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鱼类生物资产价值评估理论体系的构建
在第三章的研究中，已经论证了风险价值在鱼类资产价值评估中的重要性。本章结合第三章的研究结果，着手构建鱼类资产价值评估的理论体系，从价值理论、评估指标的确立以及评估方法的选取三方面出发，系统的构建出评估理论体系。其中，对于风险价值的考虑，由于本课题所探讨的风险价值主要是市场风险价值，其所影响的主要是资产的经济价值的不确定性，因此，应当将其归属于经济价值这一大类。
4.1 资产价值形成理论研究
4.1.1 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最初由威廉·配第等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提出，但首先将其作为一个价值理论，并对其进行系统研究的当属英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与推广中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卡尔·马克思在批判性的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终于使劳动价值论达到完善，其在劳动价值论中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史诗级巨着《资本论》中。
亚当·斯密对于劳动价值理论形成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着作《国富论》中，他将商品的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而商品的交换价值，主要取决于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量。亚当·斯密认为，原始社会的最初阶段，并不存在资本的积累以及土地的私有化，生产者的劳动所得全部归其自身所有，这一时期衡量各类物品的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该物品的“获取难度”.然而，在雇佣劳动存在的情况下，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并不完全依赖自然的馈赠，新的工厂化的生产模式下，“获取难度”这一价值标准变得不那么适用，生产者的劳动被分割成两部分：工资及资本利润。
大卫·李嘉图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其进行推广以及完善中。
大卫·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的劳动量决定商品价值表示认同，同时对亚当·斯密所指的劳动给出了自己理解，认为商品交换过程中不能仅仅依生产过程中付出的劳动来决定，应当适当考虑下市场的因素，明确市场对于你所供商品价值的评判。
但同时他也认为商品的价值源于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真实付出的劳动而不是市场的评定是商品价值的内在根本成因。大卫·李嘉图是亚当·斯密劳动价值论的有力倡导者，他的研究使得对于劳动价值论的理解更为具体、深入。
卡尔·马克思在深入研习了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的思想的基础上，对劳动价值理论进行了完善与升华。他提出了商品的二重性，价值与使用价值，使用价值能够被利用以创造价值，自然状况下只有使用价值，只有在社会交换中才逐渐产生了价值，因此，商品的价值是源于其使用价值又高于其市场价值的社会的存在。同时他又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然而，具体劳动由于有着各自不一样的属性特征，无法作为交换，只有通过一定途径，使其抽象化，抽象出无差别的人类一般劳动，正是这一无差别的劳动使得商品的交换有据可依。同时，他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过程中所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当前的技术即生产力水平下，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对价值规律的认识方面，马克思有别于大卫·李嘉图，大卫·李嘉图，在认识上更加深刻，他指出价值与价格是两个不同的存在，价格源于商品交换者的主观评判，会随着市场运动趋势变化，而商品的价值是不变的，其价值直接源自所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价格的变化有着一定的规律性，即不论价格怎样波动，其始终是围绕着其商品的价值而上下波动的。
总的来说，劳动价值理论是从供给的角度来阐述价值的形成过程，认为商品或资产的价值源于凝结在其中的无差别的、抽象的人类劳动，与其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并且其价值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降低。
4.1.2 效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主要从供给的角度来研究商品的价值，而效用价值论则从需求的角度来研究商品价值的决定。这一新的价值研究视角最初见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以及中世纪教会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的着作。效用价值论最初的认识只是停留在一些想法以及观点上，并且不被认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家的物欲被逐渐显现出来，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价值的本源，这种情况下效用价值理论论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效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 N·巴、F·加利亚尼等。
前者认为效用即为在满足人类的肉体及精神欲望中所滋生的价值。后者则进一步指出这种价值有赖于当事人对于这种满足程度的评判。
然而，效用价值论由于其极强的主观性，难以量化为具体的价值，进入 19 世纪，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其地位逐渐被劳动价值论所排挤，进入了严重的发展瓶颈期。直到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出现，效用价值轮的发展才开始出现转机，迎来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机遇期。其中，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 W·F·劳埃德，他研究得出人对于某些东西的欲望感会随所拥有的数量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与此同时，这种欲望介于满足与否之间，以一种倾向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对于该理论的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的经济学家当推 H·H·戈森，他提出的“戈森定理”奠定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边际效用论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最终确立，当今的边际效用主要有两个流派：即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前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展开了深入研究，后者强调利用数理方法来进行解释说明。
时至今日，效用价值论的主要观点是：商品的价值的确定过程是一个主观评判的过程，以物品的稀缺性为前提，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的偏好或拥有该商品给其带来的满足程度，并且这种偏好随着所获得的商品的数量的增加而递减。
4.1.3 均衡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从供给方面探讨价值的形成及决定过程，而效用价值理论则从需求的角度来说明价值的决定及其形成过程，马歇尔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与效用价值理论的思想巧妙的结合起来开创了均衡价值理论。马歇尔认为商品的均衡价格即为价值，任何一方都不能对其起决定作用，它是供需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马歇尔通过对需求以及供给价格的决定进行研究，认为当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不一致时，能够通过供需双方的自动调节使得市场价格收敛于均衡价格。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同，均衡价值论主要说明在短期内商品的价格不是一个确定量，它会受到需求和供给量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相应地波动，从而使商品的市场价格与价值相背离[49].
4.1.4 风险价值论
风险价值最初是用于评价金融市场中潜在的风险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损失。
其基本思想是，在理性人假设前提下，任何理性的个体均有一定的对于风险的容忍度，即置信临界值，超过这一临界值就会使其表现出某种担忧以及不安。就理性人对于其对于持有资产的态度，取决于预期带来损失的概率是否高于其所能承受的置信水平，若在其置信水平以内，就会选择买入金融产品或资产，否则就会选择不持有该资产或金融产品。因此，可以断定置信水平以外的资产的价值存在形式即为风险价值。
4.2 鱼类生物资产的特殊性对其价值形成的影响研究
鱼类资产作为生物资产的一个分支，它有着其所普遍具备的的自然增殖性、生长的周期性、价值的不确定性、外部性等特征。鱼类生物资产所具备的的这些特征规律对于鱼类生物资产的价值形成以及价值的转变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研究这些规律对于鱼类价值的影响对于评估鱼类生物资产的价值意义显着。
（1）自然增殖性
生物资产具有自身的生长、发育以及衰老的自然定律，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共同作用的结果[50].鱼类资产作为生物资产的一个分支，有着生物资产所普遍具有的自然增殖特性。鱼类生物资产的自然增殖性，就生产性鱼类生物资产（如亲鱼）来说，表现为通过繁殖促使鱼类资产数量的增多或繁育出新的有更高价值的鱼苗，使得资产的价值增加。而对于消耗性鱼类生物资产来说，这种自然增殖性主要表现为鱼类资产在与人为因素以外的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自身结构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而这一系列的变化最后总将使得鱼类生物资产的价值的增加。
鉴于鱼类生物资产的自然增殖特性，因此，在研究鱼类生物资产的价值形成过程中，劳动价值论不能很好的解释其价值的形成。劳动价值论从供给的角度来衡量价值，综合考虑各项投入对价值形成的积极作用。例如，在池塘养殖草鱼的过程中，年初投入的 200g 的鱼苗，（1）雇佣养殖人员进行专业管理，定期投放饲料、进行池塘的清理工作等促进鱼类生长的劳动投入，到年底能够长到 3kg;（2）自鱼苗投入后，不再作其他任何投入，到年底也能够长到 1kg（池塘自然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在前后两种情况下，若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衡量鱼苗价值的增长，显然在第二种情况下，除了鱼苗以外，无任何投入，这是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的，这一部分价值源于鱼类资产与池塘这一小型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的自然增殖价值。因此，在研究鱼类资产的价值形成过程中，劳动投入的累积效应对于价值形成扮演着主要的作用，自然增殖的累积效应对于其价值形成同样不容忽视。
（2）生长的周期性
通过对鱼类的世代的研究，可以得出绝大多数鱼类的完整世代一般包括以下几个阶段：首先，青春阶段，指鱼类从孵化成苗到性腺发育成熟前这一生长时期；其次，成熟阶段，这一阶段，鱼类的各项生理机能均发育成熟，并进入生殖阶段；第三阶段，衰老阶段，指鱼类正常代谢减缓直至死亡[51].各个阶段的长短，又因不同地区、不同的生长环境、不同的鱼类品种而异。
周期性对鱼类生物资产价值积聚的影响因不同类型的鱼类资源而异。对于野生鱼类生物资产来说，由于市场的稀缺性，其价值随着鱼类的生长，不断累计增加，这种增加的速度在达到性成熟以后逐渐减缓，直至死亡。而对于养殖鱼类来说，基于不同的养殖目的，鱼类资产的价值积聚过程表现出差异性。消耗性鱼类生物资产是通过整体出售的方式来获得其价值，因此基于收益最大化的考虑，一旦鱼类增长的价值不能弥补所投入的成本，就必须出售。因此大多数消耗性鱼类生物资产在达到性成熟以前，随着增长的放缓就转入出售阶段，获取其价值。生产性鱼类生物资产主要指用于繁育的亲鱼，其价值的获取有一个过程，在进入性成熟阶段以前，其价值的积累与消耗性鱼类资产类似，但此类价值在实际生产中大多数无法体现出来。生产性鱼类资产的价值的创造是在其进入性成熟阶段后开始的，其价值的实现方式不是一次实现的，每一次鱼苗的出售都是其价值的实现。生产性鱼类生物资产进入衰老阶段，随着繁育能力的下降、鱼苗质量的降低而被淘汰。
通过对于鱼类生物资产价值积聚过程的分析，不论是野生鱼类生物资产还是养殖鱼类资产，其价值的获取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在养殖鱼类生物资产的价值积聚过程中，基于其生长的周期性特征，不论是生产性生物资产抑或是消耗性生物资产，理性的养殖企业管理者不可能容忍鱼类资产进入到鱼类生长的衰老阶段。不同类型的生物资产在各自的价值创造阶段完成价值的集聚，对于消耗性资产来说这一阶段是青春阶段，对于生产性资产来说则是性成熟后阶段。同时价值的创造方式，前者表现为自身价值的积累，后者则表现为每一次繁育所出鱼苗所具有的价值。
（3）价值的不确定性
养殖行业是一种高投入、高回报的行业，存在着丰厚的利润，但同时养殖也是一种高风险行业。去年下半年发生的“獐子岛”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投入的贝类由于受“冷水团”的影响，导致颗粒无收。因此，养殖特别是天然环境下的鱼类养殖，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风险极大。
造成鱼类生物资产价值不确定性的因素可以分市场因素与非市场因素。市场因素集中体现在鱼类资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影响鱼类资产市场价格的因素包括鱼类市场的供求状况、政府政策、突发事件等。其中突发事件对市场价格的影响，由此造成的养殖企业的损失最大。例如，2006 年 10 月发生的“多宝鱼事件”,渔药残留以及重金属超标，导致在短短两个月内，其价格从每公斤六七十元直接降至冰点，最低每斤三元，还有大量多宝鱼囤积，仅山东地区就有 5000 多万尾多宝鱼囤积，给山东地区的多宝鱼养殖企业带来的损失数以十亿人民币记。供求状况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反映在供给方主要是受鱼苗的价格、饲料供应的稳定性以及劳动力价格等因素的影响，而从需求方来看，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对鱼类产品的偏好程度以及生活习性、社会消费倾向的引导作用都对其造成影响。政府政策的倾向最终也要通过市场的供求状况来发挥作用。政府在渔业方面的政策，例如养殖的补贴、税收的减免等一系列政策，直接刺激到养殖户养殖数量以及养殖品种的选择，而这类政策刺激下的鱼类产品一旦流通到市场上，将打乱原有的供求均衡，造成价格的波动。
造成鱼类生物资产价值不确定性的非市场因素，就养殖企业来说更多的是管理的不善。例如饲料的投喂、水质的检测与控制、养殖环境的改善。然而，在养殖管理的过程中，仍然难免会有疏漏，即便在水产养殖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日本），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面面俱到。就如禽类养殖中的禽流感病毒一样，鱼类养殖过程中也会发生传染性疾病，造成养殖企业的大面积亏损，后果不堪设想。
（4）外部性
从社会价值以及生态价值的角度来考虑，鱼类生物资产的外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价值。鱼类生物资产的外部性，从其对于环境的影响效果来分，可以分为正的外部性以及负的外部性。正的外部性外部性使得社会公众获益，并且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鱼类资产展现其正的外部性的方式有：存在于自然水系中的鱼类在维系生态平衡，改善水质中的作用；在公共景区（如公园）中供游客观赏的鱼类资产的观赏价值等。 负的外部性使得社会公众的利益受到损害，然而鱼类资产的所有者并没有为此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成本。鱼类资产的负的外部性主要存在于养殖鱼类中，由于养殖企业受利润最大化的驱使，在有限的水体中所养殖的鱼类资产大大超过水体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限度，水体的自净化出现障碍，同时，饲料的大量投喂也给水体的自净化带来负担，导致水体环境的恶化从而危及水体中的其他生物，对周边居民也带来一定程度的陷害。 除此之外，在养殖的过程中药物的滥用、废水污水的随意排放问题也广泛存在。
由于鱼类资产存在着外部性的特征，而外部性所展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社会价值以及生态价值上。因此，评估人员在评估鱼类资产价值的过程中，其社会价值以及生态价值的影响也应当予以考虑。随着社会总体环保意识的增强，对鱼类资产生态价值以及社会价值的重视将成为一个趋势，可能会导致评估领域的新的变革。
4.3 鱼类生物资产价值形成理论研究--混合价值理论
鱼类生物资产的价值形成是一个量的累积与质的蜕变的过程。量的累计对于消耗性鱼类资产来说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在进行着量的积累，直到出售实现其价值，获取价值层面的蜕变。而对于生产性鱼类资产，量的积累主要发生在其性腺成熟前，主要表现为各功能器官的发育、成熟，鱼类资产在形体上发生变化，当其进入性成熟期，具备繁殖出新的生命体的能力，从而实现质的蜕变。
在鱼类资产价值的量的累积过程中，其价值的形成主要是将投入的价值转为鱼类资产的价值，表现在鱼类资产形体的变化，因此我们可以采用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来研究其价值。这一时期的投入，以养殖鱼类资产来说，主要包括场地的建设、鱼苗的投入、人工饲养以及管理的费用、饲料的投入等。质的蜕变对于消耗性鱼类资产与生产性鱼类资产要分开来讨论。鱼类资产质变的过程也就是其价值实现的过程，对于消耗性鱼类资产来说，其价值的实现通过整体出售的方式来达成，若仍以劳动价值论的思想，以投入作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将导致养殖企业无利可图，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鱼类资产的价值的评估应当采用一种均衡的思想，在供给者即鱼类资产的拥有者所愿意出售的价格与需求者即鱼类资产的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之间达成一种均衡，这个均衡价格即是我们所评估的鱼类资产的价值。对于生产性鱼类生物资产来说，在其进入性成熟期以后，劳动价值论的思想显然与资产所有者拥有它的目的相违背，其价值反映在资产的繁育能力上，而对于能力的评价更多的依赖于其能给拥有者带来的效用或者资产拥有者能够利用这种能力创造多少价值，因此效用价值论的思想来衡量其价值更加具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鱼类生物资产的价值形成过程较复杂，对于其价值形成理论的选取，需要综合资产的类别、资产的存在状态、所处生长的周期来决定具体的价值理论的选取，任何单一的资产价值理论在鱼类资产的价值形成问题研究上都不可能解决其价值形成的所有具体的实际问题，其价值理论是一种综合了三大经典价值理论的混合价值理论，具体如表 4-1.此外，风险价值，由于其在鱼类资产中的重要地位，应当融入到传统的三大经典价值理论之中去。
4.4 鱼类资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4.4.1 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1）完备性原则
鱼类资产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其经济价值，还有生态价值以及社会价值，并且本论文论证了风险价值引入的必要性，因此，在其价值评估指标的选取方面要尽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对于大多数鱼类资产的价值评估，任何单一的指标往往很难概括其所包含的全部价值，因此，对于不同的价值类型应当用相应的评价指标，对于经济价值的评估用经济指标，对于生态价值的评估用生态指标，同时考虑到风险对指标的可能影响。所以，在鱼类资产的价值评估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鱼类资产的价值类型，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估指标体系，保证指标体系的完备性。
（2）系统性原则
构建指标体系应当遵循系统的原则，要有整体的思想。在鱼类资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的确立过程中，系统性是保证完备性的前提条件。在构建的过程中，以系统的思想为指导，首先确定评估的目的，即要获取的价值类型，然后针对不同的价值类型选取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评估指标，并根据各指标的决定作进一步的细分，从评估方法以及资产持有等角度来选取更加细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着有条理、有层次、环环相扣的系统思想，逐步建立起鱼类资产的价值评估的指标体系。
（3）可靠性原则
可靠性原则要求评估指标要能够准确的反应鱼类资产的内在价值，以此作为对其计量的依据。这种可靠性一方面要求指标体系要完备，另一方面要求选取的指标要能够准确评估鱼类生物资产的价值，对于经济价值的评估应当采用公允价值、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等相关指标，并特别要注意到风险价值的引入对于以往评估指标的影响，对于生态价值以及社会价值也要选取各自对应的评价指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评估的可靠性。
（4）相关性原则
相关性原则要求构建的指标能够与相应的评估目的呈现出相关性，对于不同的评估目的，都有相应的指标与之相对应。例如，若评估的目的是为了转让相关资产，那么相应的指标就应当是市场价值或者是未来收益；若评估目的是为了清算则更多的会选择成本指标。这些在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都是必须予以考虑的。
4.4.2 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
（1）文献归纳法
文献归纳法对于鱼类生物资产的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查阅，了解一般资产的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的组成及其构建过程；鱼类生物资产的价值类型；不同价值类型评估的国内外观点等，通过对这些观点建议的总结、归纳以及系统分析，对于好的观点予以采纳，从而为鱼类资产价值指标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借鉴。
通过相关文献的查阅，可知一般资产价值评估主要考虑到经济指标、生态指标以及社会指标，并且在经济指标中主要研究了市场指标、收益指标以及成本指标。而对于鱼类生物资产这一特殊的资产而言，由于资产本身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其风险价值对评估价值的影响较大。因此，在相应的指标选取的过程中，应当对相关指标进行修缮，本论文主要运用风险系数来实现相关指标的修缮。
（2）专家调查法
鱼类资产价值评估方面的专家对于鱼类资产的评估指标的选取往往更具发言权。专家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借助鱼类资产的评估经验来做出他们的判断，这对于保证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的可靠性以及相关性有着很大的助益。因此，在指标体系的确立过程中，通过审慎的分析，选取了 10 位国内在鱼类生物资产的价值评估方面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专家、评估从业人员，通过运用专家调查法获取专家们在指标体系构建中指标选取以及指标权重方面的宝贵建议。
4.4.3 鱼类生物资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的确立
鱼类生物资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的确立主要依据鱼类鱼类生物资产的价值类型，鱼类生物资产的价值类型主要包括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三方面内容。同时，本研究所研究的鱼类生物资产的对象为人力所能获取的鱼类资产，主要有两方面来源，分别为养殖所得鱼类生物资产以及捕捞所得鱼类生物资产。对于自然条件下存在的，人力所不能或不允许获取的鱼类资产不在本研究的范围之内。因此本研究中鱼类生物资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的确立按价值类型的不同分三个层面，各个层面又细分出养殖以及捕捞两大类别指标。这样分的目的在于本研究所拟定的鱼类生物资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是为了满足现实评估实务的需要。据此，结合何少娟[21]等（2007）、张红霞[52]（2009）及宋春晓[53]（2014）的研究成果，将鱼类生物资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确立如下：
所建立的鱼类资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包括 3 类以及指标，12 类二级指标，以及 29 个实际可操作指标，并对可操作指标进行了相关的注解。同时，为了综合评价鱼类资产的整体价值，本课题采用德尔菲法以邮件的方式，咨询了 10 位此方面的专家，并恳请他们对鱼类生物资产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生态价值的权重进行 AHP 赋值，指出在经济价值中要考虑到风险价值的影响，分养殖鱼类以及捕捞鱼类资产分别进行。现将最终结果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如下：
从而可以求得各自的特征向量：养殖鱼类（0.65,0.23,0.12）T、捕捞鱼类（0.08,0.31,0.6）T,同时，为了验证比对赋值的可靠性，进行了一致性检验。首先，将特征向量代入原矩阵，加和求算术平均，求得二者的最大特征值λmax 分别为3.02 和 3.05.然后根据如下公式求取其 C.R.值：
其中，n 为判断矩阵阶数，在这里 n 取 3,R.I.的在不同阶数下的取值，可以通过表 4-7 获得：
根据公式求得养殖鱼类资产价值权重赋值矩阵的 C.R.值为 0.02<0.10,通过一致性检验；捕捞鱼类资产价值权重赋值表矩阵的 C.R.值为 0.04<0.10,通过一致性检验。因此，结合前面的研究结果，AHP 赋值法求取的鱼类资产的各类价值的评估权重，养殖鱼类资产为经济价值占 65%,社会价值占 23%,生态价值占 12%;捕捞鱼类资产为经济价值占 8%,社会价值占 31%,生态价值占 60%.可见不同来源的鱼类资产其价值构成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也是将养殖鱼类资产以及捕捞鱼类资产价值评估指标体系区别构建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