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作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鼻祖，其理论影响很大。当时，其理论一经提出不仅受到苏联的批判，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也受到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的强烈批评。受此影响，中国理论界也对伯恩斯坦主义进行了强烈批判，称之为修正主义。然而，对于伯恩施坦到底是如何“修正”了马克思的理论，其“修正”到底错了没有，如果错了，是错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些细致的理论问题，过去中国学界由于受到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往往是强烈批判的多，细致分析的少。从总体上看，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理论的“修正”主要是基于当时德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特别是中间阶级的兴起这一历史背景。因此，本文拟从其中产阶级理论以及范式的视角来对此进行审视和分析。从理论范式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中产阶级理论的“修正”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在理论范式上，对马克思的“阶级构成”理论进行重新认识；二是在方法论上，从阶级分析方法与阶级意识分析这两个层面对马克思的方法论进行所谓的“修正”，而这两个层面正好对应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两个重要的理论逻辑。理解、把握和反思伯恩施坦阶级理论的理论范式与方法论，对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当下的经济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伯恩施坦对马克思“阶级构成”理论的重新认识
中产阶级概念必然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具有纠缠不清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在讨论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时，实际上面临着赖特所说的“阶级结构”和“阶级构成”之间的区别:“阶级结构指的是个人参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结构，这种结构决定着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构成指的是阶级结构中以该阶级结构所形成的利益为基础而组织起来的群体的构成。阶级构成是可变的”。“阶级结构”的重心在于社会关系，更进一步说则是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而“阶级构成”的重心则在于群体的具体构成。有趣的是，“阶级结构”和“阶级构成”之间的区别，正好构成了古典时代中产阶级理论发展的两个阶段：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中产阶级概念的基础是“阶级结构”的分析方法；而德国的社会学家以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则是从“阶级构成”的角度来认识中产阶级。
正是因为对于中产阶级的认识不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其领袖人物伯恩施坦才“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使得中产阶级的理论模型从古典转向现代，从中产阶级“阶级结构”的分析转向对其“阶级构成”的分析，在分析方法上也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绎方法转向现代社会学的归纳和统计方法。通过对当时社会阶级状况的统计分析，伯恩施坦提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社会财富极大增加,有了大量的剩余财富，这些剩余财富被资本家阶级所占有外，还有一部分是被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阶级所拥有，因此，在具体的阶级构成方面，“有产者的数目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增殖的，不是资本家巨头的数目愈来愈缩小，而是各种等级的资本家的数目不断增加。中等阶级的性质改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社会阶梯中消失”。这些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稳定和实现民主的主力军，因而使“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这导致《共产党宣言》的那个著名论断 阶级矛盾不断尖锐从而导致无产阶级革命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们都没有道理”，需要进行“修正”，其修正的理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了变化。
（一）老式中产阶级 ( 中小企业主 ) 没有随着垄断的发展而灭亡
从理论背景看，伯恩施坦是在分析19世纪末德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由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中等阶层理论。针对马克思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日趋没落，伯恩施坦认为，虽然马克思的资本集中化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在数目日益增加的工业部门中，不断的技术进步和企业集中化已经是一个真理，它的意义今天几乎没有任何顽固的反动派能够讳言了”，但是资本的集中并没有导致中间阶级的灭亡。从19世纪70年代以后，统一后的德国充分利用这次工业革命所提供的有利时机，迅速完成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在工业化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与此同时，有许多不能适应社会发展与转型的中小企业破产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关于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将日趋消亡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同时有许多适应社会发展的小企业也应运而生。由于有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存在，据统计，到1907年时，德国包括中小企业主在内的独立经营者还占总就业人口的20%，这些中小企业主必然在社会阶级结构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伯恩施坦根据统计数据提出，在生产与资本集中的过程中，中小企业并没有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全部消失,“在一整批工业部门中,小企业和中等企业表明自己完全有能力同大企业并存”，并从工业、商业和农业三个方面列举了许多统计数据来论证这个观点。
现实市场经济似乎证明了伯恩施坦的分析是正确的，按照制度经济学派大家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垄断与市场之间的界线在于交易成本的大小，如果垄断的成本太高，大企业就会把它交还给市场，即所谓的业务外包，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集中（垄断）只是一个方面，现实中还存在许多从垄断走向市场的情况。现实市场经济的情况表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并存，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共同构成市场经济的分工与交换体系。从当时德国社会结构发展的事实来看，中小企业主确实大量存在，如在19世纪70年代，“在拥有5名职工的小企业中就业的人占当时总计1860万受雇者的64%”。到了20世纪初,“1907年，在这种规模的小企业中的就业人员，仍占2800万总就业者的37%”。
实际上，我们如果从“阶级结构”与“阶级构成”这两种理论模型的区别来看，就可以发现，马克思所说的资本集中必然导致中小资产阶级破产，从而导致阶级对立，是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阶级结构的理论模型，而伯恩施坦提出资本集中并没有导致中小资产阶级消亡的论断，则是基于当时社会具体的阶级构成，其分析的依据是社会统计学。正是从阶级构成的理论模型出发，伯恩施坦才提出，虽然“中等阶层的性质改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社会阶梯中消失”。
（二）新式中产阶级 ( 职员阶层 ) 随着现代化大生产而兴旺发达
除了中小企业主等老式的中产阶级成员没有消失，还在社会阶级结构中占据相应的位置外，还兴起了一个不同于传统产业工人的职员阶层，这个阶层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管理阶层”。由于现代企业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进步，使得企业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重要性不断提高。自19世纪末期以来，由于德国进入高速的工业化阶段，企业规模迅速扩大、政府管理职能也大大扩张，这使“‘职员集团’和‘公职人员集团’的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从而也使‘新中间等级’在总就业人口中具有最大的增长率”，在大型企业中，“职员阶层的比例得到了最迅猛的增加……这个‘白领阶层’已由1882年受雇者中的1.9%上升为1907年的5.7%”。
随着资本的集中和垄断，相对于传统的个人所有制企业，现代企业的新型管理组织应运而生，在这种企业组织中，需要大量的中层管理人员来承担企业繁重的生产任务。由此产生了人数众多的经理阶层，并且职业化，如通用电气公司领取薪金的经理人员管理。随着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经理阶层逐渐控制了企业，在社会中地位迅速提高，按钱德勒的说法，管理者阶级正在迅速取代有产阶级而成为主导阶级，即成为社会的上层。当然，这是后话，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理阶层和职员阶层构成了当时社会中间阶层的一个主力。
这些领取工资的管理人员、科学和技术人员等职员阶层，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如果套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事用工制度来比较，我们可以把这些管理、技术人员等当作“干部”来理解，而把产业工人当作“工人”来理解。在计划经济时代，干部与工人虽然都是名义上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但在实际中，干部与工人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严格的等级界线，工人转为干部所谓的“转干”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规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伯恩施坦所说的新中产阶级，实际上相当于计划体制中的干部群体。正是因为具有这种相似性，所以在当下中国，政府机关和国有大型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实际上构成了当前中国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
（三）工人阶级摆脱贫困化，上升为市民阶级
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将日益贫困化，由此导致社会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引发革命。基于这一理论逻辑，《爱尔福特纲领》作出了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结论。而伯恩施坦则认为，“只要工人的政治权利得到社会的保障，他们同社会财富的增长也就有了利害关系”，就不会陷入到绝对贫困化。现实的情况似乎也印证了伯恩施坦的分析。由于受益于工业革命的科技进步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提高，资本主义的经济蛋糕做大了，工人也能从中分到一杯羹，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据统计，从1890到1913年，德国工业、商业和运输业工人的年平均名义工资从650马克提高到了1083马克。同时，劳动时间继续缩短，1890年平均每周劳动时间为66个小时，1913年下降到54-60个小时，一战后下降到平均每周48小时，1929年每周46小时。
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之所以能享受到高工资和福利，首先，是由于技术革命与产业结构升级，早期资本主义比较残酷的剥削方式被淘汰，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利润和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之间的分配也更加合理，于是在这种剥削方式下所产生的穷困的产业工人就被更为“文明”和“进步”的中产阶级所取代。因此，伯恩施坦认为，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新时期所要达到的目标“并非通过阶级斗争来达到社会的激进变革，而是通过改变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使之与资产阶级的生活标准相般配，以达到消解阶级斗争的目的”。所以，他没有将其注意力集中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因为这种变革需要持续的阶级斗争。相反，“他试图实现分配方式的变革，从而使得穷人也变得富有。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人打算破坏作为文明和有序社会体系的资产阶级社会。相反，社会民主党并不希望瓦解这个社会，使得无产阶级成为全社会中的唯一成员。毋宁说它不断努力以使工人从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向‘中产阶级（bourgeois）’的社会地位上升，从而使得‘资产阶级(bourgeoisie)’ 或者说市民权（citizenship） 得到普及。”。
其次，由于工业革命使企业生产率提高，产生了较多的剩余资本，资本在国内积累越多，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其利润率是不断下降（所谓的“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为了确保具有较高的收益率，这些资本要到海外的所谓新兴市场去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机会。因此，欧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英、法、德等国对海外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些海外的投资获得了巨大利益，这些收益通过母公司转回国内，为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指出的，由于“生产率的巨幅增长和巨大的海外投资所带来的利润一起，逐渐使得西欧的下层阶级也获得了实惠。在‘饥饿的四十年代’中失业造成成了大量的苦难，但是在这之后西欧的工人就开始享有普遍的繁荣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1850至1913年间英国和法国的实际工资几乎增加了1 倍”。
二、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意识问题：伯恩施坦对马克思方法论的修正
伯恩施坦还在哲学方法论上批判马克思，指责马克思陷入到黑格尔辩证法的“陷阱”之中，始终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面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在上述伯恩施坦对中产阶级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从现实“阶级构成”的理论分析路径出发；在具体的分析方法上，他主要是在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意识问题两个方面修正了马克思的理论，而这两个方面正好对应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经济基础（对应的是阶级地位）与上层建筑（对应的是阶级意识）这两大基本问题：
（一）关于阶级地位问题：反对逻辑演绎，主张归纳统计的方法
严格来说，中产阶级应当是一个现代社会的范畴，因为它是以财产为划分标准，即拥有中等财产的人。因为此前的社会分层并不是以财产为标准，而是以政治等级为标准，是一个身份的社会。资产成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或者说class取代了order，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的分层才是以财产或者说经济力量作为标准。在这一社会类型中，才有中产阶级的“产”这一范畴。这一分析传统正是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的分析范式；而从韦伯开始的社会学则是归纳出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其对中产阶级的定位是一种多元的分析，伯恩施坦对马克思的中间阶级理论进行修正，实际上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走向韦伯式社会学分析的转换。从这个角度来看，卢森堡与伯恩施坦的争论，其实是两种社会理论传统 马克思主义传统与西方社会学传统之争。
根据马克思关于阶级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观点，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的比较通俗的话来形容就是：“我们不能有爱而没有恋爱的人，不能有恭敬而没有地主和长工”。柯亨则认为，只有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中才能正确定义阶级，“我们要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归属只是根据他在所有制关系网络中的客观地位”。换言之，从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关系的立场出发，中产阶级就是一个介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中间层级，它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而伯恩施坦以及德国历史学派通过归纳统计方法所分析的中产阶级，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关系型概念，而是一个实证的概念。在阶级的问题上，可以明显地看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社会学的理论分水岭：前者力图动态地把握阶级关系；后者则力图以统计分析等实证手段来描述现实中的个体。此外，在中产阶级的具体统计口径上，伯恩施坦也有创新，他主要是从消费方面来认识阶级关系，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语言表述则是，伯恩施坦是在细枝末节上 分配关系上进行改良，而不触及根本的生产关系变革。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而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对生产关系的分析，由此，马克思在中产阶级问题上所持的理论分析立场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一元论。而伯恩施坦则强调社会历史领域“因素的多样性”，他批判马克思—黑格尔式的辩证逻辑演绎方法是“常常妨碍了对所认识的变动范围作出正确计算”，“把一切现实的关系都忽略了”；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纯粹唯物主义的，更谈不到是纯粹经济的了”。“纯粹的经济原因首先只是创造接受某些思想的素质，但是这些思想怎样兴起和传播以及采取什么形式，取决于一系列影响的协助作用。如果一上来就认为，坚决地强调除了纯粹经济性影响之外的其他影响和考虑到除了生产技术及其预测到的发展以外的其它经济因素，就是折衷主义，并且高傲地加以拒绝，那么，这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是害多于利的”。基于这种认识，伯恩施坦对基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阶级观念进行了再定义。从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定义来看，阶级斗争是生产关系中彼此敌对力量的冲突；伯恩施坦实际上应用的是社会学中的群体观念和统计学意义上的群体分析，他把阶级理解成某一群体，因此阶级斗争就变成了两个相似群体的逐步融合过程。
根据统计学上对群体的定义，伯恩施坦将资本家定义为任何一个拥有一定数量财产的人，而不是像马克思那样，将资本家理解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当事人”（马克思语）；用卢森堡的话说，他将每一个人都置于小资产阶级的等级序列之中。伯恩施坦定义的关键点在于贫富之间的分野，而不是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分工，“若按照财产所有权而不是生产的控制对阶级进行定义，则阶级之间就不存在什么明确的差异”。正是在这种脉络下，他“将分析的焦点从生产关系转换到财产关系，通过将个体财产所有者而非企业家作为其分析的基本单位”，“将社会主义的问题从生产领域置换到财产关系的领域，也就是说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转换为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关系”。将阶级关系从劳动斗争转变为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关系后，那么，社会民主党政策的重点就转变成提高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因此，他的关注点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和阶级斗争；而是试图实现分配方式的变革，从而使得穷人也变得富有。这实际上是在承认现有体制合法性的前提下，通过分配方式的改革来实现社会和谐。
（二）关于阶级意识问题：反对客观的阶级意识，主张主观的心理状态集合
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不仅从经济关系方面来定义阶级，而且还强调阶级构成的阶级意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逻辑转换。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到“自为的阶级”的过程正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由此可见，阶级意识对于阶级构成的重要性。对于阶级意识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内部有重大争论，而且这个问题还会引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争论，即一个人的阶级性质的定义是根据他的经济地位还是根据其阶级意识?经济地位可以用一种客观的指标来衡量，而阶级意识则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因此伯恩施坦就抛开对于抽象的阶级意识的定义，把阶级意识理解为每一个个体的集合。正因为如此，才引发了列宁、卢森堡和伯恩施坦关于阶级意识的争论。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的阶级意识必定是由该阶级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它有其特殊的客观内容，即这个阶级所意识的自身的地位。当然，对于阶级意识这个概念，马克思只有一些理论性的论述，对于具体的阶级意识，马克思缺乏具体分析，特别是对阶级意识的形成机制没有进行过学理性的分析，这给后来者留下了巨大的争论空间。
而伯恩施坦则认为，不存在客观的阶级意识，只有阶级成员的个体意识，阶级意识不过是通过收入的相似性而彼此松散地联系在一起的所有这些个体的情绪的联合。对他来说，只有个体的集合才是存在的，这些集合群体的“阶级意识”是由组成该群体的个体心理状态所组成的。卢森堡则认为，阶级意识包含一些外在于个体工人的主观思想、能够客观确认的标准化内容，即卢森堡是将阶级意识界定为一种道德力量，一种所有人都能够获得的客观知识。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总体性”的时代精神。当然，对于这种总体性的时代精神，社会学针对个体所进行的调查统计方法往往无济于事；倒是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所主张的理解与解释方法有了用武之地。卢森堡和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出发，一起反对伯恩施坦把个体心理状态的集合当作阶级意识，坚持认为阶级意识包含一些外在于个体工人的客观内容。但是，对于这个阶级意识到底是什么，列宁和卢森堡之间也存在分歧。列宁认为，正确的阶级意识是知识精英所专有的，工人不能从其自身经验中获得这一认识，作为先进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共产党实际上肩负了向工人阶级灌输阶级意识的历史使命。卢森堡则相信革命行动所具有的群众性特征。她将阶级意识界定为一种道德力量，一种所有人都能够获得的客观知识。卢森堡坚持认为：党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只是体现在这种意识在工人阶级中得到发展的时候阐明它并使之成为系统的整体，知识分子仅仅是阶级意识的阐释者；无产阶级才是其源泉。
列宁和卢森堡的分歧实际上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只有知识分子这一特定群体才能垄断此类知识这一问题，群众在阶级意识和理论上有没有创造性?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革命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和葛兰西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思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重点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人阶级没有革命意识?他的结论是工人阶级的心灵被物化了，从而丧失了革命意识。
葛兰西则倡导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这些思路实际上暗示了知识分子在阶级意识阐释上所具有的文化特权以及将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知识分子的身上。20世纪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也反对列宁的知识分子精英对无产阶级的灌输论，认为工人阶级是在自己经验的基础上，自主地生产出自己的阶级觉悟从而获得阶级意识，即工人通过“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组织形式”等对自身的阶级经验进行处理，从而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
总之，第二国际内部关于阶级意识的争论，实际上提出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中产阶级是否有统一的阶级意识?它是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其实是转化为如何理解社会群体集体行动中的逻辑?因为如果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集体意识与阶级意识，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集体行动的逻辑。
三、伯恩施坦中产阶级理论的历史影响
伯恩施坦的中产阶级理论出现以后，党内对此有分成左中右三派意见：右派是热烈拥护伯恩施坦的观点；而以卢森堡等为代表的左派理论家则明确反对伯恩施坦的判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以考茨基等为代表的中派理论家则认为，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具有时代的合理性，只是过了头。
因此，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的理论提示我们思考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须做出一定的调整。在三派政治力量的对比当中，由于斗争的外部形势发生变化，中派和右派渐渐占了上风，最终促使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斗争策略作出修正。
在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影响下，社会民主党在改良主义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在1890年的国会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19.7%的选票，成为得票最多的第一大党。而在1898年的得票数为200万张，1903年突破了300万张，1912年增加到425万张，占总票数的34.8%，在国会中赢得了110个席位，成为国会中最强大的党团。一战后，为了适应战后社会结构的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关于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上，接受了伯恩施坦的观点。1921年的格尔利茨大会通过了由伯恩施坦参与起草的新党纲《格尔利茨纲领》。这部新纲领抛弃了暴力革命的道路，确立了改良主义道路，提出了把社会民主党转变为“人民党”的主张，以适应发生变化的阶级结构，扩大党的阶级基础。
伯恩施坦所说的“不断努力以使工人从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向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上升，从而使得资产阶级或者说市民权得到普及”，也在战争建立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得到了实现。1918-1919年德国爆发民主革命，德皇威廉二世逃亡，德意志帝国被推翻，社会民主党右派首领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建立了临时政府，后来成立魏玛共和国政府。魏玛共和国政府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实现了伯恩施坦的一些主张。魏玛共和国不仅是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政权，也是第一个福利国家，其社会政策改革包括社会保险立法、保障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企业内部民主化管理。《企业代表会法》是魏玛共和国时期调整劳资关系的重要法律文本，工人的地位通过企业代表会这个组织而得以大大提高。
然而，魏玛共和国建立后不久，由于经济危机以及战争赔款负担等原因，德国经济不景气，中产阶级又陷入了生活的困境。正如拉斯韦尔所指出的，“在德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心理损失之上又加上了战争带来的各种灾难—战败、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等等。较老一些的中等收入人员在参加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中达到了部分自我实现的愿望，甚至把前哈布斯堡王朝海关小职员的儿子希特勒这样一个人推出来充当他们自己的领袖”。中产阶级作为一个工薪阶层，他们希望高工资、个人收益和稳定的工作。在经济萧条和社会不稳定时期，当纳粹党提出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一个强大政府的纲领，对渴望稳定和高收入的中产阶级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新旧中产阶级都看到了一个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保护他们利益的希望所在，于是纷纷加入纳粹党。
纳粹迅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成功获得政权，德国也就从民主社会主义走向了国家社会主义 纳粹，为了争夺所谓的生存空间而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段历史提示我们，中产阶级作为社会中间阶层，其所起到的政治稳定器作用，是因时因地而异的，不能一概而论，在经济萧条、生存压力变大的社会历史时期，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维护自己的中间地位，可能更容易走向极权主义。中产阶级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似乎印证了马克思的判断：小资产阶级由于其两面性而不能充当历史的主体，只有无产阶级才是人类社会的真正解放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