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汉日情态共现的研究现状谈起
在汉语和日语中情态标志1共现都是常见的语言现象,但汉日情态标志的研究情况非常不同。
在汉语方面,情态共现较受研究者重视。汉语是孤立语,形态不发达,句子结构和语序对于语义具有重要影响,汉语语序本身是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情态动词共现形成的复杂结构容易引起语言学家的关注,因此汉语情态动词2共现领域的研究比较丰富,例如Guo(1994)、吕叔湘(1980)、刘月华(1983)、马庆株(1988)、齐沪扬(2002)、彭利贞(2007)、宋永圭(2007)等。
而在日语方面,日语的情态标志共现语序方面的研究在近四十年的日语情态研究领域中并未受到重视,主要原因在于日语是形态丰富的语言,语序相对自由,在句法上语序不作为区分语法意义的手段;日语情态标志的语义范围相对明确,相对容易界定;日语情态系统庞大、情态标志为数众多、功能复杂,长期以来,对于情态标志的意义功能的相关研究是日语情态领域研究的主体。
进行汉日情态共现对比研究的出发点是为了探究母语为汉语的日语学习者在日语情态共现习得上极其困难的原因。汉语和日语的情态共现都存在着客观规律,本文尝试从对比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角度对汉日情态标志的共现语序、共现语义等进行对比,从中发现了非常有趣的语言现象和耐人寻味的语言规律,并对当前的教学实践起到理论上的指导作用。
2.从宏观角度看汉日情态共现的异同
根据汉语和日语两种语言的特性表现,我们发现汉、日情态共现形式在句法排列中的差异性远远多于相似性,有些差异甚至截然相反。下面我们从共现类型、共现项数、句子结构、共现顺序、共现语义等角度来观察汉、日情态共现表现出来的异同。
2.1共现类型和共现项数
在共现类型方面。根据情态动词在句中的位置,汉语的情态动词共现类型有“间隔共现”3(例1)和“连续共现”(例2),其中连续共现是本文对比研究的对象。连续共现指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的情态动词连续出现,例如“应该要、应该会、想要、可能要”,连续共现的情态动词需指向共同的句子核心。日语的情态标志共现亦有间隔共现(例3)和连续共现的形式,其连续共现的形式之间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形态变化完成黏着,但不同的共现形式的黏着紧密度呈现强弱不同的分布。连续共现形式大致可分为固定倾向型(例4)和联合表意型(例5),其中固定倾向型包括固定度高低两种类型,联合表意型的情态共现则组合的自由度较高。
从共现项数看,汉语的连续共现主要是二项、三项情态动词的共现,四项(例6)及四项以上的连续共现形式较少见。日语的共现一般是二项、三项、四项情态标志的共现,五项(例7)及五项以上的连续共现形式较少见6。
2.2 句子结构
有必要首先提起汉日(单个)情态标志与动词之间的层次结构关系。刘月华(1983:108-109)认为汉语的情态动词在句子中做谓语,其宾语为动词(短语)、形容词(短语)、主谓短语。情态动词的宾语包括它后面所有的词语(情态助词除外)。有时情态动词的宾语本身又是一个动宾结构。汉语的情态动词可以单独使用。在日语方面。“学校语法”7认为(情态的)“助动词”是一个附属词类,本身具有时(tense)、体 (aspect)、态(voice)、语气(mood)的变化。日语的情态标志不是修饰动词做状语,但情态标志也不能够像汉语的情态动词那样脱离谓语单独使用,因此日语的情态标志与汉语、英语的情态动词不同。日语的情态标志可以与动词、形容词、名词类共同做谓语,当情态标志前部接续为用言(日语中具有活用形的词类)时,情态标志的地位次于用言,起辅助作用;当情态标志前部接续体言(日语中类似于名词等不具有活用形的词类)共同做谓语时,情态标志的地位相当于谓语动词。
在既有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汉语的情态动词和日语的情态标志与动词的结构关系有所不同,而当我们在对比二者的情态标志连续共现时发现二者的句子结构本质上是相同的。
马庆株(1988:18)用结构嵌套的格式对连续共现的组合层次进行了论述:总是最后一个能愿动词同其后的谓词或谓词性结构先组合成能愿结构,然后才同前面的能愿动词发生组合关系,形成复杂的能愿结构。我们可将例(8)的结构嵌套格式分析作如图1所示。
日语情态标志共现形成的结构可用时枝语法的套盒型句子层次结构理论解释。時枝诚记(1941)认为,(日语)句子的本质是“词”与“辞”的结合,“词”表示“概念或表象”,是客体性表达;“辞”表示“主体的总括作用”,是主观性表达。套盒型结构即“辞”包含“词”的结构。其观点由仁田義雄(1991)等所继承,后者提出情态(言表態度)包裹命题(言表事態)的句子层次论。例(9)的分析见图2。
通过图1和图2可以看出,以V(VP)为中心,汉语和日语的情态标志连续共现均具有套盒型的句子结构,V(VP)与其距离最近的情态标志(AUX1)结构最紧密,“V(VP)-AUX1”结构进而被AUX2所包裹,如此类推,如图3所示。
从线性结构来看,汉语和日语的情态标志连续共现的区别在于语序的不同,汉语是:S-AUXN-AUXN-1-(AUX*)-AUX2-AUX1-V(VP),日语是:S-V(VP)-AUX1-AUX2-(AUX*)-AUXN-1-AUXN。当主语隐遁时,汉日则呈现相反的线性结构。
2.3 共现顺序
当情态标志连续共现时各情态标志之间的排列是否存在一定的顺序汉语和日语的情态标志共现的顺序各自如何呢汉语方面的既往研究比较丰富,Guo(1994)、宋永圭(2007)、彭利贞(2007)等研究指出,汉语情态动词的情态共现遵循“认识情态(epistemic)>义务情态(deontic)>能动情态(dynamic)”的排列顺序。彭利贞(2007)认为,汉语的情态动词之间存在着“义务>义务”,“认识>认识”、“能动>能动”的同类共现,也存在着同类情态类型的内部组配,如例(10)。
(10)谁可能 会 愿意干涉他的私事(《生活在别处》)(认识情态>认识情态>能动情态)在日语方面,关于情态共现语序的系统性研究不多。王晓华(待刊)通过语料库数据统计分析得出日语情态共现的顺序规则,其中联合表意型的异类连续共现的顺序为“能动8>义务>认识>说明”或“能动>义务>说明>认识”9(见例11、12)。日语的情态标志的同类共现的类型有:认识>认识(はずだろう),说明>说明(わけなのだ)。同类共现有条件限制且数量不多。
我们目前从汉语、英语的情态研究中未能找到类似于日语说明情态的情态类型,加之日语的说明情态是否成立尚存争议,我们暂且不考虑说明情态。
综上,汉日情态标志连续共现的顺序为:汉日的情态连续共现都存在异类情态类型共现或同类共现的情况,但汉语和日语的情态标志连续共现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排列顺序,即汉语的情态连续共现的排列顺序为“认识情态>义务情态>能动情态”,而日语的则为“能动情态>义务情态>认识情态”。
2.4 共现语义
情态共现的形式是为语义的表达服务的。从理论上分析,情态共现的形式必然可以表达非共现情态标志所无法表达的语义。那么情态共现的语义表达机制是什么呢是否是不同情态语义的相加呢实际语料告诉我们,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先看日语方面。日语的情态连续共现可分为固定倾向型和联合表意型两种类型。其中固定倾向型(例如のか、のではないか、よね、ものか、ことか;~てくれるか、~てくれないか等),其本身可视为一个整体,即整体表达某语义、功能,例如ものか表示“反语”,ことか表示“咏叹”。联合表意型则顾名思义为不同的情态标志连续共现,各个连续共现的情态标志的语义发生变化或者可能不发生变化,从而共同产生某种“整体功能”或语义叠加、联合等情形。日语的联合表意型的情态共现存在同类异义的共现形式,例如かもしれないだろう、ものなのだ,但不存在类似于汉语的“应该要”([义务]>[义务])“必然得”([必然]>[必然])这类同类同义的共现形式。换言之,日语联合表意型的情态共现的各项一般表达不同的情态语义,但各情态语义的地位并不相同。情态共现的语义表达是为了整个句子的意义表达服务的,一种类型的句子一般只凸显一种情态意义(例13、14)。我们也可以在实际语料中得到佐证,例如日语的祈使类情态标志不与义务、认识、意愿情态共现,是由于祈使类情态标志参与构成祈使句,而一个日语句子只能采用祈使句、陈述句、意愿句中的一种类型。凸显哪种语义依赖于语境、话语目的等因素。不被凸显的情态标志的功能在语义域大小、语义射程等方面可能发生变化,从而表现出弱化、虚化或功能转换的现象。
汉语与日语在情态连续共现的顺序等方面表现出了差异,但在共现语义表达的问题上则表现出一致性。我们通过语料的观察分析可以发现,汉语在语义表达方面也同日语具有相同的情形:当情态动词共现时,情态动词之间相互作用完成整体语义的构建,一个句子一般凸显一种情态语义(见例15、16)。但汉语的情态标志不及日语数量多且不具备形态变化10,通常只能通过有限且数量相对少的情态标志表达无限的语义,因此汉语的情态标志的组配方式更加形式多样,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汉语情态的连续共现中存在着日语中不存在的同类同义的共现形式。
连续共现的各个情态动词在句子语义的构建过程中大多力量分布不均,各情态动词的语义可能出现语义的 “强化”、“叠加”、“弱化”、“融合”等情形11。(15)我们应该 要铭刻在心,大有受用。(《佛法概要》)(突出必要的情态语义)(16)卡修国王的确不会被威胁,但应该会愿意进行协议的,这是贤明的君主理所当然会下的决定。(《罗德岛战记》)(凸显“愿意”)
3.从类型学的角度看汉日情态连续共现根据
2.3节的考察,汉语与日语的情态标志连续共现的线性顺序呈相反方向。这个结果反映了汉语与日语的巨大差异,但是汉语与日语看似截然相反的现象后面隐藏着一些规律,这些规律也反映了人类语言所蕴涵的共性。
在探讨汉语与日语的类型学共性之前需要预设的一个前提是:汉语是SVO语序,日语是SOV语序。我们知道,语言事实是丰富的、千变万化的,无论哪种语言,都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系统,语序的倾向是相对的。例如桥本万太郎(1977/2008)提出汉语存在“北方型”和“南方型”,金立鑫、于秀金(2012:22)指出普通话中存在VO和OV倾向。在无法穷尽描写语言现象的情况下,鉴于目前汉语是SVO型语言的观点被普遍接受的现状,我们这里基于日语属于SOV、汉语属于SVO型语言的观点,从类型学的角度对汉日情态标志连续共现顺序进行探讨。
根据Greenberg(1963/1966)对19种语言的统计,SVO型语言的情态动词与动词的顺序是Aux+V,SOV型语言则是V+Aux(桥本万太郎1977/2008:34)。很明显汉语和日语的情态标志与动词的顺序符合该类型学特征。
桥本万太郎(同上:21-22)提出日语是典型的逆行结构语言,一个句子的左边部分和右边部分都向左分枝,修饰语都依次置于被修饰语之前。汉语的动词短语基本上是顺行结构,即宾语或补语之类修饰动词的成分,无论如何都放在所有动词的后面。在某种自然语言的各种结构里,如果有些部分是顺行结构的话,那么其他部分也常常是顺行结构;同样,如果有些部分是逆行结构的话,其他部分也常常是逆行结构。根据桥本的研究,如果命题部分结构汉日呈相反顺序,那么情态部分结构汉日呈相反顺序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非常符合汉语和日语的认知机制与思维逻辑。
基于汉日情态标志与动词间的层次结构关系(见2.2节的讨论),以及从类型学的角度探讨需建立共同的比较平台,本节将日语的“用言”作为V或VP,以情态标志Aux和动词V为例进行阐述,不涉及日语中的N+Aux的类型。
Sweetser(1990:49-75)认为,英语情态动词的发展顺序是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dynamic)>社会世界 (social world/deontic)>认识世界(mental world/epistemic),Van der Auwera &Plugian(1998)在情态的研究中使用了语法化链(grammaticalization chain)的概念12,语法化链的顺序是能动情态→义务情态→认识情态 (Bybee 1985:166;Bybee et al.1994:241-242),即认识情态是对人的内部世界的描写,义务情态反映社会世界,能动情态反映物理世界,从“能动→义务→认识”的顺序是客观性减弱、主观性增强的过程。虽然汉、日情态标志的连续共现顺序相反,但如果我们以V(VP)部分为中心,则会发现有趣的语言现象。
汉语的情态动词位于V(VP)部分的前部,且主观性越强的情态动词越容易处于前面的位置,日语的情态标志位于V(VP)部分的后部,且主观性越强的情态标志的位置越靠后,换句话说,汉日的情态共现都遵循语法化链顺序,主观性弱的情态类型离V(VP)部分近,主观性强的情态类型距离V(VP)部分远。以V(VP)部分为中心,汉日情态标志的连续共现呈现出了一个镜像映像(图4)。
至于为什么主观性弱的情态类型离V(VP)部分近,我们可以借助距离象似动因的理论来解释。距离象似动因认为“在功能上、概念上或认知上更接近的实体在语码的层面也放得更近”(Haiman 1983:782-783)。之所以是能动情态比认识情态更接近V(VP),是因为能动情态反映物理世界的情态类型,在认知上与命题部分反映客观世界的V(VP)最接近。
那么我们又能从主观性强的情态类型在句中所处位置中得到什么信息呢我们借助于语义作用域来观察,先看形态发达的日语。日语句子末尾的情态类型主观性最强,其情态语义的作用域也最大,情态语义可以将整个句子包含(图2)。汉语的形态不发达,实际上也存在这样的语义层次,这与2.2节中所分析的汉语情态动词连续共现的结构相符合。
先大后小是汉语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修饰语排列顺序,根据语义作用域的大小,我们发现汉语离V(VP)部分远的情态动词的语义作用域大。同样以V(VP)部分为中心来比较汉日情态标志的作用域,我们发现情态标志与V(VP)形成包裹和被包裹的结构,连续共现的情态标志的排列结构类似于行星的轨层。
如果汉、日都是主观性强的语义包裹性强,就恰恰反映了人类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我们从自己的视角、思维去描述观察到的世界,主观性较强、描述人的认知的语言表达方式包裹着主观性较弱的、接近客观世界的语言表达方式。汉日情态标志的排列顺序均符合人的认知机制,人的话语说到底是意识对于客观存在的反映,句子带有大脑加工的印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汉日情态标志共现顺序相反的现象背后隐藏着这样的规律:汉日情态标志共现顺序都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都符合语法化链的顺序。与V(VP)的位置越接近的情态类型,客观性越强,情态语义作用域越小。
反之,离V(VP)的位置越远,主观性就越强,语义作用域也越大。金立鑫(个人通讯)认为,这可以理解为另一种“语义靠近原理”:与动词(动作行为的语义)本身越靠近的成分越靠近动词,与说话人越靠近的成分越在外层。OV语言也好,VO语言也好,都是如此,尽管表面看起来完全相反,但实际上它们与动词的距离是等同(等距离)的。
OV语言主观性越强句子层次越高的成分倾向后置,而VO语言正好相反。
SVO型和SOV型语言Aux和V顺序的不同也带来了其他影响。如日语情态标志后置,根据句子均衡原则,在空间上没有了限制,因此可以用来解释情态标志的常见共现项数比汉语多的原因,但是共现项数也会有所限制,一般在人的信息加工能力范围之内,并受瞬间记忆(spot memory)等心理因素的影响。
4.汉日情态共现的微观对比个案
“べきだ”与“应该”是具有高对应度13的一组情态标志,我们发现,二者在情态共现方面表现出某些巧合性现象。
“べきだ”与异类情态标志共现时,一般出现在认识、说明等其他情态标志之前(王晓华2011),例如:べきな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ね。无独有偶的是,在汉语中,与“べきだ”对应度最高的“应该”可以放在除了“可能”之外的其他情态动词之前(陈嘉嘉2006:30)(见例8)。也就是说,“べきだ”、“应该”分别与其他情态标志共现时,位置一般位于其他情态标志之前。
对于这一语言现象,我们需要在相同表象下发现差异和共性。
首先我们着眼于二者的位置。我们以V(VP)为中心,“应该”的共现形式位于谓语之前,而“べきだ”的共现形式黏着在谓语动词之后,有形态变化。
“应该”跨越义务和认识情态。彭利贞(2007:401-417)对“应该可以”、“应该会”、“应该能”等相关的情态共现的组配进行分析后指出“应该”与其他情态动词的共现基本符合“认识情态>义务情态>能动情态”的顺序(例17),“应该”表现义务或认识情态与语境、主语等有关,无论“应该”表达认识还是义务情态语义,比起与之共现的情态标志而言,都距离V(VP)较远。“べきだ”主要是义务情态的标志。“べきだ”在表达义务情态的“义务”、“评价”的语义时可以和认识、说明、态度情态共现,其共现符合“能动情态Dy>义务情态De>认识情态Ep”的顺序(例18)。由于义务情态的“べきだ”排列在除能动情态标志之外的其他情态标志之前,因此在自然语言上表现为距离V(VP)最近。
由于日语不存在“义务>义务”同类共现的情况,这里我们暂不涉及汉语的同类共现。根据以上讨论,“应该”、“べきだ”在情态标志共现时,虽然二者的位置都先于其他情态标志,但二者遵守的共现顺序是相反的,在语义表达方面存在差异,二者皆符合语法化链顺序的语言共性。我们可以把“应该”和“べきだ”的共现现象经过对比后概括为:表象相似,性质不同,本质相同。
5.结语
情态共现不具备语言共性,但在汉语和日语中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本文从共现类型、共现项数、句子结构、共现规则、共现语义的角度对汉日情态共现进行了宏观对比研究后发现,汉日的情态连续共现都存在异类情态类型共现或同类共现的情况,但汉语和日语的情态标志连续共现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排列顺序,即汉语的情态连续共现的排列顺序为“认识情态>义务情态>能动情态”,而日语的则为“能动情态>义务情态>认识情态”。这项对比研究的结果可以解释母语为汉语的日语学习者在日语情态共现习得上极其困难的现象,证明汉语母语者与日语母语者在情态的习得上具有不同的心理认知机制。在共现语义方面,汉日由于语言的差异,共现语义的具体构建不尽相同,但宏观上汉日具有相似的情形,当情态动词共现时,情态动词之间相互作用完成整体语义的构建,一个句子一般凸显一种情态语义。
我们从类型学的角度对汉日情态共现进行讨论得知,汉日情态标志共现顺序相反的现象背后隐藏着某些人类语言共同的规律:汉日的情态连续共现都遵循语法化链顺序,主观性弱的情态类型离V(VP)部分近,主观性强的情态类型距离V(VP)部分远。以V(VP)部分为中心,汉日情态标志的连续共现呈现出了一个镜像映像。
SVO的汉语和SOV的日语的情态共现顺序尽管表面看起来完全相反,但实际上情态标志与动词的距离是等同的。
本文亦考察了情态共现的个案,对比分析了具有巧合性的“べきだ”与“应该”的情态共现,发现二者的情态共现虽表象相似,却反映着不同的语言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