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东方学(Orientalism)或东方文学(Oriental literature)研究和教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季羡林等先生为代表的几代中国东方文学的学者们,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关于这个领域的一些深度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要求我们做出反思和回答。
关键词：东方文学；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东方学(Orientalism)或东方文学(Oriental literature)研究和教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季羡林等先生为代表的几代中国东方文学的学者们,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关于这个领域的一些深度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要求我们做出反思和回答。
第一个是关于东方文学的立场问题。
当下国内学界有些论文和论着在谈论“东方”和“东方文学”问题时,很多人仍然不自觉地采用着西方学者的“东方”立场。例如,有些学者照搬赛义德、亨廷顿等站在西方立场上建立的“东方”话语,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他们的概念、学术观点等言说东方,评价东方文学。同样,我们现今出版的诸多版本《东方文学史》,也是照着所谓的欧美文学史的模式构成的。《欧美文学史》中的以上古、中世纪、近代(包括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构成体例和分期模式,基本上是被我们的东方文学的学者照搬到自己的教材中了。在文学的批评方法上,我们的教材也是大量地使用了欧美文学的语汇和概念,按照所谓的西方文学史批评概念来评价东方文学的作家和作品。举例来说,我们东方文学教材常常说某部作品赞美了人道主义思想、批判了不人道社会的罪恶。其实“人道主义”这个词就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应该看到,东方更讲究的是“仁爱”、“向善”、“爱人如己”、“忠孝节义”等等,这些词汇和西方的人道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再者,在谈到文学作品艺术特征的时候,我们的东方文学教材也是常常使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典型化”等概念和词汇,殊不知这些批评概念都是来自于西方的产物。这种批评模式,说到底还是参照西方文学话语来建构的。而其中表现的立场,也仍然是西方的立场。
除了采用西方学界的东方立场之外,还有些学者试图要寻找和建立自己的东方立场。其具体做法是把某些东方国家(如日本、印度、阿拉伯世界)学者的立场当成东方的立场。对此,我们不禁要问,真的有所谓共同的东方立场吗?换言之,东方世界真的有一个统一的立场吗?我们知道,即使在东方世界,也有对“东方”的不同认知。就是说,这“东方”究竟是中国人眼中的东方,还是日本人眼中的东方?是阿拉伯人观念中的东方,还是印度人意识中的东方,抑或还是非洲意义上的东方?其实,就是东方各个国家,今天的立场也是复杂的,存在着巨大差异性的。可见,这种努力也是徒劳的。
那么,我们要进行“东方学”或“东方文学”的研究以及学科建设的时候,先确定什么是自己的“东方”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主张,当今我们使用的“东方”概念,必须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必须是以中国人的特色话语来建构的,必须是基于我们的文化根基和现实需要所理解的和所建设的产物。例如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对东方社会的作用;东方历史发展特殊的维系方式、推动力量以及独特的思维方式,都需要我国的学者加以认真的考察。就文学而言,若从我国学者的立场上来看,东方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和西方世界大致相似的古代、奴隶制、中世纪、近代、现代和当代的那种清晰发展模式,也不会有与之完全对应的文学历史。因此,我们完全可以用更符合东方社会发展实际的“血缘氏族时期”、“血缘家族时期”、“以血缘为底蕴的民族形成时期”、“在血缘传统上发展起来国家时期”等概念或提法,来认识、分析和把握东方文学所产生的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和文本。或者说,我们还可以根据东方世界各个民族发展不同的实际状况,在此基础上也可以将其细分成“氏族部落时期的文学”、“游牧时期的文学”、“定居时期的文学”、“被殖民时期的文学”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浪潮中的文学”等发展阶段。因为这样更符合东方社会发展的实际。总之,我们的立场是为中国学者掌握话语主导权服务的。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文化话语权和文化主导权的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文化圈与东方文学的问题。
我们有些教材,一说到东方文学,就往往提到古代的四大文化圈,似乎今天的东方文化与古代的文化圈是一脉相承的。这其实是个误解,在我看来,自古至今,人类的文化圈经历了三个层次的建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古社会。最早形成的四大文化圈是围绕着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各自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形成的不同文化圈。第二次是指进入到中古社会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交往能力的增加,出现的更为广阔的文化交流,由此形成了更大规模的新的文化圈。如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佛教(包括印度教)文化圈乃至新儒学文化圈等等。这种新的文化圈,既是古代四大文化圈在中古社会发展延续的产物,也是新的文化圈建设的过程。这种新的文化圈的出现,反映了人类发展到中古社会之后的新状况,是与古代四大文化圈性质完全不同的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态。而到了近代社会之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加强,第二次形成的文化圈又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现代社会新的生产力所形成的新的思想观念的出现,逐渐导致了旧有文化圈界限的模糊,新的文化范畴的出现,于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概念得以形成。由此可见,“东方”或“西方”的概念,是在历史的发展的新形势下逐渐实现并形成其定义的。也可以说,这也就是今天的文化圈,即东西方文化圈。由此可见“东方”乃至“东方文学”(包括“西方”乃至“西方文学”)是近现代社会出现的概念。新出现的东方和西方两大文化,可以看成是今天的两大文化圈。这表明,今天文化圈的范畴,已经更加广阔,包容性更大了。可以想见,随着社会的更加进步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一个更大的文化圈的时代———人类文化圈的时代终将到来。
正如古代的文化圈不断影响、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各自不同的文化因子间不断出现相互冲突、吸纳、改造一样,现当代以来东西方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性质不同,在交流中也会出现取舍和改造的情形。例如,关于东方世界的现代启蒙问题就非常具有典型性。众所周知,西方世界的“启蒙运动”是18世纪法国工业革命的产物,而法国启蒙运动本质是用“无神论”观念进行的思想启蒙。可以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所产生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有神论”基础上的,是用“有神论”的观念对之进行阐释的。不管是自然神论还是宗教神论,也不论是泛神论还是一神论,都可以划入“有神论”的范畴。恰恰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科学的进步导致了“无神论”观念的出现。正是在这种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形势下,启蒙思想家才开始用“无神论”来启迪“有神论”造成的蒙昧(特别是宗教蒙昧),用在“无神论”基础上形成的新的理性方式思考问题,从而建立起了现代社会文化思想体系。而19世纪以后的东方世界,毫无疑问是受到了西方启蒙主义的影响。但要看到,东方对启蒙的接受,其实是实用主义的和偏重于政治化取向的。很多东方启蒙主义思想家和革命者,在介绍西方启蒙思想和启蒙观念的时候,恰恰将其最重要内涵———即新的“无神论”的知识体系丢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用单一的“政治启蒙”代替了思想观念中的“无神论”启蒙。因此,“革命”、“造反”、“建设新制度”等等成为东方启蒙主义者的主要目的和口号。启蒙在某种意义上说已变成政治革命的同义语或权力更迭的近似语。这样做所导致的后果是:虽然革命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但革命胜利以后,很多启蒙主义者仍然要拜倒在神的(甚至家族的、祖先的)观念脚下,甚至一些革命者也在胜利后仍然拜神求道、热衷于造神运动,这也是东方世界在今天仍然需要继续深入启蒙的原因所在。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不同性质的文化圈之间的交流、碰撞是其融合的基本形态。而恰恰是在这样的进程中,文化圈的范畴进一步扩大。
第三个是关于“东西方文明冲突”的问题。
近年来,关于“东西方文明冲突”一直是个热门话题。一般认为,文明的冲突主要源自于不同文化性质之间的冲突。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性质的不同使得冲突无法协调。例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就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上的冲突,而是不同文明性质间的冲突。这种看法虽然有些道理,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我认为,当前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在性质上是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冲突的。例如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认为安拉是至爱的化身,伊斯兰教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平等幸福的安拉的国。在佛教中,那些佛教徒们,尽管他们所信奉的神只与伊斯兰教不同,但建立一个幸福吉祥的“极乐世界”是和伊斯兰教的理想没有什么根本差别的。在信仰基督教的人看来,基督的“天国福音”无非也是告诉信徒们,在这个上帝的国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幸福。在这些不同文化体系中,我们能够看到它们在性质上有什么根本冲突吗?
既然不同的文明在性质上大体相似,那么当今的文化冲突又如此强烈,这该如何解释呢?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两点:第一,如果说不同文明间会发生冲突的话,那主要也不是性质上的,而是体现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自古以来,渴望美好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希望建立起和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乃至人自身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人类世界更加美好、更加幸福,是凡有文明以来的各个民族共有的情怀与价值理想,但问题则出现在如何走向这个最终价值理想的道路选择上。正是因为道路选择的不同,导致了走向这道路的方式方法的不同,并由此埋下了冲突的种子。当这些冲突的种子被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和经济上的利己主义者所利用的时候,冲突就开始发生或激化起来了[1]78-82。也可以说,现代社会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说到底是有些民族试图把自己选择的道路要强加给其他民族的结果。第二,不同的文明间之所以会发生冲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民族发展程度的差异造成的。文明的冲突说到底是发展不平衡的冲突。我们知道,世界上不同的民族,由于各种原因,使得各自发展的水平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例如,总体上说,西方世界在文艺复兴之后,尤其是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洗礼,快速迈进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此时的东方世界,仍然处在封建社会晚期和被殖民的社会发展阶段。这样,由于发展程度的不同,使得那些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一方面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要占有世界上更多的资源,从而具有强烈的掠夺性;另一方面,则又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高于其他不发达的国家和民族的优越性心态。而不发达的国家与民族,不仅在经济上处于被掠夺的状态,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则处于被压制和边缘化的状态。这样,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冲突就变成不可避免的了。试想,当今天的西方世界的社会已经进入到了后现代、后工业化时代的时候,它们所提出的社会发展标准和价值观念能与阿拉伯、印度以及非洲大陆国家的发展标准和价值观念一样吗?所以,究其造成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的根本原因,我更看重的是不同民族发展程度的差异。换言之,发展程度的差异是造成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冲突的另一根本原因。而发展程度差别所造成的冲突,就不是“东西冲突”而是“南北冲突”,即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冲突了。这一点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
参考文献
[1]刘建军.耶稣是被谁杀死的[J].山东社会科学,201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