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倾城之恋》作为张爱玲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从诞生到成为英语世界文学经典乃至世界经典走过了一个甲子。本文从金凯筠翻译修改过程、译者成长以及社会历史语境三个维度对《倾城之恋》蝶变过程和成因进行文本内外探究,希望对中国现代文学外译及其在世界范围的经典化有所借鉴。研究发现,作品的蝶变是朝向英语读者“喜闻乐见”的模式,在经典化过程中与译者彼此加权、互相成全,并在中国软、硬实力日益强大和国际化的大时代背景下,经文学界、评论界、电影界、翻译界、出版界等合力而为,其间尤其是中国或华裔人士的强力助推起到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 中国文学; 经典化; 《倾城之恋》; 金凯筠;
Abstract： Six decades passed since Love in a Fallen City, one of Eileen Chang's masterpiece novels, was published in Chinese in 1943 and then became canonized in the English and world literature respectively. Long and bumpy in itself, the process of canonization mirrors the route whereby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will have to follow from outward translation to canonization in the arena of world literature. In order to gain the insights this phenomenon might have for more Chinese literature to “go out” and get canonized, this paper sets out to delve into both the process and the factor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vel. The analysis focuses on three dimensions, i.e., the translator's professional growth to maturity, the process of her translation and revision, and the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surrounding the translation. It is found that a target reader-oriented consideration for easy readability, a translator-weighted mean and coordination of all personnel concerned(i.e., literati, critics, film industry, publishers, etc.), and China's ever-growing soft and hard power,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literatures, have all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f the novel.
Keyword： Chinese literature; canonization; Love in a Fallen City; Karen Kingsbury;
一、引 言
2004年,我国开始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作为我国民族精神和人文气息代表的中国文学,也肩负起了对外传播中国优秀文化的重任,开始大规模的对外译介。但是,“走出去”并不完全意味着“走进去”,中国文学能否进入西方尤其是英语世界经典之列,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长久以来,不管我们认可与否,西方文学界一直尊崇企鹅经典(Penguin Classics)、《纽约书评》经典(New York Review Books Classics)等少数几个系列丛书,奉其为翻译文学进入西方经典的重要标志1,这俨然已经成为译出语国家文学接受度的一面反光镜。
纵观过去近百年间,尤其是最近数十年,诸多中国古典文学已经受到世界瞩目,先秦诸子思想、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着名小说等外语译本,已经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似乎尚未得到英语读者青睐2,无论是英语母语译者还是汉语母语译者翻译的作品,无论是中国出版还是外国出版,均不算成功。究其根本原因,是英语读者抵抗几乎所有外来文化的翻译文学3。就中国现代文学进入英语世界文学经典的历程而言,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Love in a Fallen City)的英译,可以视为一个特例,对其蝶变过程进行文本内外的深入分析,对我国现当代文学英译及其在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以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视角,从《倾城之恋》的文学价值、英译修改、译者成长以及社会历史等维度,来探讨其步入英语世界文学经典的历程和动因。
二、《倾城之恋》文学价值及其在英语世界的沉浮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之一,发表于1943年。张爱玲大多知名作品均出自1943-1945年间,这是其创作的黄金期,在当时的上海文坛,张爱玲是最闪耀的明星。
(一)《倾城之恋》的文学价值
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美学意义是其能否成为经典的首要因素。张爱玲“华美苍凉”的美学观、“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以及电影般视觉化的细腻言语表达,赋予了《倾城之恋》特有的“张氏”魅力。1944年底到1945年初,《倾城之恋》出版不久便被改编成舞台剧在上海上演,异常火爆。《倾城之恋》的故事发生在香港战争大背景下,讲述了从没落封建家庭走出来的离婚小姐白流苏和从小在英国长大、具有身份认同危机的花花公子范柳原之间相互算计、进退必争的乱世情爱。他们之间的爱情和婚姻五味杂陈,混合着世俗和功利,也透漏出无奈和偶然。“战争”是范柳原和白流苏之间关系的隐喻,更是人性与人性之间的隐喻。这种男女之间、爱恨之间、生死之间的“战争”在小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最后,也是因为战争的爆发,流苏得到了她想要的婚姻,柳原成为她的猎物,倾一城的战争成全了她,但婚后柳原仍旧寻花问柳,流苏习以为常,咿咿哑哑的胡琴声在结尾诉说着苍凉。这样倾城的美人和婚姻不免让人不寒而栗、退却不前,进而隔着距离对小说的“华美苍凉”和人生哲理做深入的思考。
经典的文学作品总是常读常新,《倾城之恋》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去读也都是鲜活的。张爱玲小说所展示的“范柳原-白流苏”这些“不彻底”的人物,更趋近于普罗大众,也更能展现出人性的真实。张爱玲让故事本身去诉说,不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解读方式,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模式,如李均、杨新刚4与王晓平5对其主题的当下解读;抑或读者不断地挖掘小说中隐藏的暗线,如白流苏、范柳原、萨黑夷妮公主等人物名字的隐喻意味等。
张爱玲的作品之所以持续获得中外读者接受,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普世价值,在于小说的文学想象和情感体验与读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情。“镜”和“月”的意象是张爱玲作品恒常的元素,也贯穿着《倾城之恋》始终。这“镜”和“月”不仅是中国文学中的传统意象,也是西方文学中常见的象征意象。白流苏对镜自赏电影版细致入微的画面,可以游离于古今时空、自由穿梭于中西地域,飞进每一位读者的想象空间,产生共情。再如月光下流苏、柳原第一次亲吻时的镜中场景,月光透着寒意,镜子又是冰冷的,两人似乎是跌到镜中的昏昏世界,让人联想到了《红楼梦》的“风月宝鉴”,从而给予读者丰富的启示。正如张爱玲小说的英译者、美国翻译家金凯筠(Karen S. Kingsbury)对张爱玲小说的评价,“张爱玲的伟大贡献是将清代白话小说的语言和规范同英国爱德华时代作家的世故和讽刺相结合,通过视觉想象融入她那个时代好莱坞电影的场景和技巧,将其小说呈现出来”6。这样充满人生哲学和感官体验的作品终究会冲破时间的封锁,进入越来越多读者的视野乃至精神世界。
(二)《倾城之恋》在英语世界中的沉浮
张爱玲从小就立志成为双语作家7,在美国生活40余年,用英语翻译和创作了许多作品,但在其有生之年并没有自译《倾城之恋》,美国大众也没有做好接受她的准备8。
20世纪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史或文学选集中,张爱玲作品入选率最高的是《金锁记》,这与夏志清的极力推荐不无关系。其次是《封锁》和《怨女》,鲜见《倾城之恋》入选(详见下文第四部分)。1996年,即张爱玲辞世一周年之际,香港的中国文学英译重镇、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办的《译丛》(Renditions)期刊,出版了张爱玲纪念专号,众多学界名流合力玉成此事,包括刘殿爵、葛浩文、柳存仁、宋淇夫妇、王德威等。专号图文并茂,共151页,除张爱玲不同时期的珍贵照片和少许手稿照片外,由四部分组成,包括张爱玲年表及自传《对照记》节选、散文5篇、小说4篇(《倾城之恋》《封锁》《鸿鸾禧》《留情》),以及相关论述三篇。
专号中的《倾城之恋》和两篇散文为金凯筠所翻译。当时,金凯筠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1995年),该版《倾城之恋》正是其博士论文后附的张爱玲作品译本之一(以下简称“译丛版”)。2000年,“译丛文库”出版了《留情及其他》(Traces of Love and other Stories)单行本,可以说是《译丛》“张爱玲专号”的精简版,也是对张爱玲的又一次力推,包括张爱玲年表及自传《对照记》节选、《封锁》《鸿鸾禧》《桂花蒸阿小悲秋》《留情》《五四遗事》等篇目,《倾城之恋》没有入选,个中原委,未知其详。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尽管香港学界尤其是翻译界力推,但是张爱玲及其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并不如预期。
2007年,峰回路转,以金凯筠英译的《倾城之恋》的英文题目Love in a Fallen City命名的单行本小说集,由被誉为“发行量大,影响深远,撰稿人多是学界、知识界一时之选”9的《纽约书评》出版发行,书中包括《沉香屑——第一香炉》《茉莉香片》《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和《红玫瑰与白玫瑰》。所选为张爱玲1943-1944年间的作品,除《金锁记》为张爱玲自译外,其余均出自金凯筠之手。同年6月,美国个体书商和出版商联合举办“读世界”活动,呼吁更多美国人关注非英语文学作品,《倾城之恋》入选“40本翻译文学作品榜” 10。12月,企鹅出版社购得该书版权,重新命名为《倾城之恋及其他小说》(Love in a Fallen City and Other Stories),不仅将其列入“企鹅现代经典”丛书(以下简称“企鹅版”),同时入选的还有《色·戒》。这可谓张爱玲作品“出口”之盛世。11至此,张爱玲成为第一位被《纽约书评》经典图书收录的中国作家,也是继钱锺书之后第二位荣登“企鹅经典丛书”的现当代中国作家。由此,《倾城之恋》从问世到进入世界文学经典,足足走了一个花甲。
三、译者蝶变:翻译修改助力
民族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经典的过程中,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着名中国文学翻译家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教授曾指出,中国目前的文学翻译工作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学者的关注度上都远无法与中国文学的重要性相称,这或许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一个不容忽视的短板。12被誉为“把鲁迅和张爱玲带进‘企鹅经典’”13的英国着名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也强调了重译的必要性。就《倾城之恋》英译而言,“企鹅版”版权页中声明,该版是在香港“译丛版”基础上进行的修改。那么金凯筠作为译者,从博士毕业时初出茅庐,历经十年的译笔锤炼,终于“化茧成蝶”,她究竟做了哪些修改?其整体趋向如何?对译本文学价值的提升有何帮助?金氏翻译思想和策略的“升华”是如何在修订过程中体现并助推译本的经典化?与其他中国文学译者相比,金氏的成长路径是否存在共性?本节将溯源金凯筠修改和译研路径,以进一步解释《倾城之恋》蝶变之因。
(一)修改情况
金凯筠明确指出:“《倾城之恋》会吸引读者,是因为小说中有生动的、深厚的哲学思想,丰富的社会环境,人物性格鲜明,故事结构完整。”14进一步考察从“译丛版”到“企鹅版”变化细节,可以发现,“译丛版”的叙事紧扣原文句法结构,堪称亦步亦趋,造成译文句子过长、语篇前后的衔接与连贯僵硬,与张爱玲自译作品所强调的保持原文“异质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想象,这种充满“翻译腔”的小说必定会遮蔽原作的故事性和文学价值,令读者“读而生畏”。对此,金凯筠首先作为原作的读者,其次作为英语母语初译者,再作为英语译本的读者,似乎更有体会。她在“企鹅版”序言中,忆起初读张爱玲的《金锁记》及其英语自译本对她的影响,坦承张爱玲的汉语即使对于现代中国年轻读者而言也是撩人而深刻的,因此,她感觉张译本的语言平淡且保守,她自己在翻译时要运用与原文成语和隐喻对等的表达,即使犯错,也要“超额翻译”15。
上述体会,反映了金凯筠翻译认知和批评的成熟,同时也是对其译作自我修改的一种鞭策。为了比较全面地把握金氏修改的样貌,我们以句子作为翻译考察单位,基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小句划分标准,对《倾城之恋》两个译本做句级标注和平行对齐,然后进行自动检索、对比。统计分析可见,从“译丛版”到“企鹅版”,修改比例达到64%,译本在基本保留“译丛版”总体布局和叙述模式前提下,译本篇幅虽由20 704词减少到20 332词,段落却由375增加到382,句子数量由1 403增加到1 581,增幅13%,平均句长由14.58减少到12.86,缩短了12%,词语的类符数由3 012个增加到3 115。由此似可初步看出,译本修改是朝着有利于英语读者阅读的方向努力,不仅减少了拖沓的长句,加快了叙事的节奏,而且修正了诸多的间接话语投射,变换了词语选择,在增强译文的明快感和流畅性的同时,力图再现原文语言的生动与趣味。下文从四个方面对这些修改作分类介绍:
首先,句子结构的调整。这既是修改的重点,亦是译者翻译策略成熟的体现。张爱玲精于细节描写,往往一句话由许多无头短句组成,这无疑给翻译带来了挑战。金凯筠在修改过程中,打破了“译丛版”拘泥于原文句法的固化模式,不仅运用长句拆分、句间衔接等语法处理方法,而且采用意译和阐释等策略,灵活整合原文的推进模式,以达到叙事进展内在肌理的完整与连贯。其次,短小、精悍的实意词类在对话中的运用。考察发现,金氏对动词(短语)、副词、形容词和名词的修改在文中十分突出,尤以人物对话最为明显。原文中,流苏与柳原之间的对话精彩纷呈,最能体现双方暗中过招的心理和本领。但对话也是翻译公认的难题,译文中平淡寡味或“难以说出的对白”,都是对原文人物形象塑造特色的折损。所以,金氏试图修改初译中僵化的对白,以更加鲜活和口语化的语言再现原文对话的魅力和机智。再次,词语搭配与韵味的提升。与初译相比,金氏更多巧妙地运用词语的搭配,以增加叙事的节奏和阅读愉悦。她不仅通过长句压缩或删减来消除冗余叙事,而且对文字游戏、成语典故以及白描段落里的陈规俗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裁剪。最后,陈旧英国味的涤除。修订后的译文,将初版中“字正腔圆”但老调的英式英语涤荡无遗,使译文充满了通俗的美国味。
(二)译者翻译思想的演变和共性
从译者成长的角度看,金凯筠修改“译丛版”已时隔十年,她作为张爱玲作品的主要英译者和研究者,已经锻炼、积淀了十年。金凯筠于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师从着名华裔学者夏志清和王德威,夏志清极力推荐她研究张爱玲作品。1995年,金氏完成博士学位研究,论文题目为《阅读张爱玲的早期小说:艺术与女性自我意识》(Reading Eileen Chang’s Early Fiction: Art and a Female Sense of Self),文后随附其英译的张爱玲两篇小说《倾城之恋》和《封锁》,以及两篇散文《天才梦》和《必也正名乎》。除《封锁》外,其他三篇译文均在上文提及的1996年《译丛》纪念号刊载。
初出茅庐时的金凯筠,翻译思想较为保守,是“亦步亦趋”“中规中矩”的“学院派”风格,这与她早期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不无关系。她的“译丛版”《倾城之恋》拘泥于原文句法,试图重现原文措辞,以至沦为“句法之奴”16,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僵化翻译。随着金凯筠对张爱玲作品研、译的熟稔,她不断发现“张爱玲的作品除了怡情之外更富于高度的教育性,必能丰富美国人的生命”17,她对翻译的感悟也逐渐升华,提出了“弹钢琴”和“放电影”的翻译思想18。对于前者,她将译者比喻成钢琴师,原文如乐谱,译文是钢琴师照着乐谱演奏出的作品,演奏效果如何全凭钢琴师的琴艺。对于后者,她将原文比作译者头脑中放映的电影画面,而译文是译者用译入语语言把影像转换成的脚本。由此可见,金凯筠对于翻译作品的具象,已由早期平面、静态的纯文本幻化为立体、动态的真实世界。虽然有评论家认为修订后的“企鹅版”仍然没有达到“化解原文\[、\]在不扭曲原意中自出机杼”19的程度,但这既是翻译的无止境本质所在,也是与金凯筠的主观翻译目的相关——她想让英语读者在领略翻译文学价值的同时,感受其异质性,即“这是一部外语翻译文学”20。恰是这一对主客观矛盾,昭示了翻译在中国文学“走出去”道路上的艰巨性:翻译知音难觅,筚路蓝缕、披荆斩棘。
与金凯筠翻译成长之路如出一辙的,还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着名汉学家兼翻译家葛浩文、蓝诗玲等。葛浩文自20世纪70年代初即专注于中国文学,亦译亦研,早期译作同样呈现出鲜明的“学术翻译模式”,力求“忠实”呈现原文风格。蓝诗玲为英国新生代汉学家、翻译家,其在翻译策略选择方面,也会尽量忠实于原文本。21但随着她翻译历练的增长,对中国文学理解的加深,其翻译思想也随之完善,翻译策略更加多元,创译出了更出色的中国文学译本。如同葛浩文、蓝诗玲与其翻译的中国作家作品相互成就一样,金凯筠在成就张爱玲作品的同时,张爱玲作品也成就了她。金氏大量译介张爱玲作品进入英语世界,极大地提高了张爱玲及其作品在英语世界的能见度,使她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英语读者的关注和喜爱。与此同时,张爱玲作品也使译者金凯筠名声大振,22使其从一名中国文学的学生蝶变为中国文学知名翻译家和汉学家。金氏文化资本的升级又再次助推了张爱玲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2014年,由她翻译的张爱玲长篇小说《半生缘》(Half a Lifelong Romance),再次进入“企鹅现代经典”丛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由其他出版社多次再版。至此,张爱玲小说进入了英语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
四、社会、历史的合力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成功进入英语文化市场虽然不易,但也绝非不可能。23张爱玲在英语世界重新被发现,其作品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历程是曲折、复杂的,其成功是多种力量加权的结果。
(一)华裔学者力荐
文学史编写和文学作品选编以及学校文学教育和推荐书目,是文学经典构建的主要形式。24张爱玲在世时,许多杰出的中国或华裔学者如胡适、夏志清、刘绍铭等均不遗余力地将其作品推介到英美市场,虽未尽成功,25但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1961年,夏志清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夏氏高度褒扬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将张与英美现代女文豪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她在有些地方“更高明一筹” 26。该评论为英语学术界对张爱玲和其他英语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
当张爱玲的英文作品在英语世界持续遇冷之时,其在学术界的命运却在悄悄地发生转变,其作品一度成为美国各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必读书目。1971年,张爱玲应夏志清之邀,将《金锁记》全文翻译成英文,收录在夏志清、刘绍铭主编,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20世纪中国小说选》)。1972年,白之主编的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国文选集》)第二卷收入张爱玲的《怨女》前两章。1981年,《金锁记》再次入选刘绍铭、夏志清和李欧梵合编的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 (1919-1949)(《现代中国小说选》)。这些选集均为美国各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常用书目,张爱玲的名字因此进入美国高校,成为课程上讨论的重要作家。这是文学经典化过程重要的一环。20世纪80年代,由于上述学者和港台出版商的通力合作,海外华人圈掀起张爱玲热,其许多小说先后被搬上荧屏,受众群体日益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张爱玲小说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
1999年,Laurence J. Trudeau主编的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亚裔美国文学》)用15页的篇幅介绍张爱玲的作品和成就,同时提供了四篇相关评论文章,其中节选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篇幅最重。张爱玲由此出现在美国人编写的英语文学史中,其在英语文学界的能见度进一步提升。从该书的编写目的可知,其仍然主要用于学校教学,读者为师生群体。272002年,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诺顿世界文学选集》)第二版选入了金凯筠的译丛版《倾城之恋》。2003年,The Bedford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贝特福德世界文学选集》)也收录了张爱玲的小说。2012年《诺顿世界文学选集》第三版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收录其中。至此,张爱玲得以同世界级文豪一同登上世界文学巅峰,其作品也以普通教科书的形式进入到英语世界千千万万大中学生的视野。
(二)中国影视锦上添花
美国具有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曾经分析,张爱玲在英语世界“重新被发现”主要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中国日益国际化的影响,二是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的催化。28就后者而言,最着名的首推李安导演的《色·戒》,然后是许鞍华导演的《倾城之恋》和《十八春》。收录企鹅现代经典丛书的三部张爱玲小说集,均以其影视作品的招贴画为封面,这一点生动、直观地显示了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及与其影视作品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2007年8月29日,着名导演李安根据张爱玲同名小说执导的《色·戒》在第6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并于9月8日获得了具有电影界最高荣誉象征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影片9月底于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两地,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同步上映并大获成功。从上述紧密的时间链可以看出,具有“一夜成名”效应的《色·戒》反哺了张爱玲文学声誉的世界传播,激发了普通大众对张爱玲的兴趣,从而拓展了潜在的阅读市场。这在“企鹅现代经典”丛书上得到了体现。同年12月,丛书同时收入《色·戒》和《倾城之恋》,《色·戒》的封面为梁朝伟和汤唯的剧照,并用醒目的方式标出“电影获奖作品”,封底为李安对张爱玲的评语“Eileen Chang is the fallen angel of Chinese Literature”。fallen angel原意是“堕落的天使”,但李安要表达的是“张爱玲一直遭受英语读者冷落” 29之意。《色·戒》的译者之一蓝诗玲在采访中坦陈:“翻译《色·戒》原来是美国的兰登书屋找我的,后来企鹅出版社买进了该书在英国的版权\[,\]我也很高兴有机会翻译张爱玲的作品。而电影也对这本书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30《倾城之恋》的封面亦为深具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风味的男女照。这两本书如姐妹篇,互为所指,封底共享着三张图片,分别是张爱玲旗袍照片、《色·戒》和《倾城之恋》的书影。
中国电影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并具有同样效果的,当属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企鹅丛书所收录葛浩文的同名小说译本也是采用爆红后的电影剧照作为封面。该译本出版后好评如潮,不仅提升了葛浩文的译者地位,更助力了莫言的作品传入英语世界。
(三)中国软实力的强大
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英语世界经典,从道阻且长、举步维艰,到对中国文学需求量的日益增加,这与中国软、硬实力的日益强大是分不开的。2007年,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将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从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号召以来,中华文化“走出去”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已成为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十八大特别是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为核心的党中央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紧紧围绕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重大课题,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其成就有目共睹。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语境下,中国现当代文学正昂首阔步走在通往世界经典之路上。2005年,钱锺书的《围城》英译本被收入“企鹅现代经典”丛书,成为“企鹅经典”的第一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首部作品,从而进入英语文学经典之列,与世界经典比肩,获得了其应有的地位。这不仅是钱锺书的殊荣,也是整个中国文学的荣耀。蓝诗玲就此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英语经典的一次“大跃进”31。2007年,《倾城之恋》连续进入《纽约书评》经典和“企鹅经典”丛书时,似乎被认为是一个偶然现象,相关评论亦多将其中人、其中事与英美乃至西方文化中人所共知的现象相提并论,诸如“作品与欧洲主流文化关系密切”32。但事实并非仅仅如此,是前文分析的诸多因素协同合力,才促成了《倾城之恋》在英语世界重新登场。2014年,金凯筠英译的《半生缘》也进入“企鹅经典”系列,这再次表明,西方读者对张爱玲作品的兴趣与日俱增。企鹅经典的编辑及负责人Jessica Harrison指出:英语世界“现在对中国小说的需求确实很大(There is a real appetite for Chinese novels right now)”33。张爱玲作品在英语世界历经重重艰辛,正在归位其应享的尊荣,那就是与世界经典比肩。其实,不只是张爱玲,中国文学亦是如此。
五、结 语
从上文的分析可见,中国文学走入英语世界并成为经典,是多方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首先,是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战争、爱情、婚姻与人性、生存与挣扎,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再加上张爱玲对于胡琴、月、蚊香、镜、空房等凄凉意蕴的运用,更赋予作品跨越时空的张力。其次,翻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翻译,中国文学就难以跨越语言、文化、国境去旅行,也就没有世界的传播和接受,更不可能实现其在世界文学中的经典化。但是翻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反复的修改和时间的打磨,并且是用心朝向趋近于生发故事、吸引读者的方向修改。再次,译者须与其所翻译的中国文学共同成长,产生共情。翻译中国文学的译者很多,但集中国文学研、译于一身者稀有。研就是深究,深究不仅能加深理解,还能增进情感,培育对中国文学的挚爱,最终促进翻译的质量。从金凯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她在中国文学翻译中成长、蝶变,在与译本经典化过程中互相加权,彼此成全。最后,也是最值得指出的,是要形成持续阐发中国故事的氛围与合力。张爱玲作品在英语世界从被发现到走进世界文学经典,是在中国软、硬实力日益强大的国际化背景下,凝聚了文学界、评论界、电影界、翻译界、出版界等力量,积极、热心和有计划、有步骤地推介的。
从中国文学和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上看,本文的考察表明,中国从不缺优秀的故事,但要成功“走出去”,特别是走进英语世界和世界文学经典的殿堂,需要的是正确地讲故事的人、合适地讲故事的方法,即如何讲、谁来讲。关于如何讲,***总书记在2012年5月22日对《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所做的重要批示中已经高屋建瓴地指出:“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至于谁来讲,是个更重要的问题。上文的分析启示我们,《倾城之恋》乃至张爱玲系列作品的成功译介,翻译仅仅是一种催化,夏志清、王德威等学者的文学史书写,香港《译丛》的翻译出版,乃至中国电影的推波助澜等,形成了一整套的讲述或者话语体系,每一个环节或侧面都不可或缺。这正契合了***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的战略要求。在英语依然强势的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秉持文化自觉与自信,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主体引领作用,利用各种国际资源和语场,携同知华友华爱华人士,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推动更多中国文学作品的国际化、经典化,加速中国软实力构建。
注释
1“Penguin Classics”,Wikiped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nguin_Classics#cite_note-1,29 Nov.2019.
2Bonnie S.McDougall,“World Literature,Global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1 (2014).
3Bonnie S.McDougall,“World Literature,Global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1 (2014).
4李钧,杨新刚:《“齐鲁文化与现代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5王晓平:《文化xuwuzhuyi与历史虚无感的纠缠与救赎的幻想: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跨文化书写与再书写》,《中国比较文学》,2017年第1期。
6Eileen Change,Karen Kingsbury (tr.),Love in a Fallen City and Other Stories,London:Penguin Classics,2007,xiii.
7刘绍铭:《爱玲小馆》,北京:海豚出版社,2013年,第32页。
8Ilaria Maria Sala,“Eileen Chang’s ‘Half a Lifelong Romance’ Gets an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The Wall Street Journal,22 Jan.2015,https://www.wsj.com/articles/eileen-changs-half-a-lifelong-romance-gets-an- english-language-translation-1421917507,17 Oct.2019.
9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90页。
10覃江华:《语言钢琴师:美国汉学家金凯筠的翻译》,《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11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90页。
12韩小蕙:《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何在》,《光明日报》,2010年11月2日。
13李梓新:《Julia Lovell:把鲁迅和张爱玲带进“企鹅经典”》,《外滩画报》,2009年12月16日。
14蔺丽瑶:《张爱玲小说译者金凯筠:我对翻译题材的选择》,《中国网》,http://www.catl.org.cn/2015-12/20/content_37359643.htm,2019年12月23日。
15Eileen Change,Karen Kingsbury (tr.),Love in a Fallen City and Other Stories,London:Penguin Classics,2007,xiii.
16Scott Esposito,“Reading the world:Karen S.Kingsbury Interview”,http://esposito.typepad.com/con_read /2007/06/ reading_ the_wor_6.html,7 Sep.2019.
17杨泽:《阅读张爱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
18Scott Esposito,“Reading the world:Karen S.Kingsbury Interview”,http://esposito.typepad.com/con_read /2007/06/ reading_ the_wor_6.html,7 Sep.2019.
19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95页。
20Scott Esposito,“Reading the world:Karen S.Kingsbury Interview”,http://esposito.typepad.com/con_read /2007/06/ reading_ the_wor_6.html,7 Sep.2019.
21张汨:《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译者主体视角——汉学家、翻译家蓝诗玲访谈录》,《外语学刊》,2019年第1期。
22朱振武:《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翻译历程》,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5页。
23Bonnie S.McDougall,“World Literature,Global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1 (2014).
24查明建:《20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时代话语、异质同构与互文关系》,《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2018年第2期。
25陈赛:《发现与隔膜:张爱玲的洋人读者们》,《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38期。
26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5页。
27Lawrence Trudeau (ed),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reviews and criticism of works by American writers of Asian descent,Detroit:Gal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Limited,1999,vii.
28Ilaria Maria Sala,“Eileen Chang’s ‘Half a Lifelong Romance’ Gets an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The Wall Street Journal,22 Jan.2015,https://www.wsj.com/articles/eileen-changs-half-a-lifelong-romance-gets-an- english-language-translation-1421917507,17 Oct.2019.
29刘绍铭:《到底是张爱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97页。
30李梓新:《Julia Lovell:把鲁迅和张爱玲带进“企鹅经典”》,《外滩画报》,2009年12月16日。
31Julia Lovell,“Great Leap Forward”,The Guardian,11 Jun.2005.
32Ilaria Maria Sala,“Eileen Chang’s ‘Half a Lifelong Romance’ Gets an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The Wall Street Journal,22 Jan.2015,https://www.wsj.com/articles/eileen-changs-half-a-lifelong-romance-gets-an- english-language-translation-1421917507,17 Oct.2019.
33Ilaria Maria Sala,“Eileen Chang’s ‘Half a Lifelong Romance’ Gets an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The Wall Street Journal,22 Jan.2015,https://www.wsj.com/articles/eileen-changs-half-a-lifelong-romance-gets-an- english-language-translation-1421917507,17 Oct.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