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协同演进作为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术语， 是生物学者 Ehrlich 和 Raven（1964）提出的，而后被运用于社会管理系统。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掀起了协同演进的研究热潮，到 21 世纪初，基本建立了协同演进理论体系， 并在社会管理系统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国内对协同演进应用研究才刚刚起步，因此，本文对其发展轨迹、基本内涵、逻辑框架、研究现状以及展望作简单述评，以期能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1 协同演进的发展轨迹
1.1 生物起源
我国古代，“刚柔并济”“阴阳相生” 等概念就镌刻着协同演进思想。协同演进概念源于生物学，作为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是生物学者 Ehrlich 和 Raven（1964）在论文《蝴蝶与植物：关于协同演进的研究 》中首次提出的。 文章对蝴蝶与花草植物间的演化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某类植物吸引或排斥某些特定的蝴蝶， 而某类蝴蝶也只喜欢某些特定的植物，这表明物种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影响、协同演进的。 随后，协同演进被广泛地运用，成为生物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分支。
1.2 社会管理系统变迁
最早研究并系统地将协同演进运用于解释社会管理系统变迁现象的学者是 Norgaard（1984，1994），他认为，协同演进不仅是“协同”的，更是“演进”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演进。 在社会管理系统中，协同演进主要反映了知识、价值、组织、技术和环境等五个子系统的长期反馈关系。 人类从物质和精神上改变世界， 而新世界又反过来影响人类的思维和世界。 随后很多学者对协同演进理论做了大量的研究。VolberDa 等（2003）认为，协同演进理论必须符合达尔文主义的一般分析框架， 这就意味着必须对复制者和互动者进行明确的界定，并且运用“变异”“复制”和“选择”等生物术语来描述社会管理系统协同演进过程。 Murmann（2003）区分了协同演进和并行发展两个概念， 认为协同演进要求双方必须拥有改变对方适应特征的双向因果关系， 而并行发展是指双方对一个环境的同时适应。Jouhtio（2006）对协同演进做了如下定义： 协同演进是发生在两个或多个相互依赖的物种上的持续变化， 它们的演化轨迹相互交织、相互适应；物种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是共生关系、共栖关系，也可以是竞争关系。 此外，学者目光不仅仅局限于协同演进的理论分析， 也开始关注协同演进的应用研究。 Lee（2012）将协同演进运用于解释 IT 技术创新和产权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国家的产权制度会导致同一个行业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范式，强调政治决策过程驱动 IT 技术和制度相互影响。 张红娟等（2011）从协同演进视角出发，深入挖掘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各种要素的相互作用、 协同演进机制， 提出产业集群的发展是企业战略、产业环境和制度环境协同演进的过程。
2 协同演进的基本内涵
2.1 基本特征
2.1.1 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Murmann（2003）认为 ，主 体间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是协同演进的核心概念， 不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由于所处环境的复杂性，一个组织可能既与内部成员有协同演进关系， 也与外部环境有协同演进关系， 因此在现实中经常表现为双向或多向因果关系。 正因为存在这种双向或多向关系，使得任何变化都可能会出现在所有互动成员中， 进而通过这种多向的互动，与其他系统建立起反馈关系。即任何一个变量的变化都可能是由多个互为因果关系的变量导致的， 同时也可能导致多个互为因果关系的变量发生变化。因此在这样一个复杂相关联的系统中，区分决定性变量和非决定性变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2.1.2 多层嵌套多层嵌套是指协同演进不仅可能发生在同一个层级中，而且还可能发生在层级之间。当考察一个较为复杂的变迁现象时， 研究者必须尝试建立多层级互动的协同反馈机制。Silvia 等（2012）在分析服务外包近几年为何发展如此迅速时，分别从企业内部（包括承包方、发包方）、外部环境（包括国家制度、社会基础设施等因素）等多个层级考虑，这样能够更好地理解此现象的发生， 同时也通过建立一个微观层级和宏观层级的协同演进逻辑框架， 强调一个微小的变化能够引起颠覆性的改变。 嵌入性是演化经济学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视角。 在新古典传统中，往往忽略影响个体行为的因素，如政治、文化等个体被假设为独立存在的； 而在演化经济学中则坚持将个体的行为嵌入在更为广阔的文化、 历史和政治等制度环境中。
2.1.3 非线性协同演进具有复杂系统特征， 互动者之间的互动或反馈机制呈现出非线性或自组织形态， 变量之间复杂的交互影响无法被简化成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协同演进由一系列连续的反馈路径构成，层级之间也存在相互反馈机制， 这使得一个组织的演化可能最终导致其他组织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 因此组织与环境协同演进的方式和路径也变得难以预测。
2.1.4 正反馈效应正反馈效应也是协同演进重要特征之一。 正反馈机制促使系统内外部的变化对系统影响不断放大，使系统变得不稳定，进而离开原有状态。 在正反馈机制作用下， 系统内外部许多微小的变化就能够得到加速发展（Silvia 等，2012），这意 味着系统本身不仅能够创造变化， 而且可以传递变化和扩散变化。在社会管理系统中，由于个体组织具有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创新在扩散过程中其程度和层级会不断深化，也可能引起制度创新，进而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共同推动下，逐步改变经济系统结构。
Huygens 等（2001）在研究企业能力和行业竞争力之间关系的时候，通过探索机制与利用机制，很好地阐释了协同演进中正反馈效应这一特征。
2.1.5 路径依赖在协同演进中， 系统的演化轨迹也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路径依赖是指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 随机的非线性系统可能会受到某种偶然事件的影响，而沿着一条固定的轨迹和路径演化下去。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或者时间因素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同时，还引申了“惯例”的概念。 所谓惯例， 是指在演化过程中从一种不好的路径转变为一种好的路径所需要的等待时间。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组织会呈现出惯例的性质。
上述 5 个基本特征是协同演进能有效分析社会管理系统变迁现象的原因所在， 同时也是区分这种分析工具与其它分析工具的标准。
2.2 分析思路和逻辑框架
社会管理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呈现一种动态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各个子系统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例如在企业与环境协同演进关系中，企业通过与环境中其他要素互动来影响环境的变化， 从而创造对自身有利的外部条件； 而环境反过来又影响企业的行为，迫使企业适应其他企业和要素的变化。
根据上述思维逻辑，Lewin 等（1999）对协同演进分析提出了 6 点要求：（1）在历史情境中进行跨期研究；（2）研究微观与宏观层级的多向因果关系；（3）研究交互、即时、时滞、嵌入等多种效应；（4）考察路径依赖的影响；（5）考察不同制度安排的影响；（6）考虑社会、经济、政治等宏观因素变化的影响。 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企业、产业与环境协同演进更为具体与细致的逻辑框架（见图 1）。 该分析框架强调了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层级上的协同演进。【图1】
3 协同演进的研究进展
近几年，西方掀起了协同演进研究热潮，笔者试图从系统领域、 系统层级、 复杂性和情境化等 4 层面，探讨国内外协同演进研究应用进展和趋势。
3.1 系统领域
在国外， 协同演进已被运用到解释各系统的互动中，例如经济—生态、组织—环境、技术—制度以及需求—消费等。 Stead 等（2004）通过假定企业与社会、生态系统之间存在协同演进关系，建立了企业组织和生态环境协同演进的模型。 在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进过程中，Pelikan（2003）认为技术与制度之间的互动产生了协同演进， 互动模式的差异对组织的创新和扩散产生不同影响。 之后又有许多西方学者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进行考察研究， 证实了技术与制度确实存在协同演进关系（Murmann，2003、Lee，2012）。 Karolina 等（2010）认为经济系统各部门，特别是农业、能源和交通，存在大量不可持续行为，建立需求—消费协同演进模型，能够很好地阐述不可持续行为转变为可持续行为的路径。
在国内，协同演进涉及的系统领域比较局限，大多数研究只关注于制度、 战略、 技术创新等方面内容。叶晓红等（2004）、王发明等（2010）分析了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系统演化的途径， 以及产业系统演进对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作用， 论述了二者的协同演进机制与过程。 饶志明（2008）将制度、战略、演化视角以及企业演化的个体发生与系统发生问题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企业制度和战略研究的新视角，研究企业内部子系统之间及其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协同演进过程和机制。
3.2 系统层级
在国外， 协同演进在系统层级方面的研究横跨宏中微观，宏观层级如国家、地方政府，中观层级如产业，微观层级如企业等，也有跨层级之间的研究，更有被用于细微层级的研究， 如解释某种事物的发生。 Fulvio 等（2013）认为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是相互影响、协同演进的，二者共同驱动国家创新系统的提升。 Murmann（2003）、Lee（2012）等从国家某个产业层级， 论述技术与制度间存在着的协同演进关系。 Tan 等（2005）、David 等（2010）等证实在转轨背景下，企业战略和环境存在协同演进的关系，在不同阶段， 企业要有能力去改变与外界环境相适应的战略， 有时这种战略上的改变可能会影响到企业的绩效。 Huygens 等（2001）通过引入能力探索和能力利用两种机制， 解释公司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之间协同演进的关系。
在国内，大多数协同演进研究都集中在中观层级和微观层级上。 芦彩梅等（2009）、徐利新等（2012）、张红娟等（2011）、顾慧君等（2007）、叶晓红等（2004）从不同角度，如品牌嵌入、社会网络、技术创新等，运用协同演进研究产业集群领域相关问题， 如为何会出现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如何改革升级等。 蔡宁等（2008）、余菲菲等（2008）从不同角度，如 IT 能力与组织边界、网络关系强度和技术创新、公司战略和业务战略等， 运用协同演进研究企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上，如何不断地提升自身技术，从而保持市场竞争优势。
3.3 复杂性
在国外，协同演进的应用研究往往比较复杂，研究的系统并不局限于二维， 也有三维甚至多维。
Huygens 等（2001）通过引入能力探索和能力利用机制， 解释企业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二者之间的协同演进关系。 Koza 等（1998）从企业、产业和竞争环境三个维度之间协同演进的关系， 研究企业为何会选择战略联盟。Lewin 等（1999）分析企业、产业、国家制度和外部制度四个维度之间协同演进关系。
Lahiri 等（2011）在研究服务外包为何发展如此迅速时，不仅仅考虑到企业因素、产业因素，同时也考虑到承包方、发包方以及国家政策制度等。 Silvia 等（2012）更是在 Lahiri 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加上任务特征这一维度。
在国内， 协同演进的应用研究系统大多数都是二维的，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已开始关注多维的。 黄凯南（2007）分析企业和产业协同演进机制。 王发明等（2010）认为技术创新与产业系统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的， 技术创新能够通过多种途径对产业系统的演化产生影响，反过来，产业系统的演进也会影响技术创新的活动与过程， 二者的协同作用机制和演化过程具有复杂性。 蔡宁等（2008）分析了网络关系强度与技术创新模式的耦合性以及二者的协同演进，表明网络关系越强，越有利于利用式创新；网络关系越弱，越有利于探索式创新。 余菲菲等（2008）研究在公司业务部门战略可能与公司整体战略不一致情况下， 二者的协同演进模型， 分析其互动机制。 张华等（2013）主张不同的自我监控水平在网络构建与网络机会利用方面的差异将导致其发展出不同的知识创新， 同时知识创新与发明者的合作网络将发生协同演化，认为自我监控、知识创新和合作网络三者是协同演化的。
3.4 情境化
在国外， 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协同演进研究的情境化，主要以详细的协同演进机制和逻辑框架为主，也有跨时期的案例分析。 Huygens 等（2001）研究企业能力和行业竞争力协同演进关系时， 分析了探索能力、利用能力、创新和模仿等机制，提出二者之间协同演进的分析框架。 David（2010）分析了俄罗斯1990-2004 年的制度变化情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企业家精神变化情况， 通过访问调查多个企业生存情况，证实了二者之间的协同演进关系。
在国内， 协同演进应用研究都是根据现有的分析模型，缺乏情境化的考虑。芦彩梅等（2009）通过分析产业集群协同演进的框架体系， 建立三种产业集群协同演进动力学模型：竞争协同演进模型、合作协同演进模型以及竞争合作协同演进模型。 赵玉林等（2013）通过构建产业系统经济与生态协同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复合系统协调测度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及其省域近十年来产业系统经济与生态的协调状态和协同演化趋势。
综上，国内协同演进的应用研究才刚刚起步，无论是在系统领域、 系统层级还是在复杂性和情境化上，与西方研究相比都有一定差距（见表 1）。【表1】
4 讨论与展望
近几年的研究结果表明， 协同演进是一个极富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运用强有力的新逻辑对各子系统进行跨时期、多层级的研究。 具体而言，协同演进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主要体现在：
（1）因果关系方面，突破了学者单向因果联系思维方式的禁锢。 随着协同演进的提出和多向因果关系、非线性关系等概念的引入，研究者认识到系统内的各个主体之间实际存在着复杂动态联系， 只有充分考察各方的适应性特征，才能抓住问题本质。
（2）包容性方面，协同演进把诸多相关理论完整无损地结合起来。例如，纵向协同演进之于产业链理论，多层级的协同演进之于组织理论等。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包容性， 使得协同演进理论在社会科学众多研究领域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3）由于协同演进在因果关系和包容性等方面表现出的独特一面，因此，在面对一些旧观点时能够产生出一些自己独到的新观点， 这对于推动学术研究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企业是个体之间的契约联结， 所有的市场行为都可以通过个体理性行为推导出来， 进而认为所有的宏观行为都能够通过微观个体的理性行为推导出来。
协同演进则认为企业是个体的学习环境， 企业能够塑造个体的偏好和认知， 个体也能够影响企业演进方向，因此个体和企业存在动态相互反馈关系，并不是所有企业行为都是个体行为推导出来的， 进而认为宏观现象不仅仅只是由微观行为推导出来的。
协同演进也有其局限性：
（1）实证方面，协同演进对实证研究提出了种种苛刻条件，如跨时期等，这无疑为实证研究设置了巨大障碍。 虽然目前国内外已有对协同演进的实证研究，但是鉴于它需要跨时期的一手资料，因此协同演进实证研究要比概念发展缓慢得多。
（2）情境化方面 ，协同演进研究尚显不足 ，尽管外国研究学者已开始注意到情境化， 但是明显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会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研究学者要加入情境化因素，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正是协同演进研究的一个难点。
（3）协同演进理论作为分析多要素目标系统变迁问题的工具， 虽然显示出强大的解释力和独有的逻辑模式， 但是并不能解释所有社会经济管理变迁演进现象，因此，若想更加贴近现实，在合理恰当地运用协同演进这种分析工具的同时， 还需要其他理论模型的补充，这样才会有很好的说服力和指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