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就作品的生活样式而言, 中国现当代小说最为重要的就是五四新文学小说、文学研究会小说、革命文学小说、左翼文学小说和工农兵文学小说。这些小说中展现了不同的生活样式:思想化生活样式 (包括鲁迅、叶圣陶小说的夸张性思想化生活样式, 冰心、卢隐小说的情感性思想化生活样式, 许地山小说的宗教性思想化生活样式和蒋光慈小说直露式思想化生活样式) , 生活化生活样式, “理想化”生活样式。这三种不同的生活样式, 是作家不同的创作思想所造成的。而这创作思想又受时代思潮和作家文学观念的影响。在这三种生活样式中, 鲁迅、叶圣陶的夸张式思想化生活样式, 和左翼文学的生活化生活样式, 最具艺术的感染力。
关键词： 五四新文学小说; 文学研究会小说; 革命文学小说; 左翼文学小说; 工农兵文学小说; 思想化生活样式; 生活化生活样式; “理想化”生活样式;
Abstract： In term of the life pattern of literary works, novel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literature, Literary Research Society,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Left-wing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of workers, farmers and soldiers constitute the most par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novels. Various life patterns are reflected in these novels such as the ideological life pattern (including the exaggeration pattern of Lu Xun and Ye Shengtao's novels, the emotionally ideological pattern of Bing Xin and Lu Yin's novels, the religiously ideological pattern of Xu Dishan's novels and the explicitly ideological pattern of Jiang Guangci's novels) , the life-styled life pattern and ideal life pattern. These patterns are formed by the different creation ideas of the writers, and the ideas are subjected to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the times and their literary concept. Among the three life patterns, the Lu Xun and Ye Shengtao's exaggeration pattern and the life-styled pattern of the Left-wing literature are most artistically appealing.
Keyword： novel of May Fourth Movement literature; novel of Literary Research Society; novel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novel of Left-wing literature; novel of literature of workers, farmers and soldiers; ideological life pattern; life-styled life pattern; ideal life pattern;
每一部成功的作品, 特别是小说, 都会有不同于别的作品的独特的生活面貌。而在不同作品的生活面貌之间, 往往又会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 因而作品生活面貌的类型性也就自然形成。而这生活面貌的类型性, 也就促成了生活样式的产生。引人注意的是, 这生活面貌的类型性亦即生活样式, 在中外文学史上屡见不鲜。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现代派作品, 中国的革命文学和工农兵文学, 均是如此。当然, 随着时代的变迁, 作品中的生活样式也在不断的变换。因而,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现当代文学生活样式的变化过程, 也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
一、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三种生活样式
所谓中国现当代文学小说, 是指20世纪前期五四新文学运动至70年代后期新时期文学诞生之前这一时段的小说 (新时期文学因其内容性质不同, 学术界一般不把它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内, 所以新时期及其之后的小说也不包含其中) ,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五四新文学小说、文学研究会作家小说、革命文学小说、左翼文学小说和40年代初至70年代后期工农兵文学的小说。这些小说所展现的生活样式是不同的。
(一) 思想化生活样式
这一生活样式的小说, 包括五四新文学小说、文学研究会诸作家小说以及蒋光慈属于革命文学的小说。
中国文学的传统重视故事情节的设置和人物的描写, 相比之下, 并不十分重视表现作家的思想感悟。所以中国的古代小说, 并没有凸显作家思想的思想化生活样式。当然, 这并不是说作品没有思想, 而是指它们的思想隐藏在故事情节之中并未突出, 同时除“四大名着”之外, 其他作品恪守的都是长期以来的陈旧的封建思想 (即使是那些名着, 依然也散发出封建的气息) 。或者说中国古代小说的大多数, 其传授的都是封建的“道”, 缺乏独特性, 当然也缺乏新意, 并未引人注意。而上世纪20年代前期的五四新文学, 正是高举反封建、反传统的大旗, 以新的反封建的思想来审察和表现生活, 所以作品中的生活样式, 是以崭新的反封建的思想为指向的。尽管各部作品具体的生活面貌不同, 但都同样突出封建制度和礼教道德的罪恶。鲁迅那些“揭示国民性弱点”的小说, 就是由反封建的社会改革思想来统帅的。阿Q的自我安慰、祥林嫂和闰土的听命依从、孔乙己的自命清高, 都凸显出封建制度和愚民政策对人民的残害。为了揭示由于封建思想愚弄而产生的“国民性弱点”, 作家运用了夸张的手法, 如阿Q在临刑前因画押不圆而后悔, 以及他在被打之后, 还自我安慰:“我总算被儿子打了”, 并因而心满意足。鲁迅小说可以作为五四新文学小说的代表, 是夸张性的思想化生活样式。
而成立于1921年的文学研究会, 作家们的小说其生活样式却是分为几种情况。一种如叶圣陶, 他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的好些作品, 比如写于1924年的《潘先生在难中》, 写于1927年的《抗争》, 作品中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小学教员, 他们的生活, 都充分体现出毛泽东1926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思想。所以说叶圣陶这一时期的小说, 展现的也都是思想化生活样式。为了突出小资产阶级自私、狭隘、软弱的阶级本性, 作品同样运用了夸张的表现手法, 如《潘先生在难中》写小学教员潘先生在战乱之时千辛万苦携带着妻儿逃到了上海, 但因为害怕局长责怪自己只顾逃难, 又在第二天早上丢下妻儿赶回学校。战争临近时, 他惶恐万分躲进教堂, 战争停止了, 他又执笔题词, 为凯旋的杜统帅歌功颂德。虽然这是生活的写照, 但不无夸张的成分。在《抗争》中, 各个小学的教员们为了反抗教育当局克扣薪水, 本来约好同时罢课。可是到了罢课的那一天, 因为不敢得罪当局或者想讨好当局, 竟然左顾右盼全然上课, 夸张的成分照样存在。
类似的小说还有王统照的短篇《微笑》, 写一个叫阿根的小偷, 在狱中因得到一位女犯的一次微笑而受到感化, 出狱后变成了一个好人。这显然也是夸张了的。
这些作品和鲁迅作品一样, 都是用夸张的手法展现思想化的生活的。这是思想化生活样式的第一种类型。
而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冰心, 她小说的生活样式却是另外一种类型。她早期的“问题小说”都是通过故事凸显社会问题的, 如《两个家庭》用对照的写法提出改造就家庭建立新生活的必要, 《去国》通过一个学成回国不得施展才华空有爱国之心的遭遇, 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和腐败。此后的《超人》“通过一个具有臆造成分的偶然事件”, 表现出一种意思, 即:人们应该互相牵连, 而不是互相遗弃。“因为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 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另一篇小说《悟》则更加清楚明白地宣扬了一种“世界是爱”的空想[1]177。这就是说, 冰心的小说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种思想:人类爱 (当然这是对封建制度的恶的反叛) 。但是, 冰心的小说和别的作品又有所不同, 它们在表现思想的时候, 充满了感情色彩, 正如有的论者所说:“作者善于以优美的文字烘染出浓郁的抒情气氛。”[1]177与冰心相似的是卢隐, 抒情的气氛一样的浓烈, 所不同的是冰心是抒发对人类的爱, 而卢隐则是揭露人类的恶, 如其代表作《海滨故人》。总之, 她们小说的生活样式, 都是抒情性的思想化生活样式。这是思想化生活样式的第二种类型。
许地山的《缀网劳蛛》的生活样式也是思想化的, 它通过主人公尚洁的半生经历, 突出地表现了封建男权对妇女的压迫。但作品蒙上了重重的宗教色彩, 把生活比作一张极易残破的“蛛网”, 认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补“网”。这既不是夸张性的, 也不是抒情性的, 而是宗教性的, 这是思想化生活样式的第三种类型。
而产生于20世纪上半期延续到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 其生活面貌更是思想化。蒋光慈的小说代表作《短裤党》 (1927) “以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史实为题材, 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艰苦斗争的革命意志和无私无畏的高尚精神。”[2]1它正面描写和赞扬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其故事和人物精神都是突出地显现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其生活样式是直露式的思想化生活样式。
(二) 生活化生活样式
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左联成立之后“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思想指针”[3]270的左联文学小说, 却不如此。
茅盾的代表作《子夜》, 同时也是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在这部长篇小说中, 那位出身于大地主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 有气魄, 有抱负, 有发展家业的理想, 这理想既是现代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业的理想, 也是他发展家业的理想。当他受到日本厂家的挤压时, 就把损失转嫁给工人, 并出钱请兵镇压农民暴动, 这里表现出资本家的残忍。同时他又常常对下属下专断的命令, 表现出他封建式的专横。他看不起投靠帝国主义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 当他陷入困境时, 却又一反科学精神, 迷信“成事在天”, 而最终还是宣告了他的失败。作品是表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思想, 把吴荪甫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来描写的, 但却没有把他写成单质的资产阶级人物。
同样是左翼文学的代表作、老舍的《骆驼祥子》, 也同样是表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思想的。作品中作为有一定的资产依靠的小资产阶级人力车夫祥子, 当他经过三次沉重打击 (第一次是买了车而被军阀部队抢走, 第二次是攒的钱被侦探敲走, 第三次是他被老板诱骗不得不和老板女儿虎妞结婚, 而虎妞花光了家产后死去) 之后, 他“那么淡而不厌地一天天混”, 他又嫖又赌, 还出卖混进革命组织的阮明, 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作家并没有表现祥子作为城市平民的单纯的品性, 而表现他的封建式的义气和个人发家致富的小资产阶级的理想, 以及作为小资产阶级本性的软弱。即使是那位车行老板即虎妞的父亲, 也既有他作为资产阶级的奸诈和狡猾, 也有封建式的对于下人的仁爱。虎妞亦然, 既有追求个性、追求自由的资产阶级的情怀, 也有维护家产的封建思想, 同样是复合式的人物。巴金的《家》, 有人把它列为“封建家族系列小说”[4]365, 但它所描写的绝不只是家族的封建性, 内中的封建家长高老太爷、孔教会会长冯乐山满口仁义道德, 实则男盗女娼, 他们不但有封建主义的守旧, 而还有资产阶级的新潮[4]366。
这些左翼文学小说,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第一, 既表现这一阶级的特性, 也表现另一阶级的品质, 体现阶级的泛化性;
第二, 既描写人物的阶级本质, 也描写人物的非本质方面, 体现生活的综合性;
第三, 既表现阶级之间的对立, 也表现阶级之间的依存关系, 体现生活的复杂性;
第四, 既描写本质, 也描写现象, 通过现象表现本质, 体现生活的深厚性。
在现实生活中, 每一个人在行动中并非只是表现本质的, 而是本质和非本质同时表现。每一个阶级的人, 也受到别的阶级的影响。同时, 每一个阶级的人, 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表现阶级本质, 而还表现出非本质的方面[]。总之, 生活是复杂的。《子夜》《骆驼祥子》《家》等一大批左翼文学小说, 就是表现这种生活的复杂性, 所以特别具有生活的实感。它们采用的是生活化生活样式。
(三) “理想化”生活样式
由毛泽东倡导、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延展至70年代后期的工农兵文学, 是遵循毛泽东“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虽是较之后者有无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 ……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 更强烈, 更有集中性, 更典型, 更理想”[6]64的教导, 对实际生活作了“更理想”即理想化的处理。工农兵文学作品, 并不是按照实际生活反映阶级斗争, 而是遵循理论原则 (阶级分析) 对这阶级斗争生活进行“理想化”的描写。这样, 作品中的生活就必然是理论分析下的生活, 而不是“普通的实际生活”。生活中阶级阵线分明, 人物只有本阶级的阶级性, 而无别的阶级或者属于“人”的本性。当然,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也出现过一些生活化的作品。如赵树理在写作《三里湾》 (1955) 时, 因为“富农在农村中的坏作用”, 他“自己见到的不具体”, 所以在作品中也“就根本没有提”[7]26。这是不完全符合当时的阶级分析的, 所以“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批判。这说明“理想化”是工农兵文学表现生活的原则, 工农兵文学所展现的就是“理想化”生活样式。
二、中国现当代小说三种生活样式产生的原因
形成作品生活面貌的条件是多方面的, 与创作方法、艺术视角、分析生活的方法都有关系, 但最终都是由作家创作思想所决定。而这创作思想又受到作家所处的时代思潮和个人人生经历的影响。五四新文学小说、文学研究会小说、革命文学小说、左翼文学小说和工农兵文学小说, 它们各自不同的生活样式, 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所谓时代思潮, 在中国实际上就是指某一时代的政治思潮。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 也就是中国现当代政治发展的过程。当然, 这政治思潮必须和作家个人的文学观念相结合, 才能对作品的生活样式产生作用。早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的1917年, 胡适就说过:“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 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8]16五四时期的作家, 正是因为认识到政治和文学的这种难以分割的关系, 所以就产生了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意图。20世纪20年代前期受日本明治维新运动和西方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 我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五四是反封建的政治运动, 在这一政治运动的影响下, 那时的作家就想通过文学来宣传反封建的社会改革思想。五四时期写作《呐喊》的鲁迅说过, 他写作《呐喊》, 就是要“利用它 (指文学——笔者) 的力量, 来改良社会”[9]182。这一时期的作家, 写作时都是有政治目的的。正像鲁迅一样, “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9]184, 而且也像鲁迅“看短篇小说却不少, ……也看文学史和批评”[9]183, 他们的文学修养颇高。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就“力避行文的唠叨, 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9]184就行。因为想的是“意思”即思想, 所以也就十分注意在描写生活时突出自己所要表现的思想, 于是思想化生活样式就产生了。同时, 为了在“揭出病苦”时, “引起疗救的注意”[9]184, 所以鲁迅就采用了夸张的手法。
而文学研究会遵循的创作原则是“为人生”, 其成员写作时都从“为人生”出发, 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 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1]62, 反对唯美派脱离人生所谓“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1]62。这实际上也是把文学和政治紧密相联的观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产生了冰心的“问题小说”, 加之她生活较为舒顺, 又富于女性的诗人特质, 所以有产生了她的抒情性思想化生活样式。另一位女性卢隐却是因为有着“饱经忧患的境遇, 使她对现实人生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所以就能产生了和冰心不同的带有“恨世”[3]206情感的抒情性思想化生活样式;而许地山在“为人生”的政治思想影响下, 又受宗教的影响较深, 所以产生了他宗教性思想化生活样式。
至于蒋光慈, 这位自称为“专门从事革命文学工作”[8]111的人, 实际上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工作者。在大革命时代, 他认识到“革命的潮流真是急剧得很, 落后的中国社会已经走到一个最重要的阶段了”[8]116, 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激情和革命的急切感, 为了更直接地号召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所以就在小说《短裤党》中“着重描写了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经过, 最后勾勒出第三次起义胜利后的图景, ……满怀激情地描写了斗争的领导者杨直夫、史兆炎坚定忘我的优秀品质, 和先进工人李金贵、邢翠英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豪迈气概”, 加之他缺乏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体验, 对所写的生活不够熟悉, 所以只能直白地歌颂“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 指责“国民党右派的阴谋企图”[10]286, 因而作品中就产生了直露式思想化生活样式。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 革命转入了艰苦的反围剿斗争, 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而中国文学经过了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的躁动, 革命的作家们, 在党的领导下意识到要有成熟的作品来感染群众, 为革命服务。加之茅盾、老舍、巴金等人, 既有深厚的文学功底, 又对自己所描写的生活十分熟悉, 所以他们就从生活出发表现生活, 因而促成了作品生活样式的生活化。
工农兵文学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 之后经历了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农村合作化运动……所经历的全是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 政治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为了使文学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6]49, 就必须“理想化”地描写阶级斗争, 这样才能很好地表现斗争的性质与形势, 从而“教育工农兵群众”[6]59, 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斗争。
但是如果把工农兵文学生活样式的“理想化”, 只是认作由政治所决定, 那是片面的。因为作家不但是自愿认作这政治, 而且创作时是结合了自己的生活经历的。《暴风骤雨》的作者周立波就说过:“人民文艺工作者必须具有工人阶级的立场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 而且还得参加火热的群众斗争, 体验丰富的社会生活”[7]1, 这话说的是他的创作思想, 现在听起来觉得不真实, 而在当时他是真心的。他还说:“我写打胡子的场面, 一部分是根据老百姓的反复的讲述, 而我虽说没有打过胡子, 但逮捕过特务, 审讯过土匪, 又在革命军队里呆过, 略有打仗的常识, 我就写了打胡子的场面”[7]4。这虽然是说一个场面, 但整个生活样式样式如此。他作品的“理想化”生活样式, 离不开他的生活经历。
总起来说, 中国现当代小说三种生活样式的产生, 既离不开政治, 离不开国家和民族, 也离不开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个人的经历。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 中国现当代小说, 既是作家个人的小说, 也是国家民族的小说。
三、三种生活样式的比较, 和对“理想化”生活样式的思考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 除中国和西方共有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外, 西方还有“现代派”中的各种“主义”。但就中国而言, 主要的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就中国现当代小说来说, 主要的还是现实主义作品。上面所说的三种生活样式, 就是对现实主义小说而言的。现实主义文学重要的特点就是以真实性感染读者, 而理想化生活样式因其理论分析性而与真实的生活拉开了距离,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亲切感。直露式的思想化生活样式更因其直露而缺少了艺术的感染力。生活化生活样式却因其生活化而和读者亲近, 因而增强了亲和力。夸张性的思想化生活样式, 虽然其突出的是思想, 但其是基于生活真实的, 所以也并不失去生活的真实性, 反而加强了艺术感染力。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这三种生活样式, 在世界文学上并不是照样存在的。以巴尔扎克《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其展现的是夸张性思想化生活样式, 比如《高老头》写高老头有两个女儿, 原本都过着温馨、融和的生活。她们在出嫁的时候, 每人都得到八十万法郎的陪嫁。但是后来因为父亲的的面条商身份已经不能给女儿的家庭带来光彩, 同时也因为高老头的钱越来越少了, 所以女儿就把高老头撵出了大门, 他只能在公寓里过着穷酸的生活, 作品的夸张意味昭然;以卡夫卡《变形记》为代表的现代派作品, 其展现的是直露式思想化生活样式。比如《变形记》写一个公司的职员在一天早晨醒来突然变成了一只小爬虫, 父亲、母亲发现后都不理他, 姐姐开初还给他送些食物, 后来也不理他, 以此直接暴露出金钱社会的残忍和人的异化形象, 作品的思想坦然;而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 除夸张性思想化生活样式外, 也有生活化的生活样式, 如司汤达的《红与黑》, 它写出主人公于连“从唯利是图的外省小城到省会贝尚松、首都巴黎, 从阴森恐怖的神学院到黑幕重重的保王党集团, 从爱情生活、宗教活动到秘密政治会议, 鲜明地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查理十世统治下的社会画面”[11]253。这是西方现实生活的写照。当然, 西方也有“理想化”的文学观念, 比如亚里士多德就在《诗学》中说过:“像画家和其他形象创造者一样, 诗人既然是一种模仿着, 他就必然在三种方式中选择一种去模仿事物:照事物的样子去模仿, 照事物为人们所说所想的样子去模仿, 或是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 “这里第一种就是简单的模仿自然, 第二种是指根据神话传说, 第三种就是……‘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 是‘可能发生的事’。在这三种方式之中亚理斯多德认为最好的是第三种”[12]26, 即理想化的“应当有的样子”。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中就给”美”下过这样的定义:“任何事物, 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 那就是美的。”[12]27这“应当如此”也是理想化。但是在西方, 并没有发现像中国这种具有理论分析下的“理想化”生活样式的作品 (《变形记》只是体现思想, 这思想并不是理论分析性的) 。即使在俄罗斯, 同样是反映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尔基的《母亲》 (1906年) , 其所展现的也不是中国这样的理论性的“理想化”的生活样式。这是因为即使是在苏联十月革命时期, 或者是在之后, 都没有像毛泽东那样的阶级分析下“更理想”的理论。前苏联奉行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这一创作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13]189, 而不是“理想化”地描写现实。所以, 这种“理想化”生活样式是中国工农兵文学所独有的。它的独特性在于一方面对生活作了修饰, 另一方面却又反映了生活的本质。生活中的阶级阵线虽然不是浅露的、处处规范地表现出来的, 但经“理想化”地描写之后, 生活的本质更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而不是丢失了。正如西方学者赫·马尔库塞所说:“艺术并不能服从革命策略的规律。但后者也许有一天会添进一些艺术所固有的真实”[14]288它是从本质上表现生活, 而不是从面貌上去表现生活。同是这位学者又说:“艺术所着意的世界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仅仅是日常现实中的既有世界, ……既有现实中所有的一切, ……然而, 一件艺术品的世界在通常的意义上又是‘不真实的’, 它是一种虚构的现实。但是, 它‘不真实’, 不是因为它少于既定现实, 而是因为它多于它”[14]286即是说在“质”上更加突出了生活。工农兵文学就是如此。它这种“理想化”生活样式的作品, 包括了《红旗谱》《创业史》等名着, 作家是有深切的生活体验的, 所以作品虽然有理论上的“理想化”, 但仍然具有比较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是许多文学评论家所认可的。
四、中国现当代小说生活样式转换的规律, 及其隐含的意义
根据上面的论述,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现当代小说, 其生活样式经历了从思想化到生活化, 再到“理想化”的转换。那么, 这种转换说明了什么?其中隐含了什么意义?
按照西方的认知, 包括文学在内的文艺就是属于“审美的”“逻辑的”“道德的”, 虽然如同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亚里士多德, “考虑文艺问题, 一般是把这些范畴融会在一起来想的”[12]32, 但这里阐述的也还只是文学 (文艺) 与社会的关系, 其所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就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样的文学 (文艺) 观念, 属于政治倾向的文学 (文艺) 观念。这种观念下的小说属于政治倾向小说。就中国而言, 五四新文学小说、文学研究会小说、左翼文学小说都还属于这一类, 都是由政治思想指导下产生的。而工农兵文学则是把文学和阶级斗争的政治直接结合起来, 这就使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成了对文学的管控, 这种文学也就成了政治斗争文学。从这一意义上说, 中国现当代小说生活样式的变换过程, 就是由政治倾向文学向政治斗争文学发展的过程。这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生活样式转换的轨迹。
生活样式是作品给人的第一印象, 是给读者留下的直接感受, 也往往是一般读者 (不是文学研究者) 接受与否的重要原由。从五四新文学小说, 发展到文学研究会小说, 都还坚持生活的思想化生活样式。而其中鲁迅、叶圣陶的作品, 都长期流传。左翼文学茅盾、老舍、巴金等人的小说的生活化生活样式, 同样都为读者接受和欢迎。而工农兵文学小说, 后来却受到社会的一些非议, 除了我国有一部分人主要是文学评论界反感于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之外, 对广大读者来说, 还是因为觉得它有人为的痕迹, 不够自然亲切。蒋光慈的革命文学小说, 其直露式生活样式, 更因为“直露”而不受读者的欢迎。自新时期文学之后, 我国的小说也越来越脱离了理论分析下的“理想化”的生活样式, 和直露式的思想化生活样式, 由此说明:从古而今中国人文学的欣赏习惯都是亲切和含蓄, 是隐露, 而不是显现。因而作家对现实主义作品生活样式的选择, 必须尽量考虑到受众的喜爱。生活样式中可以而且也应该有思想, 但是这“生活”又必须自然化, 而不能人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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