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人类学的应用研究经历了从殖民地研究到二战交战国研究，再到战后对各国社会文化变迁和发展项目的应用研究。应该说，当代人类学愈发重视生活世界中的应用问题，因为人类学的核心诉求即是对人类报以最深切的人文关怀，而将传统四大领域在应用层面加以延伸则是实现这种诉求的必经之路。其中，公共人类学因其强烈的公众关怀和社会责任，以及对世界范围内若干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成为了人类学应用领域的一大主流，正如马库斯所言:“对公共导向的、公民的人类学的期望日益高涨并在目前成为了主流。”［1］
一、公众取向:人类学的公众与公众的人类学
人类学的曲折发展历程同时也是其在应用领域由浅入深，由单一到广泛的发展历程。从研究对象来看，“人类学研究的每一项计划都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接受公共领域，相当于与研究计划同时存在的各类支持者中的一个政论场所”［2］16。简言之，人类学无一不在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特定的公众。因此，仅仅将公共人类学按字面解释为走向公共领域的人类学，虽然简洁明了，但过于简略，这种解释并不能将公共人类学与其他领域内的应用研究区分开来。罗伯特·博罗夫斯基(RobertBorofsky)于2000年为公共人类学作了如下定义:“人类学和人类学家超越学科边界，有效地提出并参与更广泛社会问题，推动公共讨论以促成社会变化这个目标的能力”［2］10。显然，他将人类学的这一分支视为一种将抽象理论带入具体实践的能动方式。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马库斯的展望，还是博罗夫斯基的定义，都不应仅仅因其字面表述而忽视公共人类学公众取向中蕴涵的双向互动过程。这一方面既指人类学深入公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另一方面也指开放的多渠道的吸纳公众参与。前者是将公众作为对象并在其中开展研究，在与人群的互动中得到有关当地社区、人群的文化图景并加以展示，即人类学“在公众中”。在一些具体议题中，人类学家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为公众表达诉求并提供咨询、教育等服务，夏循祥在香港开展的有关公民教育和公共参与的社区研究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而后者，则是公众通过亲身参与研究并与人类学家合作来实现其诉求，即人类学“为公众”，这种从被研究对象到研究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既是公众意识的觉醒，同时也是人类学后现代研究范式的一个结果。扩大的学科边界为不同群体参与人类学提供了多元途径，同时也拓展了公共人类学的研究领域。2011年，杜克大学的戴安娜·尼尔森(DianeNelson)和其他占领者一起参与了美国的一处占领运动，他们既是事件的行动者，同时也作为人类学家对整个事件进行观察分析，将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人群置于研究分析的位置上，这种“自我民族志”的特殊视角使我们得以管窥事件中行动者们的真实心境，而尼尔森作为执笔者进行最后的民族志创作时并不独占话语权，而是展示行动者们的话语，让他们自己发出声音，这种研究对象—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并未产生对立，而是在占领现场的时空下得以统一［4］。
走进公众和让公众参与进来，这两条基本路径构成了公共人类学公众取向的交互架构，并且在近年来的具体研究中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良性互动。同时，人类学家也在研究他者的过程中不断对学科自身展开反思和批判，将作为“自我”的人类学也视为一种特定人群的集合，即一种独特的公众。这为人类学家提供了新的关注点。南非人类学家阿兰·莫里斯(AlanG．Morris)就从生物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批判了南非人类学界在种族隔离中的不光彩历史，指出殖民时代的南非人类学界为一系列种族隔离政策的制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5］。这一反思为当前和未来的人类学发展提供了殷鉴。借助这一反思，我们则对人类学在公共领域下的应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即不恰当、甚至是存在相当缺陷的学科体系可能会对一国或地区甚至在更大范围内造成长期的负面效果，而学科的不断自我反思则是避免和修正这种恶果的必要手段。
二、公众取向下的多元途径
公众取向要求公共人类学必须依靠具体途径从公众中来，再到公众中去，而公众的能动性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体现和提高。公共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和对象是多元的，但殊途同归，最终仍回归到对人类社会的人文关怀，即公众取向这一根本诉求上去。本文聚焦于当前公共人类学应用中的多元途径，展示其具体进路和公众取向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涵盖近年来人类学界在公共领域内开展的研究，包括环境、生态和灾难研究，应用研究与公共服务，种族、女权、移民与公共政策，传播媒介等。尽管具体研究的背景、对象、进路和实际成果各有不同，但存在如下共性:第一，跨学科、跨地域的联合研究成为显着趋势，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被越来越广泛地采借于人类学研究中。同时，人类学家不再仅仅关注某一特定地点，而是趋向于在更大范围内，如区域乃至全球进行多点研究，以力求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展示人类社会的文化事象并给出解释，进而寻求在更广泛意义上应用其研究成果。另外，也不再仅仅关注某一社区和某一人群，而转向复杂时空交错中不同人群的复合体，使研究更加深入人们的生活世界。第二，新技术发挥显着作用。技术的不断发展不仅提供了更为多样的研究工具，其本身也成为新的研究对象，促使研究者对已有的研究取向和方法进行反思和发展。第三，更加注重人类学的应用价值，不再仅仅是象牙塔似的高高在上，而是深入公众，在公众中实现研究意义并不断吸纳公众参与，拓展人类学的口径，实现双方的良性互动。这些研究趋势和动向对于尚处发育阶段的中国公共人类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中国人类学的具体实践提供新的思路。
1．环境、生态和灾难研究。近年来人类学家越发重视全球性和地区性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以及灾难研究都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与原有强调生态环境对文化影响的进化论文化生态学不同，当前研究者更加关注于如何透过环境问题看人类。
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Anthony Oliver－Smith)曾于1996年发文对灾难进行定义，并指出当时灾难人类学的三大主要方向:(1)对灾害的行为和组织应对;(2)灾难背景下的社会变迁;(3)从政治经济和环境角度聚焦于历史－结构维度的灾害脆弱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6］。当时的人类学灾难研究就已呈现出跨学科共享研究方法、理论观点和研究对象等趋势，在随后的近二十年中，这些趋势逐步成为人类学灾难研究的主流并呈现出新特点。2006年，《美国人类学家》杂志组织学者对2005年墨西哥湾风灾和卡特里娜飓风进行了专题研究，议题涉及海岸开发、种族平等、灾民自救、灾后重建等具体应用领域［7］。各种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手段都被综合应用，这些在受灾地区开展的历时性研究为其他有可能遭受类似灾难袭击的地区提供了公共政策、救援等方面的借鉴和依据。时隔6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以及核设施这一可能带来巨大灾难的人工环境再次成为人类学家关注的对象。其实过去的30年里，人类学家一直以多种方式参与有关核能的相关政策研究。许多学者认为，保持一定规模的公众参与是促使核能项目良好转变的必要途径。然而，当讨论人类学在公众参与中所起的作用时，却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主流媒体中听不到人类学的声音，只有当发生灾难之后，人类学才得以进入公众视野。因此，人类学亟需更多地面向公众并发出自己的声音［8］。
国内学者近年来也对人类学灾难研究和本土实践进行了思考。2008年，汶川地震的巨大灾难引发了国内众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前往灾区进行研究，庄孔韶和张庆宁从对震中某市开展的田野调查出发，重新检视了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论进程，并提出包括组织对应、社会活动、宗教仪式在内的若干视角，为中国的人类学灾难研究提供了理论准备［9］。
2．社区应用研究与公共服务。公共人类学强烈的应用意识与公众取向要求人类学必须与大众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自《写文化》以来，原本在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人类学家已经意识到公众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断推动公众进入人类学研究，重视其自主自为能力。社区则因其共享的地域文化属性在微观和现实操作层面为这种双向互动提供了理想的实践空间，近年来多数应用研究都以社区为对象和切入点。
公共人类学在这一空间内实现了自身意义的定位，也在研究进程中用多样化的成果达成其公共服务的诉求。这些应用研究具体而多元，同样，公众的参与路径也各有不同。西班牙人类学家丹尼斯·劳伦斯·祖尼加(DeniseLawrence－Zuniga)就联合城市设计师、环境工程师，对巴塞罗那最为老旧的公共住宅区进行了合作研究。他们在进行田野工作的同时为社区居民组织提供资助，参考周边地区已有的类似研究，最终形成了对该社区的综合研究报告［10］。这种由跨学科研究人员和当地居民共同完成的研究项目向公众展示了合作研究所能带来的社会效应:城市设计师和环境工程师借助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推出可视化的方案并推动项目进展，而人类学家的调查结果则通过网站面向公众，同时，社区居民组织也提高了自主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实现了作为社会公民的自我教育。
在具体的田野工作中，人类学家也在不断反思自身研究所承担的伦理问题，在人类学家看来，为公众利益进行工作是荣誉，是义务，有时也是一种充满问题和争议的负担，这需要人类学家在实际应用和工作中对所处的社会规范和可能衍生的种种问题报以相当关注。不应仅仅将人类学研究看作是某种以严谨缜密方式收集数据为主要目标的智力游戏，若如此，人类学工作的社会意义就仅仅是在某个社区中进行工作，而不是研究该社区［11］。对社会责任和伦理规范的反思使得人类学家意识到，让更大范围的公众参与到关乎他们自身利益的项目和议题中来，与当地社区居民采取合作，这样的研究方式将避免人类学家和社区居民因研究方法、目的和受益等问题产生可能的矛盾和冲突，使社区和研究者共同获益。桑亚·阿塔雷(SonyaAtalay)在纽约推动的SHARE项目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项目参与者包括纽约一处社区的居民和对该社区土地持所有权要求的卡尤加(Cayuga)印第安人，后者向纽约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引发了他们与社区居民的紧张关系。人类学家通过该项目和多种活动促进印第安人与社区居民共享文化，最终维系了原住民文化的传承［12］。同其他社区研究相比，SHARE项目有其突出特点:一是草根群体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并推动该项目“精准”向前发展，每个群体都实现了其自身定位，通过合作解决问题，实现共赢局面。二是研究者针对不同群体的各自特点细化了相应策略，但对话和教育始终居于中心地位。
在某些动荡地区，如部分亚洲、拉美和非洲国家，公共人类学的社会责任与人道关怀尤为重要，其研究成果可能直接关系当地民众的生命权。有研究者高度关注哥伦比亚境内的“强迫失踪”(ForcedDisappearance)现象，事件的受害者大多失去性命。研究者利用法医人类学手段和其他方法调查后，找到了共同构成所谓“强迫失踪”的幕后推力。该研究有助于阻止此类事件的继续发生，具体的抑制措施则包括:强化居民的社会融入感，消解跨国犯罪网络，以及在传播受害者影像时进行人性化处理等［13］。
当前应用研究中的另一大趋势在于人类学家越发关注社区所连接的各种社会空间。例如同样是对社区内环境和生态因素进行考察，格温·奥廷格(GwenOttinger)针对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处石化企业集中、被环保人士批评为“癌症小巷”的地区开展的研究，就聚焦于当地化工企业与社区居民间的互动，而不是单纯的关注化工企业造成的环境影响［14］。本杰明·荣格(BenjaminJunge)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市同样以社区为切入点，对当地社区居民组织、各类非政府组织、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展开研究，聚焦于社区居民组织领导者在公民的社会参与中所起作用的变化，寻找当地社会政治生活变迁的原因和动力［15］。
3．种族、女权、移民与公共政策。公共人类学对种族、女权、移民、公共政策等传统议题同样抱有高度热情，公众关怀这一根本取向使人类学家无法回避这些议题，近年来的研究也显示出某些新动向和新趋势。
(1)种族。种族问题常与经济、教育、医疗等因素相关联，并因在全球化背景下与人权、信仰等因素缠织纠结而愈发复杂。人类学家试图通过多种途径来因应日趋复杂的种族问题。罗伯特·福特雷尔(RobertFutrell)和皮特·塞米(PeteSimi)运用统计学方法对美国的白人极端权力运动，如3K党、光头党、新纳粹等展开调查，试图找出在面对高度敌对的社会条件下，行动者们如何实现、传播并维系其权力运动的一致性和集体认同。他们特别关注事件过程中空间的重要作用，分析不同层面的空间架构如何维系行动者之间的交互网络和集体身份认同［16］。
前文提及，南非人类学家反思了殖民时代南非人类学界在种族隔离政策中的不光彩作用。无独有偶，2011年，以凯伦·布洛金(KarenBrodkin)为首的3位美国人类学家也将反种族歧视的视线投向了美国人类学界自身。他们研究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人类学界自身在消除种族歧视、扩大种族多样化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不显着，制度性和观念性的壁垒仍然存在，人类学更像是“白人学者的公共空间”［17］。
(2)女权。同种族问题一样，女权问题也因多种因素的互相交织和全球化的大背景而愈发复杂。女权主义者和女性人类学家不断在全球各地推进相关研究，将女性和女权主义置于应用领域和多元框架下予以讨论。2002年，当美国在阿富汗开展“反恐战争”的同时，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同时将阿富汗女性的生存和人权状况列为研究课题，研究社会历史转型期内当地女性所面临的现实处境，由此重新审视了人类学的社会责任与伦理，反思全球化对当地造成的影响。
研究者发现，以西方意识形态为标杆的“拯救”话语忽略了当地女性特有的发展进程，成了忽视阿富汗固有文化的一厢情愿［18］。
近年来，研究者们也越发积极地借助国际平台来推动其研究和诉求。以国际女性人类学大会(IWAC，InternationalWomen’sAnthropologyConference)为例，20世纪70年代，该大会仅以“纽约女性人类学会议”的名义出现，旨在建立一个地方性女权主义人类学组织，但得益于其在专业领域的突出贡献和与全球女性的天然连结，1976年，该会议拓展为现在的IWAC。该会议为联合国和其他政策制定机构提供切实的案例分析和可靠的决策依据，有力地表达了女性的集体呼声，推动全球妇女运动的发展［19］。
(3)移民与公共政策。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进程加速了跨国、跨地区的人口流动，伴随而来的还有资本、技术、信息的大规模流动，但这种流动并非总是双向的或同等规模，而处于流动两端的地区和国家如果存在极大文化差异时，移民与原有群体的文化互动就呈现出多种样貌，甚至是以激烈、暴力的方式进行。
2011年7月，挪威发生双重恐怖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而袭击者的极端反伊斯兰思想也促使人类学家开始审视挪威以及欧洲的多元文化主义。穆斯林、伊斯兰、移民等文化符号在这种环境下引发了公众无尽的联想，这种极端文化冲突成为了挪威，乃至全球人类学家讨论的热点［20］。有研究者分析了遭恐怖袭击的北欧后指出，北欧诸国共享价值观、历史并有着相似的社会构成，社会联系紧密且高度同质，这使得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移民难以融入其中并发展壮大起来。此外，长期高福利的社会制度造成的紧密融合也客观上限制了不受监管的移民们的活动空间［21］。从上述研究来看，北欧社会并未如设想的那样真正实现了多元文化的融合，尽管有越来越多的包括穆斯林在内的移民进入其中，但仅仅是进入并不意味着两种本存在巨大差异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的融合，彼此在意识形态、经济权益和其他诸多领域存在的差异和长期积累的矛盾可能因某一突发事件以激烈的方式体现出来。
人类学家对自身研究的关注和反思一直没有停止，即使是在移民社区这一公共场域内进行民族志研究也同样如此。正是这种反思，使我们得以加深对民族志方法的理解，而研究者的知识生产过程、和他者的互动都使人类学家在未来的研究中能更好地避免方法论上的疑虑。克罗地亚人类学家瓦尔·科里克－佩斯克在澳大利亚对克罗地亚移民社区的研究就是一例，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屈从于自己的“克罗地亚性”，身份认同使他在“自己的民族社区”内开展研究时却身处意想不到的的境遇，无论是社区内文化的转译再现，还是对克罗克亚与澳大利亚两种文化的交流，“局内人”和“局外人”，“自我”与“他者”共同交织出某种尴尬空间。当他不断地努力在亲近和疏离间保持某种有意识的平衡后，他发现偏偏是这种尴尬的田野经验使研究更有创造力，真正地克服了某些围绕“克罗地亚社区”的陈词滥调，从而展现其真实的文化和生活图景［22］。
无论是微观层面的社区研究，还是宏观层面的公共政策研究，其中的公众取向并无本质差异，区别仅是研究路径不同。前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研究，而后者是“人类学家寻求的某种理性选择模式，揭示公共政策这一由行动者、行动、政策制定的影响因子、政策实施及其结果等一系列事象所组成的复合体，向我们提供某种捕捉世界变迁动力的能力”［23］。杰弗里·威索(JeffreyWitsoe)对印度东北比哈尔邦低种姓赋权政治开展的民族志研究就表明，只有在历史创造的政治经济框架下解读民主实践，才能发现印度后殖民民主的特殊性。其田野经验表明，原有的单一理论框架无力涵盖当今世界多样的民主形式，亟需对后殖民民主加以新的概括以适应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转变。必须将印度的地方性特质考虑在内并和其他因素联系起来，印度的后殖民民主动力学才能清晰起来［24］。
当前全球化背景下的公共政策除对本地区、本国产生影响外，还有可能对其他地区和国家产生联动效应，对当地的公共政策和相关事件开展研究同样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事件进程的动力，以及事件内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托马斯·皮尔森(ThomasW．Pearson)在哥斯达黎加的三个禁止在地方范围内开展转基因实验的城市开展田野工作。他将目光聚焦于行动网络，对比三个宣布同样禁令的城市，展示行动者对地方性、主权和生命权利的主观理解是如何与特定的行动和地方性抗争相联系。皮尔森发现，哥斯达黎加在区域和全球经济中的定位与自由市场、新自由主义的评价标准、资本与自然间的物质和话语关系等因素相关联，因此，对行动者的研究必须在宏观背景下展开。而行动者为获取公众的广泛支持，常常依靠本国的文化想象;但在决定性的问题上却将权利诉求和国家主权联结起来，将地方主权置于全球范围内对人权、生命权和地方社会的话语权进行表述。由此反映出包括转基因工程在内的跨国行为与地方性抗争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明，全球化进程已经逐步改变了资本与自然间的物质和话语关系［25］。
4．传播媒介。网络的极速发展一方面为人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手段，另一方面也促使人类学家不断更新研究方法。早在互联网方兴未艾的1996年，有学者就已意识到互联网“将有助于，或者是威胁到未来学术工作的转变”，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即使当时的美国人类学会等重要机构尚未意识到网络的巨大价值，但趋势不可阻挡［26］。当时的互联网仅仅被视为一种新的研究和展示手段，学界尚未意识到，随着社会和网络的飞速发展，网络空间将成为一个虚拟与真实并存的人类文化社区，同现实中的生活社会一样成为具有极大价值的研究对象。2002年，两位人类学家将视线转向了虚拟社区，指出这一新兴媒体将推动政治进程的改变并极大影响人类生活，特别是既有权力关系的深刻改变。人类学将因其特有的方法和视角而在相关研究中极具优势。此外，研究者们试图将人类学的网络研究上升为某种方法［27］。这时，网络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某种工具，而是与公众生活紧密连接在一起，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网络的开放性、自由性、即时性和跨地域性等特点使人们得以突破现实生活中的大量限制，为人类学与公众互动提供了多种途径。卡罗林·约翰逊(CarolynSchillerJohnson)在对比研究1893至今的美国展会时就从纷繁热闹场面背后的话语控制入手，发现当前背景下Youtube等视频网站在事件进程中拥有巨大推力，公众可以凭借视频网站参与人类学研究并加强和研究人员的互动与沟通［28］。而考古学家塞塔(Saitta)则通过网站，向公众展示他和研究伙伴在科罗拉多州所取得的最新进展，他们同时利用网络为高中生和教师进行培训，提供大量相关资料和课程，努力改变人们原本对考古学是“关于过去的知识”的陈旧看法。推动更多人参与考古研究［29］。无疑，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使研究领域超越了原有的学科边界，拓宽了研究领域。
新兴网络媒体的崛起也对传统媒体构成了巨大冲击，得益于新的资讯手段，人人都可能取代传统意义上的记者和新闻社，成为独立的信息报道人，相较于闻讯而后动的记者，普通个人更有可能在突发事件现场即时捕捉信息并将其广泛传播。有研究者就对伊拉克战争期间法新社(AFP)在伊境内的影像资讯采集进行了民族志研究，发现影像作为资源在特定环境下被重新分配甚至是被争夺，并进一步引发新闻行业从业者工作方式和流程的转变，甚至是整个从业群体内部阶层分化的巨大转变［30］。不难看出，若仍仅仅将传媒看作是人类学与公众互动的手段，势必将失去对当前背景下公共媒体特性的准确和全面把握，忽略传媒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独特价值和可能存在的方法论意义。
三、结语:多元途径的殊途同归与中国实践
从近期的研究动向不难看出，人类学正将原有的研究议题在公共领域内不断延展、深化。这不仅是学科自身不断反思发展的结果，也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学与公众不断扩大联结的必然趋势。其实不仅仅是公共人类学，人类学的根本诉求在于研究人类自身，并借助其理论和实践实现对人的人文关怀，即“公众取向”。通过应用研究，公共人类学将这种取向尽可能地转化为可供操作的具体实践和切实可见的研究成果，从而实现公众关怀的价值追求。研究既“在公众中”进行，也因“为公众”而有意义。“公众取向”是根本的，而具体的实现途径则是多元的。因为前者无论是在环境问题、社区服务，还是媒体利用等议题中都作为本质诉求被加以体现，区别只在具体环境和方法。此外，“新问题不新，老问题不老”也值得关注，即很难再以传统的“新老”这对二元对研究议题加以划分，因为所谓“新老”已无法准确地统摄当前研究的全部内涵。一方面，传统议题在新环境下由人类学家运用新视角和新方法进行新的阐释;另一方面，所谓的新兴议题，毋宁说是原有传统议题在新领域的延伸和其他学科研究范式在人类学研究中的新应用。而这种“新”与“老”的交织，同样反映了公众取向与研究路径的多元实现方式。
中国的文化传统讲求“经世致用”，追求“知行合一”，费孝通先生进一步发出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呼唤。从本质和目标来看，这与人类学的根本诉求是一致的。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历史的巨大变革之中，伴随而来的还有诸多社会问题。中国的人类学家虽一直关注社会，无论是从医疗、城乡发展，还是移民、生态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大成果，但在关注涉及普通民众的公共生活和具有重大影响的热点事件时，却存在一定程度的研究缺位和滞后。同时，当前的中国公共人类学研究仍停留在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单向研究，并未积极使公众参与其中，这也使研究的公众取向出现折扣，使得理论关怀与具体实践发生脱节。无疑，当前国外公共人类学对社区、对热点事件的敏锐把握为尚处发育阶段的中国人类学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公共人类学研究必将在前人的肩膀上寻找到适合本国实际的可行之路，从而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提供智力支持，并从实践层面为更广阔范围内的公众提供切实关怀，实现公众取向和具体途径的统一。
参考文献:
［1］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M］//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着．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