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增长包括物质增长及扩大再生产两种形态，分别对应的是实用价值量及劳动价值量的增长，通过对经济增长情况分析，能够为后续经济发展计划的调整提供数据支持。净产出价值在增长过程中会受到多种不同因素的影响，因此其会呈现出波动的形态。通常来讲，影响其增长的因素包括积累率、投资利润率、资本结构、劳动生产率，以及工资率等。基于此，本文对各类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积累率、利润率给经济造成影响的具体机制，以及资本结构、生产率变化的作用特点，提出了不同类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针对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能够达到理想增长状态的技术、制度与经济条件，以期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有效参考。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净产出价值:决定因素;
基金：兰州大学“一带一路”专项项目“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跨国区域合作开发模式构建”（项目编号：2018ldbryb030）;
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流派，因此在研究时所关注的重点也有所差异。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重视分析物质的财富增长情况及在增长过程中货币的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中，则针对价值增长和其带来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在一般情况下，要想达到产出增长的目的需要进行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且在增长过程中应考虑资本积累来源和意愿，分析生产效率因素。在西方主流理论研究中提出，在完成最优消费之后所留存的储蓄是完成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有效资本市场利用利率变动给消费行为和投资需求带来影响，并最终达到供应和需求平衡的状态。通过对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了解影响净产出值的具体因素，为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计划调整提供了重要帮助。
一、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在内生增长理论中，认为生产函数内综合的技术系数包括不同因素函数，如人力资本积累因素函数、研发投入函数等[1]。由此可见，在推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资源投入是需要重点分析和选择的内容。西方针对经济增长研究的主流理论在研究商品交易时，会将其关系模式套用在资本积累分析理论中，并同时将生产逻辑套用在技术创新中。串联起来的均衡体系没有对雇佣过程中的劳动关系和雇佣存在的矛盾运动问题展开深入分解，这使得经济增长的研究无法延伸到生产关系及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劳资分配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其研究理论在于利润是影响资本积累的关键要素，和马克思在资本积累方面研究有较为相似的地方。但是后来在经济学理论中提出的劳资分配，则利用劳资分配分析具体需求，这是凯恩斯主义常用的研究方式。后凯恩斯经济学中将总体需求作为基础，认为产能的利用效率也是积累意愿产生的主要因素，总需求在发展过程中也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过程中，将雇佣劳动作为核心研究内容，提出了在生产剩余价值、分配剩余价值，以及使用剩余价值时人们之间的具体关系[2]。剩余价值是不断提升积累量的重要因素，是完成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同时也会受到分配因素的影响。不断积累的主要目标是获取和占有剩余价值，通过这一关系可以发现，积累行为和最优消费所产生的结果是处于不对等状态的，积累即目的。在不断的积累过程中，如果失业率有所下降则会使劳动者开始拥有一定的议价权力，企业会在能够选择的范围内使用部分机器完成生产活动，替代原有的工人劳动力，这样才能够确保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拥有较为雄厚的后备支持，为资本权利的再生产提供基础。马克思在研究技术变化时也是在劳资博弈这一内容中进行的，其资本控制劳动逻辑属于服从关系。虽然当前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愈发深入，但是抽象化的理论研究内容无法分析时代背景、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机制所带来的的具体影响。
二、净产出价值增长的决定因素
（一）决定因素
在传统的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过程中，会将资本存量作为研究起点，再分析资本积累情况以此来打造增长关系模型。通过对相对剩余价值参照系理论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净产出价值的增长情况会受到积累率因素、资本结构因素、全劳动生产率因素，以及工资率因素的影响，这代表除去生产及工资两类主要因素的影响之外，再生产投资在总剩余中的占比情况及技术情况也是主要影响因素。可以将增长率的影响因素归纳为积累率因素、资本结构因素和利润率因素。积累率主要包括企业和劳动者两方面；资本结构则是指在新增投资过程中的具体技术情况；利润率则代表盈利水平。
（二）决定因素理论优势
这一理论和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相比，具有一定的应用优势。第一，这一理论考虑到了投资的构成情况，能够防止出现资本有机结构处于持续提高的这一假定条件，能够对短期状态下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分析。简而言之，增长率会受到当期所增加的投资因素的影响，资本结构高和增长率之间呈现为正比的关系。第二，扩大再生产模型在研究过程中忽略了生产率和剩余价值率因素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影响扩大再生产的具体因素为积累率因素，表示在剩余价值内可以被用来投资活动的内容，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在出现变化的时候扩大再生产也会产生变化，是各种因素变化的整体过程，具体包括资本有机结构、生产率、剩余价值率。这三种因素有着较为紧密的关系，需要对这三种因素进行同时分析才能够保证经济增长，保证分析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第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新增加的投资所产生的利润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能够对创新给增长带来的影响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支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品或者工艺的创新，会给利润率带来重要影响，而在创新型经济活动中积累率及利润率同时提高，则会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通过研究，制定了经济增长和其他因素在经济动态化发展过程中的具体关系框架，在分析技术因素、制度因素、国家经济因素等变量时也可以通过这一框架展开研究和分析，要想使经济增长处于恰当的速度状态下，应当通过国家进行合理的调控。积累率会受到经济内生体系和政府外部干预的影响，如政府投资即为外部干预的方式之一[3]。资本结构属于技术变量，会对再生产或者产品创新过程中的投资构成实施测量。生产率针对生产部门的劳动投入和产出率进行衡量。通过对不同变量之间关系进行解读可以提出各种不同类型的增长模式，包括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刘易斯经济增长模型，以及现代经济增长模型 4 种增长模式。
三、利润率与资本积累
在没有考虑资本结构变化这一因素时，则影响经济增长情况的要素包括积累率要素和利润率要素，投资活动产生的利润率则会受到一般利润率的影响和制约。之所以提出这一理论，主要原因是社会一般利润率和剩余用于投资占比之间的关系成正比关系，前者越高后者也会随之增加，这也会加快资本积累速度，增加财富总量。在一般情况下，当一些国家社会剩余用于积累的比例处于较少的状态时，多数会被浪费，这会使资本无法快速积累，使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当积累率较高时，则一般利润率也会提升，因此这一类国家会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的资本，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也会快速提升[4]。
积累率代表净收入中可以进行投资的一部分，影响积累率的因素在于如何对社会价值进行分配，以及社会经济主体是否具备一定的投资意愿。在分配剩余价值时需要考虑到不同情况的影响，包括政府税收、土地地租、利润转移、资本家消费，以及工人消耗等，当剩余价值可以被使用到生产性活动时社会的财富总量才会有所上升。如果剩余价值被使用到非生产性的活动中，则会减少投资的资金，而投资受限则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经济剩余如何分配也会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学家为此还提出了经济剩余理论，其中，西方的某些学派认为社会总财富包括必要及剩余两部分。剩余部分能够扩大生产，或者也可以将这一部分应用在非生产性的使用消费活动中。两种方式占比会受社会结构及分配方式的影响。
如果剩余价值在非生产性使用中处于比例既定状态，则剩余价值是否可以转化成为投资主要受经济主体利润预期影响。积累率和利润之间属于函数关系，积累率为利润率的函数，但是两者并不是线性关系。利润率的变化表现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一般利润率持续处于下降的状态，积累率也会因此而下降。除此之外，当经济周期出现变化时也会使积累率出现波动的现象。工资和利润率之间呈现为反比关系，当资本在短时间内总量不断增加，会使人们的工资水平持续提高，给利润造成影响和侵蚀，而利润率持续下降则会给积累率带来一定的反作用，让资本的积累速度有所下降。剩余价值在实现过程中如果出现一定的阻碍，也会使利润率有所下降。导致剩余价值无法实现的因素包括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和利率所产生的周期波动并不存在冲突的关系。导致利润率产生周期性下降的因素是在进行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出现了内在矛盾问题；上涨则是因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具备负反馈的特点。经济周期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属于较为特殊的形式之一，利润率则是对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衡量的重要变量之一，其波动均值体现了一般利润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长期趋势。使一般利润率能够得到上升的主要因素，包括技术或者制度创新、战争因素、商品输出因素等。
四、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
在不考虑积累率因素的影响下，技术的进步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作用和影响，而其具体产生的作用受到资本结构、生产率和工资率的因素影响。当积累率处于不变的状态，追加投资的水平和经济增长情况处于正比关系，和生产率增长处于正比关系，和工资率的变动情况处于反比关系。但是在马克思经济模型认为这三项要素都不是处于独立变动状态的，其内部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通常情况下，当工资率处于不变状态，资本结构出现下降的现象，生产率则会上升，这两种相反的变化情况则会带动经济增长。生产率要想到得到提升，除去加快技术进步速度之外，还可以对经济制度进行调整，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都能够改善生产力低下的问题。技术进步不单单属于效率考量，同时还需要分析资本给劳动过程所带来的控制和影响，以及技术变化和劳动工资之间的联系。在短时间内总需求如果出现变化则就业情况也会产生一定变化，给工资水平造成了影响。这一内容并不属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过程中的具体对象。但是在具体的工资波动和生产力波动过程中所形成的收入分配模式在某一阶段内是处于稳定状态的，因此可以结合这一因素对资本积累情况进行分析。实际工资率会受到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影响，也会受劳动力和资本双方对比时所产生的影响，而技术变化和影响则会对资本和劳动力双方的权力格局进行调整。虽然工资水平下降会使劳动力和资本之间出现关系恶化的现象，但是也会促进投资利润有所提升，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会起到反作用。
五、4 种典型经济增长模型
积累率变量、资本结构变量、生产率变量和工资率变量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进行组合，会给经济利润或经济增长带来影响。为了能够简化研究流程，对不同因素进行综合性的考量，可以将其分为 4 种不同的经济增长类型。
（一）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
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内资本结构处于不变的状态，积累率持续上升，就会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工资水平也会有所上升。在侵蚀利润之后，积累的速度会有所下降，工资开始回归生存化的模式，净产出价值的增长情况会出现先提高、后降低的形式。第二阶段的资本结构处于下降的趋势，工资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在生存工资的程度，劳动人口存在过剩的问题，积累率会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而出现变化。资本积累速度可以对就业率进行调节。在这一阶段内净产出的价值增长速度会降低，工资率的降低能够对这一现象起到反作用，从长远角度进行分析平均利润是处于下降的发展趋势。
（二）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
熊比特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创新能够加快变换的速度，可以打破以往经济的发展静态模式，使结构呈现为跃迁的状态。创新会给经济周期带来变化，使经济层次和经济范围有所调整。在创新周期内，信用水平和积累率水平都会因经济增长情况而持续变化，能够打破原有的均衡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提升经济利润水平。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创新因素推动利润率水平和积累率水平的上升和提高，当其水平到达顶点之后则会持续衰减。在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中，还针对在长期阶段内资本主义的具体发展模式进行了预测和分析，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创新会逐渐转化成为日常的工作内容，作为高素质人才将会不断推进技术进步作为自身的工作业务，企业家精神，以及职能会在发展过程中消失，资本主义具有自我毁灭的发展趋势。
（三）刘易斯经济增长模型
刘易斯经济增长模型是当前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一种增长模式，在该种增长理论中设定经济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部门：第一种传统部门劳动人口出现了过剩的现象，生产率为 0；第二种为现代部门，传统部门会向着这一部门持续的转移，生产率也会出现持续上升的现象，但是由于人口过剩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工资也会处于不变的状态。刘易斯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工资处于不变状态，则经济处于积累率高、资本结构水平高、劳动率高的模式。当拐点到来时，工资会出现持续上升的现象，劳动率下降，经济的增长也会有所下降。
（四）现代经济增长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也被称作停滞性增长模型，积累率、资本结构均较低，工资水平高，生产率的提升速度较为缓慢。发达国家中有很多国家都属于这种经济增长类型。当金融化速度持续加快，而剩余价值中缺少生产性使用的要素，则剩余价值开始融入到虚拟经济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加之大量产业出现转移的现象，将很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的产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多较为大众的消费品都需要通过进口来获取，资本结构水平降低，生产率提升速度放慢，则会引发一定的经济问题，需要通过各种措施增加剩余获取。很多国家为了能够减少这一类增长模式所带来的影响，会重点发展实体经济，不断发展制造业，并提高政府投资量，降低工资率，以此来达到提升剩余获取量的目的。
4 种经济增长模型分别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内出现，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体现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情况，并预测了停滞型增长模式会出现；熊彼特经济增长模型则针对停滞型及创新型两种经济增长模式的不断交替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提出了创新驱动能够提高资本主义发展活力。
六、结束语
经济增长对于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会给国家的资本实力造成影响，因此必须要了解引起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样才能够从宏观角度出发对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调整。通过对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可以探索出影响国家快速发展的政治经济逻辑，可为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帮助和参考。
参考文献
[1]陆南泉俄罗斯经济发展中的苏联经济因素分析--以经济结构 与经济增长方式为例[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1,15(4):114-127.
[2]马克卫增值税减税、经济产出与收入分配--基于投入产出与国民收入流量衔接模型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 ,43(6):29-39
[3]赵锦春谢建国有效需求、劳动力要素分配与劳动生产率--兼论要素分配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36(6):14-27.
[4]刘骏民刘晓欣经济增长理论创新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实践意义兼论如何重开中国经济高增长之门[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7(6):74-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