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距今已五载有余，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泥淖，可见此次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广、严重程度之深和持续时间之久。学界纷纷对危机的成因进行研究和剖析，西方主流学者普遍认为政府放松监管、信息不对称和银行高管贪婪或民众恐慌等因素是这场危机的主因; 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则将危机的发生归因为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特别是在此背景下金融业的过度扩张。相比之下，前一种分析尽管展现了一种就事论事的客观性，但难以触及问题的本质。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所言，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笔者也认同新自由主义才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和本质原因。因此有必要对曾经拯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于“滞胀”困境且兴盛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进行深刻剖析与反思。
1 新自由主义: 兴于危机亦衰于危机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与政治哲学，它以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作为重要的理论特征。20 世纪 70 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滞胀”问题，这使得当时引领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风骚三四十年的凯恩斯主义面临失语的尴尬境地。此时，经过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合理复归与有效修正的新自由主义乘势崛起，再次喧嚣起来。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于 1974 年和1976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更是进一步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蔓延。而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为摆脱国家经济的窘境，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先后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运用于国家政策。这不仅形成了名噪一时的“撒切尔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新自由主义的兴盛，并使其逐渐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1990 年，一些国际组织和学者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政策系统化，形成“华盛顿共识”，并用于指导拉美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达到了鼎盛状态。
当然，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一套包括开放市场、放松管制、私有化、全球化等在内的经济政策，它同时也是“一个有关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革命性变化的概念”，“旨在把市场价值和关系推广到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系统”。
简言之，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套倡导自由理念的经济政策，而且也是一种政治治理形式。如今，新自由主义不仅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主导模式和战略工具，而且日益被吹捧为一种世界观，几乎渗透到所有领域，从而逐渐被推崇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
历经三四十年的兴盛，面对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之后国家经济复苏无力的局面，新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束手无策的无奈和遭人垢弊的尴尬境地。
纵观新自由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不难看出融理论、思潮和政策主张为一体的新自由主义的兴衰均缘于危机: 兴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衰于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正所谓“成也危机、衰也危机”。危机不仅铸就了新自由主义兴盛繁荣的昨天，而且也印证了它衰败陨落的今天，甚至有可能预示着它更加残败不堪的明天。
2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内涵及其缺陷
尽管新自由主义兴起并实践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曾试图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影响全球，却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枷锁，始终难以克服自身与生俱来的理论缺陷，最终不得不饱受世人的怀疑与批判。
2． 1 经济上: 崇尚“自由”却不得“自由”
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不仅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而且将“自由”的思想发挥至极致。它大力宣扬“三化”: 一是完全的市场化，推崇“市场万能”的理念，强调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越少越好、国家不干预经济是对经济最好的管理，主张一切经济运行都要实行市场化。二是彻底的私有化，认为私有经济具有自身内在的稳定性，私有制的效率比公有制的效率高，因此一切经济主体都应私有化; 三是绝对的自由化，主张一切经济对象由市场进行调节，而国家和政府不应该干预，一切事情让经济主体和行为主体自己做主、自由决定。从本质上讲，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经济理论，它内在地含有诸多逻辑缺陷。
第一，完全的市场最终只能是失灵的市场。万事万物都有其“能为”和“不能为”的一面，市场亦同此理。新自由主义公开宣称没有国家的管制市场会更有效率。但是，由于市场竞争会导致贫富的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不公、负面外部性效应等不良现象，而且如果缺乏政府管制，市场极其容易发生危机，因此，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的市场”必然会走向极端，最终导致“失灵市场”出现。
唯有辅之以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才能弥补“市场失灵”，才能真正保证和促进市场自由。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八千亿救市”的行动正是对“市场失灵”的弥补。姑且不论其救市效果如何，但这至少可以印证许多经济学家所宣扬的那样“高功效市场需要坚强国家行为作为强有力的后盾”。
第二，彻底的私有必然只能是神话的私有。
其实，在资本主义经济实践中，私有化和国有化一直交替进行着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私有产权神话”。美国着名金融家迈克尔·赫德森曾于2007 年撰文指出: 在宏观经济层面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谈的“私有化在本质上比公共运营和公共所有权更有效率”的观点缺乏依据。而且，私有化只有利于少数资本家和既得利益集团，根本谈不上“能惠及所有人”。因此，新自由主义所吹嘘的“彻底的私有”必然只能沦为一种无法实现的神话。
第三，绝对的自由注定只能是虚伪的自由。事实上，自由的享有是要有一定的物质资源前提的。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看，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由只能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最大限度榨取剩余价值的自由，而没有物质基础的人们所拥有的自由仅限于出卖劳动力、接受剥削和奴役的自由; 从国际上看，唯有具备话语霸权的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不择手段地寻求高额垄断利润的自由，而穷国弱国则只能沦为满足这种具有掠夺和压榨本性自由的“牺牲品”。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自由注定只能是一种虚伪的、极不平等的自由。
2． 2 政治上: 推崇“共识”却难致“共识”
1990 年“华盛顿共识”的达成使得新自由主义从一般的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这种所谓的“共识”却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实行双重标准: 提倡发展中国家敞开国门、降低或取消各种贸易壁垒，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通过政府补贴、非关税壁垒等手段大搞贸易保护主义; 主张发展中国家要通过各种方式将国企私有化，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经济和国有经济则是并存的; 倡导发展中国家减少国家对市场特别是投资和金融市场的干预，任由“看不见的手”调整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己却仍然保留并适时强化着必要的国家干预。不难看出，“华盛顿共识”表面上以维护和弘扬人类最高价值准则的“自由”自居，实质上却是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世界，为国际垄断资本掠夺和剥削发展中国家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支持。
这是一种极其不合理且不平等的“共识”。
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强烈批评“华盛顿共识”，称其“往坏里说是误导”，认为现在应进入“后华盛顿共识”时代，而且“无论新的共识是什么，都不能基于华盛顿”，他直接点出了从华盛顿的立场出发，不可能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因此，“华盛顿共识”本质上是为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需要服务的，是资本主义企图“规制”世界的政策纲领和意识形态。
时至今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逻辑缺陷和政治主张的霸权本性不仅已经昭然若揭，而且给许多实践此理论的国家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如 1992 年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1994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 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2001 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塔布曾指出“新自由主义就其所许诺的目标而言，已经失败了。它并没有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消除贫困，也没有使经济稳定。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盛行的这些年里，经济增长放慢，贫困增加，经济和金融危机成为流行病。”因此，新自由主义所崇尚的“自由”并不是真正“自由”、所推崇的“共识”只能沦为一种欺压的霸道，最终只会危及发展中国家乃至全球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
3 对新自由主义的合理借鉴与反思
批判新自由主义并不等于完全否定新自由主义。尽管新自由主义具有与生俱来的理论缺陷，而且也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主因，甚至有着“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所推崇的一些理论主张依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关于市场是有效资源配置机制的论断、关于反对国家过度干预的主张等，值得各国在经济与政治改革中借鉴。当然，在借鉴的过程中，要谨防“极端化”和“被俘化”的错误倾向。不仅要避免市场万能、私有产权神话、无约束的单向自由等极端情况的出现，而且要警惕国际垄断资本在“华盛顿共识”的华丽包装下以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为名行剥削掠夺发展中国家之实，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被俘”，进而影响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建设。
自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然而，在云谲波诡的国际局势和纷繁复杂的国内形势面前，不乏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外分子企图通过鼓吹新自由主义以干扰甚至是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甚至有一些国内官员和学者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也极力宣扬在中国践行新自由主义。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冷静与自信，要充分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要坚持并不断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第一，不仅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且要不断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的调节和政府的调控并非是一对非此即彼、不可融合的矛盾，而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合作关系。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完全市场化”或“经济的非调控化”，实质上对市场作用的高估和对政府功能的无视，是一种错误的、片面的、短视的认识，不利于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既指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也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由此可见，我国不仅清醒且正确地认识到了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努力践行这一科学认识。
第二，不仅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而且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私有制是对自由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生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的”。但是这种主张只能存在于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一旦市场出现了生产向少数企业集中的趋势，私有制将成为限制自由的根源。可见，“彻底私有化”是一种对私有产权的盲目崇拜和对公有制经济的顽固偏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我国的两个“毫不动摇”，不仅坚持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与影响力，而且顺应经济形势，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断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从而将“公有”和“私有”有机结合起来，共同促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第三，不仅要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且要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1848年马克思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深刻揭露“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 这就是资本的自由。……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他一语道破了“自由”的本质。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借口和托辞，是一种在要求别国自由化的同时却利用关税和资助等措施保护本国经济的不平等的自由。我国应该警惕注重“自由”观念在我国的滋蔓。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仅要努力构建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并通过对外开放促进对内改革，而且要在开放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以确保我国的主权独立和经济安全。
面对纷繁复杂的理论思潮和激流涌动的国际诱惑，我国应该“拨云见日”，从实际国情出发，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指导，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最终真正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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