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指社会制度、礼文仪式和关于“礼”的理论。《汉书·艺文志》载《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注：后氏、戴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后仓弟子，三家立于学官。《士礼》十七篇即今《仪礼》。戴德所传为《大戴礼记》，戴胜所传为《小戴礼记》，即今《礼记》。《礼记》内容庞杂，各篇作者与时代不明。《曲礼》上下及《檀弓》上下保留了孔子与弟子讨论丧制等的材料。《缁衣》《表记》《坊记》体裁、内容相似，为先秦作品。郭店楚简有《缁衣》。汉代，《易》有孟喜、京房《易说》；《春秋》有董仲舒《春秋繁露》；《诗》有辕固生《齐诗》，申公《鲁诗》，韩婴《韩诗外传》《内传》；《礼》不应无汉人之说。事实上，《礼记》中《王制》为汉博士编撰。除《王制》外，有学者指出《礼运》为汉人作品。
也有学者认为《礼运》为《孔子家语》中的一篇①,《孔子家语》与《论语》同为孔子与弟子论学论礼之言，非汉人所为。本文认为《礼运》出于西汉，乃汉儒采辑和编撰，其中有采自先秦文献的，有表述汉人自己观点的。后者最为重要。
一、对“大同”“小康”的论述
《礼运》可分四大部分解析。第一部分是首段对“大同”“小康”的论述，极可能是汉人编撰，出于汉人手笔。第二部分讲天地阴阳之大礼乐观，是汉人的新观点。第三部分从“礼之初，始诸饮食”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共三段，采自先秦儒家文献。第四部分论礼的功用及大顺境界，渗透天人感应，反映汉人思想。这种既采辑又申述己见的体裁，也见于大小戴《礼记》其他篇中，兹不详述。
《礼运》第一部分讲“大同”,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很大。作为政治理想，“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一直为国人所向往，至近代，康有为、孙中山皆举以为旗帜。文曰：昔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同”社会，人人相互友爱，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没有私有财产观念；没有盗贼，也没有刑罚刀兵。首领由推选产生，不是世袭的。故“大同”之世不需要礼，人们也不知道什么是礼。但这样的时代无奈失去了，社会进至了“小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小康”社会产生了“礼”.它的特点：1） 王位家族相传，也就是“世及”,不再是选贤与能，天下为公了。2） 财产私有，于是有盗贼抡夺，不能不设立刑政赏罚，以至发生战争。故“谋用是作”“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礼义”和谋用、城郭等类似，是巩固统治、维护私有制的工具。3） 具体言之，“礼”是夏、商、周，由“六君子”制作的。“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礼运》赞扬“天下为公”,当以五帝为背景。有如《白虎通》所说：“五帝无有天下之号何？五帝德大能禅，以民为子，成于天下，无为立号也。”（卷一）但《礼运》对“大同”的描述，画龙点晴地突出了“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这一点，是强烈地有感于“乱世”,与之对比而说的。
在“小康”的论述中，它肯定了“礼”的必要性，但和孔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精神大不相同。又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六君子”,也和孔子对先王的崇敬态度不同。
“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有点类似老子“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意味。
帛书《易之义》说：“《易》之兴也，其当纣之末世，周之盛德耶？！”韩非说：“易去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社会大变化，使人们能以历史眼光观察事物，观察“礼”的沿起和变化，这是思想的一大进步。
汉初儒者经历秦朝变古易常的暴政，又经历黄老无为、实尚法术引起的种种社会无序和矛盾混乱，强烈要求复古，谨守礼制；同时也以“天下大同”“尧舜禅让”为政治理想，如《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记眭孟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
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这亦可能是《礼运》将“大同”置于首位的时代背景。
二、天地阴阳之大礼乐观
《礼运》第二部分的核心内容是表述天地阴阳、天人同类之大礼乐观。这不可能是孔子思想，也不可能是先秦阴阳家思想。
先秦，孔子、孟子、荀子对“礼”的论述虽有不同，但皆从人情和社会论“礼”.孔子、孟子以亲亲为基础，立礼于西周宗法社会之血缘亲情世界。荀子以“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论礼，亦是从社会立论；讲“礼有三本”,则从报恩讲礼。《礼运》与之不同，适应新形势，以阴阳五行论礼，“天人同类”,亦以此论社会之礼，表现大统一后以郡县为基础之天人一体的大礼乐观。汉人释《春秋》，释《易》，释《尚书》等皆使用此种思想范式。其关键的论述是：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以“五行之秀”为人之贵，预设了“木仁、金义、火礼、水智、土信”,人生而具五常之伦理道德。以此讲“人”之“秀”,和董仲舒“天地之性人为贵”的思想一致。
故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阙。五行之动，迭相竭也。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五味、六和、十二食，还相为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故圣人作则（即制礼--引者），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
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以阴阳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时为柄，故事可劝也；以日星为纪，故事可列也；月以为量，故功有艺也；鬼神以为徒，故事有守也；五行以为质，故事可复也；礼义以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为田，故人以为奥也；四灵以为畜，故饮食有由也。何谓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故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凤以为畜，故鸟不獝，麟以为畜，故兽不狘，龟以为畜，故人情不失。
这大段论述中：
1）“播五行于四时”,是董仲舒“天地之气，合而为-,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法之浓缩，非先秦《尚书·洪范》之“五行说”,亦非邹衍之“五德终始”和《吕氏春秋·十二纪》《准南子·时则训》及《月令》之死板固定的政令安排。“播”是动词。“五行”指金木水火土。“五行”不是“元素”,也不是按方位时令排列的“德”,而是一种随阴阳运行的“气”.如《春秋繁露·天辨在人》所说：“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从阴阳，相与一力而并功，其实非独阴阳也，然而阴阳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阳因火而起，助夏之养也；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阴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阴虽与水并气而合冬，其实不同，故水独有丧而阴不与焉，是以阴阳会于中冬者，非其丧也。”（《天辨在人》）此非先秦《尚书·洪范》之“五行说”.
2）“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这是京房音律思想之概括。先秦音乐史，《管子》讲五音六律，《吕氏春秋·地圆》讲十二旋宫。京房由五音十二律发展为六十旋宫（见于《后汉书·律历志》）。京房自谓学于焦延寿。由此可确证，《礼运》是汉代作品。
3）“故人者，天地之心”.《复卦·彖传》说：“冬至一阳生，乃天地之心见也。”董仲舒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仁，天心。”（《春秋繁露·俞序》） “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礼运》讲人为“天地之心”,反映了这一思想。意思说，天地以生物为“心”,“人”乃天地之心，因“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是天地完成万物之生养成育所不可缺少的关键。
4）“而五行之端……四灵以为蓄”.董仲舒说：“天有十端。”“天、地、阴、阳、木、金、水、火、土，合人而十者，天之数毕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人”在“十”之端，万物不在“十”之内。《礼运》说“人”是“五行之端”.因其如此，故“四灵以为畜”.“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土”居于最高端，代表人。“四灵”:苍龙属木，凤凰属火，麟属金，龟属水，皆为“人”服务。
《月令》以麟、羽、夥、毛、介为五虫，配春、夏、季夏、秋、冬五季。《淮南子·天文训》说：“太阴在寅，朱鸟在卯，勾陈在子，玄武在戍，白虎在酉，苍龙在辰。”以朱雀、玄武、白虎、苍龙为“四灵”.文帝时期汉汝阴侯墓《太乙九宫栻盘》，以青龙、白虎、皇德、玄武为“四灵”.“皇德”即朱雀。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说：“司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汉为火德，故称朱雀为“皇德”.“四灵”反映了这一时代背景。以麟代白虎，道德色彩更浓。《诗·周南·麟之趾》：“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毛诗注》：“麟，仁兽也。”“龙”亦仁兽。帛书《二三子问》：“龙大矣……”《礼运》“龙以为畜，故鱼鲔不淰”,说法与此相类。神龟占卜而知吉凶，故使“人情不失”.这样讲“四灵”,是汉人以道德配五行之影响所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