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又称思想库、脑库或者智囊库，是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国内和国际政策选择为目标，提供决策方案和对策建议等智力产品的研究机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这也为我国新型科技智库构建指明了方向。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推动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科协一直在提倡科协系统要成为政府科学技术领域的智囊库，为政府推动科技发展及决策所用。
建设科技智库要注重理性思考。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三个人要过一条大河，本来这条河水并不深，淌过去就可以了。 就在他们到达河边的时候，河水猛涨，波涛汹涌，这时候，第一个人说：“上帝啊，请给我力量，让我到达对岸。 ”于是上帝使他成为力大无比的壮汉，他毫不犹豫地跳入急流，在河中，几次几乎被吞没，经过千难万险到达了对岸。 第二个人看到这种情况就说：“上帝啊， 请给我力量和工具，让我到达对岸。 ”于是上帝使他成为力大无比的壮汉，又给了他一条小船和船浆，他同样毫不犹豫地跳进急流，小船在河里，几次眼看就要被打翻了，但最后战胜了重重艰难也到达了对岸。 第三个人看到这个情况就说：“上帝啊，请给我力量、工具和智慧，让我到达对岸。 ”于是，上帝把他变成了一位女生，女生从挎包里拿出一张地图， 她根据地图的指示，往前转了一个弯，走了 200 多米，有一座桥，她从桥上过去了。 故事中的这三个人虽然都达到了目的，但故事的真正含义是在问大家，要做好工作，应该采用哪个人的模式？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第三个人的模式强调了“智慧”的重要性，故事中还隐含了使用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注重思维的能力，重要的是抽象思维的能力，我们在智库工作中做到这一点很重要。 为使科技智库的工作不断完善，我从四个角度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新概念、新思维是建设科技智库的基础
何谓科技智库工作中的新概念、新思维？ 首先，新概念、 新思维可以理解为是经提炼而出的新思路。 我在 2010 年两会时提出“要关注科技民生”这一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大众科技报》以《冯长根代表紧盯科技民生，随时关心一线科研人员的柴米油盐》为题刊发了文章。 “科技民生”这一概念，是中国科协作为国家科技智库的一个成果。 与大家熟悉的“民生科技”概念不同，民生科技就是在解决老百姓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这一系列民生问题时，将科技的因素考虑其中，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使得老百姓的福祉有所提高。 而“科技民生”则是科技工作者日常关心的事情， 是科技岗位上的“柴米油盐”。 科技民生可以分为三个内容：第一个就是科技工作者在科技工作中要遇到的生存问题；第二个就是科研成果的交流和发表， 同行的认可；第三个层次就更高了，是科研的传承性与沉淀性。
科技工作者需要的科学研究经费是每天要遇到的事， 因而科研经费就是科技工作者关心的第一件事。 科技工作者日常关心的第二件事就是科学技术研究所需的大量仪器设备。 毋庸置疑，有先进的仪器设备才会有优秀的研究成果，才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如果仪器设备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标准，研究成果基本失去了发表的意义。 如果仪器设备落后于工厂企业，也就无法推动产业的升级，所以仪器设备也是科技工作者每天都要遇到的类似柴米油盐日常所关心的事情，也即“科技民生”问题。 但实际上，常常是仪器设备被当成宝贝“供”起来了，真要做实验的人用不了这个设备。 使用科技民生这一新概念是希望在科技工作领导岗位上的同志们要注意关心科技工作者日常实际的需要，关心学术论文、学术会议、学术期刊、学术评价、科技奖励、科技社团这样的科技岗位上的柴米油盐。 如果我们在“科技民生”方面的关注多一点，科技工作者的心情舒畅一点，我们这支队伍就会更加有力量，科技成果就会更好，就会有利于实现中国从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的梦想。 这是科技智库的一项工作，也即是中国科协作为国家科技智库的一个成果。
其次，新概念、新思维是我们每天都会碰到的。即使某天的工作是访问两个科技工作者之家的工作，也可以从第一家生活水平小康，第二家离小康还有一点距离，经过理性思维，提出加强对第二家关注的建议。 把个案抽象到全局，要动员机关全体干部和工作人员加强对某某工作的重视，这不就是新概念、新思维吗？ 我们向上级党委、政府报告的涉及全局工作的一些科技建议，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研究自己工作中有什么新的概念、新的思维，是做好科技智库的基础。
再次，作为科技智库，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新概念、新思维是十分重要的。 举一个例子，我在科协分管学会工作，发现无论是全国学会、省级学会、市级学会，还是县一级学会、协会、研究会、农技协等，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加快发展会员。 ***同志在中国科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科协组织要继续着眼于建设科技工作者之家，当好科技工作者之友，更好地加强自身建设。
要按照哪里有科技工作者， 科协工作就做到哪里；哪里科技工作者密集， 科协组织就建到哪里的要求，扩大科协组织覆盖面和影响力。 ”学会是否强大，首先看会员数量的多少，然后才会看会员里面名人、一流教授和研究员的多少。 就如将拥有四五十万会员的中华医学会和只有 1 000 多个会员的学会相比，强弱就不言而喻了。 目前学会会员发展工作做得良莠不齐， 其中会蒙蔽大家的因素是：有的专业或学科队伍庞大，专业人员基数就大，像医学专业全国医院、医学院、研究机构数量多，它的会员基数就大；有的专业队伍规模很小，其会员数量是通过努力也无法改变的。 实则不然，多数学会既不像中华医学会那样规模庞大，也不像那些很小规模的学会，多数学会处在中间状态，呈正态分布。 具体来说，可以加入学会的人员数量实际上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但由于缺乏平台，发展会员的工作并不理想。 我们国家每年几百万大学生毕业，产生大量新的科技工作者，但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中国科协和与他专业一致的学会———科技工作者之家。 科技工作者之家以科技工作者为核心，唯一职能是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兼具家庭之亲情和温暖、单位之友情和利益的科技工作者的大家庭。 科协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之家，但存在着众多的不进家门的家庭成员。 也许研究数学的知道有数学学会，但学自然科学和各类工程技术的就模糊了，这些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可能没有冲动要加入我们的队伍。 原因可能是没有一个平台。 为此我提出来中国科协成立一个如牙健康日、口腔健康日、防癌日等的“会员日”，这个“会员日”设立以后，每年 12 月 15 日在北京召开一个学会发展新会员、团结老会员的会议，不仅邀请领导同志讲话、优秀科技工作者做报告，也让一些全国学会、省级学会利用这一天开展活动，到大学或者科研人员集中的单位去宣传自己的学会。
从最初想到要改进学会吸收会员的工作，再想到设立一个会员日，这中间的一个跨越就是理性思考———不能只提要加强会员发展的工作，而要考虑“怎么发展个人会员 ”，要解决 “过河的桥梁 ”的问题。 我曾鼓励全国学会要设立会员发展部，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去发展会员。 后来发现即使成立了会员发展部，学会工作人员也没时间跑基层，到全国诸多大学、研究院所实际去发展会员。 于是就只向下一级学会发一个要重视发展会员的文件，其实是文件发了但没有新的会员入会。 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真正负责任的领导就需要想出办法来，就是说实际上遇到了“桥”的问题，方法的问题，此时需要产生的思维是寻找到新的空间。 我提出来的“会员日”，就是想以此为“桥梁”来吸引新会员。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做科技智库解决问题的时候，提出新的概念很重要。 新思维也一样，就是给自己的工作提出新的主意， 使自己的建议成为本部门全局性的工作。 科技智库有的时候就是要为政府解决地方重大问题提供一个新的 “桥梁”。 科技智库需要理性思考，理性思考的结果可以是一个具体方法。 理性思考是解决所有困难的桥梁之一，在我一开始讲的故事中，第三个人最后从桥上走过去了，“桥”解决了问题，这个“桥”就是理性思考。
再举一个例子，全国大约有 5 000 多种科技类期刊，相比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作为记载科学发展历程、发布学术成果、开展学术争鸣、传承科学文明的园地，传播科学技术信息载体的科技期刊办得不尽人意。 学会主办的科技期刊的主要问题包括学术水平不高，反应机制滞后，共同体化、国际化程度低。 中国的学术期刊究竟是怎么回事？ 问题的难点在哪里？ 大家回想一下，国内主流媒体经常报道的是国外杂志上的事。 我们在电视台、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 上经常能看到英国《NATURE》 发表的一个重大结果 ， 美 国科促会《SCIENCE》发表的一个重大结果。但是，你看到过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说中国的什么杂志报道一个重要的结果吗？ 寥寥无几。 这意味着中国主流的媒体基本上看不上自己的刊物，长此以往我们的主流媒体是被外国的科技期刊占领了，中国自己的期刊反而没有权利进入这个阵地。 究其原因，就是我们期刊培育发展得不够。 虽然我国科技期刊在数量上已进入期刊大国行列，但其质量与发达国家比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远没有国际期刊的那种集中度。
任何一篇文章觉得有用就给你发，结果发表出来的文章水准平平，被国际着名权威检索系统或数据库收录的科技期刊较少，以至于大家都在说好的文章都“流失”到国外了。 关于“流失”的提法我不赞成，有一次中国科协举行科学报告会，在专家报告结束后的听众互动环节，有一位听众站起来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科学家一流的文章都往国外流失了，中国科协有何想法，应该怎么办？ 当时我就站起来纠正，首先，国际交流是国家所鼓励的，不能将向国际上发表论文称为流失， 而应看作国际交流的标志，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标志。 但是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我们内心的确希望有一部分高质量论文能在国内发表。 从成果传播的角度来考虑，现在第一流的中国学术论文大多在国外发表也是正常的。 相较国内杂志的发行量，发表在国外的杂志上，杂志传播能达到 100 多个国家，哪个合适？ 显然是投到国外能让全世界主要的科学家马上知道你的成果，而且马上传播你的成果，把你的成果传承下去更合适。 科技期刊的功能是将人类科学研究活动中创造和发现的新规律、新技术、新方法、新学说、新知识和新成果等通过期刊发表，得到广泛传播、交流、推广应用，最终得到社会认可，转化为生产力，从而体现知识创新和科技工作者的自身价值。 我们国家期刊的问题主要是没有国家战略。 国家战略，不能像地道战一样，各自为战，而是要在集中度上下工夫，并且需要各个方面的集中度都上来才行。 国外期刊的基础工作比我们做的多，影响非常深厚，而我们的刊物成长发展总共才 30 多年， 仅是靠 2 500 种期刊其中的一两个刊物单枪匹马去国际闯，那是我刚开始时讲的故事中第一个人的模式， 可能有力量，但不够强大。 一定要有国家战略，这就是我在《科学新闻》访谈———“冯长根：科技期刊面临严峻挑战”中谈的一个主要的思想，举这个例子还是要说明提出一种新概念、新思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二、建设科技智库要注重专业理论的进展
建设科技智库要注重专业理论的进展，任何理论都有它共性的东西，首先要有新的概念，然后有新的判断和结论，这些判断或者结论是要解决专业的问题，比如各种各样的新的分析、解析、描述等等，总之，有了概念，有了判断，且当概念和判断成为一个体系的时候，就水到渠成构成了新的理论内容。 但也不是每个题目里都要加理论两个字，也不一定说要像盘古开天地那样提出一个从来没有过的理论， 但它一定是涉及到一个系统或者一个体系。
比如，科协为什么要办学会？ 其中肯定有一个道理，让无论是中国的科学家专业人士，还是国外的科学家专业人士，都认为必须有这个学会。 在思考学会的历史是什么， 国外的学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逐渐地，我认识到我们办学会，动员科技工作者加入他们的专业学会，是因为在学会里存在着一个受到他们欢迎的价值体系。 这种价值体系不仅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且能使会员享有学会给予的在某一专业里存在的价值。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的人无论是谁都要在社会上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而学会给予他的是在这个专业里存在的价值。 对于所有普通的会员，包括理事长，这个价值有一个名称，称为“同行认可 ”， 这个价值体系称为同行认可价值体系，因为同行之间的认可对科技工作者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同行认可价值体系认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和成就，总是在被同行认可之后，才会被社会上其他的各种体系所认可。 同行的认可，无论是在科技界的广泛范围内，还是在本单位范围内，总是伴随着发生在各种学术交流之中或之后。 这在国际上也一样，为什么要到国际上发表论文，因为你很快得到的认可是国际同行们的认可。 虽然你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大家也都认可你，但这个价值没有到国际上发表的价值高。 我写了《科技队伍建设中的同行认可价值体系》一文，发表于《人民日报》。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透彻这个价值体系中的一些规律，我们就会把学会工作做得更好。 同样，学会工作做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同行认可价值体系发挥得好不好？ 何为同行认可？ 发表论文，这是一种认可；评优秀论文，这是一种认可；学会评科技进步奖、学术奖，这也是一种认可；中组部、人事部和中国科协三部门的中国青年科技奖表扬，这也是一种认可。 中国科协经由全国学会和省级科协评审的认可是一种层次很高的同行认可，因为你的学术价值很快被社会上的团体认可， 社会的团体代表了社会的认可。 既然是同行认可，就不是外行随便说说。 你的数学真好，说这个话化学家没有份量，你的数学真好应该是数学家说的，那就有份量。 如果国际最一流的数学家说了一句你的数学真好，你可以想象这个份量。 我们评奖的时候都希望把大牌的专家叫过来，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最好的评价是要同行，小同行，跟被评者做同一领域的研究。 我们现在其实是大同行，什么是大同行？ 数学、化学、信息，五花八门的学科，都来评价一个医学领域。 他们的确是最优秀的专家，但是并不对口。 国际上讲究的是，最对口的“小同行”的评价份量最高。 当然，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行政认可价值体系压过了现在的学科和专业上的同行认可，这是工作中遇到的比较困难的一件事。 虽然行政认可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很重要，但这已经超出了科技工作的范围。 行政认可要少一点，社会同行认可要多一点，而现在情况正好相反，大家都希望行政认可多一点，甚至科技人员自己也这么认为。 为此政府要转移职能使大家都把关注点转移到同行认可、社会认可上面，如此则会大大促进科协的工作，创造出一些新的局面来。
再如，“同行认可价值体系”这个理论解决我们为什么要让大家来加入学会的问题。 紧接着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有学会？ 学会本身是不是也有一个价值体系？ 实际上，同行认可价值体系是科学共同体的理论之一， 科协就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科学共同体。
科学共同体有自己的理论的内容、规律，我们应该学习掌握这些规律。 什么是科学共同体？ 1942 年波兰尼在《科学的自治》一文中首次使用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意指全社会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作为一个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的社会群体。 最大的科学共同体就是高校、科研院所。 比如，浙江大学是一个很多专业的科学共同体；中科院也是科学共同体， 它是国家科学研究的主力队、国家队。 全国的和各个省的科研院所、科技社团即学会，协会、研究会也是科学共同体，中国科协有200 个科技社团如中国数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华医学会等，从数量和规模上来看，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科学共同体。 在科协和学会的工作中我们学习和掌握科学共同体的发展及科学共同体的有关知识是必要的。 科技工作者应对科学共同体有理论贡献，这也是智库的工作之一。
我后来又写过《科技队伍建设中的社团认可价值体系》一文，发表在《学习时报》上，就是要解决为什么要有一个学会的问题。 似乎曾经没有学会的时候，“同行认可”照样存在。 英国在成立英国皇家学会以前科技同行们间的认可都是通过通信，如张三给李四写封信说我把某个题目给解了，李四给张三回复说你解的很好， 我认为你解的意义在这里，后来把来信公开印刷了，就定为论文集。 可能论文集里会有十来封信，称之为通讯，在一个较多人的圈子中公开的过程称之为 “发表”。 后来就演变为学报。 可见“同行认可”在没有社团的时候照样存在，后来为什么又产生了社团？ 因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科学家的规模越来越大，光靠通讯不能满足上千人甚至上万人的通讯， 因而需要召开学术会议，需要有固定的出版物，而且定期出版，这就是学术期刊，是科技社团对科学交流发布、记载平台的需求，使科技期刊应运而生，加强同行之间的认可。 我们为什么要发表学术论文？ 绝对不是为了晋升教授、为了评奖、发奖金、提高福利，将来退休以后工资可以多一点。 最早、最本质的意义是我把我的成果发表出来，可以得到同行们的认可。 后来我们在这 30 年的大规模实践中把它 “短路” 了，“同行认可”以后你才能当教授，变成了“我只要发了文章了我就要当教授”， 至于同行认可不认可就放在一边了。 造成一些文章基本不考虑同行之间的评价，实际上这些文章在同行之间的评价极差，还不如不发表。 在国际上你一旦发表了一篇不伦不类的文章，十年、五年可能坏口碑都扭不过来，人家会认为你的论文根本不是那回事，再也没有人找你来讨论问题了，你要申请课题也申请不到了，为什么？ 你的文章太臭了， 而且极有可能你都不知道谁在说你，因为好多人其实是你不认识的，这是共同体的特点之一，然而你的同行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比如说大家都是研究核反应堆的，比如说大家都是研究抗肺癌药物的，你可能与他们并没见过面，或者只见过几个人，你只是知道他们的名字，你知道他们发表的文章很好。 如果你写一篇不伦不类的文章，人家对你的文章是会有公论的，同行认可价值体系对你来讲就如同失效， 你想要社会价值不仅没有了，还会有相反的结果。 科学发展的规模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学会、专业学会。 于是出现了社团认可价值体系，它是同行认可的集聚和升华。 随着科技进步，科学共同体设奖在国家奖励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美国的科学共同体设奖较为成熟，“科促会”共设立14 个奖项，奖励在科学研究和普及推广等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员及成果。 一般来说，美国科技奖励体系既包括美国“科促会”独立设奖和以官方杂志《SCIENCE》名义设奖的内部奖励系统，也包括由社会力量设奖的外部奖励系统。 我国科学共同体设奖还处在起步阶段，各方面还比较薄弱。 如某一个奖是以中国化学会的名义颁发的，这就代表了社团的认可，它是一种社团价值。 国务院颁奖表示政府或国家对某人的认可，是一种行政认可，国家认可，但它的基础应该是同行认可、 社会认可以及团体认可。 像两弹一星那些功勋科学家都是以国家的名义授予的奖， 那是因为他们的成就已经是举国公认了，超出了专业范围，超出了同行认可，对国家的重要性众所周知。 当然曾经有许多行政认可，泛滥到变成了腐败的平台，现在被砍掉了一大批。 同行认可、社团认可才是规范的、正式的道路。 在此，我就用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建设科技智库的时候，要有专业理论的思考， 从专业理论上来提建议会更深刻，更让人开拓眼界，指导工作的意义就更大。
三、建设科技智库要注重务实性
科技智库要为政府提建议，定期或不定期地为相关决策部门提供情报产品，贡献智慧，会涉及大量工作，科技智库汇聚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不仅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也为社会发展贡献智慧成果，需要特别注意务实的问题。 以下通过几个例子来做说明：
其一， 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所挂靠的全国学会，绝大部分是中国科协的学会，比如数学学会、物理学会、化学学会等，有 40 多个学会。 这是一批自然科学的基础性学会，其专业特点是基础理论性比较强，但实力相对弱一些，所以中国科协就要考虑如何来支持这些学会的发展。 后来我想到一个思路，当时直接找中科院的院领导协商中国科协和中科院共建全国学会。 中国科协的主要负责同志推动了这件事，由中国科协从各方面来促进这些挂在中国科学院的学会的发展，中国科学院从人力、物力等方面给予学会更多支持。 这样中国科学院在考虑年度工作的时候，会同时考虑这些学会以前没有被引起注意的事务。 紧接着中国科协学会部考虑并支持在农业部的 10 多个全国学会的共建活动。 后来，中国科协跟农业部以同样的思路签署了一个共建协议。 之后《大众科技报》报道了这件事情。 这样就使得这些全国学会在活动和发展等方面不仅得到了学会挂靠的研究院所的重视，还得到了上一级单位的更多重视，有一些困难也就疏通了。
其二，在国内新闻媒体上，经常报道的是国外期刊上在科技方面有什么新进展，对于我们国内的学术期刊报道得少。 这本是无可非议，因为国际新闻当然要报道，但是国内的期刊怎么办？ 实际上，中国学术期刊上也有一些学术成果是新闻媒介可以报道的， 中国科协系统有学术期刊近 2 500 家，这些刊物每天要收到大量的科技一线学术论文、稿件， 这些稿件代表了新的学术发现和新的学术成果。
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个实际情况，就是报纸的科学记者、科学栏目的编辑不一定就是科学家，他们也希望在进行报道时有一个方便的来源。 只是不知道这个机制怎么建才好，于是我提出了一个改变期刊、媒体连接机制缺失的主意，即召开学会科技期刊与新闻媒体的见面会。 为此，中国科协委托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举办了一个活动，从比较优秀的期刊里面让期刊编辑部推荐出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可以在媒体上报道的学术论文，再通过这篇论文的作者，写成新闻通稿供媒体使用。 这与国外优秀的论文发表的同时让作者提供可以在媒体上发表的通稿相类似。 所以我们召开一月一次的学术论文作者与媒体作者见面会，通过中国科协调宣部把新闻媒体记者请来， 通过期刊所在学会把作者请来，这种方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记者、编辑反响都不错。
这就改变了中国主流媒体上总是见不到国内科技期刊上中国科学家自己的成果，总是让国外的科技期刊给我们讲他们的故事的状态。
其三，是要解决科研一线高层次科研人员不足的问题。 大家知道，现在高层次人才的来源是博士研究生，我们国家培养一个博士研究生要 20 多年，博士研究生毕业能够进行前沿的课题研究了，但培养期限一到就必须毕业离校，甚至转换一个专业就业。 能否建立博士毕业生临时研究岗位制度，让他们毕业后继续从事研究，以此来缓解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人才紧缺的问题。 好多博士生导师心里明白这些高层次的博士研究生如果再继续研究两三年是会有重大成果的。 为此，出现一个怪现象，有的教授以未达到毕业要求为由不让学生毕业，反造成了学生的怨言。 笔者“建议设博士研究生临时工作岗位”的文章，发表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的《人民日报》上，如果有这样的规定，就有了一个渠道，让导师的科研助手（毕业博士）仍然能够在老师的身边继续从事研究，不至于浪费宝贵的人才。
其四，中国科协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建立了一个中国科协学术文献收藏与交流中心。 国内的学术交流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雨后春笋般地恢复起来的，有会议就有会议学术论文集，有的正式出版，有的则是内部印刷。 目前，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学术论文集现在还能找到吗？ 当然，参加过会议的同志可能家里或办公室里还存着。 但这些学术论文集没有公开出版，即使出版了国家图书馆不一定收藏，30 年以前的文献我们已经不容易找到了，各级科协也好、学会也好，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印刷的学术性工作性文件，开始时保存，再后来可能就处理了，十分可惜。 所以建议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建立收藏机制，将学术性出版物放到正规的图书馆里，由图书馆分类、保存、共享、管理。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与中国科协合作开始了这种文献的收藏，希望得到全国科技工作者的支持。
其五，建议建立国家科技报告体系。 做科学研究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文献调研的目的是为了知道这个肩膀在哪里。 有一种文献类型为：国家科技报告，主要以美国为主。 美国政府有四大报告体系，包括国防部和三军系统的 AD 报告、国家航空航天局的 NASA 报告、能源部系统的 DE 报告（原为原子能委员会的 AEC 报告）、政府其他各部门的 PB报告。 美国四大报告的内容十分广泛，有调查报告、初期报告、进展报告、季度报告、年度报告、中期报告、总结报告、工程报告、竣工报告、研究报告、期刊报告以及技术札记、备忘录等。 很多国防和军工科学家们明白，真正领导世界科技潮流的是这四大报告。 因为公开发表的成果都是跟军工、国防无关，而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恰恰都是在军工、国防方面。 美国四大报告是世界上最完善、最有影响力的科技报告，也是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知识、信息交流工具之一。 中国的 GF 报告与美国 AD 报告类似，于 1995 年开始启动，1997 年全面加强，目前正处在不断发展中。 我在 2011 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的时候提出建议，我国要像美国一样建立国家科技报告体系。 虽然钱学森等多位科学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就多次呼吁要建立国家科技报告体系，但目前我国科技报告体系建设整体进展缓慢、部门分割阻碍资源共享、科技资源难以有效利用。 建议提出后，当年就得到了国家决策部门的采纳，并且写入“十二五”规划中。 2014 年初科技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2014 年 3 月 1 日向研究人员和社会公众网上开放了第一批有关科技重大项目的国家科技报告。
四、建设科技智库要注重为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
中国科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科技工作者的群众组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各级地方科协也要为各级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服务。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科协向中央提供的有关政府职能转移问题研究和建议的报告。
从 21 世纪初开始，我就一直在中国科协工作，中国科协书记处每年都要向党中央书记处汇报一次工作， 作为科协书记处的一名成员， 我也参加。2004 年，中国科协书记处在向党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时，汇报到关于科技社团承接政府职能转移问题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插了话，问我们“一个政府究竟应该管多少事”， 当时的背景是社会舆论普遍认为政府管的事太多了，报纸上讨论这方面的事比较多， 中央领导同志也在思考政府权力下放等问题。实际上，谁也不知道政府究竟该管多少事。 在中央领导同志问一个政府究竟该管多少事之后，我插了一句话，说我看过的资料上说美国政府要管大约一万件事，中央领导同志很感兴趣，把这个课题交给了中国科协，让我们牵头来研究。 中国科协专门成立了课题组，以中国科协为首，组织了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共同调研，搞了整整一年，形成了一个关于政府职能转移问题的研究和建议的报告， 作为中国科协党组的文件交到了党中央。
这个文件还有一个附件，有西方国家学会是怎么承接政府职能的报告，有全国性学会接受政府职能转移情况的调查汇总，有中华医学会、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陕西省科协的情况汇报，有关于学会和科协奖励评定的情况汇报，有上海市的情况汇报，以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工程师学会的情况。 整个报告的中心就是试图回答我们国家的政府究竟应该管多少事这个问题。
这个报告上交以后， 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批示，要相关部门研究政府职能转变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 现在，中央办公厅调研室正在承接一个同样的课题， 调研室的领导找到我，说我们都知道你带头起草的报告，但是不知道当时怎么会是你参与了这个事的，他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这个文件为什么没有下文了？ 第二个是你觉得落实这件事的难度在哪里？ 就这两个问题，我和这位中央办公厅调研室领导交谈了有近一个下午，后来形成了一份题为“能力建设要加强，制度设计要科学”的内参，交给了中央政治局的领导。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 10 年前的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思想，其实在后来的中央文件上都出现了，这些思想在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中也说了， ***同志在 2011 年中国科协八大的祝辞中就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引导支持科协所属学会承接政府转移的社会化服务职能。 ”党中央的文件里也一直在谈这件事。 这就是中国科协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的具体体现。
总起来说， 我认为将科协建设成科技智库，要从四个方面入手：第一，新概念、新思维是建设科技智库的基础；第二，建设科技智库要注重专业理论的进展；第三，建设科技智库要注重务实性；第四，建设科技智库要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 如果大家能注意到这些方面，我们建设科技智库的工作会做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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