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 20、30 年代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由林兰编辑的 39 册《中国民间故事集》，被誉为“是民间 故 事 由 口 头 语 言 转 化 为 书 面 语 言 的 经典”、[1]以及中国民间故事收集与研究“第一次高潮期的标志性事件”.[2]
林兰不仅熟知民间文学由口头编辑成文字的原则方法，而且面向儿童、推崇幻想，从这 39 种民间故事集中选择八本编成“民间童话集”.这八本书分别是： 《换心后》、《渔夫的情人》、《金田鸡》、《瓜王》、《鬼哥哥》、《菜花郎》、《怪兄弟》和《独腿孩子》，总共收录童话 154篇。这些民间童话集一年之中多有再版，有的两三年中达到三版。有学者回忆，当时在中国大中城市就读的少年儿童，大都读过这套童话。[3]
由于编者精深的学术造诣和对民族个性的自觉追求，林兰童话无论是民间氛围的营造还是现代性话语的熔铸，相较于其后出版的童话集都更富成效，表现出中国民族童话经典的质素。林兰与格林一样，不仅具有为寻求民族个性而收集出版童话的觉悟，而且具有从儿童出发、经由儿童传承童话的意识，其故事质量和数量也并不逊色于格林童话。遗憾的是，这套丛书如今几乎淡出了中国人的视野，甚至遍寻全国各大图书馆也难以睹见。而目前，市场上中国民间童话出版物不仅寥寥，总体而言，仍缺乏如林兰童话那般文学韵味和文化韵味兼美的辑本。结果不可避免地，中国民间童话正在失去民众失去儿童。因此，对林兰童话的编写及其特色进行分析论证，或许能为如何通过民间童话的编辑出版充实儿童文学和文化领域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一、民族情怀与民族气息的充盈
林兰童话的征集出版是五四学者和出版人在启蒙话语背景下为追求民族的文化个性而努力的成果。
首先是周作人和赵景深等五四学人的童话理论为民间童话确立了“民族的文学”这一关键词。20 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从民间口传歌谣和故事中发现了民众的精神世界，并相信里面包含着足以令民族文化新生的力量。与格林兄弟从民间童话入手重构德意志民族精神一样，民国时期童话理论界和出版界也为童话的收集整理赋予了复兴民族文化、确立文化个性的使命。[4]
此外，外国人出版的中国民间童话也刺激了国内学界与出版界。林兰童话丛书主编赵景深就曾因费尔德在他的《中国童话集》再版序中说自己收录的故事是“连中国本国的书里也找不出来的”而不禁脸红；[5]钟敬文评论日本人编《支那童话集》时也遗憾地说“神话、童话、传说等，在中国学术界上，素来未有相当的认识与位置，所以它之不被人重视注意，那是当然的。但外国人却早在代我们留心了”.[6]但外国人编写的中国童话由于文化上的原因总是存在一些错误和不妥，最突出的是中国元素泛于表面，实际则为“西洋童话的乔装”.如亚当氏《中国童话集》[7]之《中国美人与鞑靼野兽》一篇，骨子里不过是美女与野兽型的西方故事，浸透着西方人的价值和观念。因此，中国学界和出版界更迫切地认识到需要有自己的故事，以使文化个性和文化身份的认同有所寄托。在此背景下，北新书局以林兰之名，在《语丝》杂志封二登出了一则“征求民间故事”启事，号召大家采录民间流传的故事，“用明白浅显的语言，如实写出，勿点染增益以失其真”.[8]“如实写出”原则反映了编者对本民族童话个性的认同与追求。编者在寄来的大量稿件中，选取地道的民间幻想故事，面向中国儿童，做成民间童话丛书，不仅解了民国学人因匮乏地道的中国民间童话而产生的文化饥渴，也为后人留下了优秀的传世之作。
林兰所编的童话丛书多是学者文人记录、编写之作。他们在录写民间故事时尤其注意故事的文化价值，如许地山谈及民间故事时所说“它虽是为娱乐而说，可是那率直的内容很有历史的价值存在； 我们从它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风尚，思想和习惯”.[9]童话作为一种文化事象，反映着一时一地独具特色的文化生活。林兰童话的文化个性十分强烈，其所蕴含的中国乡村特有的农耕文化色彩迥然有别于以狩猎文化为主导的西方童话。
西方童话如《格林童话》和《俄罗斯童话》多发生在狩猎的林中，林兰童话则多在灶边田埂等家中或离家不远处； 西方童话的主人公多是猎手、远游的王子和爱出难题的公主，林兰童话的主人公则多是农民、会做饭的田螺姑娘、会织布的仙女和会造房子的龙女； 《格林童话》的动物助手或对手往往是林中的狼、鹿和鹰； 林兰童话的则是祖先留下的牛、狗或被驯养的猫； 《格林童话》讲破坏禁忌最终能得到宝贝和助手，表现出狩猎文明的一往无前和无所顾忌； 林兰童话却反复提到破坏禁忌和失去宝物，带有勤勉的农人对不劳而获的担忧。
尤其突出的还有土生土长的道教形象： 林兰童话里的道教人物有慈眉善目的山中仙人、邋遢不羁的游方八仙、深藏不露的世外高人、顽强而富有斗争精神的女道、家常气息扑面而来的门神和灶神，还有扫帚精、耙子精等形形色色的精怪。具有道教色彩的宝物是仙丹，魔法是画符念咒，讲述中透着超凡脱俗的幻想和鬼灵精怪的美。总之，从幻想空间、幻想形象到幻想所由来的文化心态都可见出，林兰童话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与心态，散发着独具魅力的文化气息。
二、对故乡童话的深情与重复采录故事的见识
从林兰“民间童话集”所附书信文字和案语注释能感到，当时的文人学者在收集出版民间故事时有种实在而感人的情怀。
周作人在林兰编《蛇郎精》故事附录中写道：“我很想编一本小册子，集录故乡的童话，只是因为少小离家而又老大不回，所有这些东西几乎忘记完了，非去求助后生家不可。这项事业很值得专门 学 者 毕 生 的 攻 究，现 在 却 还 没 有 人 出来。”[10]64话里透着对“故乡的童话”的深情，也奠定了林兰征集故事的导向---由本乡人录写本乡之故事。林兰童话流传地域跨江苏、浙江、河南、广东、福建诸省，都由当地著名学者文人记录，包括钟敬文所录海丰汕美港童话、孙佳讯所录江苏灌云童话、古万川所录望都县童话等。记录者对故乡生活耳濡目染，对乡里的故事与风俗便能够娓娓道来、别有风味。《金田鸡》之《安置杀蛇》后记录者附录说，“据说，安置杀蛇时，正是过年的时节。所以如今我们浦江人过年时，不准叫去眠,都须叫’去安置,就自此故事而来”;[11]74同集《朱赖子的故事》记录者顾保琛注释说，“吾乡（ 如皋） 称无赖的人叫’赖子,’朱赖子就是朱家的赖子”[11]107……
这些附言案语同集中故事相映成趣，营造了一种听读书人话家常的讲故事氛围。由于林兰童话采用了吾乡之人录吾乡之故事的编写策略，加之各乡文人参与，使得故事类型得到了极大丰富。然而从这一乡到那一乡也总有些故事彼此雷同。一般而言，雷同意味着缺乏创造，往往容易被摒弃。而林兰童话的编者充分了解重复对于民间故事的重要性，并且将这一特点毫不掩饰地通过采录大同小异的故事体现出来。苏雪林在与周作人《关于菜瓜蛇的通信》中写道： “前读语丝杜鹃鸟和苦哇鸟两段记事之后，又见先生说起什么《蛇郎》内有以人化鸟之说，不禁使我忆起小时在乡间听见母亲所说的几种鸟和菜瓜蛇的故事来，便请母亲叙述一遍，照伊的语气，记录下来。”信的结尾又道： “当我听我那久病的母亲在雨窗灯影之下，怯怯弱弱的，用和婉的音调，叙述这些故事时，我恍惚又回到童年时代，心灵里充满了说不出的甜蜜和神秘的感想。故事的优美不优美，且不问他，但听讲时那一种愉悦，却是十余年所未曾感受的，因为她们能引起我过去的粉霞色的梦幻来！ ”[10]50-51苏雪林因为读了周作人在《语丝》杂志上发表的鸟故事而记起儿时听母亲讲的鸟和菜瓜蛇故事，于是请母亲再叙述一遍，并依照她的语气记录下来。周作人以为这种录写童话的方法甚为适当，可以作为编写的参照。林兰将其童话和信件一并收入集中，又将同类故事《蛇郎精》列于其后，并附记录者张荷致周作人信件说“读了雪林君的菜瓜蛇故事，不禁忆起儿时在故乡---杭州---听得的’蛇郎精来。这个故事和雪林君所述有很多雷同之处，然而正因为如此，才写出来寄给你……临了，我还希望大家把各人知道的故事写一点出来，不唯可供传说学者之研究，就是生命史上最初的一页童诗，也可很甘甜的回忆一下”.[10]61-62不避重复采录故事的意见导向十分明确。
经由文人记录的这些童话既带着母亲或乡民对孩子讲故事的语调，又透露出成人对于童年梦幻的爱悦，使得在文字之中增添了许多儿时的趣味和人生的况味。
三、现代精神的陶铸
林兰这些地道的中国童话、儿时听故事的甘甜记忆，经过五四文人的录写，不仅饱含着中国人的生活与梦想，尤为可贵的是，它还提供了面向现代的向度。不仅仅因为民间自有他不羁的个性和杂多的话语，也因为记录这些故事的人受到当时追求“人的解放”的文化氛围的影响。
林兰童话集中最突出的一篇是《换心后》，充分展现了“人的独立、自由与完备”这一现代核心价值观念对故事编写的启迪。《换心后》在一个传统的故事中，加入了对人的价值的追问。在讲述运用魔法使人复活的传统故事中，《换心后》增添了一个找不到腿的细节，儿子们用过路差人的腿来代替妈妈找不到的腿，差人则被装上了狗腿。
叙述者补充道“现在人喊差人叫做狗腿差，就是这个的来历”,通过狗腿这个怪诞形象轻轻讽刺了人性的被扭曲。鬼谷子使母复活的传说与此极为相似，然而叙述重心在于主人公的神奇法力，《换心后》则更多地聚焦于姑娘（ 母亲） 身上---强盗反复询问姑娘愿不愿跟他们走，她每次都拒绝了，直到最后一次强盗怒极带走她的心脏，儿子们给她安上狗心，她失去了说话和拒绝的能力，终于被强盗拐走。鲁迅在其小说、杂文中反复申论了“心夺于人”的惨痛，而林兰所选的这一则短小童话，对传统幻想情节略加变更，便将同一主题生动地传达出来。可以说，林兰童话为我们呈现了如何由民间故事的编写艺术地表达对人的独立和自由的思考。
在传统故事中贯注具有现代性的价值观念，民间童话才可能拥有强旺的生命。这一点经过格林兄弟对德意志民族童话的编写得到了证明。研究者们发现格林兄弟所收集的童话大多并非德国独有（ 其中不少具有法国血统） ,但是这一点仍然无法抹杀格林兄弟对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塑造和人们对格林童话作为德意志民族精神载体的认可。
既然格林童话来自一个不那么纯粹的德国传统，那么它的民族文化价值何在？ 主要在于格林兄弟对所收集的童话进行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改写，通过赋予人物以个性、赋予人物行动以各自的品质和目的，格林兄弟以自由、独立的现代精神诠释了德国的民族性。林兰童话的编写也透露了这种意识，在她那些大量的叙述获得宝物和通过考验获得婚姻的童话中，表达了对“成为人”这一事件的叙述结构和基本关怀，同样也包含着面对现代性问题的丰富经验。林兰童话中还有不少讲述“宝物的失去”和“妻子的离去”的故事，这类故事以不圆满的人生状态为结局，虽然没有提出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案，但是却毫不回避地指向了自我身份的迷失、性别社会关系的转变等现代性问题，述说了“个体的不完备”这一状况及其缘由。因此说，林兰童话作为中国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故事来自民众，濡染了本土的文化，更在于她通过采录与编写童话，使中国的民间童话向现代精神开放。
结 语
林兰童话，诚如万建中所言，“写定的理念和水平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即便是如今的许多民间故事记录文本与之相较，也是望尘莫及的”.[1]
不仅如此，目前市面上的中国民间童话辑本，也同样望尘莫及。她之所以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是因为编者（ 赵景深、李小峰等人） 在民间童话的收集出版中贯注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以本地文人录写本地故事的乡土情怀，并吸收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人的自由、独立精神的倡导，以现代之精神熔铸于童话之采编。不可否认，林兰童话中的一些篇目仍保留着宿命论、父权及与现实妥协的意识形态，需要批判对待； 语言文字带有民国文人的风格，为使现代儿童接受也需要适当改写。
但总体而言，林兰童话以类型丰富的幻想故事、历经淘洗而精彩圆融的故事情节，呈现了中国人的生活与梦想，触及了由此而面向现代的经验，以及经验中的问题，对于当下的中国民间童话编辑、出版乃至童书出版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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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景深。 童话论集[M]. 上海： 开明书店，1927: 55.
[5]赵景深。 费尔德的“中国童话集”[N]. 鉴赏周刊，1925-09-1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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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景深。 亚当氏的“中国童话集”[C]/ /文学周报（ 第八卷） .上海： 远东图书公司，1929: 143-147.
[8]郑土有。 研究者、编辑家、出版商共同构建的学术空间---试论民国时期上海的民间文学研究与书籍出版[J]. 民俗研究，2006（ 3） : 94-113.
[9]刘锡诚。 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郑振铎、赵景深及其他俗文学派学者论[J].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2） : 47-53.
[10]林兰。 渔夫的情人[M]. 上海： 北新书局，1930.
[11]林兰。 金田鸡[M]. 上海： 北新书局，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