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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差异及其监管思路

来源:学术堂 作者:韩老师
发布于:2015-12-11 共12050字

  当今世界,转基因的大力发展似乎已成大势所趋,而转基因技术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却又引起了极大争议,由于科学的不确定性,转基因的争论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平息。面对种种争议,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面对外国强势的技术和资源抢占,我国又应该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面对大势所趋的转基因技术应用,又应该如何监管,以期望控制潜在风险? 笔者认为,转基因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正确处理科学与政治、技术与产品的关系,找到更合适的应对策略,是我国应对转基因问题的努力方向。

  一、国外转基因技术的应用与中国的对比

  转基因技术是指通过向受体转入外源基因的方法,改变生物体性状,以达到提高作物产量,改善作物抗逆性,或丰富营养等目的的一项技术。它的出现,似乎使世界饥饿、污染、营养不1的应用为核心的生物技术的巨大进步称为 “绿色革命”,认为这将深刻地改变我们原有的农业和产业。① 因此,转基因及其应用也成了各国重点研究与发展的对象,下面将通过对比,来认识转基因技术层面上我国与国外的差距及可能带来的后果。

  ( 一) 转基因的产生与发展对比

  从科学技术上说,转基因技术和基因理论起源于美国,在 1953 年 4 月 25 日,英国的 《自然》杂志刊登了美国科学家沃森 ( James DeweyWatson) 和英国科学家克里克 ( Francis Crick)的研究成果,确定了 DNA 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被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也是转基因技术的理论基础。1978 年,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在美国被发现,这种酶可以选择性切开双链DNA,②无疑这让不同物种间基因的转移成为了可能,也让转基因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发现者阿尔伯 ( Wemer Arber) 、内森斯 ( Danien Nathans)和史密斯 ( Hamilton O. Smith) 3 位博士荣获了1978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紧接着,美国人梅里菲尔德 ( Bruce Merrifield) 发明基因合成技术,获得了 1984 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93 年美国科学家穆利斯 ( Kary Mullis) 发明DNA 扩增技术 ( PCR 技术) ,并于该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此可见,几乎每一项技术的实现都是突破性的发明,转基因技术的实现,包含了很多诺贝尔奖级的发现,这些发现几乎都发生在美国,美国是当之无愧的转基因技术的开路者和领导者,美国的转基因技术和理论上的遥遥领先地位,早在 20 世纪便已确立。1983年,美国研制成功第一例转基因烟草,③ 同年,转基因马铃薯也在美国问世。随后,美国又研发了一系列转基因产品比如转基因耐储存番茄、转基因大豆、转基因玉米、转基因油菜,等等。如今大规模种植的 4 大转基因作物大豆、玉米、油菜、棉花中很多关键性技术都是由美国公司或科研机构发明实现的。

  我国转基因科研开始较晚,但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总体进步较快。1985 年,国家出台“七五”规划,该规划的 8 大新技术中的 1 项就是生物技术,这是我国首次将生物技术列为重大战略技术。随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星火”计划、“攀登”计划、“973”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相继启动。①中国政府制定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 “发挥我国特有的生物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面向重大需求,实施生物产业专项工程,实现生物产业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研制的新突破。”② 这一系列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生物技术一直以转基因技术为核心,我国专门针对转基因技术也制定了 “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的重大专项”,专项投资 100 多亿元。③在国家各方面的支持和科学家的不断努力下,我国转基因技术得到较大发展,中国科学家于1988 年将人工合成的抗黄瓜花叶病毒导入到烟草系作物的细胞中,获得了抗病毒能力很强的新品系。1989 年,中国科学家将人类的生长激素基因导入到鲤鱼受精卵中,成功培育出了转基因鲤鱼。转基因鲤鱼的生长速度大大加快。我国科学家自主研制的转基因抗虫棉更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02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 《基因组学与世界卫生》的报告,在该报告中,认为中国、巴西、印度、亚太地区是发展中国家的4 个大力发展基因组学的典型,是具备世界级科研力量的地区,且突出强调了中国的作用,肯定了中国在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在参与人类基因组测序方面所做的工作。该报告肯定了中国在科研方面的潜力,也赞扬了中国在科研方面做出的努力。④但是,我国在转基因核心技术方面,与国外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核心技术的突破、已有技术专利数量和全社会对待生物技术的态度上。

  第一,现有核心技术产生于美国,美国早已在技术上领先于世界。美国杜邦公司现已开发出第二代转基因技术,即通过表观遗传修饰的方法,实现对于生物性状的改变,从而避免转基因对于生物原有基因的破坏,也可以避免一些伦理争议。⑤ 而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依然甚少,在学术搜索 “第二代转基因技术”时,相关科研性论文几乎为零。可见,如今美国凭借着多年来的技术积累和全方位的科学优势,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第二,在基因技术专利方面,美国也走在了世界前列。以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的Illumina 公司为例,Illumina 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是一家主攻基因测序⑥的技术密集型公司,⑦ 通过一系列并购和专利措置,现在已经成为了基因测序的龙头企业,截止到 2013 年,仅其一家公司便拥有专利 1 061 件,⑧ 成为美国媒体评出的“2014 年度全球创新企业 50 强”之首。⑨ 反观我国,生物公司并没有哪一家走到如此前列,更没有哪一家公司拥有如此多的专利数量。我国生物技术公司或者一些生物科研单位会大量购买国外的仪器设备,建立所谓 “最大”“最先进”的“中心”,这些 “中心”实际上只是一副躯壳,其内部的设备、仪器均来源于国外。

  第三,我国与国外的差距还体现在全社会对于生物技术的态度上。我国的生物学科作为理科一直被边缘化,被称为 “背多分”,即只要努力背就能考高分的学科。在就业方面,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生物工程等专业也被亮起了就业红牌,因为生物产业的技术密集性,生物相关学科就业往往需要较高学历,学习生物的学生没有专心于科研的决心,一心想着就业或发财致富,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就纷纷转向金融、管理这些市场需求量大的所谓 “高薪”“速成”专业。而美国生物学的学生就业,一项很强大的支撑就是其发达的生物产业化系统。甚至一些科学家自主创业,创办了一系列掌握核心技术的公司。

  ( 二) 转基因商业化的差距

  中国人口众多,国土广袤,解决 14 亿人的吃饭和健康问题都需要生物技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产品消费市场非中国莫属。① 现在获得我国进口安全证书的只有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油菜和转基因玉米 4 种作物。其中只有转基因棉花允许种植,其他 3 种转基因作物只能作为加工原料,不能改变用途,进口的转基因粮食作物在我国尚未得到种植的批准。② 我国科学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杂交水稻品系“华恢 1 号”和 “Bt 汕优 63”获得安全证书,即将迈入产业化应用的阶段。③1994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 Food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允许转基因番茄在市面销售,这是美国第一次允许转基因产品商业化。随后,美国政府又批准了抗虫玉米和棉花、抗除草剂大豆以及油菜等 10 多种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生产,并推向市场。④ 转基因产品在美国市场上日渐丰富。出现。美国不仅是现代生物高新技术的发祥地,而且也是应用该技术研制新药的首要国家,大多数的基因工程药物都由美国首创。⑥ 1976 年,DNA 重组技术的发明人 Boyer 与投资者共同登记注册了美国的第一个现代生物技术公司---Genentech 有限公司,并于 1978 年利用转基因技术研制出第一批基因工程药物---人的胰岛素和生长激素。Genentech 也被认为是全球第一家现代生物技术公司。⑦ 转基因在农业方面的应用美国也是占尽先机,1994 年孟山都公司 ( Monsan-to) 研制成功抗农达 ( Round - up Ready) 大豆( 又称转基因大豆) .1995 年孟山都公司拥有了这项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大豆专利。⑧ 现如今,全球第一大种业公司---美国孟山都公司 2013年销售额达到 103. 37 亿美元,只低于我国和美国两国的种业市场总额,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种业市值。⑨ 孟山都公司又将销售额和利润额的一大部分投资于技术研发,其技术已经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其他公司。加之美国对于转基因产品采取 “无罪推定”原则,即不能证明转基因产品是不安全的,就可以认为它是安全的,美国的转基因产品推广和产业化、模式化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地步。2011 年全球种子市场的销售总额约为 345 亿美元,而世界排名前两位的美国跨国企业就占据了 44%的市场份额,详见表1.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转基因技术实际上是一项 “美国制造”“美国推广”的技术,美国在科研方面早已占尽先机,我国虽然在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水稻上略有优势,但是总体起步晚,加之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我国科研总体水平依然远远落后于美国。这种落后不仅仅体现在科研成果方面,还体现在生物科研相关仪器、药品制造方面,我国科学家使用的很多设备、仪器、试剂盒等多数都是国外生产的产品,这不仅浪费了资金,还限制了我国科学家的思维广度。空喊着“增加科研投资”实际上就是多花钱在国外的设备和试剂上,有一些甚至是对外国科研成果的单纯重复。国外公司尤其是孟山都等公司还有“专利战略”,为每一项可能的技术甚至基因申请专利,我国想要进行科研,就必须向其支付高额的专利使用费。基因申请专利,已经成为了外国公司封锁生物技术的一种强有力手段。

  但是,我国通过自主知识产权依然实现了某些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突破,并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垄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转基因抗虫棉。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棉虫灾害席卷我国棉花产业,美国借机向我国推广转基因抗虫棉,当时在国内 “要不要发展国产转基因抗虫棉”甚至还引起了讨论。最终,政府、科学家选择一定要研制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抗虫棉。在各方努力下,我国 1999 年实现了 90%的国产转基因抗虫棉覆盖率,并且,中国的抗虫棉走出国门,面向国际市场来参与全球的竞争。

  目前,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作为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其年均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增长率的 10 倍,技术的创新和突破也是一日千里,世界专利中有 30%是生物技术专利。在制药领域,20%的新药属于生物技术制药,而 80%以上的新药都可以看到生物技术的影子。美国的生物技术公司有 340 家上市,总市值高达 3 300 亿美元。① 21 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生物技术开发与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现在,我国与国外的技术差距仍然较大,这种差距不仅是生物技术上的差距,也是仪器制造、精密测量的差距,甚至是思维方式、创新意识的差距,加之外国的专利封锁和技术垄断的现状,马太效应可能让这些差距不是在短期内能够赶上的,所以基于这样一种现状,我国应该做的不仅仅是加大科研力度这么简单,更应该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保护好自身种子安全、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抵制国外的转基因入侵阴谋,这些政策的计划和实施不仅仅是科学层面上的,更需要政府层面和人文角度的关注和思考,只有这样才能让我国在转基因的机遇与挑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基于产品而非技术的监管

  一方面,转基因技术的风险的确存在,而且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这种风险可能会越来越大,所以对于转基因技术一定要有合适的监管措施; 另一方面,监管制度有可能造成市场的紧缩,限制科学的发展。所以,我们应该通过一些可行的方式来正确监管转基因技术。

  ( 一)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关于转基因的争论,来源于其技术上的不确定性。生物界经过千百万年的进化,其复杂度和精密度往往超出人类的想象,所以基因科学认识的对象具有复杂性。在当下的科技条件下,基因结构的发现至今为止不过 60 年,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方兴未艾,我们对于基因以及生物体的基因调控机制尚有很多不明确之处,现代基因科学不能解释很多自然遗传现象,所以基因认识的主体也就是科学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② 这些都导致了科学在认知和某些现象解释上的不确定性,也导致了技术在操作和改造的后果上的不可控性。这也是科学技术不确定性的来源,同时也是转基因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是指在不知晓概率的情况下出现的,对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后果出现的概率并不能被可靠地量化的一种现象。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伴随着人类整个认知过程的始终,人类科学的进步就是一个消除原有不确定性又产生新的不确定性的过程。

  的确,在科学上,向生物体转入基因,可能会破坏生物原有基因结构,干扰原有表达过程,改变原有代谢途径,这些都可能导致某些严重的后果。比如转入基因正好破坏了植物某些生存的必须基因,导致植物死亡; 比如触发了某些基因过度表达,使得某些成分在植物体内含量过高;比如产生某些原有植物体本身没有但是却能够让人产生过敏反应的蛋白质,甚至可能是通过人类未知的某些途径对植物体或食用后的人体产生影响。在科学实验过程中,每次向植物转入基因的实验都会使用上百份植物材料,因为是否能够转入基因是一个未知,转入了基因之后是不是会死亡,会不会畸形是一个未知,是否能够符合人们的要求又是一个未知。经过这 3 道筛选,能够保留下的才是真正的转基因成果。经过层层筛选之后实验保留下来的转入基因的植株的形态结构和成分可谓是 “千变万化”,一些生长周期发生变化,一些外形结构发生变化,不可否认,的确有一些可能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而且这种概率是不可预见的。科学的不确定性在转基因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由于转基因食品问题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转基因问题更是引发了广大民众激烈的讨论,转基因问题的研究,也会为日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产品的速度越来越快,全社会面临的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问题会越来越多。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指出,现代社会实质上正在向一个 “风险社会”迈进。在风险社会之中,不明和无法预料的后果将会变成历史与社会的主导力量。① 风险的来源并非基于无知和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区别、比较、分析、推论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对于自然的控制能日趋完美。②2005 年, “风险社会”理论的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针对中国问题接受过一次访谈时就说道,“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革转型正在迈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步入高风险的社会”.③ 针对高风险,我们不仅需要科学理性,更需要社会理性来解决这些问题。

  ( 二) 科学、技术、产品的关系

  科学和技术是有本质区别的。首先是目的上的区别,科学的最主要目的是探求自然的最终本质以及内在规律,回答 “是什么”和 “为什么”这样本质的问题,目的是为了发现现今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东西,表现为知识形态,所以科学是公共物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技术则不然,它是综合利用知识来为人类提供服务,回答 “做什么”和 “怎么做”这样实际操作上的问题,目的在于直接改造自然,发明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表现为物化形态,因此可以带来很多实际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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