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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体论的角度反思低碳经济

来源:学术堂 作者:周老师
发布于:2015-04-22 共6203字
摘要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对于以 “富煤、少气、缺油”为特征的我国资源条件而言,实行低碳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关于低碳经济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已经取得的成就不再赘述,在这里,我们从本体论的角度做一反思以服务于社会建设。

  一、理性: “自在之物”的限度

  “低碳经济”并不是一个人类有经济活动以来就有的理念,而是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经济规律认识的日益加深才出现的。这说明人类理性的认识能力是不断发展的,不断发展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类理性所做出的决定都是有限度的。譬如在上个世纪为了增加农田面积而毁坏森林是正当的,为了维持能源消耗而大建高污染的 “小煤矿”是正当的,为了节约企业成本而向江河湖海排放污水是正当的……这些曾经的 “正当”的做法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已经变成了完全不正当的引发生态危机的恶性事件。

  由此, “低碳经济”催生了我们对人类理性自身的拷问:理性能够认识终极真理吗?换言之,理性能否完全彻底地把握自然规律,让人类对大自然的一切奥秘都了如指掌?

  “人类绝对可以掌控自然界一切规律。”这是曾经为人们所深信不疑的观点,尤其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技术开始展现出其改造自然的巨大力量时(加上人们的短视,以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正是在这种观点下,人类对大自然不再有古代人们所具有的那种敬畏之心,而把大自然当作征服和掠夺的对象。我们不仅以高浪费的方式消耗着自然资源,而且把千万吨废气排入蓝天,把亿万吨垃圾倒入大海。可以说,300 年工业文明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人类几千年历史的总和。结果是残酷的,按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一个世纪以后,人类文明赖以生存的能源将消耗殆尽,日益恶化的地球环境将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巨大威胁---近年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日益频繁的地震、海啸、飓风及其造成的巨大破坏已经充分说明了人类理性的短视。

  被誉为 “近世第一哲人”的康德认为,理性只能认识表象世界而不能通达本体世界,他说:对自然的认识根植于对人类理性自身的认识能力的批判。康德认为作为 “科学之科学”的 “形而上学”不应该是经验知识,而应当同自然科学一样是先天综合知识,但是这得首先解决理性 (知性)运用的界限问题。他认为纯粹知性所固有的范围犹如 “一个海岛”, “其周围则是无际的海洋,波涛汹涌,其上的海市蜃楼和将溶的冰块总在以空幻的希望诱使人们去发现新大陆,用这种永远也摆脱不开又实现不了的冒险来纠缠他们。规定了知性的界限,就能使人类的聪明才智不再浪费于无益之举,一方面集中精力耕耘那可靠的知识园地,另一方面为形而上学安排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前途”①。当我们明白了知性 (理性)是有限度,是不能穷尽本体世界时,我们对大自然就会抱有敬畏之心,就不会肆意以人类自身的意志来对待自然,那种认为人类理性可以掌控一切自然规律 (终极真理)的思想在康德看来只是一种 “先验幻相”.所谓 “先验幻相”就是把对知性有益的概念间联系的主观必然性当作 “自在之物”规定的客观必然性。然而用有限的东西去规定无条件的、无限的、绝对的整体,就会发生自相矛盾和陷入谬误推理之中,并在这种推论中形成一种容易使人迷惑的虚幻客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自然的 “终极奥秘”就属于 “自在之物”的范围,这已经超越了目前可见的人类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理性认识能力,或者说,人类理性可以无限地接近,但是却不能达到彻底了解的地步,这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内在本体论根源---如果已经彻底了解终极真理,那么人类社会就已经发展到极限了。因此,对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应当承认自身理性能力的有限性从而保持一种敬畏与谦逊,不是武断地从人类自身的认识出发去改造自然,而是尽可能地将难以尽知的风险考虑进来。因为人类前途的光明与否不仅依赖于人类社会内部是否可以和谐共存,更依赖于人类能否与自然界和谐共存。

  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 “低碳经济”的提出意味着人类认识到了自身理性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开始反思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利弊,并进而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方式。近代社会的发展用无数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基于科学理性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每一步更加深刻的认识往往伴随着生态和环境的破坏以及动植物种类的不断减少甚至灭绝。因此,即使我们承认理性认识能力的有限,即使我们认识到了应当敬畏自然并与之和谐共存,我们依旧难以在实践上彻底贯彻低碳经济,实现 “生态文明”,因为人类不是一个纯粹理性的存在者,而更多的是欲望的追逐者。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人类可以不顾生态环境的恶化,甚至竭泽而渔---客观上纠正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还相对容易,而要从主观上克制人类的欲望与贪婪,那才是千难万难。

  二、欲望:人生价值的迷失

  理性与情欲的关系反映了人性的两难。正如我们所强调的低碳经济现实践行的困难一样,人性对于情欲的追逐往往会遮蔽理性的显现,从而在即使理性已经清晰地指出了改造自然会带来的恶果之后,还可能为了欲望满足 (集中表现为对财富的追逐)而不顾理性的警告肆意而为。

  休谟曾这样说: “人性由两个主要的部分组成,这两个部分是它的一切活动所必需的,那就是情感和知性。”②休谟表示,人们通常强调的是知性(理性),但是在他看来,理性只是 “情感 (情欲)的奴隶”.休谟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理性并不像大多数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巨大作用,恰恰相反,理性不能把握超越经验的东西 (“自在之物”),更不能为经验范围内的信念提供合理的依据,且就人类本身的行为而言,理性根本不能抗拒情感,或者说 “理性单独决不能成为任何意志活动的动机”.

  决定人类行动的动因并不是理性,而是基于欲望满足的 “苦乐感”:人们事先预料到了可能会有的快乐或痛苦,才会对客体产生喜欢或厌恶的情绪,才会促使我们去采取行动。所以休谟说 “冲动不是起于理性,而只是受着理性的指导”.当然,休谟在一定意义上承认了理性的作用,在行为和价值判断上理性也可以作为检验对象真伪的手段发挥作用,但是总体而言 “理性在指导意志方面并不能反对情感”③。从休谟的立场来看, “低碳经济”可以让人们反思理性的限度,却难以指引人们主动、自律地克制自身的欲望 (由此而不得不求助外在的强制性的法律惩罚)。以近年来我国的一些破坏生态的事实为例:2003 年,因三门峡大坝上游一些企业的工业污水排放和黄河附近城镇的生活污水排放逐年增加,黄河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污染,三门峡水库泄水呈 “酱油色”,水质恶化为 V 类,成为名副其实的 “一库污水”.三门峡市区虽紧邻黄河,但市民不得不花钱购买从附近山上运来的山泉水, “守着黄河买水吃”成为三门峡市一大奇观。

  2005 年,黄河流域一些地区的农作物出现减产甚至绝收,原因是从青海经甘肃、宁夏至内蒙古的黄河沿岸,能源、重化工、有色金属、造纸等高污染工业企业林立,废污水排放量逐年增大,大量未达标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引支渠,导致黄河沿岸部分灌溉面积近似于污水灌溉,黄河水沦为 “农业之害”.

  2009 年 2 月 20 日,因自来水水源受到酚类化合物污染,江苏盐城市大面积断水近 67 小时,20 万市民生活受到影响。据调查制造这起污染事件的竟是被评为当地标兵企业的盐城市标新化工厂,该厂为减少治污成本趁大雨天偷排了 30 吨化工废水,最终污染了水源地。2012 年多地曝出血铅超标事件,1 月安徽怀宁县高河镇新山社区检测出 228 名儿童血铅超标;3 月浙江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上陶村检测出 172 人血铅超标,其中儿童 53 人;5 月广东省紫金县的三威电池有限公司被曝造成 136 人血铅超标,其中达到铅中毒判定标准的 59 人;9 月上海康桥地区 25 名儿童被测出血铅超标。导致上述血铅超标的污染源,几乎全是蓄电池企业---从这些事件来看,无一例外都是人们知道 (理性已经认识到)这样做是一定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人们健康的,但是出于对财富的追逐 (欲望)人们却能无视理性的告诫。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如果从源头上来说,文艺复兴以来的纵欲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的主流思潮。 “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④彼特拉克的这种说法在当时虽然有他的合理性 (有利于人们从神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是由此走向对欲望满足合理性的鼓吹就过于偏颇了。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位思想家蒙台涅也这样说,虽然我们承认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但是当我们与他人交往时却必须牢牢记住: “只有自己才是目的,他人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但丁甚至说: “谁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别人的目的而生存,谁就是自由的。”⑤正是在这种理论影响下,人们很快接受了宣扬纵欲合理的人道主义 (并一直影响至今)。于此,近代哲学家马里旦有着清醒的认识, “现代西方文化的特点是 ‘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已将人类带到了 ’文明的黄昏时分‘”⑥。

  正如休谟所认为的那样,理性往往是软弱的,在这种以欲望满足为人生最高价值的社会氛围中,理性显然成了达到目的的最有力工具;对欲望的过度追求不仅直接促使了 “拜金主义”、 “利己主义”的产生和盛行,而且更进一步加剧了理性的 “短视”特征。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人们不考虑他人,也不考虑后代,只考虑当前的欲望满足:向大自然拼命索取导致了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把他人当作利用工具导致了社会冲突和不和谐。因此,即便我们反思到了理性的短视,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人们以追逐利益为最高目的的生活方式,那么低碳经济也很难持久地实行下去。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应当只在科学技术层面上关注低碳经济的实行,而要将其作为基点或契机,转变当前错误的人类生活方式,从而确立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

  从我国的实际状况来说,虽然低碳之路已经启程,但对于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快推进,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的中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首先,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障民生的任务非常艰巨,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处在绝对贫困或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状况中。其次,由于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也就决定了发展低碳经济的进程将会是曲折和艰难的。更重要的是人们对 “低碳经济”的认识远远达不到一个要转变生活方式甚至人生价值观的高度,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老总甚至坦言: “如果要我们治理污染,那我们怎么赚钱?”

  因此,要想实现低碳经济的转型,我们一方面要提高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能力,在可见的未来去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人生价值观进而转变其生活方式。人生的价值绝对不是体现在自我欲望的满足上,而应当体现在为社会和谐、生态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上。这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要建立一个高度文明的伦理型社会,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而且更要实现思想观念上的转型,这才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与底蕴。

  三、伦理:持续发展的底蕴

  “低碳经济”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如何保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已经探讨了人类“理性”是有限度的,我们难以一劳永逸地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我们也谈到了要克制人类自身贪得无厌的 “欲望”,而这一切最终的落脚点应当是构建一种全新的 “伦理”道德观念,即我们应当在敬畏自然的基础上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于此,当代西方流行的 “生态中心主义”对我们有相当有益的启示。

  概而言之, “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一切以人类为中心的学说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罪恶之源,因而主张建立一个以自然生态为尺度的伦理价值体系和社会发展体系。

  “生态中心主义”大致有三种主要的主张:以辛格、雷根为代表的 “动物解放权利论”,以施韦策、泰勒为代表的 “生物中心论”以及以利奥波德、纳斯、罗尔斯顿为代表的 “生态中心论”.动物解放权利论者认为,应把人类平等所依据的伦理原则推行到动物身上,同等地关心每一个存在物的利益,同等地尊重他们的天赋价值。生物中心论者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观,并在此基础上强调 “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作为一个共同整体的 “生物共同体”,尊重 “生物共同体”就是承认构成共同体的每个动植物具有与生俱来的某种 “内在的价值”和权利。生态中心论者认为必须把道德对象的范围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 (包括动植物乃至山川、大地等)。他们试图通过确立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某种“客观的”价值,使人们得以超越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想,能够平等地尊重大自然及其一切存在物, “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某些自然情景中的固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对照。潜鸟不管有没有人在听它,都应继续啼叫下去”⑦。由此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爱护扩展到了整个生态系统。

  显然,在 “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下,人类不应当仅仅把自然 (包括作为生物链环节的动植物)当作是满足欲望的工具,而应当作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如果人类只看重眼前的物质财富而忽略了生态财富,不考虑到后代人的生态利益,那么后果将是对自然以及人类自身持续性发展的巨大破坏。

  客观地说, “生态中心主义”也并不是完美无缺,比如它赋予了一切自然物以 “价值主体”的地步,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只有具有理性的人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一切自然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人类赋予了其价值的缘故。但是, “生态中心主义”可以有效地克服人类自身的妄自尊大、短视和急功近利的思想,而且,对于基于理性的科学技术而言, “生态中心主义”并不否定科学技术,并不要求人类放弃科学技术而回到原始的蛮荒时代,而只要求科学技术对自然保持一份敬畏和谦逊。作为实现生态文明工具的科学技术而言,它必须服从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伦理精神。而且,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和谦逊既不同于原始社会中人们因无知而对自然的恐惧,也不同于中世纪人们对上帝的敬爱,而是基于对科学理性认识限度的正确认识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追求道德精神境界的提升,而不是将自然界竭泽而渔以达到自身欲望的满足;自然界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更是人类实现自我而创造的价值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伦理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底蕴。

  对于我国来说,近年来一直在科技和政策的层面鼓励 “低碳经济”的实施,譬如在清醒地认识到了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提高是以自然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节能环保措施;针对我国多煤少油的能源状况,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设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 (政府基金)和中国绿色碳基金 (民间基金)等机构,鼓励低碳技术的大力研发;不再片面追求 GDP 的高速增长,转而理性地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力图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的过快增长,抑制不合理消费,实现碳减排和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从而切实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具体措施的实行最终依赖的是追求欲望满足的人,因此,单纯的科技发展还不够,还必须构建较为完备的生态伦理社会,引导人们从追求物质欲望满足的低层次向高层次的精神 (伦理)追求转变。

  “万物在变化,什么被什么所变,又变成什么。

  被什么所变,被最初运动者;什么在变,质料;变成什么,形式。”

  毕竟,虽然人是一个质料性肉体(欲望产生的根源)和一个形式性精神构成的实体性结合物,但是 “精神”才是人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低碳经济”在本体论上意味着重新将人的精神 (伦理)追求树立为人生价值所在,在满足人类自身物质需求的同时,通过人们观念的转变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建立 “生态伦理社会”,以实现保护生存环境、合理利用及改造自然的目的,并最终达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及人类社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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