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根据客观的历史史实，结合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了海禁政策的主要原因，并将明清两朝海禁政策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两朝海禁政策的区别，从而引出了海禁对明清经济的影响，在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更替的时期，海禁政策带给明清政府的损失远远大于其收益。
关键词 ：海禁政策 抵御倭寇 海上贸易 闭关锁国
海禁政策自从元代开始就存在了，选这个题目的原因很简单，从明清的海禁政策的效果和弊端来分析目前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些问题。古语有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明清时代正是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个更替的阶段，所以这一阶段的海禁政策十分具有研究探讨的意义，对我国现阶段的发展也有一个很好的警醒。本片论文主要根据一些历史记载的资料、前人的看法和自己思考来分析海禁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因以后对明清经济带来的主要影响，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阐述了自明朝开始直到清朝灭亡的海禁政策的一些历程，作者认为明朝海禁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抵御倭寇，清朝是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无理要求。海禁政策带来了影响则是一向繁荣的对外贸易冷淡下来，闭关锁国的最终结局只能是被淘汰。下面就具体的海禁政策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海禁政策的形成原因
在中国，1368年建立的明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封建王朝之一， 东方最强大的国家。而同时，明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遭遇到来自海上外来势力侵扰的封建王朝。明初对传统朝贡模式的继承和发展，正是建立在统治者的自信和国力强盛的基础上。明朝将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内涵外延，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朝贡体制，以实现中国式的国际理想秩序。这是封建社会晚朝封建统治集权强化的趋势，与历朝久已形成的朝贡模式结合，产生的颇具特色的朝贡体制。在这一体制的基础上，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制订的海外政策，以朝贡贸易政策为主，海禁政策为辅，体现了强化集权的君主意志。作为综合国力强盛的体现，明朝实行海外开放政策，不仅明初洪武年间大量遣使海外，而且永乐年间更大力开展积极主动的对外交往。负有王朝政治外交及贸易多重使命的郑和，率领庞大的宝船队，多次航行在印度洋上，为世界海洋世纪的到来，奏响了序曲。这一旨在扩大官方朝贡体制和贸易的大规模航海活动，是明初开放的海外政策成功的标志。伟大的航海壮举，显示了中国的威力，表明了中国是亚太一印度洋国际贸易圈秩序的有力维护者，在当时东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国际事务中起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在东亚、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国际地位。近30年大规模的航海活动产生的重大后果，也即政策的反馈，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
历史走过后是不会不留下印记的，大规模航海活动结束后，明朝海外政策进入了转折时期。下西洋给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带来的变迁，促使统治者总结经验教训，从明英宗到明孝宗，收缩的海外政策透露出一种转变的趋向，即由明初的政治为重心向经济为重心转移的趋向。这是与中国社会发展演进相适应的趋向。明孝宗时，丘浚上书提出发展海外贸易，说明开放民间社会海外贸易的呼声已由重臣反映到朝廷之中。明武宗初年，调整海外政策业已迈出了第一步。
时值明中叶，西方海外扩张的狂潮卷向东方，葡萄牙人捷足先登。明朝统治者面临国内私人海外贸易的汹涌之势，本已开始调整海外政策，也正在此时，遭遇到西方东来的新课题。与西方接触的第一个回合，遂使中国闭关政策出台于嘉靖初。此后，在日本海盗、中国海盗商人、葡萄牙海盗商人合成的“倭寇”问题上，明廷颇费周折，最终调兵遣将，平定了这场给东南沿海带来深重灾难的祸乱。乱源已息，明朝朝野内外在海外政策上取得共识，调整海外政策的条件已然具备，势在必行。于是明廷大幅度调整海外政策，先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继之，又从默许到承认葡萄牙人租居澳门，使澳门成为中外贸易的一大商埠，中外交往的一个窗口。几乎与此同时，在广州采用事实上废弃前期朝贡贸易政策的做法，变贡舶贸易为商舶贸易。隆庆初，“准贩东西二洋”和开放商舶来华贸易，以及对澳门政策的初步确定，共同构成明后期海外政策大幅度调整的重要内容。由此，明朝完成了海外政策以政治为重心到经济为重心的转移，开始了明朝海外贸易向中外民间社会开放的时期。这一政 策实施几至明亡，仅在崇祯朝末年因外来因素侵扰出现过短暂反复。
需要说明的是，自西方东来后，中西关系上升为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而中西关系中，贸易最为重要。因此在考察海外政策时，我们也必须将海外贸易作为海外政策的重要指征。因此，明朝海外政策从政治意义的开放向经济意义的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明末时代演进潮流和需求孕育了中国走向世界的契机，国内社会潜在的种种变革因素，海外西方的东来冲击，内外合力推动了明朝海外政策的转换完成。政策的调整，不应视为明朝政治腐败无能、失去控制的结果。观此前明朝政策的自发转换在明中叶已出现趋向，正德时已开始调整，西方的到来，才使政策发生了逆转；嘉靖朝调兵遣将，以戚继光等骁将取得了平定“倭乱”成功，其后不久发生“俺答封贡”，至此明朝基本解决了自明初以来一 直困扰的“南倭北虏”问题；到万历初年，更有张居正的重大改革。因此，隆庆之初对海外政策的调整，虽然带有不少局限，却是明朝统治者顺应历史潮流做出的反应，是明朝自我调整、自我更新机制运作的结果。明朝海外政策的调整转换，有利于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向工商经济，有利于中国的海外贸易发展，对海外贸易的繁兴和中国市场向海外的延伸，对明末社会变迁起了重要的作用。政策产生了正面效应，郑氏海商集团的出现就是证明。同时，明末清初郑氏在远东海上独领风骚，也说明了当时中国在海上并不落后于西方的客观事实。
总而言之，明末统治者并没有恪守“祖制”，海外政策的调整是全方位的：在政治上，事实上基本抛弃了已不现实的朝贡体制；在经济上，落向中外民间社会开放的层面；在文化上，从独尊到兼容，对异质文化采取了吸收和引进。因此，从总体发展趋向看，明朝的海禁是开放的。
清朝的海禁政策是清初期实施的，主要是在康熙年间，时间大致在顺治末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收复台湾）左右。清朝在收复台湾以前，厉行海禁政策，严禁商民出海贸易，片板不许下海，犯禁者一律处死，货物没收入官。这种海禁政策地实施，主要是为了对付郑成功及其子孙的海上势力，并不是针对外国的。因此，1683年清朝收复台湾后，逐步放宽海禁，准许对外贸易。但是到乾隆前期，针对英国等西方国家贪得无厌的要求，清政府又加强了对外贸易的限制，下令关闭除广州以外的其他通商口岸，并且颁行严格约束外国商人的条例和章程，这样便形成了所谓闭关政策。闭关政策历经乾隆、嘉庆年间，一直延续到道光时鸦片战争前夕。所谓闭关政策，是指清王朝严格限制和禁止对外交往和贸易的政策。主要内容有三：限定一口（广州）通商、严格约束外商活动、限制中国商民出海。这种政策的原因亦有三：清朝统治者的短视和无知是“闭关锁国”的直接原因；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较稳定，对外来商品有较强的抵制作用，这是闭关锁国政策的经济根源。三是清朝统治的需要。为防止中外反清势力的联系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渗透，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对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消极落后的政策。因为闭关政策并不能削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反而阻碍了自己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统治者愚昧无知，妄自尊大，隔断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拉大了中国与西方的差距，造成近代中国被动挨打的局面。任人宰割，百年国耻，其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闭关锁国当是其中的罪魁祸首！由此可见，清朝的海禁政策可以用闭关锁国来形容。
二、海禁政策的实施过程
明朝的海禁政策自洪武年间开始到隆庆元年开禁经历了一个多变的过程。
（一）开始实施及逐渐强化的洪武时期。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并没有马上实行海禁政策。吴元年（1367年）还设立市舶司来管理对外经济关系，存在着一个短暂的的允许私人海外贸易关系的时期。但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颁布一系列的诏令实行海禁政策。 1.洪武四年十二月，“诏吴王左相靖海侯吴桢籍没方国珍所部温、台、庆三府军士……隶各卫为军，仍禁濒海民不得似出海”。 2.洪武十四年冬十月，“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 3.洪武十七年（1384年），“派信国公汤和巡视浙闽，禁民入海捕鱼”。 4.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诏户部严交通外番之禁。上以中国金银、铜钱、段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相交易者，悉治以罪”。 5.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春正月，“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狡诈，绝其往来。唯流球、真蜡、衢罗斛入贡，而缘海治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用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悉治重法凡番香、番货皆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罪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不许越岭货卖，虑其杂市番货，故并及之”。 6.洪武三十年（1397年），“申禁人民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而且在洪武年颁布的《大明律》中也明确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绢、丝锦私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充赏，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只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
而且为保证海禁政策的有效实施，明朝贡品贡年实行了限制与规定，实行勘合制以验证真伪，这样将海外贸易有效地控制在政府手中，使得海外贸易全面官营化，给明王朝带来诸多好处，可以继续修好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关系，树立中国天子“统驭万国”的对外形象；可以建立与海外各国的经济往来，互通有无；可以通过贸易往来建立成功的外交与安定的国际环境。同时，可以节省军费开支，可以使国家垄断海外贸易，专有海外贸易的利权。并且也巩固了海外国家的宗藩关系。从这些禁令所颁布的内容上看，出现逐渐向经济方面转化。到洪武二十三年，明确规定严禁民间对外经济往来，甚至在洪武二十七年规定两广所产的香木不能到外地去卖。这说明明王朝的海禁政策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政策的内容。
（二）似松实紧的永乐时期（郑和时代）
从《明实录》上看永乐年间到宣德八年以前明政府所颁布的海禁令并不多，仅见两处，即明成祖的即位诏书中明确规定：“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和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又进一步“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从那以后，永乐帝没有再颁布禁海令，似乎表现宽弛的局面。其实不然，永乐帝即位之初继承了朱元璋的海禁政策，而且变本加厉。从永乐二年的诏令中可见一斑：将原来的海船改为平头船，这是釜底抽薪之法，平头船无法在远洋中航行，这样断绝了国内军民与海外各国的主动联系，从而保证了官方的朝贡贸易的畅通无阻，实际上永乐二年以后不再颁布禁海令正说明了这时期的海禁政策的有效实施，而且这时期的 朝贡贸易达到了最高峰。私人的海外贸易几无存在空间，况且郑和下西洋的庞大队伍本身就是对民间海外贸易的巨大威慑。郑和下西洋本身具有招抚海外逃民之责。这样谁还敢私自下海对外贸易？官方贸易的发达之时正是海禁政策的有效实施之日。官方的朝贡贸易与海禁政策的有效实施是相得益彰的。
（三）时松时紧并逐渐失败的后郑和时代（宣德八年至正德年间）
宣德八年自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返航之后，宣德政府就迫不及待地令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近岁官员军民不知遵守，往往司造海舟，假朝廷干办为名擅自下番扰害外夷或诱引为盗，比者已有擒获，各臵重罪，尔宜申明前禁，榜谕缘海军民，有犯者许诸人首告，得实者给犯人家赀之半，知而不告及军卫有司纵之弗禁者一体治罪”。尽管在此之后仍多次下达海禁之令，然而收效甚微，民间私人海外贸易逐渐兴盛起来。政府不再派遣使团远航海外招徕入贡，而且严格限海外各国的入贡次数及贡品的数量。随着朝贡贸易的衰弱，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却发达起来。随着民间海外贸易冲破海禁的束缚、明朝政府的日益腐朽与塞防的吃紧，海禁政策也随之松懈。民间的海外贸易的发展正说明了这一点。史籍这方面的记载也颇多。“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而私人海外贸易中心的月港“小苏杭”的美誉。到了15世纪后期、16世纪初政府进一步放宽海禁。主要表现为对海外来华船只不管是官方贡舶还是商民商舶，无论有无朝廷所颁勘合，是否合乎朝贡期限，都允许进行互市、贸易往来，并且还对海外商船实行抽分制。正德四年（1509年），有衢罗遇风漂到广东“镇巡官合议，税其伙”以备军需。宣德五年，地方上奏“盗贼连年为乱，军饷不支，乞将正德三年、四年抽过番货，除贵若象牙、犀角、鹤顶之类解京。其余粗重如苏木等物，估价该银一万一千二百有奇，宜变卖留充军饷”。随着海禁的松弛，民间的海外贸易迅速发展。正德九年，广东布政司参议惊呼“近许官府抽分，公为贸易，遂使奸民数千，驾造巨舶，私臵兵器，纵横海上”。
而这时朝廷内部也出现了要求开禁与发展海外贸易的思想。15世纪后期，曾任内阁大学的丘浚在上于明孝宗的《大学衍义补》中明确提出，反对国家抑商与对商业活动干预过多，公开主张开放朝贡以外的民间正常对外贸易，并明确向朝廷建言，开放海禁。以上可以看出，朝廷的最高层已出现此类思想，那时对海禁的松弛可想而知了。
（四）海禁政策的高度强化与失败——嘉靖时期
到了十六世纪初，倭寇之患愈演愈烈，尤其在嘉靖年间更是登峰造极。同时这时的海外贸易也由于限制的放宽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兴盛。嘉靖二年在宁波发生的日本争贡事件引发了朝廷的进一步忧虑。基于这点与其他的种种原因，嘉靖政府屡下禁海令，使得这时的海禁的深度与广度远远超过了各个时期。 嘉靖三年四月：“凡番夷贡船，官未报视而先迎贩私货者，如私贩苏木、胡椒千升以上例；交接番夷互市、称贷、绍货、构衅及教诱为乱者，如川广云贵陕西例；私交番夷收买禁物者，如会同馆内外军民例；揽造违式海船私鬻番夷者，如私将应禁军器出境因而事泄律，各论罪。”
嘉靖四年八月：“浙福二省巡按官，查海船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虽非番物，以番物论，具发戍边卫。官吏军民知而故纵者，具调发烟瘴” 嘉靖八年十二月出给榜文：“禁沿海居民勿得私充牙行，居积番货，以为窝主。势豪违禁大船，悉报官拆毁，以杜后患。违者一体重治。” 嘉靖十二年九月：“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赋市，其邻舍不举者连坐。”
此外，嘉靖二十九年颁布《嘉靖问刑条例》，有详细的禁止下海的种种规定。到嘉靖中期朱纨任闽浙地方官时更是变本加厉地实行海禁，“牵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并且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倭患进行重大打击，但由于朝廷的内部斗争与沿海的豪门的诬陷，朱纨被杀。朱纨死后，海禁松弛，同时也宣告了嘉靖时期的海禁政策的失败。
（五）隆庆开海与海禁余波
到了嘉靖后期，随着倭寇问题的基本解决，明代的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起来海禁政策已完全成为一种障碍。社会各阶层要求开禁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隆庆元年福建巡抚上书要求开禁，并得到同意。这样进行了近二百年的海禁开始走向开放。但是，隆庆开禁并不是完全开放，而是十分有限的，地域上仅仅限于东西洋，而且还不包括日本。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里针对不同的情况也颁布了许多禁海令（大多是地方性的）。
三、海禁政策对明清经济的主要影响
（一）海禁政策对明朝经济的主要影响：
积极意义：在明代初期，海禁政策的实施，比较有效地遏制了盘踞在东南沿海岛屿的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势力地骚扰，为明王朝地北疆抗元提供了良好的后方环境。同时也促进了官方朝贡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天下的东亚、西太平洋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这促进了中国的周边环境的相对安定，促进了以朝贡贸易为基础的官营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消极意义：
1、海禁政策并没有真正起到防范倭乱的作用，实际结果则相反，加剧了“倭患”，据研究发现，“倭寇”其实大多数是中国人，他们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而不能从事正常的海外贸易活动，而且沿海少地、多贫瘠，无法依靠农业生存。从而转向走私、转为海盗，或假借倭寇名义骚扰沿海地区。正如张燮所说的：“顾海滨一带，田尽斥卤，耕者无所望岁，只有视渊若陵，久成习惯，富家征货，固得稇载归来；贫者为佣，亦博升米自给。一旦戒严，不得下水，断其生活，若辈悉健有力，不肯抟手困穷，于是所在连接为盗溃裂以出。其久潜综于外者，既触纲不敢归，又连接外夷，乡导以入。”36海禁政策反而造成了逼民为盗的副作用。
2、造成沿海居民地生活贫困与国家财政收入锐减。海禁政策的实施，使得大量的安分的沿海人民失去生活的依靠，仅仅靠少得可怜的贫瘠土地以求生存。而且由于缺乏与海外的正常贸易，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失去了一大块。每年的巨额的海外贸易税额从此大量失去。并且由于海外政策的收缩，使得明代从事大量外贸的手工业的萎缩，加剧了人民生活的困苦。
3、由于明朝政府实施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的私人海外贸易。加上官方贸易的逐渐萎缩，在东亚、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海外贸易权拱手让与其他国家与地区。先是转返与中国、日本、琉球、东南亚各国及南亚的海盗走私的大量兴起，接着的是欧洲的近代殖民者，从而丧失了在这些地区的贸易主导权。而且隆庆时期的有限开禁也仅仅争得部分利权，贸易也仅限于东西洋，并且还不包括日本。明代实行海禁得这段时间恰恰是世界东西方联系日益密切得关键时期，是中国走向世界得最佳时期。而明代得海禁政策恰恰使中国失去了这一良好时机，不能不令人扼腕痛惜。
4、明代的海禁政策的消极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此。它为后来的清朝所沿袭，而且过之而无不及，演变成完全封闭的锁国政策，使得中国更加封闭，更加孤立于世界，长期游离于世界之外。
5、海禁对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中国走出了南洋，但并没有真正走向世界。自宋元以来，东南沿海民间经济势力和海外贸易有很大发展，而活动在中国沿海的海盗与倭寇之患也时起时落。中国自古以来，王朝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与西北边疆，现在又增加了来自东南海疆的新威胁，并且海外可能成为失败的政治势力的基地；海盗与倭寇又可通过通商与走私进行骚扰与泄露国内情报。这时中国政治斗争出现的一个崭新的动向。也是中国发展背景不同于中世纪西欧的一个发展背景的重要之点。对于新的朱明王朝来说，对这个新问题尤为敏感，故而采取了与官方朝贡贸易政策相对应的民间海禁政策的矛盾措施。这是中国重农抑商的大陆自足发展取向与东南沿海商业开放性发展新趋向的折中。从短期看，也许可行的，因为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但这一政策的长期化与制度化以牺牲新兴经济利益来服从传统政治利益的保守发展取向，是对正在兴旺发展的民间海上商业力量的毁灭性打击，是进一步退三步的做法。
（二）海禁政策对清朝经济的影响：
积极意义：在康熙年间，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台湾经济一时陷入了困境，为后来平定台湾，实现民族一统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海禁也一定程度上的抵制了西方国家一些贪得无厌的所求。
消极意义：海禁政策使得清朝政策逐步走向了一条闭关锁国的道路，当西方列强正积极发展海外贸易，积累财富的时候，清朝政府只是封闭发展，贪图安逸，最终拉大了清朝政府与西方列强的差距，落后就要挨打，百年国耻，亡国之恨，海禁政策是一切缘故的导火索。
四、海禁政策的现实意义
海禁政策自从元代就开始存在，也见证了明清两代的繁荣与衰败，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再到如今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我们不难发现，只有开放，只有与世界接轨，只有跟随世界的潮流，我们才不会落后，我们才会一步一步重立于世界之林中。明清两朝的海禁政策虽然一个是对外开放一个是闭关锁国，但是结局都是一样，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实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从表面上压制它，明代为了抵御倭寇，其最后的发展是倭患愈演愈烈，清朝海禁是为了收复台湾，台湾确实是回归祖国，但是清政府却是走向了一条闭关锁国的亡国之路。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着实存在很多的问题，贫富差距严重悬殊像是一颗重磅炸弹悬在中华民族的脊梁上，如何去有效的减小贫富差距、如何有效的进行人均分配都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此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美国的打压，西方国家的经济抵制，如何在经济包围圈中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如何抵御国外经济抵制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实问题。明清的海禁政策不仅仅只是给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启示，其所引发的更是对现实一些问题的一种思考方式。
结语：
浩浩汤汤的历史，我们不只是个看客，我们更应该从历史的足迹中去发现、去品味、去分析、去收获。从1347年到19世纪末，海禁政策见证了两个朝代的兴衰，也见证了中华民主由封建社会步入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脚步。海禁政策给予了明朝防御外界的侵扰，却使得其一直想抵御的倭患愈演愈烈；海禁政策给予了清朝民族一统大业实现的蓝图，却也使得清朝成为了百年难忘国耻的一个朝代。海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如何从中把握那个平衡点才是现在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地方。如今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飞速增长，面对的国际形势也随着我国经济的雄起而更加的扑朔迷离，国外的经济抵制，经济包围圈的联合打击，如何在这复杂的形势下走出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是目前最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一味的闭关锁国不是正途，但彻底的开放也不是最终的钥匙。只有把握好一个度，才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出路。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M]
[2]《大明律》[M]
[3]张燮.《东西洋考》[M]
[4]《明史》[M]
[5]李翰文.《中国历代帝王》20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