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 时期是我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关键时期， 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攻坚时期， 也是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 在这一时期， 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着周期性调整， 社会结构面临着巨大转型， 前期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的诸多矛盾尚未完全化解， 新的矛盾和问题又在形成和叠加， 诸多新旧矛盾和问题转化为局部或系统性风险， 冲击甚至打断经济社会正常发展进程的可能性在增加。 从国际上看， 拉美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和西亚北非局势动荡的历史教训给我们以深刻警示， 日韩等东亚国家有效防范经济社会风险的成功经验则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 巴西、 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 的教训
巴西、 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时， 由于未能及时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逐步积累的各类经济社会风险， 从而在国际环境突然变化时引起经济下滑和其他风险爆发， 经济社会受到严重冲击， 落入持续数十年的 “中等收入陷阱”.
（一） 风险的累积与形成
1. 外债规模迅速扩大使经济对外依赖程度持续增加， 国际环境变化对经济影响的风险不断上升20 世纪 70 年代初 , 巴西政府确立了 1975~1979 年年均增长 10% 的 “ 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 由于军政府刚开始还政于民， 国内经济积累不足， 为了实现高速增长的目标， 盖泽尔政府推行了 “负债增长” 战略， 希望通过大规模对外举债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此背景下， 巴西的外债总额从 1973 年的 126 亿美元迅速增 加 到1978 年的 435 亿美元 , 同期净外债额也从 62 亿美元猛增至 316 亿美元， 年均增长近 40%①. 在债务使用效率方面， 大量外债被用于水电、 铁路、核能等前期投资额巨大的公共基础设施领域， 短期内难以产生明显收益。 与巴西类似， 阿根廷依靠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 大举外债以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 1982 年的外债余额超过 430 亿美元。 这种 “负债增长” 战略使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经济在短期内实现了较快增长， 但其对外部的依赖性越来越强， 对于外部冲击的抵抗力也越来越弱， 国际环境变化带给国内经济大幅波动的风险在不断上升。
2. 产业结构未能适时转型以支撑经济持续发展， 经济下行的风险不断上升通过各种行政干预， 巴西政府将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向钢铁、 化工、 汽车、 重型机械等工业领域集中， 试图人为地跨越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 直接向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阶段迈进。 但是， 过早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了严重的失业问题， 同时第一产业与第二、 三产业、 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也出现比例失衡。 此外， 由于缺乏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的技术、 设备和人才等方面积累储备， 本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迟迟不能形成，重化工业的发展必须依靠外国资本和技术的支持，支撑经济长久发展的基础未能建立。 阿根廷同样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来发展工业， 希望通过“进口替代” 战略来实现工业发展和经济超赶， 但由于自身基础不牢固， 且不重视发挥本国比较优势有效参与国际分工， 造成工业化发展后劲不足，产品出口受阻， 导致大批工业企业破产倒闭， 形成严重的失业问题。 总体来看， 两国的产业结构未能根据本国特色和要求适时转型， 使得经济持续发展缺乏有效支撑， 从而积累形成越来越高的经济下行风险。
3. 城镇化进程中未能实现产城融合发展的城乡一体化， 大量失业和贫困人口集聚的社会不稳定风险不断上升巴西的城镇化进程较快， 1960 年的城市人口比重已达到 56%, 1980 年超过 65% （见图 1）。
但是， 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 大量破产农民进入城市后又缺乏足够的产业来解决就业问题， 同时政府没有能力为所有城镇居民提供足够的基本公共服务。 因此， 随着大量无地或少地的穷人流入城市， 在城市中形成大大小小数千个贫民窟②, 并产生了犯罪、 贩毒、 疾病等一系列问题。 阿根廷的情况比巴西更严重， 1980 年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83%, 不但比巴西高 18 个百分点， 比美国也要高出 9 个百分点， 同样形成了大量的贫民窟 （见图 1）。 总体来看， 两国超前的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发展水平极不匹配， 城市难以为急剧增加的市民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现代化城市与贫民窟并存， 城镇内部二元结构进一步拉大， 大量失业和贫困人口集聚的社会不稳定风险不断上升。4. 收入分配结构未能有实质性调整， 贫富差距扩大形成的社会动荡风险上升巴西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极不合理， 贫富差距很大， 1960 年的基尼系数就达到 0.5, 并且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富人集中。 1980 年， 占城市 5%的最富者收入在收入分配总额中的比重达到 35%,而占城市 50%以上的贫穷者收入比重仅有 13%.
长期贫富分化导致中产阶级难以成长壮大， 社会结构转换中缺乏中间力量的支撑， 造成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不足， 形成社会不稳定风险。 与巴西类似， 阿根廷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持续扩大③, 基尼系数从 70 年代的 0.35 左右上升至 90年代初的 0.45 左右。 同时， 阿根廷作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政府官员为了能够从公共项目中获取高额好处， 积极进行权力寻租， 暗中推动耗资巨大的政府工程， 在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通过暗箱操作中饱私囊， 贱卖国有资产， 进一步加剧了由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动荡风险。
（二） 风险的爆发及影响
从巴西、 阿根廷经济社会发展风险传导的过程看， 主要形成了 “国际环境突变---国内经济下滑---社会矛盾激化---政府无力解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路径。 具体而言， 随着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到来， 美欧等国为了摆脱本国的经济困境， 纷纷提高利率， 使得 1980~1989年 的 国 际 资 本 年 平 均 利 率 上 升 至 5.85% , 是1974~1979 年的 6 倍 , 使得借债成本大幅上升 .同时， 美元开始持续升值， 拉美国家则因经济恶化而货币贬值， 使得还债规模无形中大大增加。
随着经济形势的迅速恶化， 积累的各种风险终于爆发。
在 “负债增长” 战略的引导下， 巴西 1979 年的外债规模已占当时 GDP 的 28%, 到 1982 年，仅债务利息就占到 GDP 的 7%, 使其深陷债务问题难以自拔， 经济开始大幅下滑。 整个 20 世纪80 年代， 巴西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 3%左右，与 1968~1973 年年均 11.2%的增长速度形成鲜明对比， 1981 年、 1983 年和 1988 年还出现了负增长 （见图 2）。 与经济下滑并存的还有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 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的通胀率持续保持在三位数以上， 1989 年更是达到 1 431%, 物价飞涨， 怨声一片， 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1970 年巴西的人均 GDP 是韩国的 1.7 倍， 但当 1994 年时， 韩国的人均 GDP 已超过 10 000 美元， 巴西则还在 3 500 美元左右徘徊。阿根廷在 20 世纪 80 年代始终处于严重的外债危机之中。 整个 80 年代中有一半的时间经济是负增长， 10 年的经济平均增速为-0.7%. 每年还本付息占出口的比例基本保持在 50%以上， 外债总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在 1987 年达到最高的717%. 经济形势持续恶化， 资本大量抽逃， 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社会、 经济、 金融、 政治危机由此全面爆发。 近年来， 受金融危机影响，阿根廷经济再度出现下滑， 一直未能有效解决的债务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当前又面临着违约风险，经济增速从 2010 年的 9.1%骤降至 2012 年的 3%.
二、 突尼斯、 埃及等西亚、 北非国家发生社会动荡的教训
2011 年， 西亚、 北非地区风云突变 , 经济 、社会、 宗教等一系列复杂难解的问题相互纠结，加之外部势力或明或暗的介入， 使得多个国家陷入动荡。 经过三年多的动荡， 所谓的民主式新秩序并未建立， 经济停滞、 政治混乱、 民生凋敝、教派冲突、 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 对每位继任者都是严峻的挑战， 西亚、 北非稳定局面仍未形成。
（一） 风险的累积与形成
1. 经济结构单一畸形对外部依赖性强， 经济下滑和国际环境变化对经济影响的风险较高以突尼斯和埃及为代表的西亚、 北非地区石油资源丰富， 形成了收入来源主要以石油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经济结构单一畸形， 发展严重依赖外部环境， 经济存在较大安全风险。 同时，由于缺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撑， 两国的失业问题都很突出， 失业率均超过 20%, 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高达 70%左右。 即使在就业的人群中，很多人只是在非正式的私营企业中从事低薪酬、临时性、 没有社会保障的工作。 当全球经济不景气、 国际石油市场需求大幅减少时， 这一问题将更加突出。
2. 强人政治导致政治体制僵化、 贫富分化严重， 利益集团和腐败问题积累形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社会风险突尼斯和埃及都是强人长期把持政权， 采用家族统治， 实行世袭制、 终身制， 突尼斯总统本·阿里掌权 23 年，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位 30 多年。这种僵化的政治体制导致政治参与渠道单一， 缺乏民主， 家族和朋党垄断利益， 政府腐败问题严重。 两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也很不合理， 贫富分化悬殊。 埃及 60%的人口只占全国财富的 17%, 普通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极低， 官方统计的贫困率高达 40%, 民怨沸腾， 社会矛盾不断积累， 社会风险不断上升。
3. 民族宗教问题突出， 众多派别难以达成共识形成的社会风险日益上升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 西亚、 北非地区的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非常突出， 并且这两类问题常常纠结在一起， 大大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突尼斯和埃及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 信徒主要是逊尼派， 同时存在着基督教、 犹太教和其他宗教， 在每个宗教中又分化出诸多教派， 可谓教派林立。各教派对自己的信仰非常坚持， 难以在教派之间妥协形成统一的理想信念， 不同宗教矛盾突出，加之存在严重的宗教歧视乃至欺压， 成为该地区的动荡冲突不断的思想根源。
（二） 风险的爆发和影响
从突尼斯和埃及经济社会发展风险传导的过程看， 主要形成了 “国际环境突变---国内经济下滑---失业、 民生、 宗教等矛盾激化---社会动荡---政府倒台---经济社会秩序混乱” 的路径。 具体而言， “阿拉伯之春” 的爆发是由失业大学生在街边摆摊遭城警粗暴对待后自焚身亡引起的。 该事件激起突尼斯民众的同情心和长期以来对政府、 对现状的严重不满， 开始了要求总统下台的持续抗议活动， 并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社会骚乱。 总统本·阿里被迫选择离开突尼斯， 前往沙特避难。
紧接着， 动荡开始蔓延到埃及。 2011 年 2 月11 日， 穆巴拉克辞去总统职务， 将权力移交给军方的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 随后的 “阿拉伯之春” 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传导至北非、 中东的诸多国家， 包括也门、 利比亚、 巴林、 阿尔及利亚、 伊朗等伊斯兰国家在内， 都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从国际背景看， 这场动荡是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 国际石油市场需求大幅减少， 西亚、北非的支柱产业大幅萎缩， 伴随经济下滑进而使一系列风险爆发形成的。
作为西亚、 北非局势动荡的爆发点， 街头革命没有给突尼斯带来 “民主与发展”, 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大乱” 之后并未呈现 “大治”, 而是乱上加乱。 经济增速从动荡前的 4%左右跌至2011 年的-0.2% （见图 3）， 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 外资大量撤走， 货币不断贬值，高失业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发展面临重重困难。 同时， 突尼斯国内与 “基地” 组织关系密切的恐怖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频频发动袭击， 干扰和破坏突尼斯的政治进程， 治安局势日趋严峻。
此外， 一些政治和宗教势力打着西式民主的借口煽动攻击政敌、 谋取私利， 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动荡。
“十三五” 时期我国经济社会重大风险防范研究---国际经验、 教训及相关启示卞靖：埃及的经济社会也受到了巨大冲击。 在穆巴拉克下台前， 即使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埃及的经济增速平均也保持在 6%以上， 但自2011 年动荡以来， 经济增速骤降至 2%左右， 同时， 外资大举撤离， 物价和失业率高企， 百姓生活日益艰难 （见图 3）。 穆巴拉克本人在被推翻下台后， 受到审判入狱。 之后的政府先后经历了军政府、 过渡政府、 穆兄会统治和新政府等多个阶段， 政权频繁更迭， 各派势力的权力斗争不止。
“街头政治” 盛行， 抗议示威活动频发， 并经常演变为暴力冲突， 恐怖袭击愈加频繁， 社会陷入严重的动荡和分裂之中。
三、 日本、 韩国等东亚国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的成功经验
日本和韩国作为亚洲赶超型国家的代表， 在二战后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这个过程中， 两国均有效地防范和化解了拉美和西亚、 北非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风险， 对于我国实现转型发展、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 产业结构及时转型升级支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防止出现经济下滑风险日本是短期内从低收入国家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典型经济体。 1966 年， 日本人均 GDP首次突破 1 000 美元， 1974 年突破 3 000 美元，其所用的时间大大短于西方发达国家。 到了 1985年， 日本的人均 GDP 达到 11 297 美元， 已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二战后的 30 多年里， 日本通过有效的产业结构升级， 顺利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发展模式看， 日本政府采用了以赶超欧美为目标的 “追赶型” 发展战略， 确立了政府干预型工业发展的模式。 第一产业在国民产值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到10%以下。 第二产业则从以棉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为代表的轻工业， 向以钢铁冶炼、 机械制造、化学工业、 石油及煤制品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发展，并在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后， 再次实现了向以汽车工业、 家电工业、 精密机械、 运输机械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化和高附加值化的工业阶段发展， 并最终完成工业化。 同时， 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 （见图 4）。
韩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还是一个贫穷国家，1953 年的人均 GDP 仅为 67 美元。 但随着韩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顺利转型， 实现了自 1961~1994 年年均 8.4%的持续高速增长 , 其人均 GDP在 1995 年达到 11 468 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标准，韩国已达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但由于在随后的几年人均 GDP 有所回落， 到 2002 才算真正稳定步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与日本相似， 韩国政府初期同样采取政府主导模式， 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第一产业占 GDP 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第二产业占 GDP比重先上升后下降， 服务业比重则持续上升趋势。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 韩国抓住西方发达国家把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机会， 结合当时综合国力较弱的现实， 选择了轻纺工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道路。 在这一时期，重工业和化学工业虽然有一定的发展， 但大都处于初建阶段。 到了 70 年代， 面临着日本将钢铁、 冶金等失去比较优势的行业向外转移的机遇， 韩国政府迅速调整产业结构， 将发展重点由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转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 政府重点扶持了钢铁、 造船、 汽车、 重型机械等产业， 到 1980 年其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已达到 50%以上。 亚洲金融危机使得韩国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下滑， 这时正处于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 韩国政府以及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以半导体、 生物技术、 新材料、 精细化工、 数字电视、 液晶显示器、 生物新药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 使得经济迅速恢复增长， 使其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见图 5）。
（二） 经济发展实现了向消费型社会的转换，在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防止出现大规模产能过剩的风险产业结构升级与需求结构调整密切相关。 日本政府在 20 世纪四、 五十年代， 曾人为地将尽可能多的资源投向生产， 发展出口经济， 有意压低民间消费需求以积累投资。 但进入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 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带动的模式出现明显问题， 产品难以销售导致工资降低或企业破产， 使得社会失业人口增加， 劳资关系紧张并出现了长时间罢工。 在此背景下， 日本政府于1960 年启动了为期十年的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大幅度提高国民生活水平， 坚持缩小阶层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 形成了稳定的中产阶层消费群体， 实现了向消费型社会的转换。
韩国的产业结构转换同样与需求结构变动紧密相关。 1960 年的投资率为 11.5%, 此后连续上升， 到 90 年代初期达到最高的 38.9%, 之后开始下降。 消费率与此相对应， 先是连续下降， 后是持续上升， 近年来保持在 60%以上 （见图 6）。
（三 ） 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促进形成 “橄榄型” 社会结构， 防止出现社会动荡风险日本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 收入分配结构不断优化， 阶层间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城乡间收入差距基本得到消除， 中产阶层快速形成和成长，到 20 世纪 70 年代， “中间阶层” 人口占比和城镇化率均超过 70%, 形成了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橄榄型” 社会结构。
韩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经济开始快速增长的头十年中， 收入分配状况有所恶化， 基尼系数从 1970 年的 0.36 上升到 1980 年的 0.39.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 韩国政府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实施 “新农村运动”, 努力改善农民生活环境和水平， 大幅增加农民收入。 1978 年， 农户的年人均收入达到 649 美元， 是 1970 年 4.7 倍。 1988 年出台的 《最低工资法》， 又大幅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居民收入增长加快④, 收入差距明显缩小， 基尼系数下降到 1991 年的 0.26. 到 20 世纪 90 年代， 韩国顺利实现了社会结构转型， “中间阶层” 人口占比和城镇化率均超过 70%, 中产阶层占主体的“橄榄型” 社会结构已经形成， 顺利迈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条件已经具备。
（四） 政治结构根据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进行了相应调整， 有效防止出现政治和社会风险二战后， 日本建立了以立法、 司法、 行政三权分立为基础的议会内阁制度。 天皇作为国家的象征， 无权参与政事。 国会是最高的权力和立法机构， 内阁是最高的行政机关。 在国会中， 众、参议员由选区选民选举产生， 首相由国会议员选举产生。 日本实行多党制， 虽然自民党执政从1955 年到 2009 年 （1993~1995 年除外） 一直为执政党， 但在野党和社会组织的监督力量较强， 同时党内有派， 形成了党内相互监督的制衡机制，有利于不同群体利益的表达。 其日本首相权力也受到多方制衡， 更换频率一直较高⑤.
二战后， 韩国的政治体制实现了先民主后威权再民主的转换过程。 1948 年， 韩国实行了民主体制， 但由于当时经济落后， 低收入人口多， 中产阶层群体较小， 社会矛盾突出， 难以支撑民主政府发展。 1961 年， 朴正熙发动了军事政变后建立威权体制， 1979 年被杀身亡后， 发动 “双十二政变” 的全斗焕任总统， 继续延续威权体制， 开始了其近八年的独裁统治。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韩国的中产阶层逐步成长起来， 要求建立民主社会的呼声不断壮大， 1987年全斗焕在六月民主运动中被迫辞职， 卢泰愚出任总统并在社会压力下推进民主化。 政治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使得韩国在迈向高收入过程中， 避免了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风险。
四、 几点启示
综观各国的经济发展历史， 东亚国家、 拉美国家以及西亚、 北非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发展道路基本相同， 面临的经济社会风险也基本相似，拉美和西亚、 北非国家的发展基础还要好于日韩等国。 但从随后的发展情况看， 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经济风险爆发， 陷入了 “中等收入陷阱”; 以突尼斯和埃及为代表的西亚、 北非国家社会动荡风险爆发， 陷入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动荡； 而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却有效防范和化解了各种风险， 成功地跨越了 “中等收入陷阱”, 给我们很大启示。
（一） 及时调整产业结构， 适时转换发展模式==从历史经验看，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难以适应新的要求，加之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积累的矛盾会逐步突显，由此会形成一系列经济社会风险。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是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所在， 而要在新的条件下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就需要在 “十三五” 时期转换发展模式， 在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本方面持续投入， 从而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二） 既要有效融入全球经济， 又要保持本国经济的独立性和掌控力==从拉美和西亚、 北非国家爆发危机的直接原因看， 这类国家的经济过于依赖外资和国际市场需求， 当外部经济发生变化特别是遭遇全球 （地区性） 经济危机时， 就会导致其国内经济迅速下滑从而引爆风险。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我国先后经历了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由于当时金融领域开放程度相对较低，虽对实体经济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但总体处于可承受范围。 “十三五” 时期， 随着我国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 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经济的冲击力可能会越来越大。 因此， 在不断开放的过程中， 要注意保持本国支柱型产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体系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在扩大对外开放中建立和完善各类机制， 提高应对国际市场竞争和变化的能力。
（三） 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提升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从历史经验看， 没有工业化支撑的城镇化不可持续， 会形成一系列问题。 因此， “十三五”时期要以促进产城融合为依托， 以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 促进生产要素资源在城乡间的自由流动， 提升城镇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 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避免出现环境污染、 贫民窟等城市病。 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 一些行业去产能化加速的背景下，要更加重视就业问题， 防止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大量失业和贫困人口集聚的情况。 同时， 要通过城镇化的发展有效促进城市公共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 为工业化提供重要的推动力量，形成协调发展。
（四）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培育中产阶层成长建立 “橄榄型” 社会国际经验表明， 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会导致居民消费严重不足， 经济增长失去动力，贫富悬殊和社会分化严重， 将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 甚至政权更迭。 因此， “十三五” 时期要对收入分配结构进行有效调整， 更加重视发展的公平性， 营造有利于中产阶层发展壮大的环境， 从而建立中等收入者占绝对多数的橄榄型社会， 是维护社会稳定、 减少社会冲突和动荡、 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同时， 随着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 政府的微观职能要相应地从监督管理向市场监管转变， 治理模式也要从一元的、威权的管制型模式向科学民主、 多元共治的监管型模式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