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毕飞宇笔下的苏北文学有别于苏南文学,拓宽了江苏文学的审美领域,使江苏在文学意义上更加完整。《玉米》《平原》等一系列的苏北故事以王家庄为背景,以苏北平原上的农民为人物,以农村权力斗争为主题,用极富有象征意义的物质语词进行描写和刻画,具有独特而不可或缺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 毕飞宇; 苏北; 语词; 乡土;
毕飞宇的小说将“苏北文学”区别于“苏南文学”的独特性质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玉米》《平原》《地球上的王家庄》,一幅幅极具苏北风情的地域景观图显示出别样的文化魅力,也具备重要的文学价值。在众多的江苏籍作家中,毕飞宇笔下的地域特色非常有特点,其不同于苏南小乡的柔婉、多情,而显得更为自由和粗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争斗与爱恨更加锋利直接。在广阔的苏北平原上,人们的情感表达并不是苏南风格的伤感颓丧,而是茁壮和热烈的。他在创作的过程中,透过自我的视角赋予其笔下的文字独特的人文内涵,开阔了苏北文学的道路,扩大了人文地理角度上的文学研究的版图,从而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文学价值。
一、叙事背景:茁壮的王家庄
在《玉米》《平原》以及毕飞宇其他一些小说中一直存在一个固定的背景,即王家庄。这是苏北平原上一个平淡无奇的小村庄,是作家童年生活过的故乡的缩影,寄托了毕飞宇无限的情思和创作灵感。正如苏童的枫杨树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陕北高坡,集中了作家们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如果说枫杨树乡是一个阴雨绵绵、充满朦胧神秘和未可知命运的地方,是江南的典型代表,那么王家庄就是苏北平原村庄的典型代表。王家庄真实、清晰、茁壮,承载了七十年代中国乡村的记忆。乡村不是一个令人恍惚从而追寻自我的地方,而是一个真实厮杀的斗场,是一个拷问人性的所在。
中国的七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斗争精神的年代,从这个年代走过的人都会有很多共同的回忆。四处醒目的大红标语,政治教育高于一切的时代特征,都赋予了苏北王家庄人民扭曲变形但又异常茁壮蓬勃的性格。《平原》中的“女铁人”吴蔓玲,为了政治上的进步,几乎压抑了作为女性的一切需求。强悍智慧的苏北青年端方,为了追求当兵的机会而向当权者屈服。柔弱但是叛逆的农村姑娘三丫,为了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逃跑、喝药、绝食,甚至断送自己的生命。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热烈地燃烧着自己的人生,并在火焰中扭曲尖叫。
除了性格上的茁壮,苏北王家庄的物质贫乏也从侧面反映出环境的单一对人性的改变。毕飞宇小说中对苏北农村的环境描写充满了丰沛的乡土情怀,但严酷和温情交织的叙事格调又尖锐地挑破和揭示了现实的残忍。小说中经常会出现农作物的生长周期,例如《平原》,由小麦黄了为叙述起点,农民们的故事是在农作物种植生长收获的间隙中发生的。人们归根结底是为了食物而斗争。王家庄的草房子也是植物主宰生活的表现。苏北农民们在草房屋檐下婚丧嫁娶、迎来送往,因此,王家庄的人们如植物一样茁壮,但又如植物一样极易受环境影响,强风吹来便不可避免地被伏倒。
二、物象描写:语言的物化和象征意义
在《玉米》中,毕飞宇对乡村环境的描写明显带有“语言的物化”倾向。小说中的词语被赋予了物体的意义,拥有物体的外观和声音,与物体共生同在。例如对于丰收时节的大地,所有的描写都指向“母性”与“孕育”,指向土地绵绵不绝的生殖能力。玉米的成熟,与主人公女性身体意义上的成熟交相呼应,丰收则与主人公用身体交换权力呼应。语言将物体与物体联系在一起,小说中的词语仿佛是活着的,具有呼吸和生长的能力。“麦子呈现静态的喷涌”“大地丰乳肥臀”,言语和物体交织在一起,并不指向词语背后的意义,而是将其直接指向物体。在审美意趣上,文质结合,音韵和谐,迸发出人的生命力。
除了语言的物化倾向以外,毕飞宇小说中的语词充满象征意义。比如河流象征着生生不息的流动的希望。在苏南作家苏童笔下,发臭污秽的河流是阴鸷时代人们堕落的表现,而在毕飞宇笔下,平原上大大小小的河流是村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支柱。苏北文学里的旷达质朴的气息中和了苏南文学的忧郁朦胧,给江苏文学增添了粗糙明朗的质调。虽然小说中处处有对传统文化的描写,但也能处处感受到传统文化受到的冲击。小说中作物往往与人物联结在一起,而作物以外的东西,尤其是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就是勾勒时代的象征物。苏北人民的生活在充满象征意义的物象转化中发生着变化。麦子和玉米是传统农作物,映射着地道的农人形象;小汽艇是工业气息的现代工具,承载了农民们在乡村传统生活和现代物质生活中的迷失;高音喇叭是充满政治意味的器物,是七十年代人们的集体记忆,刻画了农民们对权力的追逐和相互之间的缠斗。
这些物质语词不仅仅是故事发生过程中的背景幕,也是我们理解文情、体察文意、揣摩人物的重要线索。
三、人物特质:苏北乡村的男性与女性
在地域文化上,人们对江苏北方农民的观念往往停留在剽悍、粗放的层面上,与苏南水乡的细腻柔婉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行事还是着文,苏北人民都更追求豪放、阔达的境界。但是在毕飞宇的小说中,苏北农民不仅仅局限在这个特点上,而是更为朴实、灵动。正如平原上河流和土地交织的地貌一般,人们也有水的灵气和土的质朴,演绎出苏南苏北融合后独特的江苏风格。
《平原》《玉米》等一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极具代表色彩的人物。这些苏北乡村的男性与女性,有很多相似的特征。他们的出生普遍比较低微,但由于各种原因对权力过度地追逐和屈服。《平原》中的端方,一个生活在七十年代苏北农村的强悍青年。农民作为当时社会的最底层,想要实现当兵梦想的端方,不得不向当权者吴蔓玲屈服。他对于走出王家庄的极度渴望,成为了他无法摆脱的梦魇。毕飞宇在《玉米》的自序中说到,“中国人身上一直有个鬼,这个鬼叫‘人在人上’”。对权力的痴迷和臣服,在封闭的乡村一直延续下去,拥有野火烧不尽的生命力。
除了出生微贱以外,这些农村青年还有区别于苏南小城市民的朴实情感。基于传统劳作的粗放表达成为他们情感宣泄的唯一出口。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感触都显得过于豪放,不是苏南儿女们细腻、千转百回的羞涩和朦胧,更突出的是劳作者的强悍和直接。他们渴望和追逐欲望的满足,不顾一切地追求心之向往的东西。对待爱情,《平原》中端方和三丫之间没有浪漫和海誓山盟,三丫死后,端方甚至不记得她的长相。这种过于直接的感情并没有多少情爱的成分,更像是原始欲望的觉醒。苏南儿女们往往是踌躇、犹豫,过于感性的;而苏北青年们熊熊燃烧的火焰般的心性则显得莽撞而洒脱。
放观整个江苏文学,苏北青年和苏南青年们对不公命运的抗争方式有极大的区别,这与他们的出生、性格、情感表达都有很大的关系。正因为如此,毕飞宇笔下苏北平原的故事有了更为独特的价值,这些鲜活的人物,让江苏文学的多样性更强了。
四、主题揭示:权力争斗下的苏北农村
苏南文学中的故事似乎总是从一段儿女情长开始,隐晦、阴郁、纠结甚至沾染上鲜血和暴力的感情成为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对迷雾重重笼罩下的命运的探求,对人事变迁的无可奈何,这些都是苏南文学常见的主题。与之相比,毕飞宇的小说更着重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苏北农民围绕权力和命运进行抗争的情节。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在当时的背景下,政治成分高于一切。在严酷的统治下,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生活变得尤为苦闷。追求爱情不得、追逐梦想不得、渴望权力不得等等挫折让挣扎着的青年人开始互相厮杀和伤害,以此造成命运的悲剧。毕飞宇曾说“七十年代太重要了,从写作的角度来说,这是上帝给自己最丰厚的礼物”。从吴蔓玲、玉米、混世魔王、端方、三丫等鲜活的人物身上向外展开,七十年代权力斗争下的苏北农村真实地展现在读者眼前。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忍不住审视自己,因而作者的表述便显得愈发可怕。
在《玉米》中,主人公玉米乘坐的“小汽艇”是公社的,“小汽艇”带有乡村文化和工业文化混杂的特质,是带有政治意味的一种现代工具。玉米的招摇是借助权力的招摇,她对阶级跨越的渴望在招摇中暴露无遗。苏北平原上的青年人对权力的争夺和得势后的享受是赤裸和直接的,这也与感情表达的粗放有直接的关系。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人类的话语权力是不断增长的。文中一些暗示时代变迁的工具与器物,正是他们欲望释放的载体。“小汽艇”“草房子”“手电筒”不仅是时代记忆,也是联结农民命运的物质意象,此外,它们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也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毕飞宇凭借对七十年代苏北农民的心理的深入理解,将说不清道不明的政治斗争与农人们的日常生活糅合在一起,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混杂、鲜活、真实的乡村世界。文中充满了极具象征意味的物质语词,它们不仅仅是含着感性的情感,而且也允许我们对于感官的这些变相的形式进行反思。
毕飞宇的苏北小说在人物塑造、主题揭示、描写刻画上都跳脱出了传统苏南文学的局限圈,发掘出崭新的文学领域。其凭借细腻的笔触和对苏北平原乡村生活的细致体察,不仅仅让读者领略到不一样的地理风貌和民俗风情,还深刻地揭露了极权统治下的真实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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