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莎士比亚在他的许多剧作中直接或间接地书写英国的瘟疫。《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关于瘟疫起源的叙事，既来自于基督教的神谴论，又蕴含了人文主义精神。剧中关于瘟疫应对措施的叙事，既强调早期现代英国世俗统治者的隔离政策，又从精神领域强调基督教的忏悔祷告。基督教会，尤其是激进清教徒对当局的隔离政策既有反对又有妥协。剧中瘟疫叙事所体现的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与世俗统治者及人文主义精神既对抗又合作的复杂关系，实际来自莎士比亚本人对基督教的矛盾态度及其生活经历。
关键词： 莎士比亚; 《罗密欧与朱丽叶》; 瘟疫; 基督教; 人文主义;
Abstract： In many of his plays, Shakespeare refer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plagues prevailing in England. In Romeo and Juliet the narrative about the origin of plague contains pine punishment in Christianity, as well as humanistic spirits. The narrative about the measures dealing with the plague focuses on both segregation policy of secular rulers of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confession and prayer of Christianity. Christian Church, especially the radical Puritans opposes rulers' segregation as well as reconciles and cooperates with the rulers in fighting against the pestilence. Christian belie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Christian church and secular rulers and humanistic forces reflected in the play are actually from Shakespeare's own contradictory attitude towards Christianity and his own life experience.
Keyword：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plague; Christianity; humanism;
0、 引言
在人类历史上，瘟疫对人类生产、生活、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古罗马时期就有关于瘟疫的历史记载。1347年，欧洲暴发了大规模的瘟疫，那时候由于医学知识的贫乏，人们通常把腺鼠疫即黑死病称为瘟疫。其后瘟疫多次在欧洲肆虐，所到之处可谓哀鸿遍野。莎士比亚的一生都笼罩在瘟疫的阴影之下。在他出生的1564年7月，斯特拉福德镇暴发了黑死病，造成全镇237人丧生。1592年在伦敦大规模暴发瘟疫，每12人中就有一人丧生(麦克格雷格，2015:264)。瘟疫暴发期间，伦敦的戏剧演出受到沉重的打击，只要死亡人数达到每周30人，剧院就必须关门歇业。1593年，莎士比亚的剧团获得唯一批准，得以在没有瘟疫的地方和伦敦方圆七英里以外的地方演出，而且王宫和贵族有时仍然邀请剧团到宫廷演出(Potter, 2012:107)。即便这样，莎士比亚的剧团为求生存也只得全国巡回演出，吃尽颠沛流离之苦。巡演的剧目、版本、服装、道具、人员配备等一切从简(阿克罗伊德，2014:457)。1603年，伦敦再次暴发大瘟疫，总计至少死亡两万五千人。当局一直到1610年才全面撤销演出禁令(麦克格雷格，2015:271)。瘟疫的流行，对莎氏本人及其戏剧演出、创作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改变了他对人生、人性、道德、宗教的看法，形成了莎剧中特有的瘟疫叙事。
瘟疫的暴发在任何时代都引起严重的社会危机，但是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剧作家几乎都没有把瘟疫搬上舞台。这是为什么呢? 瘟疫的大流行容易引起社会动荡，统治者更怕舞台上的瘟疫会引起民众的极度恐慌，直接反映瘟疫的戏剧往往难以通过审查。也可能是剧作家认识的某些局限性造成了舞台上瘟疫戏剧的缺席。虽然莎氏没有在他的作品中直接表现瘟疫，但在《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李尔王》《十四行诗》、长诗等29部作品中却反复提到瘟疫， “plague”这个词在其作品中出现了98次。尽管没有将瘟疫直接搬上舞台，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剧作家用瘟疫所造成的人物命运、性格特征、社会环境的变化表达他们对社会、政治、道德、宗教等主题的思考。
1 、《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瘟疫叙事
莎士比亚戏剧中最广为人知的经典之一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以下简称《罗》剧),学者们对该剧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从瘟疫这一视角研究这部作品的还较少。美国作家、艺术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她的作品《疾病的隐喻》(1991)中阐释了看待疾病、瘟疫等的隐喻。胡鹏的论文《医学、政治与清教主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瘟疫话语》(2012) 论及了瘟疫话语与医学、政治、清教等几方面的关系，梳理了较多瘟疫袭击欧洲及早期现代英国的历史文献。《罗》剧的确与瘟疫关联十分紧密，剧中有大量的瘟疫话语。莎士比亚借朱丽叶之口清晰地描述了瘟疫造成的恐怖景象：“在夜间把我关在堆积尸骨的地窖里，用许多陈死的白骨、霉臭的腿胴和失去下颚的焦黄的骷髅掩盖着我的身体。”(莎士比亚，2016: 163) 《罗》剧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瘟疫袭击下的城市维洛那。劳伦斯神父派约翰送至关重要的信给罗密欧，而准备与约翰同行的师弟当时正在城里慰问病人，巡逻的人怀疑他们所在的房屋已感染瘟疫，就把他们封锁在内，所以约翰没有办法送信给罗密欧。正因为如此，罗密欧见到朱丽叶的“遗体”时不知道她只是喝药后的深度昏迷，悲痛欲绝之后自杀。可以说瘟疫导致了两人的殉情悲剧。莎士比亚通过《罗》剧是如何描写瘟疫的?他在剧中使用的瘟疫叙事和瘟疫话语如何体现他的宗教信仰和人文主义信条?
2 、《罗》剧中的瘟疫起源
《罗》剧中关于瘟疫起源的叙述既体现了基督教的神谴论，又体现了人文主义的观点，反映了莎士比亚对基督教的态度，既虔诚又绝不迷信，他的人文主义创作倾向也在该剧中显露出来。
2.1、神谴论
基督教的教义认为，人不道德的行为导致上帝发怒，于是降临瘟疫来惩罚人，导致人间悲剧。1348年英国天主教大教堂主教的训令如此解释瘟疫： “上帝对他的子民也要做下可怕的事，万事万物都要顺从于他的意旨……是上帝用瘟疫、饥荒、冲突、战争和其他的受苦方式来恐吓、折磨人类，这样就可以驱逐他们身上的罪孽。”(Wilkins, 1994: 113)桑塔格也指出，大规模发生瘟疫这类群体性疾病，在那个时代就意味着集体的灾难、集体受审、集体受罚(Santag, 1991:131)。
《罗》剧中瘟疫的发生似乎合乎神谴论的逻辑。桑塔格认为，瘟疫既是上帝表达对个人的不满，也是对社会总体秩序的不满，对社会危机的审判(Sontag, 1991:142) 。《罗》剧再现了社会和人的罪恶招致上帝降下瘟疫。首先，维洛那这座城市就是罪孽深重、污秽而危险的。蒙太古和凯普莱特两大家族是有罪的，他们的长期械斗给这个城市带来了巨大灾难。剧中迈丘西奥死前诅咒：“你们这两户该死的人家!”(A plague o’both your houses)(莎士比亚，2016: 139)中的 plague即是瘟疫，瘟疫之家有双重含义，既指被瘟疫感染的城市，又指导致瘟疫的城市。维洛那的市民们厌恶这两个家族就像厌恶瘟疫一样，因为他们的冲突总是带来无辜者无谓的牺牲。维洛那的亲王怒斥他们： “你们为了扑灭你们怨毒的怒焰，不惜让殷红的流泉从你们的血管里喷涌出来……引起了市民的械斗，扰乱了我们街道上的安宁……” (95) 亲王指责两个家族的罪恶招致上帝的愤怒： “瞧你们的仇恨已经受到了多大的惩罚，上天借手于爱情，夺去了你们心爱的人；我为了忽视你们的争执，也已经丧失了一双亲戚，大家都受到惩罚了。” (186)凯普莱特夫人谴责丈夫：“你从前也是顶会偷女人的夜猫儿，可是现在我却不放你出去胡闹啦。”(168)维洛那城里的人言行不端、触犯上帝的规则，让上帝发怒，上帝是不会容忍一个充斥着流血冲突、淫乱肮脏的社会的，因此把瘟疫作为惩罚降临到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头上。
作为主角的一对爱人也是有罪的。罗密欧的罪在于他见了朱丽叶之后即移情别恋，把旧情人忘得一干二净。劳伦斯神父感叹道：“多么快的变化!……年轻人的爱情都是见异思迁，不是发于真心的……跑得太快是会滑倒的” (124-125)。罗密欧更大的罪过在于他杀死了提伯尔特，尽管非他存心所为。在他意欲自杀之时，劳伦斯神父阻止他：“你已经杀死了提伯尔特，你还要杀死你自己吗?你不想到你对自己采取这种万劫不赦的暴行不也就是杀死与你相依为命的你的妻子吗?”(150)基督教教义认为，自杀和杀人都是必受惩罚的，所以灾难必定降临。朱丽叶婚前性行为丧失了处女之身，也是有罪的。在那个时代，女孩的贞洁与性命同等重要：“她们视同性命的童贞” (93)关乎家族的名声。玛格丽特·金在她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女性》中写道，一个女孩在性方面的名声不仅仅关乎她个人，而是关乎整个家族，甚至包括在该家族占支配地位的男人的名声(King, 1991:30)。朱丽叶的另一宗罪在于违抗父命。《罗》剧改编自亚瑟·布鲁克的长诗 《罗密乌斯与朱丽叶哀史》,该诗基本上沿袭了中世纪文艺传统的宗教训诫，讲述朱丽叶不遵从父命而落得悲惨结局，因为《圣经·歌罗西书》(3:20)要求“作儿女的，你们要事事听从父母”。早期现代的宗教改革家约翰尼斯·布伦茨 ( Johannes Brenz, 1499—1570) 对未被父母批准的婚姻进行了强烈谴责。史蒂文·奥茨门特在他的作品中引用布伦茨的观点：要么父母不知道或不同意，要么被媒人甜言蜜语的教唆，两个青春叛逆又懵懂无知的年轻人，偷偷苟合在一起，这种结合多半是魔鬼的诱惑，而不是上帝的赐予(Ozment, 1983:28)。 按照基督教的神谴论，朱丽叶也是要遭受上帝惩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私订终身，剧中的劳伦斯神父明白自己为他们主婚也是有罪的。他祝福两人时说： “愿上天祝福这神圣的结合，不要让日后的懊恨把我们谴责!”“这种狂暴的快乐将会产生狂暴的结局，正像火和火药的亲吻，就在最得意的一刹那烟消云散。”(134-135)亚瑟·布鲁克的《罗密乌斯与朱丽叶哀史》 批评协助年轻人反抗父母的劳伦斯神父时一点不留情面： “滥用合理婚姻的神圣名义来掩盖偷换契约的羞耻……利用听到的忏悔、偶像崇拜与背叛来促进他们的意图实现。”(Brooke, 2003: 229-230) 劳伦斯神父也说： “上天的愤怒已经降临在你们身上，不要再违逆他的意志，招致更大的灾祸。”(171) 无论是械斗、淫乱，还是杀人、自杀、婚前性行为、违抗父命，这些行为都属于上帝惩罚的对象，上帝必定降下瘟疫、灾难予以惩罚，《罗》剧中的瘟疫就是人的罪招致的。可见莎士比亚在创作此剧时有明显的基督教神谴论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莎士比亚的时代正值英国宗教改革。针对瘟疫之说，各教派既有共识，又相互指责。天主教徒认为加尔文派的异端邪说使上帝更加愤怒，而加尔文派指责天主教徒亵渎神灵使瘟疫延绵不绝(Byrne, 2006:29-30)。血腥玛丽统治时期，天主教徒认为是亨利八世与爱德华六世信新教导致了瘟疫，对新教各派更加镇压。而和父亲一样信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上台之后，又把瘟疫归咎于国教中的天主教残余分子(Dyer, 1978:322) 。瘟疫为各宗教教派所用，成了他们宣扬自己的理念、树立自己的权威、互相攻击的有力武器(胡鹏，2012:23)。
2.2、人文主义者的质疑
基督徒们从来没有停止忏悔祷告，然而瘟疫反复暴发，欧洲各地死伤惨重。基督教信仰减轻不了灾难带来的痛苦和恐惧，人们虔诚赎罪的信念动摇了。人们不解上帝为何发怒，埋怨上帝惩罚不公，善良虔诚的人也死于非命，又对上帝如此残酷充满疑惑，不知自己的灵魂如何得救。人文主义者发现神既没有摧毁人，也没有让人在惩罚中升华。他们或许不清楚瘟疫从何而来，但肯定与上帝惩罚人的罪没有关系。瘟疫或许是上帝率性而为，或许瘟疫根本就不是上帝所为，就是一个自然现象或者随机事件。更有无神论者认为灾难毫无意义因为根本就没有上帝(Gilman, 2009:67)。瘟疫极大地动摇了基督教的信仰，神正论/神义论(维护上帝的尽善尽美、公平正义)受到极大挑战。中世纪黑死病暴发过后，文艺复兴逐渐从意大利传遍了整个欧洲，人们纷纷把目光从对天国的期许转向了对现世和人的关注。
人文主义者宁愿从相反的方向来看待《罗》剧中罪与瘟疫的关系。朱丽叶对父命的违抗反而是与神的神圣誓约，以神权对抗父权，正是对上帝的坚定信仰。这可算是以基督教之矛攻基督教之盾。《圣经》不仅要求儿女服从父母，还要求妻子 “要服从丈夫，因为这是基督徒的本分”(歌罗西书，3:18)。莎士比亚完全改变了《罗密乌斯与朱丽叶哀史》原故事的伦理取向，将朱丽叶违抗父命解释为她已经与罗密欧在神父的主持下缔结了神圣的婚姻盟誓，而服从父命便是违背与上帝的誓约。父权社会子女的服从更多是世俗的要求，而婚礼仪式上的誓约属于宗教道德范畴，也就是《圣经》中的“不可违背誓言；在主面前所发的誓必须履行”(马太福音，5:33)。朱丽叶的坚定选择被神圣化，在宗教伦理上具有了合法合理性。所以她不仅没有宗教意义上的罪，谈不上上帝的惩罚，而且她的做法似乎还值得称颂，这是人文主义者对神谴论的有力回击。从莎士比亚对原故事伦理取向的改编可见他本人的人文主义倾向。
即使剧中人有罪，他们的死也赎了罪。凯普莱特在《罗》剧中说道：“这两个在我们的仇恨下惨遭牺牲的可怜的人儿!” (186)以他们俩的形象制成的两尊金像成了“替罪羊——耶稣”复活的见证。基督教里耶稣基督为人类赎罪而蒙难的故事为莎士比亚多部作品提供了原型。长眠在同一个墓穴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如同士兵们将死后的哈姆雷特抬到台上，他们都居于舞台的中心位置供人们瞻仰，就像被高高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也像被摆放在祭坛上的牺牲品。他们身上都闪耀着受难的耶稣基督的光芒，具有强烈的救赎功能。
由此，所谓《罗》剧中人物的罪，要么不能称之为罪，要么已被救赎。传统神谴论用人的罪、上帝的惩罚来解释瘟疫，便是牵强附会。虽然尚不清楚瘟疫从何而来，但肯定与上帝惩罚人的罪没有关系。在人文主义剧作家莎士比亚看来，基督教的教义有自相矛盾之处。在该剧关于瘟疫的起源方面，莎士比亚呈现出了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他既深谙《圣经》又对它作出非教条化的理解，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宗教信仰来解释人物行为，通过信仰将人物行为合法化(Balty, 2005:74)。
3 、《罗》剧中的瘟疫应对措施
比起关于瘟疫起源的不同论断，《罗》剧中呈现的瘟疫应对措施更加错综复杂。世俗统治者、人文主义者、各个基督教会等时而对抗，时而合作，使本已艰难的时局更加难以预料。
3.1、当局的隔离
《罗》剧中意大利维洛城的约翰神父因为被怀疑在染疫病人家里而被巡逻人锁起来，正是莎士比亚对伦敦瘟疫暴发时当局的隔离政策的真实写照。剧中有很多人与外界分隔开来的描述，比如凯普莱特家花园的石头围墙、劳伦斯神父的寺院、凯普莱特家族的坟茔，就是隐喻伦敦当局针对瘟疫的隔离手段(胡鹏：26)。瘟疫暴发的城市里，人没有自由，要么隔离，要么被迫逃离(Barroll, 1991:92-96)。罗密欧失恋时说自己“比疯人更不自由；关在牢狱里……”(101)。 他把失恋的痛苦比喻为坐牢失去自由，是因为随处可见的隔离景象随时在他脑海中浮现。逃离前他说：“他们是自由人，我却是一个放逐的流徒……放逐!”(148)也是描述瘟疫造成的被迫逃离景象。早期现代的英国，尤其是首都伦敦，以国家法令的形式明确了严格隔离的政策。病人与家人都要隔离，不得外出， 由政府派专人为隔离者分发食物等生活必需品，四处走动的人要处以重罚甚至死刑，并有救助、加征瘟疫普通税等措施(邹翔，2010:61)。住有病人的房屋也得做标记，即用红油漆画个十字，后来逐渐演变成今天指代灾疫的通用符号：红十字(Munro, 2000:258) 。当然，严格的隔离政策也有诸多漏洞，当时仍有富贵阶层逃离封锁的伦敦城。《罗》剧中，尽管凯普莱特家花园的围墙高，罗密欧仍然可以“攀墙跳入内” (115),与他的爱人相见。他被迫逃离时，也可以在“巡逻者没有开始查缉以前脱身”,或是“黎明时候化装逃走”(151)。围墙、城门束缚不了罗密欧，就如同有漏洞的隔离政策束缚不了渴望自由与安全的伦敦人一样。医学史专家理查德·巴纳特说，如果是在乡间有田产的贵族，或者是牧师、医生等有投奔之处的人，肯定是逃离疫情中的城市好。但如果是无去处的穷人，乡村也容不下他们，因为人们担心逃出来的人会加剧疫情扩散。当局也很担忧人们从疫区出逃，颁布了很多隔离和限制行动自由的规定。那些出逃不了的穷人的命运最悲惨，只有在疫区坐以待毙(麦克格雷格，2015:262)。 虽然隔离政策有弊端，但在人口拥挤、环境恶劣、医疗条件和科学水平都低下的情况下，隔离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却是普遍采用且有效的措施。瘟疫背景下的隔离、封锁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殉情悲剧的导火索，看似令人痛恨，但客观上确实起到了阻止疫病蔓延的作用，世俗统治者、整个社会在那个时代也没有更好的应对方式。
3.2、基督教的祷告忏悔
理查德·休斯在他的作品中说道，在早期现代英国甚至整个欧洲，不管天主教派还是新教各派，都认为上帝发怒降下瘟疫时，人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忏悔、认罚(Hughs, 2004:102)。 基督教会历来主张最大限度的忏悔、祷告，充分向上帝表达虔诚，祈求上帝的宽恕、慈爱，让瘟疫不再降临。自中世纪黑死病暴发以来，人们就普遍进行祷告、弥撒、忏悔等宗教活动，《罗》剧中维洛那市民面对瘟疫时也是如此，剧中罗密欧、朱丽叶、神父多次祷告。《罗》剧中人的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祷告、忏悔、上教堂。罗密欧与朱丽叶初次相见就使用了大量的宗教话语：
罗密欧： 要是我这俗手上的尘污
亵渎了你的神圣的庙宇……
愿意用一吻乞求你宽恕。
朱丽叶： 信徒，莫把你的手儿侮辱，
这样才是最虔诚的礼敬；
神明的手本许信徒接触，
掌心的密合远胜如亲吻……
信徒的嘴唇要祷告神明。
罗密欧：那么我要祈求你的允许……
朱丽叶： ……你的祷告已蒙神明允准。
罗密欧： 神明，请容我把殊恩受领。(吻朱丽叶)
这一吻涤清了我的罪孽。
朱丽叶：你的罪却沾上我的唇间。
……你可以亲一下《圣经》。(112)
从两人的对话可以看出，他们不是不敬神，反而是时时把神放在口中、心上的。他们的意识中充满了对上帝的敬畏、忏悔，认为爱是赎罪的。教堂是他们的常去之地，劳伦斯神父是他们的良师益友，他们在劳伦斯神父寺院的忏悔、祷告是惯常性的，家人皆知的。所以当朱丽叶对父亲说“我因为自知忤逆不孝，违抗了您的命令，所以特地去忏悔我的罪过。现在我听从劳伦斯神父的指教，跪在这儿请您宽恕” (165)的时候，她对奶妈说“今天晚上请你不用陪我，因为我还要念许多祷告” (166)的时候，没有引起他们的怀疑。有理由相信，剧中人和剧作家同时代的人都常去教堂忏悔、祷告。
3.3、 瘟疫应对措施的对抗
或许有读者认为，没有约翰神父的隔离，劳伦斯神父的计划就会成功，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就不会酿成。这种看法与英国统治者主导的隔离政策招致基督教会的强烈反对如出一辙。约翰神父被隔离导致悲剧既可以看作是统治者用隔离政策压制了教会，也可以看作是教会对隔离政策的控诉。持神谴论的教会人士认为既然瘟疫是上帝惩罚不洁、不虔诚的人，当然就不会传染给无辜的人，因而无需隔离。而且隔离违背了慈善仁爱的原则，以亨诺克·克拉彭(Henoch Clapham)为代表的伦敦教士还认为人们应该探视患病的人，也可以聚集参加葬礼，市政当局也不应该将病人关起来，而是应该热心照顾。1603年克拉彭因为激烈反对隔离政策被统治者关押了18个月(邹翔，2010:61)。在世俗主义者看来，忏悔、祷告在瘟疫面前的作用是不明显的，死亡、痛苦并没有随忏悔、祷告而去，如同《罗》剧死亡结局不可避免一样，所以隔离政策必须严格执行。统治者还意识到腐烂、污浊空气和瘟疫的关联(李伟民，1990:4),要求居民保持街道整洁、控制臭气等。但在更激进的清教派看来，身体、环境的清洁都不能抑制瘟疫。清教牧师查德顿 ( Laurence Chaderton)声称，只有净化心灵，使灵魂远离罪恶，才能让上帝不再降罪于人。光是打扫卫生、保持室内和街道的清洁是避免不了瘟疫的。对上帝的信仰真正需要的是灵魂的圣洁，而不在于肉体是否清洁，更不是政府的隔离、扣押和没收(Palmer, 1982:97)。
清教徒抨击隔离政策不仅违背上帝的意旨，而且导致更多混乱。在他们看来，世俗统治者治理下的城市都是混乱的，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城市大多处于一个先控的忙乱局面一样(Bradbrook, 1951:109)。《罗》剧的维洛那城就是一副混乱与灾难的画面(Marson, 2008:268)。人人都像是被瘟疫感染：昏庸、染疫、争斗、自杀、孤注一掷、伤心欲绝。剧中另一城市曼多亚也是混乱的。本来卖毒药要被处死，但是贫穷的卖药人照样把毒药卖给罗密欧，因为贫穷和犯罪是分不开的。混乱把城市变成了一个畸形的、非自然的地方，到处都是骄奢淫逸、寻欢作乐(Sontag, 1991:74)。城市的混乱也是导致瘟疫的重要原因，而英国当局的隔离政策加重了城市混乱，让上帝更加愤怒、惩罚更加严重，迫使统治者采取更加理性的施政方针(Sontag, 1991:78-79)。激进的清教徒在抗议的过程中，还与负责隔离检疫的英国皇家警察发生了械斗。清教徒与警察之间的冲突既是反对隔离政策，也是反对将自己奉为国教领袖的世俗统治者的统治。清教徒们追求上帝的统治，要求社会回归正常均衡状态。在他们看来，上帝的统治即是清教的统治(胡鹏：2012,28)。伊丽莎白和斯图亚特王朝时代，来自国教内部的清教徒攻击主教的权威，要求引进长老会制的教会政府，使权威归于集会的长老及牧师，对统治者的统治构成了威胁(罗伯茨 等， 1987:389)。由此可见，统治者和基督教、清教在瘟疫应对措施上的对抗也是争夺实际统治权的对抗。《罗》剧中两大家族多年的争斗，可以看作是对基督教、清教与世俗统治者争夺实际统治权的隐喻。而通过叙述约翰神父的隔离造成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结局，莎士比亚反映了统治者和基督教、清教在瘟疫应对措施上的对抗，表明他本人的矛盾意图，既反对当局的隔离政策又不笃信基督教会的忏悔祷告，既不迷信统治者又反对基督教、清教冲击当局。
3.4、瘟疫应对措施的和解
《罗》剧中约翰神父被意外隔离，直接导致两个情侣的殉情，但约翰神父、劳伦斯神父、基督教会、两大家族都没有因此怪罪当局的隔离，人们只是痛苦地接受现实，把结局看作上帝的安排，剧中更没有明显的宗教人士对隔离的抗议。莎士比亚让剧中人继续忏悔祷告的同时，也逐渐接受隔离，《罗》剧结局不再纠缠于孰对孰错。由此可见，随着瘟疫的肆虐，社会也慢慢接受瘟疫传染的观念和统治者的隔离政策。伦敦主教格兰达尔让教徒在自己的家中祈祷防止相互传染，还将印刷的祷文送到被隔离的家庭中。他在1564年甚至还支持伦敦市长的法令——“病人与健康人要保持距离、不要靠近，这种做法是符合上帝的意志的，《圣经》中也是这样对待麻风病人的。”(Slack, 1985:229)莎士比亚明白隔离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明白宗教活动的有限作用，在保持基督教信仰的同时也与世俗当局达成了和解。
尽管分歧和对抗明显，基督教和统治者在共同灾难——瘟疫面前还是广泛合作，都清楚单靠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战胜疫魔。基督教会在倡导民众忏悔的同时，也通过修道院收容、护理、关怀、隔离大量的黑死病病人，对他们进行临终抚慰。英国教会在11 世纪开始建立麻风病院，专门用来隔离麻风病人。黑死病暴发后，麻风病院接收了大量的黑死病患者，减轻当局的负担。西方医学是在宗教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修道士大多同时扮演医生的角色，《罗》剧中的劳伦斯神父就是如此。他刚出场就在阐述药物的使用：“我待要采摘下满箧盈筐，毒草灵葩充实我的青囊……都含着玄妙的造化生机……这一朵有毒的弱蕊纤苞，也会把淹煎的痼疾医疗……”(123)他善于采集野草来配药治病，而他调制的神秘药液是拯救爱情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鼓励朱丽叶 “只要你不临时变卦，不中途气馁，这一个办法一定可以使你避免这一场眼前的耻辱”(164)。劳伦斯神父从物质上、精神上都积极支持渴望真爱的两个年轻人，他是剧中基督教与世俗人文共同应对瘟疫的最好例证。莎士比亚对基督教和人文主义的共同信仰在此也显露无遗。早期现代英国的神职人员尝试了各种手段来治疗瘟疫：通便剂、催吐剂、放血疗法、隔离法、烟熏房间、烧灼淋巴肿块或者把干蛤蟆放在上面，甚至用尿洗澡(高宇轩， 2011:28)。医疗救助的过程中，神职人员与病患接触最多，他们的平均死亡率高过政府官员甚至普通老百姓。与此同时，统治者也努力提供更多的治疗方法。多数官方出版物都谈论瘟疫的自然原因、疗法，报纸也印刷广告宣传各种疗法，如内科医学院推荐的疗法化学学派的疗法，甚至江湖医生的疗法。枢密院则推荐了从法国引进的、据说在巴黎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邹翔：63)。
面对人口的大量死亡，对死者的埋葬也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因为基督教会在墓地的选择和开辟上有着决定权，所以教会积极开辟大量公墓，承担了很多政府应承担的角色。政府与教会通力合作，颁布大量特许状，帮助教会开辟墓地。对于因瘟疫而牟取暴利、盗窃抢劫之徒，政府的惩戒也比教会有效。政府承担偏远地区疫病管理的所有事务。通过隔离、检疫等机制，改善公共卫生，控制大量聚集等高风险行为，政府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虽不及教职人员死亡严重，政府中死亡的行政官员也不在少数(高宇轩，2011:29)。
4 、莎士比亚对基督教的矛盾态度
《罗》剧通过瘟疫叙事所体现的莎士比亚的基督教信仰和人文主义精神，通过不同瘟疫应对措施展示的基督教与统治者、人文主义力量既对抗又合作的复杂关系，实际来自莎士比亚本人对基督教的矛盾态度和生活经历。
4.1、多重信仰影响下的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四岁时，英国教会正式使用着名的英译本《主教圣经》,其影响遍及英国家庭。根据莎士比亚剧中大量对《圣经》的引证，可以说他比同时代的大多数剧作家都熟悉《圣经》(李伟民，2005:6),他的戏剧打上了深深的基督文化的烙印。同时，根据格林布拉特的分析，莎士比亚出身的家庭倾向于天主教，其父既是天主教徒又是新教徒，母亲坚定信仰天主教。他妻子安妮的家庭则倾向于新教。莎士比亚早年即来到伦敦，伦敦是英国国教势力最强的地方，对天主教、清教都有压制。他对于天主教、新教各派甚至其他宗教都有一定涉猎，又都保持一定距离，既信又不信(Greenblatt, 2004:113,118)。 可以说，多重影响下的莎士比亚拥有多重信仰，对基督教的各派都采取折中的态度，对任何一派都没有明确、激进的信仰，不触及任何具体的宗教争论，这便能解释他艺术创作最显着的原则之一——“模棱两可”(阿克罗伊德，2014:512)。所以读者在《罗》剧的瘟疫叙事中既看到基督教信仰，即人人皆有罪，上帝惩罚人的罪而降瘟疫，人在瘟疫、灾难中忏悔祷告，又看到作者不迷信宗教，忏悔祷告往往是徒劳，教会内部也有不同观点，极端行为往往带来悲惨结局。
4.2、瘟疫现实下的莎士比亚
一方面，瘟疫暴发的年代，莎士比亚被迫多次关闭剧场，经济上的困窘令他不满当局对瘟疫的隔离政策。当基督教会反对统治者的隔离时，他与教会的态度是一致的，或明或暗支持教会的对抗(Shakespeare, 2007:31),他将约翰神父被隔离归结为《罗》剧悲惨结局的直接原因，便是表达对当局隔离政策的不满。另一方面，清教徒声称，瘟疫的来源是罪孽，罪孽的来源是戏剧，因此瘟疫的来源就是戏剧，要求废除剧场(Wilson, 1927:52)。 1596年任海军大臣的清教徒威廉·布鲁克爵士接管了莎士比亚所在的“海军大臣供奉剧团”,撤销了剧团一直都有的官方庇护，剧团差点被清教掌权的伦敦市政官员赶出伦敦(吴兆凤，2013:146)。清教徒的观念让莎士比亚大为恼火，他也通过《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一报还一报》中的安哲鲁等人物对清教徒进行了嘲讽和批判。《罗》剧用多位年轻人的死亡结局隐喻了清教徒干涉政治、对抗朝廷可能造成的后果，间接体现了莎士比亚对清教徒的批判，即激进宗教行为必然带来灾难结果。
4.3、谨慎回避宗教的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时代的剧院在以伊丽莎白女王、詹姆斯一世为代表的王公贵族的赞助和保护下，免受了某些政府规定与清教徒的困扰，否则难以获得演出和巡演的资格。除了喜爱戏剧之外，统治者也通过戏剧演出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达到一定政治目的。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早期，由于她信仰新教，鼓励戏剧中表现反天主教的情绪。但是后来因为统治受到清教派的挑战，当局对各教派尤其是清教变得警惕。莎士比亚时期，戏剧已被禁止表现宗教问题，否则难以通过审查(Greer, 2002:26)。 而瘟疫暴发时基督教各派相互攻击，指责彼此的不虔诚，迫使莎士比亚对宗教题材和宗教情绪更加谨慎。加上剧院关闭，要想得到王室的特许演出，莎士比亚只有对宗教进一步回避，所以《罗》剧中并没有多少关于宗教问题的直接探讨，宗教信仰主要作为故事背景存在。
《罗》剧更多表达的是人文主义思想。剧中的劳伦斯神父就不是一个传统基督教意义上的苦修的禁欲主义者，他是罗密欧的知心好友和精神导师。他仁慈悲悯，善解人意，同情罗密欧为情所困。当罗密欧坦言爱上朱丽叶时，神父告诫他轻率的移情别恋并非真爱。但当他确信罗密欧与朱丽叶是真心相爱时，他又立即答应为两人秘密主婚，“因为你们的结合也许会使你们两家释嫌修好，那就是天大的幸事了”(125)。在劳伦斯神父心中，自由意志、纯真爱情、幸福美满的生活远远胜过专制束缚、家族仇恨和伪善的道义。帮助两个情侣的强烈愿望战胜了他心中的疑虑，完成了他的神圣职责。当发现两人为忠贞爱情宁愿一死时，他又想出了假死的计划，而当计划因为瘟疫失败，他也坦然接受制裁。他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特质，不仅懂些医学，会用采集来的野草配药治病，更明晰世间万事万物的辩证哲理，他口中的忠告往往成为预言。在他身上，读者可以看到专制、陈腐、教条的基督教道德观念消退后，启蒙人道主义思想闪烁着光芒。
5 、结语
从莎士比亚一生经历的多次瘟疫和瘟疫创作中，读者可以看到瘟疫肆虐造成的莎剧演出内容的变化、创作主题的变化以及他的道德观、宗教观、人文观。瘟疫一词在莎剧中广泛运用，成为具有强大修辞能量的话语标签。从《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广为人知的剧作的瘟疫叙事中，观众能够解读出基督教、世俗统治者、人文主义等多种力量的相互对抗、相互渗透与合作，体会到莎士比亚在戏剧中把基督教和人文主义糅合在了一起。莎士比亚的戏剧与伊丽莎白时代的其他戏剧一样都是世俗戏剧，充满了人文主义对人的关注，都不能称为神圣戏剧。但人文主义戏剧并不都是反宗教的，它仍然可以阐发宗教思想，表达宗教态度和宗教情感。
作为英国早期现代、文艺复兴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剧中对人文主义的彰显俯拾皆是。他关注人性，他的戏剧触及人类社会、人的命运的终极问题。他戏剧中的人物有爱有恨、有血有肉、有善有恶、有七情六欲亦有人间高尚的美德，即使被他人、被命运折磨千百回也热爱生活，拥有人生的经验和智慧之后仍然有个性，有棱角，有血气。人文主义者不拒绝上帝，但再也不会不假思索地信奉上帝对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绝对操纵人的命运。莎士比亚戏剧的世俗性、对人的肯定、对基督教的态度，正是对人文主义最好的诠释。
参考文献
Balty,G.David.2005.The Theological Bard:Shakespeare and the Evolving English Reformation[D].Indiana:Indian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Barroll,Leeds.1991.Politics,Plague,and Shakespeare’s Theater:The Stuart Years [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radbrook M.C.1951.Shakespeare and Elizabethan Poetry[M].London:Chatto & Windus.
Brooke,Arthur.2003.The Tragical History of Romeus and Juliet[G]//G.Blakemore Evans.Romeo and Julie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yrne,Joseph Patricfk.2006.Daily Life During the Black Death[M].Westport:Greenwood Press.
Dyer,Alan D.1978.The Influence of Bubonic Plague in England 1500- 1667[J].Medical History (22 ):322-325.
Fitter,Chris.2000.“The Quarrel is Between Our Masters and Us Their Men”:Romeo and Juliet,Dearth,and the London Riots[J].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160.
Gilman,Ernest B.2009.Plague Writing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M].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eenblatt,Stephen.2004.Will in the World:How Shakespeare Became Shakespeare[M].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Greer,Germaine.2002.Shakespeare: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ughes,Richard A.2004.Lament,Death,and Destiny[M].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
King,Margaret L.1991.Women of the Renaissanc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unro,Ian.2000.The City and Its Double:Plague Time in Early Modern London[J].Englishliterary Renaissance:241-261.
Ozment,Steven.1983.When Fathers Ruled:Family Life in Reformation Europe[M].Cambridge,Mass.,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almer,Richard.1982.The Church,Leprosy and the Plague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G]//W.J.Sheils.The Church and Healing.Oxford:Basil Blackwell.
Potter,Lois.2012.The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a Critical Biography [M].Malden:Wiley-Blackwell.
Shakespeare,William.2000.Romeo and Juliet[M].Jill L.Levenson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kespeare,William.2007.William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M].Jonathan Bate & Eric Rasumussen.Oxford: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Slack,Paul.1985.The Impact of Plague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M].London:Routledge.
Sontag,Susan.1991.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M].New York:Penguin Books.
Wilkins,D.1994.The Importance of Prayer[G]//Rosemary Horrox.The Black Death.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Wilson,Frank Percy.1927.The Plague in Shakespeare’s Lond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彼得·阿克罗伊德.2014.莎士比亚传[M].覃学岚，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高宇轩.2011.近代早期西方社会救济制度的基督教渊源——以16世纪的英格兰为典型研究对象[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胡鹏.2012.医学、政治与清教主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瘟疫话语[J].外国文学评论(3):19-31.
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1987.英国史(上) [M].贾士蘅，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李化成.2008.黑死病期间英国的社会救助与政治[G]//侯建新.经济-社会史评论：第四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伟民.1990.英国莎士比亚时代的环境及其瘟疫[N].环境保护导报.1990-3-28(4).
李伟民.2005.对爱的真切呼唤———论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基督教倾向[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4-9.
尼尔·麦克格雷格.2015.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M].范浩，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圣经.1979.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M].[2020-07-03].http://www.godcom.net.forest.naihes.cn/xdzw/
威廉·莎士比亚.2016.罗密欧与朱丽叶[M]// 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本文有关《罗》剧的引文均出自该书，文中仅标注页码)
吴兆凤.2013.论莎士比亚的宗教信仰[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4):145-147.
邹翔.2010.近代早期伦敦的疫病隔离与宗教界的反应[J].齐鲁学刊(3):5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