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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绿化树》中的“《资本论》情节”

来源:学术堂 作者:徐悦
发布于:2023-01-15 共14791字

  内容摘要:在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中反复出现主人公章永璘阅读马克思的着作《资本论》这一情节。这一情节存在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对《资本论》的阅读,既是主人公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中唯一的精神支柱,又是主人公知识分子身份的象征。其重要性表现在:主人公对《资本论》的阅读,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线索贯穿整部小说;而且,作者通过这一情节,充分阐释了主人公历经思想改造、人格忏悔和不自觉反思的精神世界,升华了小说的主题。这一情节在小说中成为了具有独特意义的象征。

  关键词:《资本论》 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 人格忏悔 反思

Discussion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apital in MIMOSA

  Abstract: In Zhang Xianliang's novel MIMOSA, the episode that the hero Zhang Yonglinreads Marx's Capital occurs again and again. The rationality of this episode is mainly manifestedin: reading Capital is the only spiritual pillar of the hero in the special times and circumstancesand a symbol of his intellectual identity. The importance of the episode is mainly manifested in:the clue that the hero reads Capital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plot, whichruns through the whole novel. In addition, the author fully explains the hero's spiritual world,which consists of the ideological reform, personality repentance and unconscious reflection ofthe hero and raises the theme of the novel by describing how the hero reads Capital. The episodein this novel becomes a symbol of uniqu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Capital; Intellectuals; Ideological reform; Personality repentance; Reflection

目 录

  一、引言

  二、“《资本论》情节”存在的合理性

  (一)《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

  1.初期:五四运动前后--建党早期

  2.中期:20 世纪 30 年代--建国前

  3.后期:建国后

  (二)特殊时代、特殊环境的产物

  (三)主人公知识分子身份的象征

  三、“《资本论》情节”存在的重要性

  (一)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

  (二)主人公精神世界的阐释

  1.自觉的思想改造、人格忏悔

  2.不自觉的理性反思

  四、结语

  参考文献

  一、引言

  张贤亮曾被着名学者夏志清誉为“20 世纪最值得关注的中国作家之一”[1]。张贤亮,江苏盱眙县人,1936 年生于南京。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1957 年因在《延河》

  文学月刊上发表长诗《大风歌》而被划为右派,遭受劳教、管制、监禁达十几年。[2]自1979 年复出文坛,他陆续创作了《灵与肉》、《龙种》、《河的子孙》、《肖尔布拉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等一系列小说,在文坛引起了轰动,至今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和争论仍没有停止。

  《绿化树》是张贤亮的代表作之一,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就引发了文坛广泛的评论。

  在中国期刊网上,明确以《绿化树》为研究对象的文章有五十多篇,这些评论大多围绕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创作手法等方面展开,充分肯定了《绿化树》的成就。很多研究者也指出了《绿化树》的不足。如鲁德认为“主题先行”并没有使作者的主观意图得到令人满意的实现,“反而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地暴露了他概念大于形象、主观意图与艺术形象脱节的弊病”[3]。造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是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加入了章永璘阅读《资本论》这一情节以及对《资本论》的大段引述和论述。作者这样的安排“无论是对他主观意图的表达,对章永璘形象的刻画,还是小说情节结构的组织,都不占举足轻重的位置。一段段枯燥的论述,是作者从主题需要出发人为地添加进去的,在小说中显得相当生硬、勉强”[4]。李贵仁也持相同意见,他认为章永璘阅读《资本论》的过程,同整个作品的情节、作品所展示的基本生活内容以及作品中的其他人物都没有多大关系。

  章永璘的读书活动只是一种孤立的活动,显得游离和生硬。[5]这一类的批评意见还有不少。

  另外一些评论者认为“《资本论》情节”在《绿化树》中的不合理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的改造光凭理论,光凭《资本论》是不可能完成的,“离开了这种改造世界的实践,人的自我改造就是一句空话”[6]。“学习马列着作要联系实际才会有较好的收获”,“离开了具体的生活现象,离开了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单独去写马列着作的体会,就有干巴巴之嫌”。[7]

  与此同时,支持张贤亮,认为“《资本论》情节”在《绿化树》中的存在是合乎逻辑的,合理的,有其特殊意义的评论也有不少。如冬梧在分析章永璘这一人物形象时说:

  “他的学习《资本论》是合乎生活逻辑的。章永璘读《资本论》主要是由于精神上的饥渴,出于对知识的需求。通过对《资本论》的学习,章永璘进一步认识到历史发展的规律,理解他所出身的阶级注定是要覆灭的。”[1]贺兴安指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章永璘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中,“抱着一本《资本论》不放,这是毫不足怪的”[2]。从作品来看,章永璘“念书”构成了他与马缨花的关系的一个契机,也是主人公性格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条线索是必要的。石宛认为“表象、理性、诗情,是张贤亮小说的三块基石,《绿化树》便是这三者达到比较和谐境界的一部作品。”[3]《绿化树》中大段大段的《资本论》的原文和冷静的理性分析是作品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使它带上了浓重的理性色彩。由于主人公特殊的经历、地位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在这个人物中融入理性色彩是十分自然的。蒋雪鸿则认为“文学创作并不排斥理性。在创作中,张贤亮很会准确地安排理性思辨在作品中的位置,让人物内心去随情节的发展需要展开理性的活动。”[4]在《绿化树》中,章永璘读《资本论》时的思考,本身就是一种观念的流动,同时又是对哲理的阐述,这使章永璘完成了思想发展的过程。

  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张贤亮在《绿化树》中创造性地加入的“《资本论》情节”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但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尚不充分,研究结论不乏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者,研究成果较少,也比较零散。不可否认,《绿化树》中一些章节的理性议论比较生硬,给人理念大于形象的感觉。但笔者认为,“《资本论》情节”在《绿化树》中的存在是合理的,更是有其特殊意义的。本文将结合《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从时代背景、生活环境以及个人自我身份认同的角度,论证这一情节在作品中存在的合理性;从作品情节发展和人物心理、性格塑造以及主人公精神世界阐释的角度,论证这一情节的重要性。

张贤亮

  二、“《资本论》情节”存在的合理性

  (一)《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

  《资本论》是在 19 世纪末传到中国的,也是“中国人最早知道的第一部马克思的着作”[1]。当时,只有一小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着作中零星地出现了介绍马克思和《资本论》的文章。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人真正开始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资本论》在中国的传播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资本论》

  在我国的传播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初期:五四运动前后——建党早期

  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的五四运动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年,李大钊同志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先宣传了《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五四运动以后的报刊上,译载马克思主义着作的越来越多了。”“在《资本论》中文本还未翻译出版前,主要是通过这类介绍讲解书籍来传播《资本论》一书的主要思想内容的。马克思《资本论》思想初步在中国的传播,对当时的中国先进分子了解马克思主义、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是有很大的教育作用和鼓舞作用的。”[2]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为广泛了。

  马克思的一些经典着作被翻译出版,也有些学者着手翻译《资本论》,如侯外庐、郭沫若。

  “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时,认识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着作的重要性。这以后,经典着作的翻译与出版比以前增加了很多。”[3]

  2.中期:20 世纪 30 年代——建国前

  1930 年 3 月,陈启修教授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

  虽然它只有《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篇《商品与货币》,但它是我国第一个《资本论》的中文节译本,它标志着《资本论》在我国的传播进入了新阶段。《资本论》第一卷以后的几篇是由潘冬舟继续翻译的,并于 1932、1933 年陆续出版。此后,《资本论》的中译本相继出版,又有王思华、侯外庐、吴半农、千家驹等人翻译了《资本论》的部分内容。[4]

  1938 年,着名经济学家郭大力、王亚南完成的《资本论》的全译本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资本论》在中国的第一部三卷全译本。“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当时,《资本论》首次印了三千部,广大读者都争先购买。”[1]

  随着《资本论》和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翻译出版,学习和研究《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人也越来越多,尤其是青年和学生。“很多人就是阅读了《资本论》,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而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2]

  抗日战争时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区,马列主义经典着作是禁书,“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马列主义经典着作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在革命圣地延安,《资本论》及有关书籍成了各学校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教材和必读参考书。”[3]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号召大家学习《资本论》,并提倡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研究《资本论》。

  解放战争时期,“一九四七年,读书生活出版社在上海又重印《资本论》二千部,大部分运到了解放区。一九四八年,《资本论》纸型转到解放区,在哈尔滨重印三千部”。[4]

  3.后期:建国后

  1949 到 1956 年,我国社会开始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新时期。建国后,党和国家对《资本论》的出版和发行更为重视。在毛泽东主席的大力倡导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尤其是《资本论》的学习热潮又一次掀起。为了满足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需要,《资本论》“自一九五三年三月至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一、二卷重印了九次,第三卷重印了七次,每卷均发行十五万九千五百册”[5],从这个发行量可以看出《资本论》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建国后,《资本论》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机关、部队、学校等都安排专门的学习时间,进行马列原着学习。各高校各专业都把《资本论》列为必读书,财经类院系都开设《资本论》专门课程。1954 年,毛泽东又重读了《资本论》,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6]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不仅是一部光辉的政治经济学着作,一部光辉的哲学着作,更是一部光辉的科学社会主义着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证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规律,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资本论》武装了无产阶级,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也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定政策、方针和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1]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着作,是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最权威的文本。

  (二)特殊时代、特殊环境的产物

  从《绿化树》的情节来看,章永璘最初接触《资本论》确实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

  但在以后的生活中,章永璘与之为友,孜孜不倦地阅读却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这是章永璘所处的那个特殊时代、特殊环境所造成的。

  章永璘 1957 年被打成“右派”,放逐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劳改队生活的基本情况就是每天干重体力活,却没有足够的食物。更重要的是,劳改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人身自由可言,不管之前是什么身份,来到了劳改队就要接受管制,进行劳动。像章永璘这样的知识分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从事体力劳动十分艰难,相比较于其他身强力壮的犯人,处于最底层的底层,自然被剥夺了读书的权利。另外,在偏远、荒凉的农场,也找不到什么书籍来读。章永璘结束劳改来到所谓的就业农场后,依然没有人身自由,处于被管制的状态,依然是最底层中的底层,依然没有书籍可读。他所在的这个队连日历都没有,是靠“捎日子”来度日的,可见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几乎是空白的。

  “反正自从我们来这个队,就没有看过一张当月的报纸,没有听过一声广播。”(张贤亮:《张贤亮作品精粹·绿化树》,作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63 页。以下引文未特别注明出处的均出自此书。)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同样有着“右派”经历,进行过劳改的作家从维熙在他的“自述”中专门写了一篇《书殇》来记叙那段“读书有罪的经历”,可以作为上述情节的参照。“昔日在劳改队里改造,是无书可读的。”“在那个特殊的地方,也只有被冠以‘吃屎分子’的知识分子,还留有偷偷地翻看一些书籍的嗜好。”[2]当时从维熙身边还留有四本书,但那是他借回家探亲的机会,偷偷地带回劳改队的。在劳改队,这是不允许的,这些书也不是能随便读的,一旦被发现,就是犯规行为。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劳动改造中的“吃屎分子”再读书,不但是不被鼓励的,而且是有罪的。

  回顾 22 年的厄运,张贤亮说:“劳动人民给我的抚慰,祖国自然山川给我的熏陶,体力劳动给我的锻炼,马克思恩格斯着作给我的启示(这绝不是虚言,那时只能看到这些书),始终像暗洞中的石钟乳上滴下的水珠,一滴、一滴地滋润着我的心田。我,正是凭着这些才幸存下来的。”[1]到了文革年代,“劳改队中只有《毛泽东语录》可读”[2],上文提到的从维熙身边的四本书也都被“抄走了”。而此时被投进农场私设的监狱的章永璘连《毛泽东选集》都不能看了,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劳动改造。

  我们可以看出,《绿化树》中章永璘反复阅读《资本论》这一情节是合理的。从当时允许阅读的书的范围上看这也是可信的。

  (三)主人公知识分子身份的象征

  从知识分子沦为“右派”,从在干校教书变成在劳改农场劳动,章永璘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创伤,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危险,但他仍不忘从书籍中获取知识,这是他知识分子身份的象征,也是他对自我身份的一种不自觉的体认。

  《绿化树》中叙述的是 1961 年到 1962 年之间的事,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说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最艰苦的时段。当时人们生活十分艰辛,日日忍受着饥饿的痛苦。

  他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生命,这是人的本能。章永璘也不会例外,为了减轻饥饿、求得生存,他可谓“不择手段”。他利用炊事员的视觉误差每顿都可以多吃“100CC 的稀饭”;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发现笼屉布上的馍馍渣远比定量发放的要多;他巧妙地利用钉子代替稗子面,然后自己做煎饼来吃;他玩弄老实的农民,“三斤土豆换五斤黄萝卜”,一倒手就赚了两块钱……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环境下人们生存的艰辛,饥饿的威胁使人的精神一再堕落,把人逼到人和动物的边缘。章永璘原本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生存的需要驱使他运用头脑中的知识来投机取巧,以求活下去,他对自己的堕落却是十分清醒的。“白天,我被求生的本能所驱使,我谄媚,我讨好,我妒忌,我耍各式各样的小聪明……但在黑夜,白天的种种卑贱和邪恶念头却使自己吃惊。我审视这一天的生活,带着对自己深深的厌恶。我颤栗;我诅咒自己。”p38 四年的劳改生活,生存的严重威胁让章永璘成了“全部目的都是为了活着的狼孩”。但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使他还能客观地审视自己,希望从堕落中走出来,最终“超越自己”。虽然处境很不乐观,但他还不断思索活着的意义和今后的生活目的。在公开的、社会的层面上,章永璘是需要被改造成为非知识分子身份的“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但在潜意识里,章永璘对自己的身份的认同,则还是“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论》就成了他维系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象征,他还是借助书籍来获取知识、汲取精神养分。“现在,只有这本书作为我和理念世界的联系了,只有这本书能使我重新进入我原来很熟悉的精神生活中去,使我从馍馍渣、黄萝卜、咸菜汤和稠稀饭中升华出来,使我和饥饿的野兽区别开……”p41

  小说一开头就叙述了这本《资本论》的来历,是一位大学的哲学讲师送给章永璘的。

  章永璘过去“光读文学”,后来他成了劳改犯,就不可能再读什么文学作品了。他碰巧结识了一位哲学讲师,临别时将这本《资本论》送给了他。那个讲师还提示他借助《资本论》来反思“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并告诫他“记住”,“我们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的”p9 但章永璘刚开始读《资本论》不仅仅是把它作为理论武器,去解答个人乃至国家的命运的,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精神上的饥渴,出于知识分子对知识的需求。小说中有一处章永璘读《资本论》是“把她当作艺术的珍品”来读的。他感受到了马克思“流宕、潇洒”的“文风”。《资本论》中有着“巨大的逻辑力量和广博深刻的智慧”,这让章永璘沉醉其中。马克思似乎具有一种思想上的“通知”,他是在阐述深奥的经济学问题,但他作品中有一种“明快流畅的文学性的美”。作者这样略带夸张的叙述不免让人产生疑虑、不解,甚至会给读者做作、矫情的感觉。但我们不妨这样理解,章永璘本来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位诗人,当他的脑子不受饥饿的干扰时,他那诗人的气质便又重新展现出来了。当时的情况又没有其它书籍可读,他就只能把《资本论》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来感受它的“文学性的美”了。

  在整部小说中,章永璘都把《资本论》当作他行动的指南和理解生活的文本。当他对生活不理解或者有所思考时,他就会拿出《资本论》来读,寻求答案。章永璘读《资本论》的过程正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的过程,这和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的传统是一致的。知识分子如果确信他的认识是合乎真理的,他就会把这种信念当作自己的信仰。

  现实的残酷、生活的压力可以改变精神上没有追求的人,却不会动摇对理想有神只般追求的知识分子。“宗教史上的圣徒可以为了神而献身,唯物主义的诗人把崇高的理想当作自己的神。”p39 正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这种信念,使章永璘在食物的诱惑下仍然坚持着清醒的自我批判,在得到了温饱之后并没有停下思考的脚步,在面对马缨花的诱惑时也还有自我谴责和忏悔,还会不断从《资本论》中汲取精神养分。

  小说中的一个细节是章永璘将《资本论》当作枕头,每日都枕着它睡觉,并且只要摸了摸它就会得到一种莫名的满足,这种满足也不是空穴来风的。只有有了《资本论》

  的陪伴,他才能感觉到自己还是一个正常的人,一个不仅仅只有动物性,还有自觉的精神追求的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也是由他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所决定的。所以,《资本论》频繁出现在作品中,对主人公这种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体认起到了互相映衬的作用。

  三、“《资本论》情节”存在的重要性

  (一)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线索

  知识分子出身的章永璘能阅读的书籍只有《资本论》,这是他所处的特殊时代、特殊环境造成的。同时,章永璘阅读《资本论》这一情节的反复出现也是小说时代背景的一个重要标志。

  另外,章永璘阅读《资本论》这一情节对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也有重要作用。通过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念书’构成他与马缨花的关系的一个契机”[1]。

  在章永璘得到马缨花的帮助之前,他的“念书”时常会受到饥饿的干扰。在《绿化树》中的第一次阅读《资本论》,使章永璘确信了他所出身的那个阶级迟早要毁灭的,他的罪就源于他的出身,所以他受苦受难的命运是不可摆脱的。他就这样给自己找了一条消极的出路,但这样至少可以让他的心里少一些不平,少一些怨愤,让他的心平静一些。

  可是,不久,那种“虔诚的忏悔”就被饥饿代替了。看到《资本论》里的物物交换公式,章永璘想到仅仅是食物本身,想象着一顿丰盛的筵席。“这样来阅读《资本论》,实在和《资本论》的深邃思想风马牛不相及,却又惟妙惟肖地刻画出章永璘在饥饿的驱使下肉体和精神的分裂。”[2]

  离开“劳改队”,来到相对自由的农场,章永璘第一次和妇女一起劳动,天真善良的马缨花走入了他的世界。马缨花的出现不仅填饱了章永璘饥饿的肚子,使他能成为一个“筋肉劳动者”,同时也唤醒了他作为一个正常男人的情感以及生理需求。马缨花一开始就知道章永璘是个“读书人”,说他是“唱诗歌的‘右派’”。她和其他女农工一样,认不了几个字,但又和她们不一样。她喜欢听章永璘念她不懂的诗,更喜欢跟着神话和童话一起幻想。她对“念书人”情有独钟,她说她爷爷也是念书人,还说她不“希待”海喜喜就是因为他放着书不念,却喜欢满世界乱跑。用章永璘的话说:“她似乎只觉得念书是好事,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脑子里却没有什么目的性。”“她把有一个男人在她旁边正正经经地念书,当作由童年时的印象形成的一个憧憬,一个美丽的梦,也是中国妇女的一个古老的传统的幻想。”p194 这样,知识分子出身的章永璘,手捧着书的章永璘博得了马缨花莫名的好感。在章永璘对她产生非分之想的时候,她马上提醒他:“你还是好好念你的书吧”短短一句话,让章永璘的灵魂备受震撼,让他产生了死的念头,陷入了理智和欲望的痛苦挣扎中。他认识到自己是心怀恶意地扮演着乞讨者的角色,他感到了作为一个男人而靠一个女人来养活的耻辱。现在,他更为自己不能克制的情欲而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忏悔之中,但他在梦幻和迷乱中找不到忏悔的对象。

  后来,一个声音告诉他,“超越自己吧”,“超越自己就是你的天堂”。怎样超越呢?“要和人类的智慧联系起来”,“那个女人是怎么说的”——“好好念你的书”。章永璘这下清醒了,他摸到了一本精装的坚硬的书——《资本论》。那二十多天里,他没翻过《资本论》,现在,这本书是他能“超越自己”的惟一凭借了。马缨花的食物支持让他吃饱了,现在,当他又一次翻开《资本论》的时候,他的肚子不会再干扰他的脑子了。

  后来,在马缨花的要求下,章永璘每晚吃完饭就拿着《资本论》到她家里去读。在马缨花那,他不仅能得到充足的食物,吃饱肚子,还能得到温暖,让他能更好地念书。

  在马缨花为他营造的温馨、舒适的环境中,他能感觉到一种渴求探索奥秘的精神力量。

  他不断从马克思的书里汲取精神养分,知道了他应该怎样去看待目前的生活以及怎么确立今后的生活目标。

  一方面,马缨花的食物支持使章永璘那“棺材瓤子”似的身体慢慢壮实起来,“原来很松弛的皮肤下,已明显地鼓起了一缕缕肌肉”,“身体里洋溢着充沛的精力”。他干起活来格外有劲了,认为自己有了“立身处世的力量”了,并要求自己朝“筋肉劳动者”的方向努力。另一方面,马缨花对章永璘“念书”的支持和赞赏让他更好地从书中汲取精神养分,让他渐渐地与过去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连接起来了。是马缨花让他恢复成为正常人,让他把过去的回忆与现在的感受连接起来,但这也让他产生了惶惑、迷惘,甚至让他清醒地意识到了他们之间的差距。“我渐渐觉得她变得陌生起来”,这让他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开始‘超越自己’了,然而对她的感情也开始变化了。一方面,我在看马克思的书,她要把我的思想观点转化到劳动者那方面去;一方面,过去的经历和知识总使我感到劳动者和我有差距,我在精神境界上要比他(她)们优越,属于一个较高的层次。”p207 认识到了这一点,章永璘又开始考量他与马缨花之间的关系问题。既然他已经成了正常人,既然已经开始“超越自己”,那么他就不愿意再继续做一个被怜悯者、被施恩者了。“不是断绝我和她这样的交往,就是结合成为夫妻。”

  海喜喜的离开、谢队长的关怀,让他看到了这些劳动者内心的“异彩”。当他“怀着顿然窥见了人生的底蕴的那种狂喜”去向马缨花求婚时,马缨花的“我有我的主意”又让他感到困惑。马缨花的“自有主意”其实就是为了爱情、为了章永璘的献身精神。而章永璘现在在考虑的是摆脱被施舍的地位,找回男人的尊严,去完成看似体面的婚姻。

  马缨花关于婚姻的设想有她个人的利益,但更多的是出于受残酷现实制约的苦衷。不为别的,只为能让章永璘好好念书。“只要你念书,哪怕我苦得头上长草也心甘情愿。”这样的誓言,以及一个女人为了爱情的献身精神,让刚走出“劳改”的章永璘感受到了一种“令人心酸的、致命的幸福”。这一次是他轻轻推开了她,而她的精神已经最终把他引导到一个纯洁、神圣的感情世界里去了。“马缨花为这种爱可以献身,海喜喜为这种爱可以远走,只要他们所爱的人得到幸福。这是一种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欲的感情。这种闪光的美德在章永璘内心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看清了自己和劳动人民的差距,不是比他们优越,而是心里没有别人,只有自己,即使想‘超越自己’,也是为了自己。他发现了劳动者心里有许多绚丽的光采,就是这些普通的体力劳动者,用他们的深情厚爱,融化了压在他心头的冰块,拂去了他心底堆积的尘埃,使他开始认识到生活的美丽。也是这些普通的人,给了他物质和精神的力量,使他在最困难的时刻,有条件去学习马克思主义。”[1]

  知识分子出身的章永璘博得了马缨花的好感,马缨花的帮助、照顾使章永璘摆脱了饥饿的折磨,能在一个相对安逸的环境下阅读《资本论》。但随着对《资本论》的深入阅读和理解,章永璘对自己的人生以及与马缨花的关系又有了新的认识。《资本论》对他们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章永璘阅读《资本论》这一线索贯穿在整部小说中,对小说情节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主人公精神世界的阐释

  1.自觉的思想改造、人格忏悔

  从《绿化树》的题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要反映的是知识分子改造的问题。“‘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一九一八年》的题记中,曾用这样的话,形象地说明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性。当然,他指的是从沙俄时代过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然而,这话对于曾经生吞活剥地接受过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的我和我的同辈人来说,应该承认也是有启迪的。”[2]于是,张贤亮笔下的章永璘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甚至曾经有过朦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经过‘苦难的历程’,最终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的形象。

  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存在时间很长,又很严肃的问题。解放后的“三反运动”转入知识分子领域就是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思想改造。当时的情形,我们可以将杨绛的小说《洗澡》作为一个参照来了解。当时认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身上都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需要“洗澡”,以达到“脱胎换骨”的效果。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中,确实有一部分出身于资产阶级,但在当时“既是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知识分子接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自然有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而这显然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相对立的。所以,党和群众要改造知识分子,将他们改造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次思想改造运动到 1952 年秋基本结束,它在知识分子的心灵上留下了一道不浅的伤疤,也为后来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奠定了基础。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我国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又演变为后来的“反右派运动”。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划为了“右派分子”,打入社会底层,进行改造。《绿化树》中反映的就是这次运动及其后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章永璘出身在一个“官僚兼资本家的大家庭”,他的“高祖、曾祖、祖父、外祖父都是近代和现代的稗官野史上挂了名的人,父亲又是开过工厂的资本家”。这样的出身,再加上他发表了一首“反动”诗歌,章永璘理所当然地被划成了“右派”,下放到劳改农场。《绿化树》的故事开始于 1961 年 12 月 1 日,这是章永璘作为“右派”在劳改队呆了四年之后获得相对自由的一天。之所以是“相对自由”,是因为他只能在劳改队旁边的就业农场继续劳动,或者说是流放。这一天,章永璘成了自由的人,释放标志着他已赎清了“右派”的罪行,劳动改造将告一段落。但章永璘并不清楚自己的改造是否真正完成,他对今后的生活仍有很多疑惑。章永璘认识到曾经为了生存所费的种种心机和他的资产阶级出身有关。虽然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资产,但骨子里就有了资产阶级的习性。他自觉自愿地接受当年对他的批判,也自觉自愿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不管怎么说,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在章永璘身上是成功的。所以外界强加的劳动改造虽告一段落,但他自觉的思想改造仍在延续,甚至有所加强。这时候,身边唯一的书籍《资本论》就成了他进行思想改造的指南。来到就业农场的第一次的阅读《资本论》就使他的罪源于自己的出身的判断得以成立。他个人没有错,错在出身的那个阶级。“我所出身的这个阶级注定迟早要毁灭的。而我呢,不过是最后一个乌兑格人。我受苦受难的命运是不可摆脱的。”p79 这种原罪感的确立,让章永璘意识到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也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忏悔中,为他的资产阶级家庭、为他的朦胧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而忏悔。

  忏悔的另一个对象是帮助他的劳动人民,尤其是马缨花。在马缨花的帮助下,章永璘不仅在身体上恢复成了一个正常的人,而且在思想上恢复了他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也感到了作为一个男人而靠女人来养活的耻辱。马缨花对他无私奉献,而他自己脑子里只有情欲、占有欲。他又一次次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忏悔中,对自己的人格产生了怀疑和谴责。“即使一个人把马克思的书读得滚瓜烂熟,能倒背如流,但他并不爱劳动人民,总以为自己比那些粗俗的、没有文化素养的体力劳动者高明,那这个人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根指头也不是”p245 在章永璘自觉自愿的思想改造过程中,《资本论》成了他改造运动唯一可资借鉴的文本,由于这一文本的权威性和经典性,更加彰显了章永璘思想改造和人格忏悔的坚决性和深刻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资本论》成了章永璘精神世界得以外现的一个通道和象征。

  2.不自觉的理性反思

  作为一个善于思辨的知识分子,章永璘在《资本论》的引导下产生的不仅仅是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否定。在他的精神世界里,与自觉的思想改造、人格忏悔同时进行的还有不自觉的理性反思。这种“不自觉”是由他的知识分子身份、他的特殊处境所决定的,而促使他进行不自觉的理性反思的直接原因是对《资本论》的阅读。

  最初,从《资本论》中得出的原罪感让章永璘进行了深刻的忏悔,但随着对《资本论》的深入阅读,《资本论》中蕴含的“巨大的逻辑力量和广博深刻的智慧”使他不仅对那种原罪感产生了怀疑,更对之前四年的劳改进行了反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经济地位作为划分人的社会地位的标准,p191 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却把人的血统、出身作为划分标准。一个人的思想可以改造,生活方式可以改变,但他却无法改变他的出身。既然无法选择出身,那就意味着终身改造。章永璘对此产生了怀疑:“据说,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一生的目的都在于改造自己,但是说‘牺牲就是为了改造自己’,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那等于说我不死便不能改造好,改造自己也就失去了意义。”p40 这里表现了作者对五十年代后期极“左”思潮泛滥,阶级论、血统论盛行的讽刺。所谓的“改造”在章永璘看来是很荒唐的,为了赎罪,他接受了惩罚,现在的释放意味着他已经赎清了“右派”的罪行,意味着对他的改造也差不多了。可他无法检验自己改造的程度,无法计划今后的人生,仿佛“悬浮在四边没有着落的空中”,他意识到这四年的改造对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他能做的只是面对现实。

  章永璘在《资本论》的理性引导下发现了那些改造别人的人的浅薄和无知:他们对自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竟然一无所知。而关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理性王国的虚伪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二篇中就剖析得很明白了。章永璘接受对他的批判,但他觉得他受到了不正确甚至是闹剧式的批判。“一九五七年对我进行的批判,竟也没有一个人使用这段文字来把我从所谓人道主义文学的睡梦中唤醒。我有点愤慨了,我愤慨的不是他们对我的批判,而是对我没有做像样的批判,把批判变成了一场大喊大叫的可笑的闹剧,从而使我莫名其妙,也只好变得可笑地玩世不恭起来。”p185 因为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对他进行的批判,竟然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风马牛不相及,天下之事,可笑者莫甚于此了。

  因而只好玩世不恭起来,因为正面对抗,那是自取其辱,甚至自取灭亡。因为群众虽没有逻辑力量和智慧,但他们有棍棒和拳头,还有劳改农场。

  当章永璘读到马克思关于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的关系的那个妙不可言的比喻时,他不仅想到了自己的伯父、父亲,而且联想到了这幅画面现在的样子:工人走在前面了,而他的伯父、父亲,和他们崇拜的摩根们却跟在后面,“畏缩不前,好像是把自己的皮运到市场去,没有什么期待,只期待着剥似的”。但他自己呢,“一个穿着烂棉袄、蓬头垢面的乞丐似的人物,既无法和走在前面的工人一样‘笑眯眯,雄赳赳,专心于事业’;也没有什么再可‘剥’的了,所以只得踟蹰在二者之间,进退不得……”p186 小说中充斥的那种原罪感在这里又一次被怀疑甚至说是否定。章永璘所属的资产阶级覆灭了,可他非但没有继承任何资产,反而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接受改造。过去的四年,他努力地改造自己,希望能早日融入劳动人民的队伍,但骨子里的优越感让他和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始终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劳动者。所以他只能“踟蹰在二者之间,进退不得”。

  再当章永璘读到《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读到马克思关于“人以一种自然力的资格,与自然物质相对立”的论述时,他又对过去四年的改造进行了反思。人只有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自身才能受到改造。章永璘叙述道:“过去的四年多里,因为我在不断地改造着自然,所以我也在被改造着。但那是不自觉的,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改造;强制着我用原始的、粗蛮的方法来改造自然,因而我也几乎被改造成原始的、粗蛮的人。

  只有自觉地、用合乎规律的方法来改造自然和社会环境,自身的改造才能达到具有自觉的目的性。要自觉,要能够使用合乎规律的方法,只有通过学习,‘和人类的智慧联系起来’。”p198 可以说,这是章永璘对“右派改造”的直接的否定和反抗了。这样的改造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使人丧失人性,沦为只求生存的动物。真正有效的改造要以自觉性为出发点,并采用正确的方法,仅仅依靠体力劳动不可能改造人的思想。

  这几处深刻、尖锐的理性反思和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原罪感和忏悔显得不那么协调,原因正是这样的反思是章永璘不自觉产生的,是在对《资本论》的阅读的过程中引发的。

  但这正是章永璘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与章永璘的自愿自觉的改造相比,他的反思显然是零碎而不成系统的,而且还只停留在疑惑、怀疑的阶段,至多是感到可笑。然而考虑到他的知识水平、身份和特殊处境,这样的怀疑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了。作为知识分子,又忍受着不公正的遭遇,章永璘的思想性格都是极其复杂矛盾的。借助《资本论》,他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面对《资本论》,他深深地忏悔;深入《资本论》,他又不自觉地发出了对社会的深刻反思。

  四、结语

  本文对《绿化树》中主人公章永璘阅读《资本论》这一情节进行了深入分析。针对目前研究中对这一现象的批评进行了论述,指出“《资本论》情节”在《绿化树》中的存在是合理的。主人公章永璘所处的那个特殊时代、特殊环境是没有什么书籍可读,也不是随便什么书籍都能读的。《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在当时是允许阅读的。

  出于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渴望,章永璘将身边唯一的书籍《资本论》作为其精神支柱,开始了孜孜不倦地阅读,而这也成了主人公知识分子身份的象征。知识分子主要就是从书籍中获取知识,而此时的章永璘只能借助于《资本论》来获取知识。当他对生活不理解或者有所思考时,他就会拿出《资本论》来读,寻求答案。章永璘读《资本论》的过程正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的过程。

  “《资本论》情节”在《绿化树》中的存在既是合理的,又是有其重要意义的。本文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其重要性。第一,通过对整部小说的情节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阅读《资本论》这一线索对小说情节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在《资本论》的引导下,主人公进行着思想改造、人格忏悔以及不自觉的理性反思。我们应同时看到他内心的这三种活动,这是他的整个精神世界。作者就是通过描写主人公阅读《资本论》的过程,为我们展示了他复杂多样的精神世界以及他思想性格上的矛盾。

  本文针对目前学术界对《绿化树》中的“《资本论》情节”的研究不足进行了论述。

  张贤亮在小说中加入主人公章永璘阅读《资本论》这一情节以及一些对《资本论》的引述和论述绝不是随意为之的,有关《资本论》的内容的加入不但没有影响小说的整体效果,反而使主人公的形象更鲜明、更突出了时代性。研究《绿化树》中的“《资本论》情节”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主人公的精神世界,理解这部小说的主题。

  参考文献

  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2000(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

  鲁德:《绿化树》质疑,《当代文坛》1984 年第 9 期。

  李贵仁:与张贤亮论《绿化树》的倾向性,《小说评论》1985 年第 1 期。

  高尔泰:只有一枝梧叶 不知多少秋声--读《绿化树》有感,《当代作家评论》1985 年第 5 期。

  曾文渊:坦诚的自我解剖精神--读张贤亮的《绿化树》,《朔方》1984 年第 8 期。

  冬梧:《绿化树》人物谈,《宁夏社会科学》1984 年第 4 期。

  贺兴安:章永璘的哲理摄取力及其他--《绿化树》读后,《当代作家评论》1984 年第 6 期。

  雍桂良:《<资本论>的写作与传播》,求实出版社 1982 年版。

  王圣学:《资本论》在我国的出版和传播,《人文杂志》1980 年第 1 期。

  张贤亮:《张贤亮作品精粹?绿化树》,作家出版社 2002 年版。

  从维熙:《从维熙自述》,大象出版社 2006 年版。

  邹平:《张贤亮的叙事方式》,《上海大学学报》1988 年第 3 期。

  杨绛:《洗澡》,三联书店 198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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