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民间文人之间的交流是近几年来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方向，特别是随着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深入，两国的学者对于两国民间之间的交流特别是文化上的交流研究更加重视，在研究成果增加的同时也纠正了不少学术上的错误。中日文化交流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展开，但是这个时期主要是中华文明影响日本，而到了近代以后中日的文化交流呈现除了相互学习和影响的局面。
两国在打破闭关锁国的政策以后相互之间的政治和经济交流不断加深，特别是中日建交以后首届驻日公使对于两国的文化交流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但是在驻日公使到达日本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一大批文人达到日本，和日本的文人及贵族建立了友谊，在日本传播中国的古典文学和诗词，同时将日本的一些文化传播到中国来。其中王治本对当时的日本文化界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日本文化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
王治本（1835—1908）浙江慈溪黄山村（今宁波江北区慈城黄山村）人。家谱记载“：黄山庸德三子。
讳仁成，改名治本，字维能，号桼园，晚号改园。郡增贡生，候选库大使调充出使日本翻译生。知诗能文，伉爽不羁，往来日本三十余年，国人多与酬谢唱，或以兼金购其诗文。所著有《栖栖行馆诗稿》、《食砚斋文稿》等书凡四种。配陆氏，副室：日本风间氏、横井氏。公与陆氏合葬潭肚河之原。副室二氏俱出姓。子四：义巢、义明、义海、义江（义海、义江日本妾风间氏所出）。”
王治本是清朝末期东渡日本文人的一个重要代表，在留日 30 年期间留下了许多作品和足迹，成为现在人们研究王治本的一个重要依据。王治本到达日本不久晚清政府就和日本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由于与副使张斯桂是同乡所以同使馆的官员有一定的往来，当时东渡日本谋生和交流的文人也较多，王治本和这些人都有一定的交往，双方都留下了一些文学作品及日记来记叙这些事情。王治本本人的作品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现存世的只有《舟江杂诗》一卷、《食砚斋文稿》二卷、《栖栖行馆诗稿》八卷、《新泻新繁昌记》《笺注欧苏手简》四卷。其中《舟江杂诗》被王宝平教授收录在《中日诗文交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04 年 10 月），《栖栖行馆诗稿》原始诗稿有两卷藏于宁波天一阁，而《新泻新繁昌记》《笺注欧苏手简》四卷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这些文章当中现今面世的只有《舟江杂诗》，并且没有任何的相关研究，而其他的文章的研究更是没有展开。
同时和王治本同时代到达日本的文人对于王治本也有一些记载，1880 年畅游日本的李筱圃在他的游记《日本纪游》当中有这样的记载；“王惕斋来，言伊有族兄王桼园，现馆废藩源辉声家，专论诗文”，对于王治本有了第一的认识和介绍，在其日记当中对于王治本还有其他的记载。王韬在自己的《扶桑日记》当中也有多处记载王治本，但王文中将王治本记为漆园。现有的王治本和文人的交流都集中在王治本和日本文人和贵族的交流而忽略了王治本和同时期去日本的中国文人之间交流的研究。王治本和本国文人之间的交流也应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样可大大的丰富对于王治本思想的研究。
实藤惠秀是最早对王治本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在其研究大河内辉声的时候汇编了一本大河内辉声和驻日公使馆官员和文人的笔谈资料之时整理出了《桼园笔话》。并且整理和写有《明治日中文人的交游》，（《文学》34 卷 2 号）、《王治本在金泽的笔谈》《近代日中交涉史话》，对于王治本在日本时期和日本的文人贵族之间的交往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并且实藤惠秀还指出王治本在日期间进行了几次漫游，在日本各地都得到了当地文人的接待，并且留下了大量的诗歌和序跋。实藤惠秀先生在 1965年 3 月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介绍王治本漫游日本的情况并希望进一步收集王治本在日本各地活动的资料，在之后收集到一些关于王治本的资料和遗墨照片。利用这些资料实藤惠秀先生整理出王治本在日本活动的年表和几次旅行的大体路线如下。
但是在国内学者王晓秋认为实藤惠秀的研究当中遗漏了王治本在北海道的活动，在其《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当中指出王治本曾经于 1883 年和1884 年两度到过北海道的函馆。《函馆新闻》1883年（明治十六年，癸未）7 月 15 日报道：“在东京以诗文书画闻名的清客王桼园、王斝侯、王琴仙三氏昨日从新泻地方乘船来函。三氏在东京与文墨诸大家共游，诗书画均妙，是清客中屈指可数之人。本地文雅之士求其挥毫者一定很多。”
国内学者刘雨珍利用《大河内文书》和其他的一些笔谈资料汇编成了《清代首届驻日公使馆员笔谈资料汇编》，里面收录了大量王治本和大河内辉声、宫岛诚一郎、芝山一笑、增田贡等的笔谈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为王治本和日本友人之间的交流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目前对于这些笔谈资料的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笔谈资料的意义，以及黄遵宪和日本友人的笔谈资料研究，王治本的研究还未展开。本文将大量的利用这些资料来研究王治本在日本时期的生活和思想。
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1992 年第一版） 中的第七章民间往来第三节“漫步览胜蓬莱岛”当中对王治本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在《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历史卷》当中也有提及王治本，但是内容基本上和作者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相同。王晓秋教授的研究主要还是以介绍为主，深入的研究还未展开。
郑海麟教授在《清季名流学士遗墨》（《近代中国》第 11 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年）当中辑录了王治本致冈鹿门的四通信函，两首赠诗以及《赠言》题词。但在这本书里只是简单的收录王治本的一些遗墨，对于这些诗词和信函没有进行任何的研究，也没有对冈鹿门是为何人做任何的介绍。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王宝平则对王治本也进行了一些研究，而由于作者是做日语方面研究开始的，所以作者在自己的《甲午战前中国驻日翻译官考》当中对身为首届驻日公使馆的“学习翻译生”进行了介绍，其中对于王治本在日本时期的活动也做了一些介绍。作者提出王治本对于日本较为熟悉而被公使馆聘为使馆随员，向使馆的官员介绍了许多日本贵族和文人，并且为日本人题写了大量的序跋和评语。并且校订出版了一些介绍日本的汉文书籍。在王宝平的研究当中认为王治本是于 1907 年客死于日本，但是据王氏后人的回忆王治本是 1908 年死于家乡慈城黄山村。在对于王治本著作叙述中只提及了《舟江杂诗》而未提到将王氏族谱中提及的《食砚斋文稿》和《栖栖行馆诗稿》。
王宝平教授在《清季东渡文人王治本序跋辑存》（《文献》季刊，2009 年 10 月第 4 期）当中收录了大量王治本为日本人所做的序跋。作者收录的上起光绪三年（1877 年），下迄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横跨进30 年，内容涉及语言、文学、历史、书法等领域，全文以序跋时间排序。限于篇幅，王治本为《附评维新大家文抄》（松本万年，明治十年，1877）和《众教论略》（加藤熙，明治十年至十一年）所撰之序省略。
宁波江北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玉祥先生在《晚清王治本与中日文化交流》（《宁波通讯》2010 年第 10 期） 当中也对王治本做了一个大致的介绍，并且明确罗列出王治本现存世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所存的地方。在王玉祥的文中提到了王治本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并且简单介绍了两次日本友人来访王治本家乡黄山村的事情。但是和王晓秋教授的研究有很大的重合性，没有太多的突破，作者在文章的结束之时也希望王治本的研究能有更多新的发现。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张如安在《天涯随处著游鞭———宁波海外旅行家王治本事迹初探》当中对王治本也是做了一些介绍，和其他文章不同的而是这里开始关注王治本在去日本之前的一些人生经历。文中提到王治本原先家道殷实，拥有田百余亩、钱庄等店数家，在咸丰年间由于受到太平天战争的影响和家道中落。王治本的一等增广生，为了生计长期在杭州教授生徒。并且王治本生性好漫游，自称“天涯随处著游鞭”，且由于生计的原因最终选择东渡谋生。张文中对于王治本的介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展开，并且涵盖了王治本在去日前后的事情，是目前介绍王治本较为详细的文章，但是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还只是简单介绍了王治本的人生经历，对于王治本的思想等方面的介绍还十分缺乏。
慈城黄山村受到开放思想的影响，和王治本同时期还有两位族人同时东渡日本谋生，以为是王惕斋，一位是王琴仙。王惕斋的孙子王勤谟老先生出版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先行者王惕斋》（宁波出版社，2011 年）当中有许多涉及到王治本的介绍，但是这些文章也是对于目前对于王治本研究的只言片语，没有系统化的研究。因为是王氏后人的原因，王先生提供一些更多的资料和线索，为王治本的研究开辟更多的角度。
罗列了上面现今对于王治本的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出现今王治本的研究还处在刚刚开始的阶段，得到的成果有很多的重复，重点都是介绍了王治本在日本期间的一个活动，并且强调了王治本和日本文人之间的文学上的交流，而忽略了王治本在日期间和同时代去日本的中国官员和文人的交流，这样不能够全面的反应王治本在日本期间的思想。而对于王治本的研究大多从他人的记叙展开，对于王治本本人留下的文章作品少有研究，使得王治本的研究一直具有局限性。在对研究进行综述的时候我发现对于王治本家族的研究较少，并且王治本在去日之前的人生经历和思想没有任何的深入研究。同时王治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具体的贡献没有叙述，并且王治本及王氏族人东渡日本对于家乡黄山村及后人的影响未曾叙述。所以对于王治本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而王治本的著作和思想研究将是研究的一个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