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提到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但可以遗憾地看到,当代经济学是教条的和闹派性的,往往无助于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在一些经济文献中,一些复杂的数学模型求证的结论都是一些常识,若用数学语言提问的话,一些公理还需要证明吗?
研究解决实际经济问题,须针对一些最基本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从原理上进行探讨,从逻辑上和历史上加以求证。这里,试从主导人们行为的心理活动入手,来分析相关的经济金融现象和存在的问题。
人们的心理决定人们的行为。经济心理是社会民意和市场自由选择的基础,对经济决策和金融行为有重大的影响。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矛盾日积月累,当前,我国人民的经济心理极为复杂浮躁,觉得自己是吃亏受损者,不满于现状,企望一夜暴富,甚或不劳而获,祈求功成名就者甚众。多年来人们习惯说的一种社会现象,即“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至今仍未根本改观。这对进一步改革开放无疑会形成巨大的思想障碍。
分析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可从人类历史和人类智慧结晶中寻找一些思路。实际上,人类在千百年的发展进步中,其心理本质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左传》里就有“以人为本,天下同利”的思想,这是当代经济均衡和互惠互利经济理念的先圣;儒学经典《大学》里就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的思想,这是当代执政党群众路线和民主选择的先知。在欧洲持续一个半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北方最为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狄赛德留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 ~ 1536 年)以《谣谚集》为题结集出版了古代和当时的谚语,其中就有现在还常用的说法,如“挖空心思”和“无风不起浪”等。
一般地,只要有商品交换的存在,人们就有不同的经济心理。这可以从尚未开化人们的表现中得到反证,即只有尚未开化的人,才没有经济心理。
据史料记载,当年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激励下远航,当其带着三艘轮船在圣萨尔瓦多登陆时,就是由当地衣衫褴褛、绝对淳朴的土著引领靠岸的,土著们慷慨地免费向哥伦布的人提供马铃薯、谷物等食物和性方面的好处,从不说不,哥伦布惊奇地发现,若奴役他们,实在太过容易了。
在商品交换条件下,人们从切身利益考虑,纵有不同的经济心理,但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特征。例如,信仰人类乃至宇宙的和谐,是各种经济心理赖以产生的基本出发点。古今中外人们遵循的等价交换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保持物价稳定的基本诉求,还有古往今来的艺术家在绘画中反映出的对称与均衡,无不受到这种理念的支配。这仍是当今经济研究和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再者,不同经济心理的共同动因是,为了个人谋生和发展,得干活,不干不行,还要会讨价还价。这从目前所见到的文献中,古今中外同理。
如在 1500 多年前的文艺复兴时期,有一个著名的贵族妇女克里斯廷·德·彼森,在其名著《女性宝典》(也叫《三项美德》)中告诫手艺人的妻子 :所有手艺人的妻子如果想得到生活必需品,就得极其勤勉、极其能干 ;要鼓励自己的丈夫和工人们每天早早开始工作;当顾客和丈夫极力讨价还价时,她应该热切地提醒他当心,不要做坏这桩买卖 ;对丈夫温存有加,就会保住丈夫,也能从中获益……这种心理至今还深深左右着人们的言行。
但的确也要看到,人们的经济心理因时因地客观是有差别的,这主要决定于人们所处生活环境的历史传统。例如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国王和英格兰社会中有实力的成员之间长久的磋商传统,已经在亨利三世(1216 ~ 1272 年在位)和爱德华一世(1272 ~ 1307 年在位)统治期间发展成为正式的会议。作为这种传统的递延,英国文人长期以来对商人阶层唯利是图贪婪的讥讽和评价,在狄更斯、哈代、萧伯纳和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中有不同角度的尽情描述,这使商人阶层始终受到社会的某种约束,保证了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大体均衡,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一大批有生命力的经济学说,其代表性的人物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马歇尔、凯恩斯等等,至今还影响着经济学人,这也带来了英国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的老牌成熟,对欧美其他国家的传统发挥着重大的影响。相比之下,我国历史传统中长期轻商,商人阶层的正面形象没有树立起来,对商人的贪婪人们除了蔑视外,并没有形成某种社会约束,在社会管理上更是欠缺,这使我们至今在市场经济面前还须补课,面对市场经济中孕育的一些矛盾,显得十分茫然。
经济心理除受上述动因和传统等内在因素的影响外,还受其他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如经济发展水平、人们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的程度、就业与创业的能力与机会、社会管理的公平程度等等。这些因素有些可以量化衡量,有些无法直接量化观测,而且,内因和外因相互影响。因此,研究经济心理除需要经济学的知识背景外,还需要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脑神经科学和数学等学科的支持,简单地用在物质利益面前心浮气躁来刻画经济心理,则除抱怨外,未必能解决什么问题,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不利。
在一定的经济心理驱动下,经济行为大多表现为金融行为,即对切身利益的追求表现为对金钱的追逐。没钱的通过举债借钱来赚钱,有钱的通过各种投资和理财套利来保值增值,有钱就能让心理得到慰藉和满足。这种现象凡人如此,不必多絮 ;即使是古往今来的宗教信徒,也是如此。如在十六世纪初期欧洲宗教改革浪潮中,当时因鼓吹宗教赦免权而出名的约翰·特泽尔,在其押韵诗中写道:“只要金子在盆中叮咚作响,灵魂立马就上天堂”。对这种金融形式的向往,是经济心理的外在表现形式。
进一步,不当的经济心理必然伴随不当的金融行为。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人们的经济心理还很不成熟。有唯利是图者,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无钱不干,商品生产经营者缺乏起码的社会责任。有损人利己者,为了钱,什么事情、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毒空气、毒食品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缺乏起码的社会道德。有违法犯罪者,为了个人的切身利益,借款人和举债人恶意逃废债务的现象长期存在,经济活动中的欺诈行为时有发生,政府工作人员设租寻租的贪腐行为屡禁不止,一些人前赴后继铤而走险,成为社会的败类。经济管理时而缺位错位,该管的没有管起来,不该管的管得太多,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长期互疑和博弈,双方的经济心理长期处于扭曲状态,这既不利于激发人们的市场活力,也不利于国家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各自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带来许多市场和管理的真空。例如,新近在我国出现的互联网金融热,其实并不是一种新型的业态。作为互联网,我们利用别人的发明成果,这种业态自身并没有什么创新 ;作为金融活动,目前也没有超出传统的存贷汇进行什么创新。所谓的互联网金融,它仅仅是利用互联网这个工具,进行了一些金融监管套利活动,若金融当局对其进行普适性的监管,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局面了。试问,我们的“互联网金融”是否已经走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前列?
除了自欺欺人外,只有天知道!
因此,在进一步推动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对人们的经济心理应进行系统的研究,找出一般性和特殊性,探索其活动的规律,进而为市场研发和经济政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否则,就会出现一些歪理邪说左右政策的制定,并影响市场的有序运行和行为规范。金融行为作为经济心理的初始和最终表现形式,应根据人们的健康经济心理,来设计金融产品和提供金融服务,否则,就会出现金融脱媒和金融失效的情况,进而会孕育潜在的金融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