美尔对现代都市精神生活进行体验的最佳范本, 可以说齐美尔对都市社会精神生活的心理“诊断”与麦克尤恩对当代都市心理现象的挖掘和描述有着众多的思想共鸣。鉴于此, 本文将齐美尔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麦克尤恩的城市书写相互烛照, 着重探讨小说中所反映出的齐美尔关于当代都市背景下个体“距离”交际的城市社会学观点, 以及“距离”交际带给城市人独特的内心体验, 这正是作家对齐美尔式的城市社会学观念做出的回应和思考。同时期望能够引发对当代都市文化建构的深入思考, 对我国的都市文化建设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距离:现代都市的“情感特征”
齐美尔认为, 城市社会学应该研究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交往的基本过程、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 特别是人与人之间有意识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在当代大都市中,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大特点就是距离。在齐美尔看来, 距离是一种心理状态, 并非一个人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的程度或熟悉程度。距离太近, 我们就不能充分享受个人空间以及自由的交往;距离太远, 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必要基础则会消失殆尽。总而言之, 距离成为现代都市最显著的“情感特征”。
在《货币哲学》中, 齐美尔认为货币是让人们之间产生距离的重要原因。当前的货币已经日益脱离了它自身的表面价值, 而转化成一种单纯的价值符号,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只不过是货币经济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主要以货币为媒介, 是短暂的、匿名的, 不存在感情色彩, 也不需要情感上的付出, 在此过程中常常伴随的是金钱光芒笼罩下的冷漠与无情。事实上, 在麦克尤恩的早期小说中, 作家就已经注意到人与人之间所散发出的冷漠的金钱关系。在小说《只爱陌生人》中, 主人公科林和玛丽所在的威尼斯小城的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游客, 在楔形广场上“密密层层的游客川流不息地涌过阳光明媚的广场开阔地段, 要么就是呼朋唤友地停下脚步”[2]52-53。只要走出旅馆门口, 人潮拥挤的景象就会全然呈现。对于久居在这类旅游城市的居民来说, 他们每天迎接的不过是一批又一批的游客, 与游客产生交集的时候也不过是“以精确的口音说句:游客!”[2]50由于没有固定的城市居民, 城市的存在演变成一种由来已久的孤独, 每天都体验着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明、不同肤色的游客前来瞻仰继而离去的一种孤寂感, 社会交往中情感成分和个性化程度不断降低。不论是物理距离又或者是心理距离, 当代都市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冷漠, 他们无法交流和沟通, 也没有情感因素的存在。《星期六》中的主人公贝罗安在穿梭于伦敦的大街小巷时, 感受着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景观, 留恋地驻足在街边林立的商店旁, 甚至不由自主地发出如此感叹:“这是怎样的一种繁华啊!气派的店铺琳琅满目, 专卖包括奶酪﹑丝带和夏克尔式家具在内的各式商品, 让人看了犹如天堂一般地祥和……购物比祈祷更能让人满足。”[3]103由此可见, 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对金钱的崇拜使得人与人之间仅存的交流变成了赤裸裸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卖双方脸上洋溢的笑容, 不知有多少是对着对方, 有多少是向着那金钱的光辉。
另外, 随着科技的发展与信息获取方式的多样化, 当前都市中人与人之间越来越借助于电脑、电视等媒体设备进行交流, 日益强大的媒介削弱了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星期六》中, 当贝罗安于凌晨三点五十分在卧室窗前亲眼目睹一起坠机事件, 却怀疑是“是错觉”, 又或是“主观印象”。随后他来到儿子西奥房间准备与他交流这一消息时, “西奥已经拿起了饭桌上的遥控器, 打开了炉灶旁边的小电视, 之所以放台电视在这里, 就是为了这种突发性的新闻而准备的”[3]23。在此之后, 父子两人便再没有围绕此事有更多的交流。虽然父子二人对坠机事件都十分关注, 但是同居一个屋檐下的两人都过于依赖媒体来判断信息的真实性, 没有独立思想而只有公共化思想的都市人之间的交流, 必然演变为公共思想而非真实想法的碰撞, 结果将导致距离特征的产生。
齐美尔认为, 距离已然成为现代都市社会特有的“情感特征”。对此, 麦克尤恩以文学的语言进行了生动描述。
第一, 关于“广场恐怖症”。在都市中, 广场“是一个核心, 一个重要地区的焦点和象征”[4], 但齐美尔认为个体会在类似广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过于害怕接近对象, 同时也害怕对象靠近自己从而给自己带来痛苦, 因此距离是避免痛苦的最好途径。伦敦费兹洛伊广场是小说中反复提及的一处市政建筑, 它表面上和平而美丽, 总是牵引着主人公贝罗安的视线, “他看到步行广场上云母铺就的小径熠熠生辉;鸽子的粪便因为日久和寒冷而凝结, 几乎可以称之为美丽, 如雪花般飘洒在地面”[3]2。一场夜雨过后, “广场上的石板路和鹅卵石勾勒的排水沟在白色街灯的照耀下, 闪烁着洁净的光芒……空旷的广场显现出它宽广而简洁的建筑线条, 还有那庄严的纯白格调”[3]201。麦克尤恩看似赋予了广场这一场所极大的审美色彩, 但来到这里的都市人并不是在真实接触和交流, 而是上演“各种戏剧性的画面”[3]48, “广场的公开为个人的隐私提供了舞台”[3]48。另外, 广场也成为货币交换、商品买卖的场所, “两个穿着运动服的印巴裔的年轻人———贝罗安认得他们是在沃伦大街上报亭工作的———此时正在从卡车上往人行道上停的一辆手推车上卸货。……买主还没开张, 就已经有人围着手推车想买东西”[3]48-49。这里可以看到, 由于“广场恐怖症”, 广场并未成为人们展开真正交际的场所, 虽然人们频繁地穿梭于广场之中, 但他们仅是为广场上的舞台表演和商品买卖所吸引。
第二, 关于“畏触症”。“畏触症”, 即害怕过于靠近、接触的对象, 它既包括对他人的畏触, 还包含对物的畏触。这种害怕与他人或者他物发生接触的心理状态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它是人们在现代城市生活压力下感觉极端扭曲的外在反应, 同时也是一种心理距离的体现。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个体一方面希望主动了解和被了解, 但另一方面, 他们又害怕因为了解和接触而受到伤害, 所以, 现代城市人会选择用一种冷漠的态度同他人保持距离, 或者进行一种无关紧要、无伤大雅的交流。正如齐美尔所言, 冷漠已经成为“大城市特有的最无可置疑的”精神现象。《星期六》中这种冷漠甚至出现在主人公贝罗安与各个家庭成员之间。贝罗安及其妻子罗莎琳的生活和工作都集中在伦敦都市, 两人都是白领阶层, 每天往返于单位和家庭之间, 生活中没有任何交流, 连性生活都缺少默契, 巨大的情感距离矗立在他们之间无法逾越。不仅如此, 贝罗安无法与两个孩子间建立真正的交流, 与母亲无法沟通, 与岳父的关系充满敌意, 情感的麻木与默然正是快节奏、高压力的伦敦都市生活对都市人造成的负面影响。
对物的畏触是“畏触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日常生活中, 体现在家庭装锁、安装防盗门和窗帘等方面。小说中, 贝罗安坐落在伦敦富人区的豪宅便是一个例证。先来看看卧室里的窗户设置, “轻轻地拉开狭长的木制折窗……又拉开第二层百叶窗……然后轻轻地抬起玻璃窗”[3]2。正是一层又一层的窗户将贝罗安与外面的世界保持了距离。再来看看其住所的层层防御设备, “三只坚固的班汉姆锁, 两条和房子同龄的黑铁的门闩, 一个隐藏在黄铜外壳下的门镜, 一个电子报警装置, 一个红色的紧急呼叫按钮, 警报器的显示数字在安静地闪烁”[3]30。尽管他的家里有非常先进、严密的安全防御系统, 却也明确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冷漠无处不在。像贝罗安这样的精英人士与“套中人”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是借助高科技的层层保护将自己完全封闭在一个更大、更密封的套子当中。表面上看起来, 似乎在享受当代科技带来的舒适与美好, 而这种美好的感受完全停留在非人性的状态, 它不过是对当代都市生活中精细的科技分工的技术反射而已。
二、工具理性:现代都市人“距离”交际的产生
齐美尔认为现代性主要表达的是一种心理主义, 即根据我们日常的生活感触和心理体验来理解城市社会。在其城市社会学理论中, 齐美尔深刻分析了“距离”交际产生的原因, 都市发展虽然使人们彻底远离了自然状态, 但工具理性和腻烦态度等都造成了现代都市人的“距离”交际。《星期六》的故事背景设在伦敦这一繁华的商业贸易区和政治中心, 麦克尤恩借助贝罗安星期六一天的日常经历, 完美地诠释了以贝罗安为代表的当代都市人群的现代性都市体验和人格特征, 以此凸显了当代都市“距离”交际的发生过程。
在齐美尔看来, 货币经济的发展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引发了强大的工具理性, 正是在工具理性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 “理智至上”的现代人格特征被孕育出来。麦克尤恩在小说中对现代都市人受制于工具理性而产生的工作机械性予以了生动描述。在“星期六”这样一个本可以享受悠闲时光的日子, 贝罗安却仍然按部就班地僵硬地进行时间的规划:早上与妻子温情, 上午去打壁球, 下午去看母亲, 之后准备全家聚会, 这种被分割的生活断片和被程式化的时间安排将贝罗安彻底格式化为一台工作机器, 将这一天变成理性控制的标本。在开车去往打壁球的路上, 他看到都市中通达各方的公路, 便“觉得自己好像领会到了公路设计者的初衷, 就是要建立一个简单的世界, 人类必须屈从于机械。一个长线的转变让他经过一排排钢筋水泥的写字楼。现在还不到晚上, 可是早春二月的下午已经灯火通明了。贝罗安看到里面工作的人们穿戴如同建筑的模板一样笔挺, 个个坐在桌前, 面对着电脑, 仿佛今天不是星期六”[3]128。这段对当代都市星期六日常的描述无疑是都市个体工作机械性的绝妙阐释。在机械和钢筋水泥的切割之下, 人类的情感链接早已支离破碎, 标准同一化的空间形态强化了对效率的要求, 都市人在不断机械重复的工作节奏中日益沦为和电脑一样被格式化和客体化的机械零件。“在效率和功能至上的城市中, 僵硬而明快的空间是决定性的。不过, 它完全忽视了人和人的交流, 忽视了人同空间的细微体验。由于建筑变成了商品机器, 建筑中的人同样被当作标准化的人, 这样的空间和建筑思想就完全抹杀了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忽视了人的内在性。人沦为效率的牺牲品, 成为标准空间主宰下的被动的麻木的机器。”[5]这与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的题词遥相呼应:“人是什么?在某座城市中。在某个世纪里。在蜕变之中。在群体之中。被科学地改造。被有组织的力量统治。被滴水不漏地控制。生存在后机械化的环境里”, “孤独地走在人群里”。
工具理性对情感的压制同样也是麦克尤恩在小说《星期六》中所表达的重要主题。身为医学界的精英, 贝罗安理性地规划一切, 将理性思维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企图用逻辑理性按部就班地规划本该用于和家人情感交流的“星期六”这一天的生活安排, 然而逻辑永远无法预测生活, 其中众多的突发事件已经完全打碎了他对生活的理性规划;尽管他的豪宅里有着非常先进的安全防御系统, 但混乱却不受控制;强调自己的车是“有着长长的车头和大大的头灯……”[3]61的奔驰, 突出了其对物的迷恋, 只有牛顿与霍金的思辨才是其所能理解并认同的文化逻辑……这表明, 贝罗安对情感的本真体验在这个工具理性的逻辑思辨中早已被过滤得无影无踪, 理性正是韦伯所认为的现代人遇到的一个不得不入的“铁牢笼”。齐美尔认为, 都市社会生存着一种特有群体, 即“都市神经衰弱者”, 其神经反应和精神防线十分敏感而脆弱, 这正是由理性主义对都市人精神空间的统治所引发的。理智至上使得以贝罗安为代表的都市人的生活缺乏情感和冲动, 理智成为都市人心灵的主宰, 人继而变成精于算计的理性动物。在这个过程中, 作为现代都市人的生命体验结构中最重要的情感维度体验, 已经被都市人对于金钱和物质的理性精神所钳制。对于理智, 齐美尔认为, 这是都市人“意识的心理表层……他们不是用情感来对这些外界环境的潮流和矛盾做出反应, 主要的而是理智, 意识的加强使其获得精神特权的理智。因此, 对那些现象的反应都被隐藏到最不敏感的、与人的心灵深处距离最远的心理组织中去了”[6]。换言之, 理智代替情感成为都市人的“防卫工具”, 真正的情感反而被压抑在心理体验的最深处, 因此人与人在交流时自然也带有了“距离”特征。另外, 由于群体交往的范围扩大, 社会结构日益分化, 专业化和精细化的程度越来越高, 任何人看似是某一领域的专家, 但在其他领域却变成了“彷徨失措的门外汉”。对此, 齐美尔认为, “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已越来越少, 而专家型的人物却愈来愈多, 同时精细的劳动分工使人们看不到自己工作的价值, 工作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劳作, 没有激情, 没有创造, 有的只是机械的重复……更糟糕的是, 这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未来社会将比今天更糟”[7]。
在都市社会分工的大环境下, 工具理性以及工作的机械性和重复性造成个体的感知越来越弱, 对他人的行为和观点漠不关心, 这正是齐美尔认为的现代都市人普遍具有的“腻烦”态度, 其本质在于迟钝的辨别力。《星期六》中贝罗安是治疗神经衰弱这类疾病的医学权威, 在医学领域拥有不可动摇的话语权, 但在文学方面却是一窍不通的白痴, 他认为, 为消化《安娜·卡列尼娜》和《包法利夫人》中“那些错综复杂的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他的思维变得迟钝, 还浪费了他无数个小时的宝贵时间”[3]53, 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文学世界于他而言毫无价值。对于贝罗安而言, 文学“充斥了人为的弊病、太多的杂乱无章和牵强附会, 既没有展现出人类伟大的想象力也没有激起读者对自然无与伦比的创造力的感叹”[3]55。可以看出, 不同领域的人仅对自身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信息感兴趣, 人与人之间因为共同话题的缺失而逐渐导致交集和交流的不断减少,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也随之扩大。
三、保持距离:现代都市人的生存策略
随着都市现代性的展开, 心理距离在现代社会中不断蔓延和加剧, 都市个体之间越来越缺乏交流与沟通, 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齐美尔认为, 不论是心理层面又或者是物理层面的保持距离在都市社会中又是不可缺少的, 它成为现代人在物化的都市环境中所保有的一种生存策略, 其存在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距离可以实现对个体自我的最大保护。
当今都市人群集居的密度不断加大, 增加了人们接触和交往的概率和频率, 但这种都市社会中的人际交往更多地是基于职业的往来和角色的互动, 因而带有明显的短暂性、间接性、匿名性以及非情感性。另外, 大量人口向都市的涌入也给都市居民带来了大量刺激, 为了有效应对这些纷至沓来的刺激, 为了保存个性和自我意识, 都市个体会刻意地发展各种保护机制, 并在与他者的交往中创造一种距离。正如齐美尔所言:“因为都市中拥挤的人群和混杂的交往, 若是没有这种心理距离, 则就简直无法忍受。”[8]382不得不说, “距离”成为齐美尔论述现代性个体心理的关键词。
在当代都市中, 与他人保持距离就是自我保护的一层重要屏障, 齐美尔提出, “对现代生活形式而言, 这一屏障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若无这层心理上的距离, 大都市交往的彼此拥挤和杂乱无序简直不堪忍受。……如果这种社会交往特征的客观化不与一种内心的设防和矜持相伴随的话, 神经敏感而紧张的现代人就会全然堕入绝望之中”[8]388。与他人或他物保持距离, 个体得以返回自己的内心世界, 从而远离现代人口稠密的大都市中人与人之间肤浅与物化的货币交往, “距离”从而成为现代人在现代都市日常生活中保护自身的生存策略。
“距离”对都市个体的保护作用在《星期六》中清晰可见。小说《星期六》中最具有这类暴力倾向的莫过于巴克斯特这一重要人物, 一位患有“亨廷顿舞蹈症”的病人, 他的暴力行为主要体现在其与贝罗安医生发生的两次冲突中。第一次源于两人在大学街上发生的汽车刮擦事件, 小说是这样叙述其暴力行为的:“尽管巴克斯特视力有缺陷, 再加上他的舞蹈病让他的肢体不停抽动, 他直击贝罗安的拳头还是那么迅速和猛烈”[3]76。此时, 巴克斯特的两个朋友“挪了挪位置, 几乎对贝罗安形成两面夹击之势, 巴克斯特同时向后撤了一步。整个行动太明显又有点笨拙, 像孩子们跳的拙劣的芭蕾舞表演”[3]74。小小的汽车刮擦事件竟能演变成严重的暴力冲突, 不能否认, 此时巴克斯特因生理和心理缺陷所引发的行为的不可控性是导致这一暴力行为的根源, 但也正是因为他不经意的后退, 让贝罗安与其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才能让对方清楚地判断自己的病症, 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矛盾得以暂时的压制。不仅物理距离, 心理距离对城市中的个体也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小说中, 贝罗安的妻子罗莎琳和贝罗安之间保持了一定的心理距离, 贝罗安的妻子罗莎琳“甚至有一个星期她忙得都没时间见他。独处和工作与亲吻相比没有那么令她紧张”[3]39, 这正是一种心理距离的体现。罗莎琳正是通过不时地拉开与贝罗安的距离, 换言之, 保持与其之间的心理距离, 来试图减少二人之间的交往对其产生的巨大压力, 也让贝罗安最终抱得美人归。而当二者完全生活在一起之后, 空间上的亲密无间反而使得两人日渐疏离, 甚至连性生活都提不起兴趣。由此可见, 适当的距离有如空气, 虽不起眼却不可或缺。
四、结论
从齐美尔的“距离”理论和麦克尤恩的文学语言中可以看到, “距离”在带给现代都市人情感上的冷漠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都市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距离”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 它代表着人们向往自由空间的情结, 希望在机械化繁忙的城市生活之余保持独立的个人空间。不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 还是心理距离, 都有利于都市人群保持情感的平衡及人格的健全, 从而推动都市文化的和谐建设。都市文明建设的主体是人, 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自然成为都市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我国而言, 当前我国的经济技术飞速发展, 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 此刻中国与齐美尔所处的都市经济发展阶段具有某种相似性, 人类在享受城市带来的繁荣的物质文明的同时, 也发现随着城市规模越来越大, 人际交往的相关问题却越来越多, 由新媒体引发的种种事件真真假假, 让人应接不暇。齐美尔所留下的思想成果不仅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也有助于反思当前中国“距离”交际的现状。如何保持合适的人际距离, 尤其是在网络等非真实空间中的距离, 警示和防范工业化城市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这或许正是齐美尔对我国都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启迪价值所在。
齐美尔对现代都市“距离”交际的看法无不充溢着对都市社会与个体处境的人文主义关怀。城市与文学之间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城市生活为文学叙事提供了广阔而深远的表现空间。齐美尔关于城市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的阐释与麦克尤恩小说《星期六》中所描绘的景象完全一致, 都是一种“令人不安、令人心慌意乱”[9]的深刻情绪。小说中, 我们跟随作家麦克尤恩的脚步体察他对城市迷宫般街道的再现, 都市货币文化的破译以及对瞬息万变的现代性都市碎片采撷, 以主观的内在心理去感知在都市社会学家齐美尔眼中被分解为各种微小的都市日常生活的碎片化景观。但无论如何, 不论是作为社会学家的齐美尔还是作为文学创作者的麦克尤恩, 都对都市社会中那一个个“孤独地走在人群里”的“贝罗安”们的命运, 对当代都市里因充斥着货币经济、工具理性和腻烦态度而引发的“距离”交际充满担忧, 正是在此基础上, 齐美尔关于大都市生活的描述和作家的人文心态达成了默契, 这大概也是社会学与文学的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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