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是一个表示一切社会现象，特别是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的范畴。它不仅是社会学中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而且也是最使人着迷、最难解答的问题之一。19—20世纪最杰出的社会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尽力想解决社会变迁问题。本文以古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的涂尔干为例，着重探讨有关社会变迁理论的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社会变迁的动力分析;第二，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第三，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
一、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分析
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劳动分工日益明显，并越发显示出其特有的社会功能。这种现象引发了早期社会学家的密切关注。他们普遍认为，社会分工对社会变迁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从涂尔干的代表作《社会分工论》中尤其能认识到该问题的实质。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运用社会分工这一核心概念，对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所作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涂尔干详细分析了当时社会分工的状况。他指出:“现代工业拥有日益强劲的动力机械，大规模的能源和资本集团，以及随之而来的最大限度的劳动分工。在工厂里，不仅每个工种界限分明，专业性强，而且每件产品本身也都使其他产品的存在成为必需的特殊产品。”
此外，涂尔干还运用典型的举例来说明社会分工的状况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他指出:“在这个时代，我们用铁路替代了公共马车，用海轮替代了帆船，用工厂替代了小作坊，所有这些与日俱增的活力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有用的。”
其次，涂尔干对劳动分工的特征与功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一分析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分工具有普遍性。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社会分工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正如涂尔干所指出的，“自从地球有了生命，分工就几乎同时出现了……社会要符合这一规律，就必须顺应分工的趋势，这种趋势远在社会出现以前就已长久存在，而且遍及整个生命世界。”
第二，涂尔干分析了社会分工的功能，认为分工是人类社会变迁的动力。他指出:“劳动分工逐步替代了共同意识曾经扮演过的角色，高等社会的统一完全要靠分工来维持了。显然，劳动分工的这种作用要比经济学家平常所以为的重要得多。”
在涂尔干看来，劳动分工对社会变迁起着“无可伦比的作用”，由此推进了人类社会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型、变迁。总之，正是基于对19世纪社会分工的分析，涂尔干不仅寻找到了社会变迁的动力根源，而且建构了一种社会变迁理论。
最后，涂尔干认为，社会劳动分工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变革。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而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发生的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变迁。对此，我们可以借助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这一对关键词加以阐明。正是源于对社会分工功能的认识和分析，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的第二、三章重点阐述了人类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两种理想类型———“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或者可以称为“相似性所致的团结”和“分工形成的团结”。在涂尔干看来，“前一种团结是建立在个人相似性的基础上的，而后一种团结是以个人的相互差别为基础。前一种团结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集体人格完全吸纳了个人人格;后一种团结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都能够自臻其境，都有自己的人格。”
总之，对社会劳动分工及其功能的认识，构成了涂尔干分析、探讨西方现代社会变迁的切入点。他不仅考察了社会分工得以出现的原因和条件，而且分析了劳工分工的功能以及对社会变迁的动力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涂尔干揭示了由于社会分工所导致的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
二、社会变迁引发的社会问题
从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社会分工论》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正是社会分工的负功能引发了社会失范状态，最终导致了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和存在。显然，涂尔干把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看作是社会变迁的一种结果，或者可以说，涂尔干对当时社会突显的社会问题的分析源于对社会分工及其功能的研究，尤其是对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失范”问题的研究。下面我们考察、分析这一内在逻辑的具体展开。
首先来看社会分工。总体而言，涂尔干对分工持有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涂尔干认为分工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它不仅维持了“社会的平衡”，而且能实现“人类持续不断地追求幸福的愿望”。但另一方面，涂尔干认为分工导致了一些社会病理现象。正如他所指出的，“分工就像所有社会事实一样，或者像更加普遍的生物事实一样，表现出了很多病态的形式……就正常状况而言，分工可以带来社会的团结，但是在某些时候，分工也会带来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果。因此，我们必须考察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分工偏离了它的自然发展方向。”
在《社会分工论》的第三卷，涂尔干重点分析了分工的三种“反常形式”———失范的分工、强制的分工和协调不足的分工。
涂尔干的分析不仅始终贯穿了对“失范”的最深刻的认识，而且把“失范”作为社会各种矛盾冲突乃至危机的最重要的根源。他明确指出，一方面，伴随着分工的发展，人类社会从“机械团结”转变到“有机团结”，社会本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另一方面，社会变迁的进程并不总是很顺利，它往往导致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出现。正如涂尔干在第二版序言中所指出的，“我再三强调了现代经济生活存在着的法律和道德的失范状态……它造成了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景象，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频繁产生出来。”
总之，在涂尔干终其一生的研究中，他始终认为，由失范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和危机是全方位的，它们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简言之，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以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为典型表现形式的经济危机。与同时代的马克思一样，涂尔干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以及经济危机同样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经济危机是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所遭遇的第一种危机形式，“它们足以使有机团结发生断裂……随着劳动分工的逐步发展，这些现象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至少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如此。从1845年到1869年，破产现象就增加了70%。”
2.以劳资冲突为典型表现形式的社会危机。在“失范的分工”一章，涂尔干考察了从中世纪到17世纪的劳资关系的三个阶段。首先，在中世纪，工人还通常与雇主相邻而居，在“同一家店铺和同一条椅子上”分担工作。因此“双方几乎是平等的”。其次，涂尔干考察了劳资关系的第二个阶段。自15世纪以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雇主和雇工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很深的鸿沟……一旦双方产生了这种分离，冲突也就越来越频繁了。”最后，涂尔干认为，自17世纪以来，“工人阶级的历史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大工业时代到来了。工人与老板之间的裂痕变得更加明显了。”
与此同时，随着专业化的不断发展，工人们的反抗也越来越频繁。工人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残酷了。在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考察之后，涂尔干得出结论:“工业职能越是朝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就越激烈，远远超出了社会团结的发展水平。”因此，伴随着社会分工、工业化的发展，潜伏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日益突显出来，而且，也必然会表现得越来越来激烈。总之，涂尔干认为，永无休止的敌对状态、劳资矛盾和冲突是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
3.以自杀率的上升为典型表现形式的精神危机。对19世纪欧洲工业化国家自杀问题的分析、研究是涂尔干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杀论》中，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涂尔干指出了自杀问题的严重性。“普鲁士的自杀从1826年到1890年增加了411%，法国从1826年到1888年增加了385%，德意志奥地利从1841—1845年到1877年增加了318%，萨克森从1841年到1875年增加了238%，比利时从1841年到1889年增加了212%。”
究其原因，涂尔干认为，自杀率的上升是社会失范的典型表现形式。“自杀的反常发展和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弊病是相同的原因引起的。自杀人数异常地增加表明文明社会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动荡，自杀的人数说明动荡的严重性。甚至可以说，自杀的人数是衡量动荡严重性的尺度。”
由此涂尔干得出结论:自杀的增加在欧洲是普遍现象，文化水平越高的国家就越是明显。总之，涂尔干认为，社会分工在促进19世纪欧洲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时，导致了自杀这一社会失范的出现和人数的激增。
三、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
对于当时社会的病态现象，涂尔干提出了明确的解决问题的途径。简言之，就是借助社会团体、集体意识等功能的发挥，以达到社会整合之目的。为此，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第二版序言中通过对职业群体的论述，通过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对伦理和道德规范的功能的强调，为达到社会整合提供了答案。
首先，涂尔干对当时出现的“道德整合”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的迅速转型时期，道德的基础发生动摇，其作用逐渐式微并最终丧失其影响，由此出现了“道德整合”功能的危机。在《社会分工论》的结尾，涂尔干不无痛心地指出:“某些道德因素已经不可补救地被动摇了，而我们所需要的道德却还在襁褓之中。”因此，道德“正在经历着骇人听闻的危机和磨难……转眼之间，我们的社会结构竟然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超出了环节类型以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与这种社会类型相适应的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新的道德还没有迅速成长起来，我们的意识最终留下了一片空白，我们的信仰也陷入了混乱状态。传统失势了。个人判断从集体判断的羁绊中逃脱出来了……我们应该制止这种失范状态，找到一种能够使这些相互混战的机构调和起来的方法。”
基于以上认识，涂尔干在一系列著作中都十分强调职业伦理和道德整合的重要作用。他认为，19世纪欧洲正在经历急剧的社会分化和变迁，在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型过程中，应当发挥职业伦理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整合功能。由此，涂尔干不仅尝试对“道德整合”进行分析，而且力图通过发挥道德的作用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最终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团结。在《社会分工论》的第二版序言中，涂尔干指出，“在职业群体里，我们尤其能够看到一种道德力量，它遏制了个人利己主义的膨胀，培植了劳动者对团结互助的极大热情，防止了工业和商业关系中强权法则的肆意横行。”涂尔干的这一思想创举，诚如乔纳森·特纳所指出的，由于深受家庭和宗教的影响，涂尔干的一生不仅具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而且心中充满了在法国创造一种新的“公民道德”的激情。涂尔干“坚信整合总是涉及‘道德’或价值观、信仰以及引导个人认知取向和行为的规范……建立一种共同道德的需要贯穿于他的著作，从其第一部巨著———《社会分工论》———到最后一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最后，涂尔干认为，解决社会疾病的途径关键在于重建道德原则。在《社会分工论》的结尾，他极力主张重建社会的道德原则以发挥“道德整合”的功能。并由此得出结论:“目前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我们自己确立一种道德，但这个任务是不能在悄无声息的研究工作中即刻完成的。它只有在内在因素的逼迫和要求下，才能借助自己的力量产生出来。思考所能做到和应该做到的，就是去规定我们应该达到的目标，这正是本书的宗旨所在。”
而在《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涂尔干的这一思想得以更为充分的表述。“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经济生活必须受到规定，必须提出它的道德标准，只有这样，扰乱经济生活的冲突才能得到遏制，个体才不至于生活在道德真空之中……有必要确立职业伦理，它不仅更贴近具体的生活，也更接近事实……规范必须告诉每个工人他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它必须细致入微、面面俱到。”
参考文献:
［1］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涂尔干．自杀论［M］．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特纳，等．社会学理论的兴起［M］．侯均生，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282．
［4］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