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学近二百年的发展历史中，社会变迁问题曾极大地激发了一代又一代社会学家的想象力。他们普遍认为，社会变迁是指文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的模式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变化。就一般意义而言，社会变迁是指历史发展长河中最寻常的社会变革。当然，如果从特殊意义上来看，这场社会变革是指在十七至十八世纪首先发源于英、法等西欧国家，然后以各种方式逐渐扩展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场重大变革。社会学家普遍将变革之前的社会称为“传统社会”，将此后的社会称为“现代社会”。本文以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为例，着重探讨以下三个问题。
一、滕尼斯对“共同体”的论述
滕尼斯对社会变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同体与社会》这部着作。在着作的第一卷，滕尼斯分别在“共同体的理论”和“社会的理论”这两章详尽论述了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类型：共同体与社会。在“共同体的理论”这一部分，滕尼斯对共同体的类型、表现形式及特征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认为，共同体包括了三种类型，从最初的血缘共同体发展为地缘共同体，最后是精神共同体。而从具体表现来看，其典型的形态是亲属、邻里和友谊。当然，滕尼斯论述最多的还是共同体的特征，我们可以根据他的考察和分析概括出以下三个方面。
1.亲情性。共同体是一种亲情的存在。滕尼斯用生动的语言描绘出“共同体”中人与人关系的亲密无间。例如“，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而在亲属关系中，人们“一起生活在一个保护着他们的屋顶下；共同占有和享受着好的东西，尤其是从同一个库存中得到食物，一起坐到同一张桌旁。”由此，人与人之间不仅“寻求这种血缘的亲近，难分难舍”，而且，建立在一种“最亲近和最密切的关系上……尽管遥隔天涯，相距万里，都能感到或臆想到近在咫尺，在一起活动。”
可以看出，亲属关系是以家庭作为场所而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拥有亲属关系的人们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亲情成为连接人们关系的根本要素。总之，借助对亲属关系的考察和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亲情性构成了共同体的首要特征。
2.集体性。共同体是一种集体存在。滕尼斯认为，在共同体里，集体性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和友谊关系之中。例如在亲属关系中，共同体受一种神秘的圣灵所“庇护”和“统治”，“共通的畏惧和崇敬就更加可靠地维系着和平的共同生活和劳作”。再如邻里关系，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村庄里的共同生活。在这里“，村庄里共同的田野或者仅仅有农田划分你我之边界，引起人们无数的接触，相互习惯，互相十分熟悉。”同样，在友谊关系这种形式中，“如同艺术上和等级上的志同道合者一样，相互认识的人实际上也是信仰上的教友，他们到处都受到一种精神纽带的约束，为一项共同的事业而工作。”总之，滕尼斯认为，共同体中人们关系的亲近性决定了他们具有一定的集体观念和意识，并努力保持和维护与自身生存密切相关的集体利益，因此是一种集体性的存在。
3.安全性。共同体中的人们生活具有安全性。由于亲属关系充满了亲情，是一种集体性存在，它不仅满足了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存需求，而且为人们在情感和心理方面的需要提供了保障。因此，每一个人在生存空间上和心灵上都感到“安宁和平衡”。正如滕尼斯所指出，人们“处在家庭的氛围中，为家人所环绕，享受天伦，他会感到最舒服和最快活。这时，他就悠然自适，得其所哉。”
可见，作为一种亲情性和集体性的存在，共同体保证了群体生活的安全性。
总之，在滕尼斯的笔下，生活在共同体中的人们十分悠闲，人与人的关系富有人情味，可谓是其乐融融。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在传统社会中，亲属、邻里和友谊这三种共同体形式对于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友爱，对于整个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都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社会功能。
二、对“共同体”和“社会”的比较与分析
应当指出，在滕尼斯对“共同体”和“社会”的论述中，涵盖了对二者的特征的详细比较。由此滕尼斯揭示了 19 世纪西欧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变迁。我们认为，这种比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共同体”和“社会”是两种人类群聚的形式。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性生存，这一特征决定了人或群体必然会相互结合在一起而共同生活。因此，无论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人类的生存都会表现为一种群聚的形式。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这种群聚性生存总体上表现为两种形态：农村和城市。在传统社会阶段主要以农村这种群聚方式为载体，按照滕尼斯的说法就是“共同体”。只是在近二三百年来，城市才逐渐发展并取代农村最终占居主导地位。因此，如果作一个类比我们不难发现，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十分类似滕尼斯笔下“共同体”和“社会”的关系。正如滕尼斯所说“，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在这里，人人为己，人人都处于同一切其他人的紧张状态之中。他们的活动和权力的领域相互之间有严格的界限，任何人都抗拒着他人的触动和进入，触动和进入立即被视为敌意。”
2“.共同体”和“社会”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滕尼斯从人类生活方式、作用与功能的视角出发，论述了二者的本质不同。例如，“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我们这样认为） 被理解为在共同体里的生活。社会是公共性的，是世界。”“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不管作为事实还是作为名称，皆是如此。”此外，滕尼斯还指出，“一切对农村地区生活的颂扬总是指出，那里人们之间的共同体要强大得多，更为生机勃勃：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和表面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总之，二者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
3“.共同体”和“社会”是两种“理想类型”。上文所述的两个方面，仅仅是从人类群聚性生存的视角对“共同体”和“社会”所作的比较和分析。其实，运用“理想类型”这一术语对二者进行分析，或许更具有社会学理论意义。众所周知，对于西欧在近现代所发生的社会变迁，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理论对这种巨大的“断裂”现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几乎都对这一历史性变革作出理论上的强烈反映。总体而言，社会学家根据整体社会结构的差异，把社会概括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个基本类型。当然，社会学家关于“断裂”前后的社会形态的两种“理想类型”的说法尽管本质上类同，但具体名称却迥然不同。例如，斯宾塞提出的是“尚武社会—工业社会”；马克思则称它们为“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涂尔干提出了“机械团体—有机团体”；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则运用了“礼俗社会—法理社会”来加以区分。显然，滕尼斯的贡献就在于提出了“共同体”和“社会”这两种“理想类型”，其影响可谓深远。
4.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从“共同体”向“社会”转型。在《共同体和社会》中，滕尼斯以时间的先后顺序为标准，认为共同体是人类“较早的那个时代”，而社会则是“稍后的那个时代”。他指出，“在较早的那个时代里，家庭生活和家族经济显示出是基本色调。在稍后的那个时代里，商业和大城市生活是基本色调。”
就二者的关系以及发展趋势来看，滕尼斯认为，共同体功能的式微与城市功能的增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首先来看“共同体”。滕尼斯指出，“共同体的生活方式作为唯一的、现实的生活方式，还继续持久地存在于社会的生活方式内部”，但它会“日益枯萎，甚至日益消亡”。
其次，我们来看“社会”以及充分体现现代社会特征的城市。滕尼斯认为，“城市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共同生活的最高的、即最复杂的形态”，“社会的状况越是普遍，这个整个‘国家’或者这个整个‘世界’就越趋向于变得类似于一个唯一的大城市。”
而且在现代社会，城市成为主要的人类群聚形式。它基本上是商业城市，“是工厂城市，它的财产就是资本财产，资本就是采用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或者工业资本的形式。”
可见，大城市的作用和功能十分典型，对人类的生活影响越来越大。最后，在“结论和前瞻”这一结尾部分，滕尼斯认为，人类社会正在由“共同体”向“社会”转化。“在大的文化发展中，两个时代相互对立：一个社会的时代紧随着一个共同体的时代而来。”正如他所指出“，在大城市里，在首都里，尤其在世界城市里，家庭制度陷入衰落瓦解。这类大城市愈是能够更多地和更长久地发挥它的影响，家庭制度的残余就愈是必然成为偶然的现象。”
以上所述，仅仅是对“共同体”和“社会”所作的比较，我们认为，由这种比较出发而对社会变迁的社会学意义进行分析，才更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众所周知，与滕尼斯一样社会学家对社会变迁问题有很多相关的论述。他们普遍认为，从社会变迁和社会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从十七至十八世纪到 20 世纪中期逐渐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巨大转变。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在众多社会学家中，吉登斯提出的“断裂论”的解释可谓最具有代表性。他指出，“我所说的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我认为，理解断裂的性质，是我们分析现代性究竟是什么，并诊断今天它对我们产生的种种后果的必不可少的开端。”
“断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吉登斯认为，首先是“现代性时代到来的绝对速度”；其次是“断裂体现在变迁范围上”；最后，断裂是“现代制度的固有特性”。可见，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因而，现代社会在内在性质上的变革，无疑会对历史、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人们的心理产生重大的影响。诚如吉登斯所说：“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从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态。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现代性卷入的变革比过往时代的绝大多数变迁特性都更加意义深远。在外延方面，它们确立了跨越全球的社会联系方式；在内涵方面，它们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
三、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启示意义
基于上文分析我们认为，滕尼斯关于人类社会由“共同体”向“社会”转变的社会变迁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从理论上讲，自社会学产生之日起，社会现代化问题始终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研究焦点。诚如吉登斯所指出“，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的来临———即起源于传统社会的分解和现代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
其次，从时间上看，这种事实不仅发生在社会学诞生时期，而且贯穿了社会学发展的整个历程，尤其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出现了现代化研究的高潮。再次，从研究领域来看，“社会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现代性出现以来所产生的社会世界”。因此，它所经历的变化和发展与其分析的“对象”———“现代社会世界”的深刻变化具有潜在的密切关系。最后，从地域上看，社会现代化研究不仅激发了西欧、北美等国家早期社会学家的“想象力”，促进了古典社会学的产生、发展，达到更为成熟的现代阶段。
而且，在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征程中，社会学家面对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社会问题等新的实践经验，获取了更多的理论灵感，在分析、吸收和质疑古典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为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动力，促进了各种新的观点、新的综合理论的产生。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围绕社会现代化问题而在理论上作出的种种回应。正如吉登斯所说：“社会学与‘现代性方案’息息相关，它已经并将继续为社会学提供大量重要的研究主题。”
基于这种认识，吉登斯提出了社会学发展前景的九个观点。例如，（1）社会学将逐步摆脱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社会思想的遗影；（2）伴随着社会学争论而来的是将出现新的理论综合；（3）社会学将进一步强化对社会政策或改革实践的研究；（4）社会学家将重新培育出一种对长期的大规模社会转型过程的关怀等等。从吉登斯提出的最后一个观点不难看出，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社会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因此，社会学界应密切关注当下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认真研究其中突显的社会问题，探究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以独特的社会实践推动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促进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3-341.
[2]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 1 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
[3]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