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历史前提
２０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日益兴起,并导致传统社会科学研究产生显着的变化,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原点来看,１９４５年前后出现的四个新的发展动向,即战后地区研究的兴起,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大学系统结构的扩张,以及学科分化格局的形成,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生成提供了历史前提.
(一)战后地区研究的兴起
二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一方面,旧的世界殖民体系已经瓦解,但美国则在较短时间内奠定了在西方世界的经济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受到战争创伤的所有国家面临着复兴的问题,而战后出现的一批新兴民族国家又面临着紧迫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催生了地区研究,尤其是美国的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以及一些学者,他们已经意识到深入了解非西方社会对于维护美国世界政治经济领导地位的重要性,开始积极推行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而研究非西方社会,就要求美国必须尽快改变多数社会科学家的知识和经验仍以欧美为中心的局面,加深对以往不熟悉的其他地区的理解.加上二战期间美国实施的“曼哈顿计划”所积累下来的成功的跨学科研究的经验,于是以跨学科研究为主要特征的地区研究,在战后的美国成为显学.随后,地区研究在苏联和西欧国家,然后在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也都相继出现.地区研究的兴起,对跨学科研究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的广泛性的影响,实质上也强化了跨学科研究的弥散性,使得跨学科研究逐渐渗透到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之中,影响着社会科学的知识和人员结构.
(二)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
社会科学研究是对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研究.“现代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２０世纪中期以后,人类交往方式上的全球化、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系统化发展,使得人类现象的多维特征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摆在科学面前.”
现实的复杂性对传统的实证式和分析式研究提出了挑战.面对日趋复杂性的社会问题,实证和分析研究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这也正如马克思所言,研究商品经济关系,既不能用化学试剂,也不能用显微镜,两者都必须用抽象力代替.今天“如果哪门学科的专家敢于断言一种社会问题的性质,那么他必定高估了自己的神性,而低估了问题所具有的复杂性和无限性”.因为现实问题并不尊重学科的分类,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多维性,要求社会科学必须突破过去传统的单一学科本位思维,从全面整体的角度基于跨学科的分析去认识和理解事物.所以,人类活动范围的拓展,为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对象性前提.
(三)大学系统结构的扩张
二战后,世界各国中学后教育机构出现了显着的扩充趋势,比较高等教育学者阿特巴赫将这种趋势视作是“战后的标志”,并认为“这种扩充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
这种扩充不仅仅是量上的变化,是质的变化,我们将其称为高等教育系统的结构性扩张.它推进了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学术组织的变革,给不断加强的专业化造成了一种结构性压力.因为伴随着规模扩充所带来的学者数量的增加,系统内部的学者们必须寻找新的学科领域,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鼓励社会科学家交叉地侵入邻近的学科领域,并且在此过程中完全忽略每一门社会科学为使本专业成为保留领域而提出的种种合法化依据.而且,传统的合法化依据,也日益受到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的冲击.大学系统内部的以学科为中心的组织框架,也开始出现了结构性的松动,以研究中心、课题组等形式组建起来的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而这种结构性松动又反过来影响着大学系统的结构性扩张,从而使得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弥散并逐渐取得合法性认可.
(四)学科分化格局的形成
２０世纪初,伴随着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日益生成,社会科学学科分化不断加速,到二战前几乎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学会对那些已经专业化的分支领域都给予了承认,大学出于教学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分支领域.
学科分化格局的形成,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前提.因为专业化虽然带来了更多的知识,但其本身也使得相关的研究领域之间出现了空白.要填补这一空白,就必须要开展跨学科的研究.于是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两种不可分割的趋向:一是专业化的发展,学者们借此而对某一特定的课题获致更深层次的了解;二是杂交,学者们借此而把两门或更多的专业结合在一起,从而把两者的力量一齐发挥出来.诚如莫兰所言,“科学的历史不仅是学科建立和增生的历史,它同时也是学科的边界被打破,一个学科的问题侵入另一个学科,概念流通,混合的学科形成(这些学科将以独立而告终)····的历史,最后它还是不同的学科聚合的粘合起来形成复合体的历史”.
二、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动力机制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表达了一种美好的愿望,那就是通过跨学科实现对事物、现象更加全面的理解.这种美好的愿望在２０世纪中叶已经具备了生成的历史前提,而推动跨学科研究真正得到实质性开展的,则源于社会科学质量控制的变化和社会科学交流的变化.
(一)社会科学质量控制的变化
质量控制是社会科学符号体系的生产、检验和评价系统,它牵引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走向,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动力.在传统的社会科学知识生产语境中,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更多强调学术性,因此基于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而形成的科学标准,往往也就成为质量控制的核心.
而特定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是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承诺,所以学科共同体也就构成了社会科学研究质量控制的核心主体.但是,自２０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科学质量控制发生了显着变化,并最终推动着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形成.
１．质量控制认知标准的双重性.质量控制认知标准的双重性是指学术性标准和实用性标准.学术性和实用性是一对矛盾范畴.学术性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秉承学术共同体的共同承诺,坚持价值自由和客观性等学术规范.而实用性标准则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关注和服从社会发展的需要,强化情境性和应用性.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其认知标准将学术性放在第一位,可以说离开了学术性标准,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产出,则不能被认定为科学知识.而到了２０世纪中叶,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拓展,社会科学认知标准也产生了显着变化,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应用性、情境性要求越来越突出.而应用性、情境性也要求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应该将效率和有用作为重要评判依据.这就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适应社会需求,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通过多学科范围内的知识和方法的相互作用,来解决现实情境中的复杂问题.因此,传统的由学术共同体确定的学科范式不再是知识合法性的唯一基础,这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
２．质量控制组织结构的多样化.２０世纪中叶,在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应用性、情境性需求与目俱增的背景下,社会科学的组织结构、人员构成也发生了显着变化.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议程很多时候不再是由学科结构来提供的,而是由应用语境中的问题解决的社会磋商机制来决定的.因此,质量控制的组织结构也出现了多样化,既有过去比较相对单一的依赖于学科结构而组建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也有临时组建起来的流动性较强的组织形式.人们可能只是在临时成立的工作团队中聚集在一起,而这些工作团队一旦解决或重新定义一个问题以后就会解散,并根据新的问题解决的需求进行再度重组.以战后美国社会科学团体为例,其规模结构大小悬殊,大至千人有余,小到不满五人,而且忽合忽散,很难确定其准确数字.这种灵活便捷的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组织模式,推动着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使得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能够更加灵活高效地生产出适应特定用户需要的知识体系.
(二)社会科学交流的变化
吉本斯在论述知识生产模式II时,将交流作为知识异质性增长的根本动力.他认为,在知识的异质性增长过程中,“交流扮演了中心角色,而交流的密度似乎是关键的变量.交流密度的增加表明传播的速率在增加,如果知识生产的场所数量很多,而参与者之间又体现出足够的分化性,则这种增长更可能是异质而非同质的.”
知识的异质性增长,本质上也就是跨学科的知识生产,不仅表现为单篇论文的署名作者平均数量增长了,更突出的是单篇论文所涉及的学科和专业领域的数量以及作者所在机构和组织的范围也大大增长.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生发,同样也源于交流的变化.二战后,社会科学交流表现出两大变化,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源.
１．社会科学从业者交流网络的变化.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与社会之间的交流主要是单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单一学科架构内生产知识,并向社会传播和解释知识.但是二战后,出于解决社会复杂问题的需求,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快速增长,社会公共机构以及一些私人机构开始加大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对社会科学研究的问责力度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社会科学系统外的角色开始介入并影响着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于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的职业社会网络发生变化,由以往主要由专业或者学科同行为主,转变到具有明显的多样性,比如政策制定者、组织管理者、项目管理者、其他科学家、研究生、博士后,甚至新闻记者、社会活动家等不同的角色构成.”
于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交流从学科化逐渐演绎为跨学科化,并且形成一种扩散趋势.“这种扩散的过程将科学和技术知识带入社会,而不同机构和团体的社会规范和预期则更强有力地被引入研究社团中”,因此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生发也就水到渠成.
２．社会科学从业者交流方式的变化.在传播学视野下,跨学科研究也就是不同学科从业者之间的交流.二战后,社会科学从业者之间的交流也发生了显着变化.现代通讯方式、计算机、全球化的网络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信息交流的新渠道、新方式,它们弥补了过去以纸质期刊、学术会议等交流形式单一和传播滞后的不足,加速了社会科学从业者之间的交流密度.“新的交流形式和交流强度的广泛可能性也至少在原则上加速了不同专门领域之间交流的增加”.而且,现代交流手段,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发展,来自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以在同一个计算机信息平台上,共享数据并分享各自的处理结果,传统的门户之见、学科之分在这里越来越让步或服从于现实问题解决的需要.
三、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生发结果
基于宏大的背景,我们已经呈现二战以来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生成的历史前提和动力机制.在上述两者因素作用下,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不断生发,并最终侧生着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模糊化,以至于沃勒斯坦等人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疑问: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区分是否有效· 社会科学的遗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偏狭的·
学科边界是学科的分界线.从认知体系角度而言,学科边界更多是由方法、理论、概念框架来决定的.从社会学角度而言,学科边界更多是由学科的社会建制来决定的.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催生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模糊化,是通过认知体系的模糊化和社会建制的模糊化两个路径来完成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认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是这两个层面模糊化的触发机制,是社会科学越来越难以找到明确分界线的直接原因.
(一)跨学科研究导致社会科学认知体系的模糊化
就认知体系而言,学科是知识的分门别类化,是学科理智的符号化载体,也是知识生产结果的符合化呈现.因此,如何生产知识,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知识的表现形式.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工具,是借用其它学科的材料、方法、概念框架甚至理论来进行知识生产,尽管这种生产目的的导向可能是多元的,甚至是扞卫原学科的.
但是这种生产本身就已经是对原学科知识体系的跨越,使得原来相对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与所借用的其他学科之间出现了概念、范畴、方法等认知领域的重叠和共享.而这种重叠和共享的程度,也就直接决定着学科边界模糊化的程度.以传统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为例,这三门学科在１９４５年后,其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出现了重叠化趋势.如果说研究主题的重叠化还不足以作为学科边界模糊化的重要理据,那么研究方法的重叠化却可以为其提供充分的证明.“在战后的初期,所有这三门学科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采用了定量方法甚至数学模型.结果,它们各自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独特性似乎都削弱了.”
(二)跨学科研究导致社会科学社会建制的模糊化
就社会建制而言,学科的社会建制可以为学科成员提供组织归属.在社会学视野下,学科的社会建制彼此之间是相对独立甚至相互排斥的.但跨学科研究的引入,却催生了社会科学社会建制的模糊化,学者的学科归属也进而趋于模糊.
早在１９２３年,当传统社会科学还在进行着学科制度化的努力,美国就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试图把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历史学中相关因素有机整合.该研究委员会也是社会科学跨学科社会建制的较早表现形式.虽然该建制当时并没有打破各学科传统组织的形式,但却为来自不同学科学者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共同的平台;同时二战期间进行的美国研究以及战后发展起来的地区研究、种族研究、女性研究等则进一步推动着社会科学建制的模糊化.以战后发展起来的地区研究为例,该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制度性范畴出现的,目的在于将多方面的学术工作集合在一起,从而彻底打破了传统学科的组织框架.来自不同学科的成员在新的单一结构中共同制定课表、培养博士生,出版地区研究成果,创办地区研究刊物,发表研究成果等.地区研究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使得各门学科的社会建制边界也趋于模糊,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在组织归属上也出现了模糊化现象.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姑且不谈这种学科间相互促进有什么样的学术价值,它对社会科学所产生的组织方面的后果无疑是巨大的.”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催生了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模糊化,而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模糊化,又反过来加推了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进行.早在１９５６年,芝加哥大学校长金普就感叹道:“史学进入了人文学科之列,经济学成为数学人类学和心理学与生物学结盟,而地理学和自然科学成了通家之好———看到这些现象,委实令人担心.”
这些担心,形式上是人们对刚刚兴起的跨学科研究给传统学科边界带来挑战的一种反思,但其潜在的问题则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推进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
四、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内在机理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究竟应该如何进行· 显然,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开展,必须通过以具体问题为起点的跨学科研究来进行.宏大的描述不能给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真正实现的过程,问题的核心必须转向为对具体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内在机理的揭示.纵观二战时期兴起地区研究、战后繁荣起来的发展研究,以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展起来的女性研究、种族研究、高等教育研究等,这些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共同的机理,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对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现实问题的解决对跨学科研究的客观需求
在宏大视野下,跨学科研究的开展需要历史性前提和外部性动力,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社会科学问题都必须通过跨学科的方式来进行.真正的跨学科研究,除了来自不同学科研究者具有共同的合作愿望,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来自现实问题解决对跨学科研究的驱动.二战时期孵化起来的地区研究,其跨学科研究的根本原因不是缘于个别研究者的跨学科的主观偏好,而是战时对复杂问题解决的需要.比如出于战略情报分析的需要,美国战时战略情报局的研究分析处就成为国际学者的汇聚之地.该处主任是哈佛着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杰,他把自己的许多不同系科的同事招募进来,而其中的资深学者又把自己的博士生也领进来.新闻办公室也是如此,来自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克莱德··卡拉克洪、历史学家费正清,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都在此效力.可以说,离开了现实问题解决的需要,“试图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发展跨学科研究,常常会产生这样的情况:研究组内各个人和各个小组各行其是,这种‘内向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问题的逐步揭示而愈加深化.”
(二)研究方法的多学科化和去学科化
复杂性问题的解决强化了跨学科研究的迫切性,该迫切性也包含了对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方法需求的迫切性.区别于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方法具有更加明显的多学科化和去学科化特征.
这一方面表现为复杂性问题的解决,需要越来越多地借用来自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表现为过去作为学科划界重要依据的研究方法,通过方法移植、方法渗透和方法融合三种机制,在向所有学科结构层次的横向拓展,并进而催生出学科化的研究方法.譬如一度为自然科学所独用的数学统计方法,其对社会科学精确化和综合化的作用不容忽视.“统计方法的重要性已为人们所公认;电子计算机已经被用来研究像·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作者的异同这样的文学问题;甚至在一向认为与数学无缘的历史学领域里,在专门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第十三届国际史学会,１９７０年)也认真地把用数学方法研究的历史作为一个重要的正式议题.”
再如民意测验、访谈、问卷调查、计算机数据分析等,更已经跨越传统学科界限,并为政策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地区研究等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广泛采用.
(三)组织模式的跨学科性和自我调适性
“跨学科研究是一种独特的协作研究方式,一般由代表不同学科或部门的研究人员聚集在一起,进行一个共同课题的研究,他们的工作汇集成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在此基础上,他们形成一个跨学科研究组织.”
该组织有实体结构和虚拟结构之分,但无论哪种,它的核心在于必须为各学科之间建立某种常规性的协调机制和共同的学术平台,且该机制和平台能够适应问题研究的需要,具有不断的自我调适性.以成立于１９４８年的美国兰德公司为例该公司是一个实体结构,它包容了来自各个学科的专家和学者,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跨学科研究专门机构.该机构采用的是矩阵式的研究体制,即一方面将所有研究人员按照他们所学的知识类别进行学科分组,另一方面又按照研究课题成立研究小组,从按学科划分的小组中抽调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研究组.这种矩阵式的管理架构既有利于对全体科研人员的有效管理,又能够保证各学科之间的有效协作,灵活机动适应不同研究课题的需要.
(四)研究措辞的标准化和在修订中趋于统一化
在跨学科研究中“出现很多误解和毫无成效的讨论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大家共同使用的术语在不同学科的概念框架中可以有不同的特定含义”.社会科学的措辞研究也已经表明,学者之间要实现更有效的沟通,就必须超越学科规范的逻辑,同时又得处理好是否能够与学科规范系统实现共存.因此,跨学科研究的进行,就必须要保证学科措辞的标准化,尤其是概念术语诠释的标准化.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们,在共同的研究平台中,必须克服来自各自学科的片面性;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概念术语的诠释也在不断修订,并最终形成了研究集体“自己的语言”,这些语言既超越了各个学科规范的逻辑,又与各个学科规范逻辑存在一定的适应性,并最终又推动着各个学科的发展.有研究者甚至指出,“跨学科方法本身需要一种有助于不断研究语言的语言,即能被每个学科理解和使用的语言.这种语言既不是莱布尼兹所说的数学语言,也不是维也纳学派认为的经验逻辑学语言或符号学语言.这些语言不能作为对话或跨学科研究通用的语言.唯有哲学语言似乎能提供一种适用于论战和作出跨学科结论的语言规范.”
(五)跨学科研究成果的用途广泛性和实际有效性
因为跨学科研究源于复杂性问题解决的需要,所以只有真正能够对复杂性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用的研究成果,才能真正推动跨学科研究,并使得跨学科研究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得以扩散.美国学者P·H·伯恩鲍斯指出,跨学科研究的最终产品是各式各样的:从开发新产品及其商业化(在工业实验室)直到提出新理论(在大学科研院所).因此跨学科研究成果的用途是十分广泛的.相对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更多地倾向于软科学研究、应用性研究,其研究多始于问题和任务因此其研究成果更强调实际有效性.二战后兴起的未来研究、政策分析、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现代化与发展研究、文化研究等,大多是基于问题和任务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都提供了重要支撑.
因此,如果说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活力就在于解决综合性的现实迫切问题,那么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成果的实际有效性也就成为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促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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