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老"隆礼重法"与荀子"隆礼重法"的相同之处
1.特点---与时俱进、顺应时代潮流。战国末期，法家的法治思想极为盛行，这迫使荀子思考法治思想的合理性及现实价值，深入思考礼法关系，引法入礼。陈登元先生云":重礼者，儒家固有之见解，而重法者，荀子随环境而变化之一种结果。"任继愈先生说，荀子"用法治来充实改造礼治，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1].
汉朝初期，道家的理论独树一帜，同时也是最深刻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曾强调了道家对社会大变革的态度："道家使人精神专一……于时迁移，应物变化……因时为业…因物与合……圣人不朽，时变是守。"[2]
司马谈指出了道家"贵时主变"的一大特点，这种特点在他看来，主要是黄老一系。黄老学派在老子思想基础上对"时即变"的观念进行了更深一步的强调。"应化之道，平衡而止"",当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客观世界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行为来及时做出变化，做到"静作得时".至此，主张"虚静无为、清净自定"的黄老学派的思想，成为了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其法律思想也成为了正统的法律思想。
2.目的---维护各自所处时代的政权统治。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封建统治者采纳百家之言，上演着一幕幕失败或是成功的戏目。不论是荀子还是黄老学派，其所提出的各自的"隆礼重法"思想，虽然偏重点不同，但其目的都是为了顺应时代潮流，为当下统治者觐见箴言，维护自己所处时代的政权统治。
二、黄老"隆礼重法"与荀子"隆礼重法"的不同之处
1.二者形成背景不同。（1）黄老"隆礼重法"思想的形成背景。黄老之学源于春秋末期，起于战国中晚期，最初是在齐国稷下学宫得到流行，并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但是，具体出现"黄老"这一说法是在西汉初年。汉朝初期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需要，亟需实行一种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至此，主张"虚静无为、清净自定"的黄老学派的思想，顺应了当权者的政治统治需要，其法律思想也成为了正统的法律思想。（2）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形成背景。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战事频繁，分封制和宗法制遭到破坏，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土崩瓦解。诸子百家从时代要求出发，针对怎样才能有效协调社会关系各抒己见。
众所周知，荀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此时荀子已意识到仅仅依靠"礼"进行说服教化并不能扭转现在的局势，在融合了儒、墨、法、阴阳等各家思想观点的基础之上，尤其是法家"法"思想，加之其"性恶论"的观点，从社会实用性的角度出发倡导"隆礼重法".
2.二者理论来源不同。（1）黄老---道。战国中后期的黄老学派，讲求"执道",崇尚"无为",但其主旨却强调刑名和法治。正如在《黄老帛书》的开篇之作《经法·道法》中开篇即言"道生法",从而确立了"道"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黄老帛书》主张"道生法",从而也使得"法治"这一治国理念在宇宙观的高度有了理论依据，这就使法具有了神圣的意义。全能的"道",可以使执政掌权者通晓天地人鬼，从而使得军队的战斗力增强，通过作战打仗取得胜利，而使得国家强盛，人民生活安定富足，从而获治天下，即"抱道执度，天下可一也""圣王用此，天下服"[3]."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还要求统治者要做到"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首"[3]
,即处理政务以法律为准绳。（2）荀子---性恶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4]283荀子认为，人性是恶的，所表现出来的善都是虚假、伪装。人生下来就有贪图利益、爱好声色享乐的自然欲望，如果顺着这些内心自然欲望发展下去，不加约束，就会产生争夺、好声色、淫乱等罪恶行径，造成社会秩序紊乱。从社会实用性角度出发，荀子认为，正是由于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和人性中的"恶",才出现纷争，导致国家和人民的贫困。荀子看到了礼对人类欲求的有效调节，认为"人性本恶",只有用"礼"来"化性起伪",才能化解人的自然属性中无止的欲望，真正成为具有社会性的人。故人之"善"是"人为"的结果，即"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也只有通过礼义教化，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正所谓"国无礼则不正"（《荀子·王霸》）。
3.二者偏重点不同。（1）黄老---法主礼辅。《黄帝四经·经法·道法》开篇即言："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法来源于道，具有神圣性、公正性，因此应坚持以法度治国[5].《黄帝四经·经法·君正》中谈到":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3]71法律是最为公正的，不论是制定法律还是依照法律行事，都不可以任意乱为。黄老学说的法律思想是以道论法，即取道家的理论形式而灌注以法家法治理论的内容。其主张法律是"天下人之度量""、人主之准绳",并且要求统治者"明法修身"以为治。所谓"明法",一方面是指立法要明，即明确公告天下；另一方面是执法要明，尤其是强调最高统治者不可失法。此外，在承认"法"的权威性的同时，黄老学派也认可"礼"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黄帝四经·十大经·姓争》强调要做到法治和德治的统一，提出"刑德相养"的理论。《管子》四篇还主张要把道与义、礼、法结合起来使用。《心术》中讲到："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大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6]279在《心术》看来，道、德体现在社会领域，首先表现在对君臣、父子之间关系的定位之上。职位上升抑或下降，行为等级上的尊卑关系以及关系的亲疏远近称之为"礼",惩罚杀戮称之为"法".从此中可以看出，"义"、"礼"、"法"三者的关系是"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道者也",即"礼"、"义"是以"理"、"道"为依据的，故"礼"、"法"并不矛盾，都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2）荀子---礼主法辅。"礼"在荀子的思想中是居于首位的",法"次于"礼"",礼"先于"法","法"源于"礼"."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也，治之始也".[4]100在制定法令时，必须以礼义为依据，"法"是服务于"礼"的。"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礼义生，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在于能够约束自己内心深处贪图利益、爱好声色享乐的自然欲望，从而使自己从"善",进而制定出礼义，依据礼义来制定法律制度用以约束人们"恶"的行为，使人们向"善".
三、礼法思想对当下中国法治的影响
1.当下中国礼法现状分析。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更要重视法治建设，这也是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我国有着长达五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历史长河中，君主专制始终是历史的主旋律，"三纲五常"、"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一系列思想，传递更多的是君主权力的神秘化、权威化，森严的等级秩序，以及"愚民政策"、"大一统"等强制性政策的推行，使得人民思想蒙昧，"人治"和"官本位"思想盛行，以至于社会发展到现在，仍然存在"人治"的印记。而与此同时，西方社会更早的结束了所谓的"人治"专权。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理念的提出，指明了我国的建设发展方向，即要建设法治国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又进一步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社会越进步，就越需要处理好德治和法治的关系，也就是说，要立足当下社会实际情况，切实处理好"礼"和"法"二者的关系。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社会应践行黄老"隆礼重法".践行黄老"隆礼重法",从国家机构组织角度来看，我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要深入群众，切实了解法律的空白之处，及时准确地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制订出规范化的法律条例；执法机构的执法人员在自身遵守各种法律条例的同时，严格按照法律条例从严执法，切不可在执法过程中徇私枉法，运用自身的职权谋取不当利益；司法机关同样也要遵循法律法规，让违法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惩罚，同时保护权益受损一方的正当合法利益。另外，相关部门也要积极做好提高人们思想道德的宣传工作，借助道德的力量来提升人们的思想素质，增强人们的守法观念。从作为主体的公民个人角度来看，要增强自我的法律意识，提升法律素养，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侵犯他人的合法利益。同时，要提升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遵守社会文明规范，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定富足既需要"法",也需要"礼".
法治属于政治文明，重在制度建设；德治属于精神文明，重在素质建设，在制度与素质的关系上，当然是制度更为重要。邓小平同志曾强调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法治和德治的关系中，显然，法治更为根本。处理好"礼"与"法"的关系，以"法"为基础，在"法"的范围内充分发挥"礼"的作用。这也就是说，黄老的"隆礼重法"相对于荀子"隆礼重法"思想来说，更符合当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法治社会的需要，更有利于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陆建华。荀子礼法关系论[J].安徽大学学报，2003.3（2）。
[2]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3]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商务印书馆，2007.
[4]荀子[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5]王威威。韩非思想研究：以黄老为本[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管子[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