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 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并不能解码中国经济增长之“谜”。华人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日趋丰富, 文章梳理了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和林毅夫的研究成果并进行简单评述, 得出结论:在一个以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 任何试图摒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去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任何努力, 都无异于缘木求鱼。
关键词： 中国经济; 县际竞争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 新结构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Abstract： 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has created a miracle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theory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 can't to explain the "myster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The theoretical results of Chinese economists' research on this issue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bundant.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wo representative Chinese economists Zhang Wuchang and Lin Yifu and gives a brief review.Concluded that:In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tate dominated by public ownership, any research method that tries to abandon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t is no different from asking for a fish.
Keyword： China's Economy; inter-county competition theo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ory;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在经济增长方面, 由于中国创造的成就在世界经济增长史上几乎没有先例可循,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不仅成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学家的研究“热点”, 也是华人经济学家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 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故将其称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1]。中国经济增长之“谜”这一称谓的盛行, 标志着西方主流经济学从理论上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努力彻底失败。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水土不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华人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理论成果却日趋丰富, 实现了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弯道超车”。本文选择了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和林毅夫, 对他们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进行简单的述评。
二、张五常和林毅夫的理论研究成果
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文献很多, 如钱颖一的M型层级组织[2]和市场保护的联邦主义[3], 胡永泰的劳动力再配置理论[4], 周黎安的GDP锦标赛[5], 张军的财政分权理论[6], 史正富的“三维市场体制”[7], 朱天的“儒家文化决定论”[8], 文一的“胚胎发育理论”[9], 白果和阿格列塔的“双层体制论”[10]等。这些文献分别从制度、文化和历史的视角, 解释中国增长的奇迹。张五常和林毅夫长期关注中国的经济增长, 力图建立一个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理论框架。虽然在他们的理论中, 有比较明显的主流经济学的痕迹和缺陷, 但是, 张五常和林毅夫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制度和民族心理有独到的理解, 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视角独特, 故自成一家之言。
(一) 张五常的“县际竞争”理论
在所有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理论中, 张五常的“县际竞争”理论视角最独特, 影响最深远。张五常的理论打破了“增长因素方法”中具体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和土地的投入数量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的影响, 从合约理论和由其创立的佃农理论出发, 构造出一个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独特理论——“县际竞争”理论。
张五常的“县际竞争”理论的要点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从经济制度的视角看, 中国从户, 一直到中央 (国家) 的七层行政科层组织, 其实是一个合约体系。该合约体系的特点是上下之间是一种收益承包关系, 左右之间是一种利益竞争关系。第二, 在这个科层组织中, 县级政府手中的经济权力最大, 县和县之间的竞争最为激烈。按照张五常的观点, “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最重要……其他皆次要”[11]。虽然“中央与次一层的省政府……有权更改地区的划分界限, 有权调动地区的干部或把他们革职, 也可以把不同地区的税收再分配”, 但是, “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11]。“中国的情况, 是在同层的地区之间相互竞争。因为县的经济权力最大, 这层的竞争最为激烈。”第三, 县和县之间竞争追逐的目标是固定分成比例的增值税, 对县级政府来说, 这部分增值税具有地租的性质。按照张五常的佃农理论的分析框架, 在这个复杂的合约体系中, 县级政府扮演的是“双重”角色。在县级政府、省级和中央的科层合约体系中, 县政府扮演的是“佃农”角色, 上级政府关注的是县政府所在区域上交的“地租”——增值税的数量;在县政府和企业的合约体系中, 县政府扮演的是“地主”角色, 关注的是企业上交的“地租”——增值税的数量。“在佃农制度下, 地主关心农户的操作履行比固定租金为甚, 因为地主的收入如何要看佃农的工作表现”。因此, “这是层层承包促进竞争激烈性的原因”。
张五常的“县际竞争”理论突破了主流经济学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的桎梏, 在理论上是一次重大的创新。不过, 比较遗憾的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妥协和回归, 新制度经济学分析范式中“黑板经济学”的色彩越来越浓厚, 日益被主流经济学庸俗化, 失去了其应有的学术风采。
张五常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 张五常对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解释采取的是一种理性实用主义的态度。按照张五常教授的说法, “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作为一名经济学家, 其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不应当是就结果而论的, 而应当是中国怎么做才是最优的。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应当被批判的主流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在这里, 作者无意为主流经济学做某种学术上的辩护, 只想说明一点, 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被批判为“黑板经济学”, 不是其寻求最优化结果的思维模式, 而是其追求最优化结果的思维模式需建立的基础在现实中不存在。张五常的“县际竞争”理论是其佃农理论的拓展, 但是, 佃农理论就是最优化思维模式的杰出产物。一言以蔽之, 张五常采用一个建立在最优化思维模式上的佃农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抛弃了“洗澡盆中的婴儿”。其次, 该理论对“县际竞争”的副作用的认识也是相当天真的。“县际竞争”无疑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 但也使中国的区域差距日益加深, 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贪腐问题逐渐显现。然而, 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张教授善意地忽视、辩解甚至是美化。最后, “县际竞争”理论对我国县级政府间激烈竞争背后的根本原因的分析是不彻底的, 以至于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诸如“教授呀, 我只想为国家做点事”的感慨, 不得不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归功于“是像这个妇人的人, 数以千万计的, 把国家建设起来了”这一政治上颇具情怀但和其分析框架毫无关联的咏叹。
(二) 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新结构经济学
以2008年为分界点, 林毅夫教授的学术生涯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08年以前, 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教授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相应的理论成果为“比较优势理论”。2008年以后, 作为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致力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 为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探寻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其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新结构经济学”中。
在“比较优势”理论中, 林毅夫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按照林毅夫的观点:“中国改革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采取的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问题也根源于过去的发展战略, 因此, 我们将从传统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经济体制的影响进行分析。”林毅夫主要回答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 在改革开放前后,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发生如此的差异, 背后的根源是什么?第二, 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很明显的“治乱相间”的现象, 其背后原因何在?第三, 中国经济增长能否持续?第四, 中国和东欧地区采取了不同的改革道路, 怎样比较这两种道路的优劣?为了回答上述四个问题, 林毅夫分析了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体制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按照这一分析框架, 林毅夫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 对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差异进行了系统的解释。改革开放前, 我国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这一战略和我国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相背离。为了将短缺的资源配置到重工业部门, 必然要有一个不同于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有三大特征:价格体系扭曲, 计划配置资源, 没有自主权。这种“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造成的后果是经济结构扭曲, 经济效率低下, 劳动激励不足。“因此, 传统经济体制并没有实现赶超的使命, 相反却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缓慢, 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的结果。”而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经济改革, 首先是从微观经营环节上的让利放权开始。在国有经济部门, 让利改进了激励机制, 提高了生产率;放权, 使国有企业获得了对部分新增资源的配置权;在农村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新增的资源被配置到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由此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增长, 并创造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保持10%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的世界奇迹”。由此, 林毅夫认为, 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治乱”循环, 根源在于经济改革过程中一部分环节的改革先行造成了原有体制内部的不适应性。[12]走出“治乱”循环的关键在于从根本上放弃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按照这一逻辑思路, 林毅夫认为: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坚持改革, 就能克服前进过程中的困难, 逾越各种障碍;不断获得成功的改革将有力地支持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增长。所以, 21世纪初中国超过美国和日本, 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进而创造中华民族由衰至盛的人间奇迹, 不再是天方夜谭。最后, 林毅夫从经济绩效的角度比较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东欧的“休克疗法”的优劣: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是采取了渐进式道路。而东欧和苏联由于选择了相反的改革方式, 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和社会动荡, 至今没有带来增长和收益。[12]
2008年以后, 林毅夫的学术抱负就不再仅仅满足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探索可行的道路, 这一阶段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中。在发展经济学领域, 长期存在着两大学派的根本对立, 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派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实出发, 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全, 存在制度刚性和供给刚性, 因此,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从总体上看缺乏弹性。而新古典的发展经济学派从经济主体的理性和要素的流动性出发, 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供给具有弹性, 经济结构具有比较灵活的伸缩性。由于理论上的分歧, 导致两者在政策实践方面根本对立。结构主义强调市场失灵, 主张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增长进行干预, 通过进口替代和优先发展现代产业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进而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比较遗憾的是, 在政策实践方面, 结构主义和新古典都没有取得成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成为一道难解的谜题, 林毅夫则希望他的新结构经济学成为解开这道谜题的钥匙。
在新结构经济学中, 林毅夫首先肯定了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市场有效性和经济结构弹性的假定, 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市场机制都是经济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的基本机制。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会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发生变化, 与此相对应, 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同时, 林毅夫也看到了在发展中国家中, 市场机制方面存在的不足。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 其技术水平越接近发达国家, 产生的外部性影响就越大, 靠单纯的市场机制无法消除这种外部性影响。如果放任这种外部性影响, 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会裹足不前。因此,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在市场机制以外, 政府可以发挥作用, 消除外部性影响, 提高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同时, 林毅夫认为, 传统的两分法和五分法发展阶段过于单一, 从低收入农业经济到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 发展阶段是连续的, 对应的产业结构也是连续的, 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一定具有参考意义。各国政府可以发挥其产业甄别作用, 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来选择自己的产业结构。因此, 在发展中国家, 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又要发挥政府在产业升级中的甄别和协调作用。只有有效地发挥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才能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长期、快速和稳定增长。从这里可以看出, 林毅夫所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翻版。新结构经济学试图证明, 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在理论上是可以复制的,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可以推广, 进而演化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奇迹”。
无论是“比较优势”理论还是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的分析框架并没有偏离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只不过, 他更加重视微观领域中企业的自生能力和宏观领域政府的甄别作用。从本质上说, 林毅夫的理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和结构主义的调和, 具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虽然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经济前30年的高速增长, 但在解释中国经济近10年的高速增长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同样的道理, 将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实践, 能否产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奇迹”就很值得怀疑。
三、结论和展望
作为华人经济学家的代表, 张五常和林毅夫在“解码”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和非凡的学术成就。虽然他们构建的理论模型中存在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但不可否认的是, 和日益强调技术和模型“美观”, 但结论日益空泛化的主流经济学相比, 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多彩, 尤其是林毅夫教授, 他的学术抱负理应受到同行的尊重。
解读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光荣使命和历史责任, 目前, 这一领域尚有三大任务有待完成:第一, 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在现有的文献中, 研究者观察的是中国东部的经济增长, 而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在总体上的不平衡性, 得出的结论自然有以偏概全的嫌疑。正确认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的关系, 是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研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第二, 我国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有待深入。受到主流经济学家国有企业低效率的影响, 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国有企业排除在研究的框架之外。然而, 荣兆梓、魏峰的研究表明, 在竞争性领域,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效率并没有明显的差异。[13][14]那么在宏观层面, 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增长到底有何贡献或影响, 就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第三, 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研究,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体系。一国的经济增长, 总是和它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 现有的研究基本都没能从方法论上彻底摆脱主流经济学的影响, 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一领域的“缺位”。在一个以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 任何试图摒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去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任何努力, 都无异于缘木求鱼。
参考文献
[1]胡琦.对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不同理论综述[J].经济学动态, 1999, (12) :45-48.
[2]钱颖一, 许成钢, 董彦彬.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与众不同——M型的层级制和非国有部门的进入与扩张[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93, (1) :31-42.
[3]Qian Y, Weingast B R.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11 (4) :83-92.
[4]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J].经济研究, 1998, (3) :31-39.
[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 2007, (7) :36-50.
[6]张军.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J].经济学季刊, 2008, 7 (1) :21-52.
[7]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8]朱天.中国增长之谜[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9]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10]白果, 米歇尔.阿格列塔.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与帝制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11]张五常.中国经济制度[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12]林毅夫, 蔡昉, 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增订版)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13]魏峰, 荣兆梓.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比较[J].经济纵横, 2012, (2) :18-23.
[14]魏峰, 荣兆梓.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比较和分析——基于2000-2009年20个工业细分行业的研究[J].经济评论, 2012, (3) :75-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