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百年历程中,教材选本无疑是其经典化的重要推手.在小说流传、推广,并最终定格的过程里,教材选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教育界,出现了不可胜数的教材选本,即便到今天,仍有人教版、苏教版、沪版和四川版等多种版本.由于教材选本的发行量大、受众面广、读者群特殊,在遴选作品时的严要求、高标准和权威性等特点,教材选本在现当代小说经典化过程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近百年,教材选本在文学导向、发掘优秀小说家、推动小说进步、提高国民素质方面,都有不俗的功绩.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教材改革的热潮,教材选本还有力地打破以往对经典的定义,重构了小说的经典系统.在诸多小说家都以入选教材为荣,诸多小说都因入选教材而进入经典序列的背景下,认真思考教材选本的相关问题,具有很强的时代意义.
一、初高中语文教材的小说选编情况
"课本不仅决定着学生的活动,也决定着教师的教学方法.学生对读书和自修是否感兴趣,多半取决于课本编得怎么样."[1]因此,文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教材的编写问题.小说作为文学教材必备的四大题材之一,从一开始就直接参与了教科书的建构.在有迹可查的文学教材选本中,几乎都选入了小说.不管是随意穿插,还是独立成单元,小说都是初高中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教材是学校教育的工具一样,教材中的小说也起着教育学生、启蒙思想的作用.
对于教材中小说的选择,虽然各选家的准则有所差异,但大体而言,与文学教材的编选原则是一致的.大多数小说家都秉持了语文教材作为学生学习文化知识,培养道德情操的重要工具的筛选标准.笔者选取了现当代各个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教材选本,以作分析.
为了使选取的资料具有说服力,笔者将教科书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建国前,以《初级国语读本》等为代表.二是十七年时期,鉴于此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被迫停刊,所以以零散的各省市的语文教材为代表.三是新时期,以教改之前的人教版教材为代表.四是新世纪,主要以人教版和苏教版的初高中语文教材为例.在这样一批教材选本中,笔者发现小说的数量和入选篇目都有着不小的变动.建国前的语文教材,小说选材比较灵活,政治因素不是影响选家选择的主要因素.小说的编选主要还是立足学生的发展.《初级国语读本》第一册选入了鲁迅的《故乡》、叶圣陶的《隔膜》《地动》、冰心的《一个军官的笔记》《笑》《烦闷》《去国》《超人》等小说; 《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第一册收录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鲁迅《社戏》、李广田《活在谎话里的人们》等小说.整体而言,这些教材对小说的编选要求,并没有牵扯到太多的政治因素,小说的经典性是影响选家编选的首要因素.细致、精心挑选出最能代表时代水平,同时又利于学生接受和发展的小说作品,是这时期教材编选的主要目的.鲁迅、冰心等都是现代的小说大家,其小说思想和审美兼具,无形之间,与教材形成双向互动,教材质量得到保证,小说也因此人尽皆知.十七年时期,尤其是文革期间的教材选本,几乎对小说绝口不提.在笔者所搜集的资料里,现代作家里除了鲁迅,其他作家鲜有出现.而鲁迅本人的作品也以杂文居多.
小说仅有《阿 Q 正传》等战斗性强烈的作品被选入了教材.从 50 年代开始就有语文教材提到: "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政治思想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2]直到 70 年代末仍有课本强调: "当前,编写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新教材,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政治任务."[3]
在教科书成为宣传工具,政治成为决定小说能否入选教材唯一因素时,具有经典化机会的小说越来越少.纵观1968 年的江西省中学语文教材,1970 年的河北中学语文教材,1971 年云南省中学语文教材,1972 年的上海市中学语文教材,1975 年的广州市中小学教材……毛泽东的文章占了大半,小说几乎可以说是绝迹了.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是双面的,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因素,小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种高强度的政治攻势,入选教材的部分小说,如鲁迅的《孔乙己》《药》等才获得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依附政治阐释得以流传的小说,直到今天都还具有很高的知名度.比对文革期间的教材,新时期的教材有了很大的改变.伴随着政治神话的消解和重写文学史的提出,一些具有市民气息,贴近人民生活的小说得到了教材的青睐,钱钟书、沈从文的一些小说也因此顺利入驻经典行列.90 年代的人教版语文教材,把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在这个单元里,选家选录了中外名家的小说代表作,作家和作品范围都有较大的松动.1990 年的《语文》全六册,共 36 个单元,共选了四个单元共 16 篇小说,小说比重占到了 1/9.在 16 篇小说中,现当代小说有 6 篇,占 37.5% .而在这 6 篇中,鲁迅又占了 3 篇,分别是《阿 Q正传》《药》《祝福》,说明鲁迅的小说在此时期文坛仍然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但另一方面也表明,相较于文革的一家独大,鲁迅的地位明显受到了挑战.
在审美独立的文学史书写原则面前,更多文质兼美的小说具备了成为文学经典的可能.尤其是 96 年课改以后,语文教材的编写具备了更多的民间立场.最新版的人教版、苏教版初高中语文教科书小说的编选情况就反映了这个实质.人教版七年级的语文课本中收录了鲁迅的《社戏》,这部在文革期间一度消失于教材之外的作品,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八年级则收录了孙犁的《荷花淀》,并在课本最后的名着导读里推荐了老舍的《骆驼祥子》.九年级选录了鲁迅的《故乡》、《孔乙己》,刘绍棠的《蒲柳人家》,曹文轩的少年成长小说《孤独之旅》,当代女作家黄蓓佳的小说《心声》.从人教版的初中语文选录情况,不难看出,鲁迅的篇幅在逐渐减少,而一些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小说开始进入教材.不仅如此,人教版高中语文还专门开设了小说单元,介绍了一些欣赏小说的方法,譬如雷达的《现当代小说鉴赏》、鲁迅的生平与创作---王富仁,也增设了"综合性学习"等课后巩固环节: "感受小说的魅力"、《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文学作品主题的多样理解》等.小说地位的改变,也同样反映在苏教版的语文教材中.但苏教版跟人教版不同的是,苏教版初高中语文教材,不是以题材来划分单元,而是以主题来划分.诸如: 七年级的语文教材第一单元主题是亲近文学,第二单元主题是金色年华,第三单元主题是民俗风情……每个单元的主题多样,因此苏教版的小说选择比人教版更具开放性.在苏教版语文教材里,各种主题的小说争相进入教材,使得教材的小说构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动.在小说家的选择上,苏教版不再局限于鲁郭茅巴老曹,一些当代的作家,杨绛、毕淑敏、李森祥相继被纳入教材.与人教版相似的是,苏教版也同样附录了小说鉴赏类文章,如在八年级第四单元"阅读有独特的感受"中便收有: 《小说家谈小说 简单的故事 精致的情节》---茅盾附: 百合花---茹志娟.
纵观上述的教材选本,笔者发现,教材选本呈现出一些特点,对小说的经典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内容上,被选入的小说,都有一些类同化的倾向.一般而言,教材选本具有很强的经典化意识,在选择之前,都会事先对小说进行一个内容的审查,尤其注重小说的示范性作用.从入选的小说篇目来看,历年来入选率最高作家是鲁迅,而他的小说无论是《狂人日记》,还是《祝福》、《药》,都无不强调意识形态,强调民族精神,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虽然,自新时期开始,小说的政治性已经有了大大的削弱,但毫无疑问,阶级性强、政治意味浓、教化效果佳的小说更容易入选,其经典化之路也更为顺畅.
目的上,放眼教材,其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是教育的目的,一是统治的目的.而很多时候,这两个目的又交织在一起,并且统治的目的往往覆盖了教育的目的,也即是说教育最终要为统治服务.尽管在教学之中,教学者视入选的小说为经典,通过阅读经典,帮助学生了解小说的思想内容,但实际上,教材永远在传递编选者及他背后的统治力量的意旨.可以说,入选的小说,都暗含着编选者发展个人、建设国家的宏伟意图.而在此之上,国家的发展又是主要的: "乍一看,教科书是为学生发展而产生的,教科书内容当然应该是为学生而选.其实仔细分析各时代教科书,就会发现,教科书为学生选的前提基本上不存在,大量教科书内容是为了所谓的民族、社会、国家、政府、学术、科学甚至本质上的宗教意义来选的."[4]这即意味着暗含民族国家主题的小说,在文学教材选本这里,更具备了成为经典的可能.
在小说的编选上,作为国家掌控教育、管理人民的工具,教科书对入选小说的作家身份和内容进行控制,从思想上清除学生头脑中的逆反意识,促使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并进而维持国家的安定与团结.因而在选与不选之间,小说的重要性被自动排序.事实上,教科书的编选一直都非任意为之,不管是哪个时期的选家,都不能擅自决定某部小说的有无.也就是说,小说入选的决定权,并不掌握在选家手里,而必须取决于选家所在的教育体制.编选实际上是一个传递国家和民族价值观的过程.明确了这一点,语文教科书对部分小说的引荐,能够大大影响小说的经典化程度和整个小说的基本格局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教材选本比一般选本更符合学生理解的编排及其对时代和意识形态更为敏锐的把握,从一开始就预示了教材选本在推广小说、固定小说印象等方面举足轻重的作用.教材选本对小说态度的变更,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小说的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与文学观念和教学目的有关,更与时代背景尤其是意识形态紧密相联.教材的编选一直是也必然是统治者重新建立文学持续和政治秩序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教材选本的传播
姚斯认为: "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5]24"艺术作品的历史本质不仅在于它再现或表现的功能,而且在于它的影响之中."[5]19姚斯的话说明传播是作品得以确认的最主要因素.它不仅参与了作品的整个接受过程,并最终决定着社会对作品的评价.而在众多的传播媒介里,教材选本无疑是最有效的文学传播途径.不仅在于教材选本自身的一些属性,更在于教材选本独特的传播对象和传播方式.教材选本的传播效度从侧面反映了其建构经典的能力.
从教科书的属性来讲,教科书本身就是一种权威的象征.它对小说的挑选,在开始之初就直接赋予了入选小说经典的美誉.许多教材选本在选择小说时都把作品是否是名家名作,是否获奖作为一个硬性指标.教材选本所奉行的这种典范制度,既是教育本质使然,又是其经典意识的显现.应该说,教科书巨大的政治权力和学术威信,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教材选本难以企及的公信力.教科书的编选者大多在教育界颇具威信.在小说繁杂的时代,权威人士的选择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经典的选择.何况教材还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吸引力,每一次教材选本的编选总是能够吸引大众的目光,这对推动入选小说的知名度大有裨益.另外,教材选本作为对一般选本和其他报刊、书籍、电子文本择优录用的选集,他的质量也更有保证.目前教材选本已经构成了学生小说知识的主要来源,许多学生和教育工作者都是通过教材来了解小说的.教材选本的传播力度不容小觑.
同时,教科选本的结构也是一种非常利于传播的结构.大多数教科书由课前引语、课文、生词、课后思考题及其拓展阅读组成.这样的一个编排,对于学生的接受来讲,有一种逐层加深的效果.教科书的引语一般出现在单元的前面,有些也出现在课文正文的前面.引语通常对文本内容进行介绍,大至作家本人的突出贡献,作品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小至课文中的某一点,某个方面的解读,虽然看似无关紧要,但其背后所隐藏着经典化意图和价值倾向,对小说的流传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引语可以说直接影响了读者对小说的看法 .
教科书课后思考练习题的编排也是强化小说教学,增强传播效度的手段之一.只要稍加注意,即会发现,教科书的课后思考练习题与引语一样都蕴藏着编选者的价值取向.在各版本初高中语文课本中,为让学生了解小说这一基本题材,编选者做了很多安排.譬如立足文本,向学生提出很多问题,诸如小说主要讲了什么故事,其主旨是什么,你最深刻的人物形象是什么,小说用了怎样的描写方法和表现技巧.伴随着问题的提出,教材引导学生去集中关注小说中的某些句子,某种理念,无形之中构成对学习者思想意识的控制.当这种控制,成为支配学生对小说认知的主要力量时,教科书塑造经典的力度就显而易见了.
而从教科书的传播对象和传播过程来讲,教科书独特的传播者和接受者也决定了教科书不同于其他传播媒介的强大的号召力.中学文学教材的传播者,大多为初高中语文教师.初高中语文教师有一些很强的特质.一方面,他们接受过教育,深谙教育的方法,对教学自有一套方针.这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学生的接受.另一方面,他们又脱离不了教育体制的约束,很多时候,对学生进行的是体制内的教育.而体制内的教育本身就是国家统治的一部分,有一种天然的威慑力.再加之,初高中生,大多没有形成完整的判断,而中国尊师重道的传统,又让教师的权威地位更加突出.教师既然是传道授业解惑之人,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体的神圣性自然不可忽视,他们一方面控制着教学的资源,另一方面又掌握着教学的话语权.他们对课堂内容、重点的控制,对小说篇目的推荐,极大地影响了小说的地位.
倘若我们再将视野固定在文学教材的受众上,教材选本的读者应该说比较单一.尤其是初高中语文教材,其读者几乎就仅限于两类人,即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教育工作者同时兼具传播者和接受者双重身份.从接受者角度来看,教育工作者,由于身份的特殊性,他们大多会对教材做符合国家教育方针和学生素质发展的解读.而对于学生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属于被迫接受的群体,他们吞嚼的是教师过滤后的东西,在知识上属于二手知识,但这些知识长久的贮藏在学生的头脑里,影响着学生对事物的基本认识.从根本上来说,知识的传播过程就是教师教学的过程.而教学的过程大致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 一是诵读.教材选本的诵读不同于一般诵读的地方在于,它不是想读就读,而是被规定要读.很多学生是整个学期都在反复的诵读某些篇目,自然也包括一些小说篇目,这样高强度的记忆,留在学生脑海中的印象自然很深.二是讲解.教师讲解小说通常不是凭空讲解,而是依据教参.教参通常会把一篇小说肢解成多个部分,每一个部分着力不均.在这种不均衡的设置之中,学生往往对文本没有完整的印象,反而对教参和教师讲解的重点熟记于心.在教师处于主导地位的教育里,文本的传播其实是一个单向的沟通.在这场教师组织和策划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在被动的教参接受者和主动的教学者的双重身份中转换,课堂成为了教师的表演,教师依据教参上对小说的讲解,从思想内容、精彩语句、重点字词等方面对小说本身进行解读,使得整个阅读成了一个机械式的阅读.这样的教学在某种层面上来讲是不利于小说的发展和学生的进步的,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它又为小说的传播赢得了生存的空间.很多学生可能并不了解鲁迅其人及其小说,但在心里却都默认了他是中国最着名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都是经典.三是作业和考试.如果说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将小说的基本印象传达给学生,那么课后的作业和习题则将这种印象固化.在不断的习题和考试的狂轰滥炸里,教材选本的使命才真正完成.
总体而言,教科书的传播与小说经典化的联系十分紧密.虽然,教科书在传播经典的时候,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对传播对象评价的单一性,造成长期以来对小说解读的片面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小说本身的意义,对小说的内质造成了损害.
但以全面的观点来审视文学教材对于经典的作用,仍能见出它对小说的传播乃至经典化建构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教科书总是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划定经典,在传播之前,教材不仅对小说进行了思想内容的辨别,还将其与国家需要和学生接受能力挂钩.对文本多方面的考察,折射出教科书推举经典的意图.其次,不管是人教版教科书还是苏教版教科书,教材选本传播的小说对象都相对集中,大多围绕鲁迅、孙犁等人的作品进行传播,但从数量来讲,鲁迅的仍然是最多的,可见教科书的传播自开始之初就是选择式的传播.教材选本在传播过程中有意抬升一些小说的地位,将其视作小说创作的典范,对一些不符合教科书选择主旨的小说作品及小说家有意遮蔽,将之排除在读者的视域之外.再者,教材选本是少数被纳入国家教育的文本,其受众面显然比一般选本要广,影响力也更大.
语文教材作为基础科目,更多地把精力放在了对学生的教学上,在夜以继日的学习中,学生与小说亲密接触,加深了学生对入选小说的印象并将它们牢记于心.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有不少小说,选取经典的小说并通过教育传承下去,对小说的保存和推广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另外教科书作为与时俱进的产物,尤其是在消费时代,更为注重时代需求,这对一些新时代的经典小说的发掘也是非常有利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初高中语文教材对传播小说的意义是重大的.教材作为伴随学生成长的精神食粮,不仅仅传播给学生小说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教材选本及其它的教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尤其重要的一环,其对小说的学习和传播,无疑开辟出了一条现当代小说经典化的新路径.
结语: 教材改革与经典化意义
教材选本是现当代小说经典化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教科书发生了不少变动,这种变动围绕着谁该进入教材、谁该从教材中退出产生了极大的争议.教材改革从一定程度上,更加完善了语文教材的经典化功能.
教材改革虽然大多是在枝叶上进行删减,并没有触及到根本性的问题,但通过内容上的编排,改动后的教材文本实现了经典的重构.2009-2010年围绕鲁迅作品是否要从教材中退出而引起的课改争议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些学者主张删除鲁迅作品,认为它不再符合时代要求.虽然这种提议带有很大的激进色彩,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动摇了现今的经典序列.部分教材将鲁迅的一些小说撤掉,换成金庸的武侠小说.细究这些变化,不难发现,课改后的教材选本,小说家增多了,小说的审美特性被放在与小说的主题思想同样重要的位置上.
文学性的落实,也意味着,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一种新的文学秩序正在建立,一种新的经典正在诞生.这在一个侧面上说明人们对于经典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了变化,教科书作为一种时代性很强的选本,以时代的标准来重新审视既定的经典而引起的选文改变,既体现了教育理念的变化,也体现了管理者利用教材来重构经典的决心.
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教材改革的过程,本质上是新的经典序列建构的过程,也即是一个去经典化,经典化,再经典化的过程.教材选本通过筛选挑出经典小说,将其经典化与再经典化,同时将已经过时的经典小说择出,将其去经典化,在对小说经典的不断置换中,教材选本显示出了它巨大的功能.对于学生而言,通过教材选本的小说学习,不但可以领会小说的真正含义,还能经由经典小说得到价值观层面的熏陶,并进而在内心深处,形成对经典小说、乃至国家民族精神的认同,这对自身的成长有一定的好处.而对于整个国家而言,经典小说作为价值引导的重要工具,在建构新的文学秩序的同时,也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教材选本在小说自身、教师、学生及其社会各种力量之间的多向互动,决定了教科书在建立现代国家民族想象,重塑国民素质方面的崇高价值.而这也正是教材选本对现当代小说经典化的真正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瞿葆奎. 课程与教材( 下) [M]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2]宋云彬,朱文叔,等. 初级中学语文课本[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0.
[3]北京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函授教育办公室. 语文[M]. 北京: 北京出版社,1975: 扉页.
[4]石鸥,刘学利. 教科书文本内容的构成[J]. 教育学术月刊,2013,( 5) : 77 -82.
[5][联邦德国]H·R·姚斯,[美]R·C·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