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字卓如,号饮冰室主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 他生在封建科举考试制度和八股文逐渐衰落以及中国近代教育亟待诞生的关键时期,面对当时中国“民愚、国弱”的混乱局面,继承了其师康有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1]的思想。 他所阐释的关于幼学教育的意见和主张,在当时不仅是新颖的,而且也是很精辟的,被称为“很有价值的文字”[2]。 时至今日,这一重要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去研究、去学习。
一、重视幼学教育: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梁启超说:“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3]儿童时期的教育是最基础的教育, 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的重要开端,这一时期的教育质量对于个体日后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长期而关键的作用。“中国之积弱,至今日极矣,欲强国本,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 ”[4]
严重的忧患意识让梁启超十分重视儿童教育, 并且将其直接与国家的存亡兴衰密切相连。他以为,“教小学教愚民实为今日救中国第一要义”[5],“他日救天下者 , 其在今日十五岁以下之童子乎”。[6]对于儿童创新能力的培养,梁启超也分外关注,“西人每岁创新法,制新器者,以十万计;著新书,得新理者,以万计;而中国无一焉。西人每百人中, 识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八人,而中国不逮三十人。 ”[7]
中国除了旧文化落后、新思想不及西方以外,识字人口数量稀少、百姓文化程度普遍低下是当时国人创新能力极度匮乏的一个主要原因,想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唯有“开幼学”。 在梁启超看来, 如果教育不能从儿童抓起,就是没有抓到本源,出现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强敌权奸流寇, 举无足以亡国, 惟吏胥可以亡国。外教左道乡愿,举无足以亡天下,惟学究足以亡天下。 ”[8]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 , 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 ”[9]
作为一位坚定的教育救国论者,梁启超将儿童个体的成长发展与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将“少年智”视为“国智”的重要前提。 此外,他还建议小学必须要实行义务教育,“然遍观各国小学, 皆行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者何? 凡及年者皆不可逃之谓也。 故各国之兴小学,无不以国家之力干涉之。 ”[10]“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 ”[11]
总之,梁启超的幼学教育思想处处体现出强烈的民族危机和救国救亡意识,赋予了儿童教育充满生机的崭新意义。
二、严格教师质量:学究必由师范学堂
梁启超在主张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同时,肯定了中国人在天资以及后天勤奋等方面不输给西方人。 他说,“震旦之人,学于彼土者,才力智慧,无一事弱于彼。 ”因而我们有能力、有潜质超过他们,这也是他提出幼学教育思想的一个基本前提。
但是,如梁启超所言,“顶同圆也,趾同方也,官同五也,支同四也,而悬绝若此”。[12]
既然国人与西方人没有多大差别,为何中国的儿童教育质量与西方相比差距甚大? 他以为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教师质量太差,“师范之不立,自数百年以来矣”。[13]
梁启超一方面极其重视教师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对当时国内教师的整体素质表示强烈不满。 他批评乡塾教师多是迂腐落后之人,认为中国的儿童教育完全毁于他们之手———“中国四万万人之才、之学、之行、之识见、之志气,其消磨于此蠢陋野悍,迂谬猥贱之人之手。”[14]
然而,学风、教风的败坏并非一时、一日而成,自古以来,由于“天子养士”之风盛行,中国的教师皆是“朝廷所庸 ”,官者即师者 ,官场即教场 ,这使得“教师之权 ”难以 “散于下 ”,且多集中于官宦之手,而当时各府州县学官大多“不复事事”、无心学术,因此,造成教师质量“师道之弊,极于时矣”[15]的局面也就势所必然了。
“故夫师也者,学子之根核也。 师道不立,而欲学术之能善,是犹种稂莠而求稻苗,未有能获者也。 ”[16]
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要想从根本上端正学术之风,培养优秀人才,必须紧抓教师质量,如梁启超所言,“欲救天下,自学究始”[17],“故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8]。 他还为师范学堂的设立做了进一步规划,“其必自小学堂始,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小学,而辅之以师范学堂。 以师范学堂之生徒,为小学之教习,而别设师范学堂之教习。”[19]
师范学堂的设立必须要和小学堂的设立紧密联系起来,由师范学堂学生(即未来的教师)来充当小学堂的教师,以小学堂的教学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的教学效果,二者相互促进,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类人才不断涌现。
三、幼学教育方法:循序渐进、乐知乐闻、张弛有度、强记不如善悟
(一)循序渐进
“人莫不由少而壮,由愚而智。 ”[20]儿童教育讲求由浅而深、由粗而精,梁启超极力斥责传统私塾教育先后倒置、进退逆行的教育方式,“中国则不然,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 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 开塾未及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 ”[21]
这样的教学方式会让学生产生“学为苦”的思想,因而就会“疾其师也”。 所以,他提倡儿童教育要讲究“次第”,不可跃进,“其为道也 ,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不躐等也。 ”[22]“求学譬如登楼 ,不经初级 ,而欲飞升绝顶 ,未有不中途挫跌者。 ”[23]
梁启超以日本人所提出的“教育次第”理论为基础,制定了“教育期区分表”(儿童身心发达表)和“教育制度表”,对于处在不同年龄时期的儿童,在“身体、知、情、意、自观力”这五个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有利于按阶段对儿童采用不同的方法、实施不同的教育,使他们全面、健康地发展。
(二)乐知乐闻
梁启超很赞赏儿童天生所具有的活力、热情和好奇等天性,当时的国人正极度缺乏这样的性格特征。 “识字之始,必从眼前名物指点不好难也,必教以天文地学浅理,如演戏法,童子所乐知也。必教以古今杂事,如说鼓词,童子所乐闻也。 ”[24]
他严厉批判中国传统封建教育对儿童天性的抹杀和对其身心的摧残,指出:“今之教者毁齿执业,鞭笞觵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饥不得食,寒不得息。 ……是故中国之人,有二大厄:男女罹毒,俱在髫年,女者缠足;毁其肢体,男者扑头,伤其脑气。导之不以道,抚之不以术。 ”[25]
这样一种“但恣喝棒”的暴力教学方法不仅没有尊重儿童的兴趣,而且使得儿童将学校视为监牢,把教师当成狱吏,造成“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恶劣后果。
(三)张弛有度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学而时习”的学习方法、“藏息相辅”的教学原则,梁启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儿童每日学习应“不过三时”,以保证学生不劳累、不畏难,同时还要“习音乐、习体操”,如此才可“无厌苦、强筋骨”,还可以使学生安其学、亲其师、乐其友、信其道。 他通过英美两国每年死者人数的对比以及对其原因的分析强调了“张弛”的重要性,他分析道:“美之操工者日三时,英之操工者日四时,其率之差实其于此。 然则执业时刻之多寡,其与人身之相关。 ”[26]
(四)强记不如善悟
“人之生也, 有大脑有小脑。 大脑主悟性者也,小脑主记性者也。 ”[27]“教童子者也,导之以悟性甚易,强之以记性甚难。 ”[28]
梁启超通过对人类大脑、小脑在学习中所起不同作用的分析,指出儿童教育必须要做到 “强记不如善悟”。 一直以来,中国的教学方法只重视记忆和背诵,然而记诵之学问一成而难变,而且学生读书诵经也仅仅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对于不在考试范围内的知识几乎都不闻不问,即便学子们“得第”以后,也很难再有人“复以记诵为事”。
“西国之教人,偏于悟性者也,故睹烹水而悟汽机,睹引芥而悟重力。 ”[29]梁启超以为西方人之所以在创造性上强于中国人,与他们重视“悟性”教育有关,他把这种教育称为“导脑”,“导脑者脑日强”。 反观中国,当时的教育“偏于记性者也”,且重视“古地理古宫室古训话古名物”,学习方法只是“苦口呆读”,只求“背诵而后已”,梁启超称此法为“窒脑”,“窒脑者脑日伤”。 因此,即使中国有天赋异禀的儿童,也会由于这样的教育方法而“泯然众人矣”。 通过以上中西之间教育方法的对比, 梁启超得出结论:“此西人之创新法制新器者,所以车载斗量而中国殆灭绝也。”[30]
因此,我国幼儿的教育也必须以“悟性教育”为主。
四、总体评价
梁启超的幼学教育思想是在吸收中西方优秀教育思想,并结合他自己关于儿童教育经验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 他的这一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先进教育家主张学习西方进步思想、改变我国传统教育闭塞落后、故步自封局面的美好愿望,为我们现今的儿童教育带来了巨大启发。 鲁迅说过:“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31]
梁公所阐明的关于幼学教育的思想便是如此。
参考文献:
[1]梁启超.康有为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31.
[2]陈青之.中国教育史 (下 )[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642.
[3][7][8][12][14][17][21][22][24][25][26][27][28][29][30] 梁启超.论幼学[C]//罗炳良,主编,何光宇,评注.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100.100.101.100.100.101.102.101.101.106.107.103.104.104.105.
[4]梁 启超.戒 缠足会叙[C]//杨 家骆,主 编.戊戌变法文献汇编(第四册).台北:鼎文书局,1973:432.
[5][6][20]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合叙[N].时务报,1897(44).
[9]林文光.梁启超文选[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66.
[10][11][23]梁启超.教育次序议第一[J].新民丛报,1902(29).
[13][15][16][18][19]梁启超.论师范[C]//罗炳良主编,何光宇评注.变法通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82.81.81.84.85.
[31]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