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乡村人情伦理的异化与重建
人情既包括亲属之间的亲情，又包括乡邻之间的乡情以及通过交往确立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情。因在"家庭伦理关系"一节中已重点讨论了亲属之间的"人情"即亲情，这里便不做赘述，只论述家庭之外的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人情".在世态常居的传统乡土社会，人们面对的是熟人社会圈子，熟人社会的交往以彼此间的高度信任和熟络的人情为基础，因而人情交往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支撑。受现代性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大量农民纷纷进城务工，传统的熟人社会正在向"陌生人社会"转化，人情伦理在金钱、利益和权力的冲击下逐渐消失了原来的淳朴本性，在孙惠芬的乡土小说中，现代乡土社会中人们之间逐渐变得陌生和不信任，彼此之间有了说不清的隔膜，同时由于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日益加剧。
第一节 "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
熟人社会主要以人情往来为支撑，比较讲求回报性，这种回报既可以是物质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典型而恰当地诠释了乡土社会的人情交往，两个外来的新媳妇由陌生到熟悉，逐渐交好并建立起深厚的姐妹情谊，促使二人情谊递增的催化剂便是互利互惠的人情往来。李平和潘桃先后嫁到歇马山庄，成为村里瞩目的新媳妇。李平以其勤劳能干得到了村里人的称赞，很快地融入原本陌生的大圈子，而潘桃因为寡言和高傲始终表现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但孤独并不是潘桃渴望的，于是由潘桃主动到李平家串门打破僵局，两人你来我往，你向我吐露一个秘密，我向你说一句知心话，为这种刻意表达对彼此的真诚，李平甚至为了潘桃公然顶撞自己的姑婆婆。同时，人情交往的双方具有一定的平等性，李平和潘桃都是外来的新媳妇，因而很容易产生共鸣，可是关系一旦失去平衡便会导致破裂，李平因为外出打工的丈夫回家而冷落了独守空房的潘桃，潘桃便向婆婆告知了李平不堪的过去，致使李平名声尽毁，导致了这段情谊的最终断绝。可见，熟人社会互利互惠的人情往来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其目的在于维持彼此之间关系的长久性，同时具有互利互惠的回报性，如果苛求单方面的付出或者一方关系转淡，那熟络的人情关系便会出现隔阂甚至破裂，难以长期维持。
人情的送来还去，在反反复复中联系着人们的精神情感。作为传统乡土社会主要人际交往的人情，有时因为过于讲求回报而成为人际关系中的一种负担。《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中，乡村中每逢遇到大操大办红事白事时，主人家都要用宴席上撤下来的油水丰厚的混汤菜打点帮忙的人，以表示谢意。庄户人家平常日子的油水是寡淡的，因而受到这汤菜还是很感激的，咂摸的滋味更是回味无穷，因为这其中含着乡里乡亲的友情。"那滋味当然不能平均分配，因为出力的多少并不一样，有的人头一天就来了，有的人第二天才来，有的人在付出了时间的同时，还付出了自家的工具和原料。所以给谁，不给谁，主人家心头都有一本往来账。"【36】因而分配这汤菜也成了件劳心事，既不能过于偏心，又不能敷衍了事，如此各家分配下来，主人家的心情并没有感到一点轻松，反而越来越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开始进城务工。同时，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人们的活动范围渐渐跨出村落的限制。进入转型加速期，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大批农民涌入城市，而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却是"陌生人社会"的缩影。《长江日报》曾在 2011 年 9 月 24 日撰文指出："在我国进入市场经济后，社会流动频繁、人们自由迁徙，大多数的社会交往发生在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人们的身份制逐渐瓦解，整个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37】
孙惠芬的小说《民工》充分体现出身处陌生的城市，精神和灵魂无所寄托的农民工的无助。"他们看着那城里的热闹，骗自己仿佛也热闹了一回，其实他们与那热闹隔着一层皮，如同隔岸观火。"【38】农民们脱离了原先的根系进军城市，才发觉之前乡村的生存法则和价值观念在城市基本行不通，因为在这个挤满陌生人的城市里，依靠的是讲究契约精神的法律制度，人情被缩小到微乎其微的境地。农民们想依靠"讲人情"、"攀关系"在这里站住脚跟体面地挺起腰板来，只能无奈地四处碰壁，最终遭到城市的无情拒绝。究其根本在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并由此折射出的文化落差和制度差异，限制和牵绊了农民自身的发展。
《吉宽的马车》中，懒汉吉宽为了追求自己心爱的女人毅然放弃马车来到城市，初来乍到的吉宽在陌生的城市无处安身，只有在工地上做小工，这也是大多数农民进城之后的选择。在偌大的工地上，吉宽看透了人情冷暖，高高在上的包工头以城市人的"高贵"对民工随意呵斥，工程违章的处理要靠法律解决而不是到处找人情、托关系，民工们因无法融入城市的休闲娱乐便花五块钱随意找个女人解乏。对于民工来说，城市只是他们出卖苦力的地方，追求更好生活的梦想并非想象的那么天真。即使跟着开公司的林榕真自己干时，吉宽也居无定所，从这家跑到另一家，依然在漂泊着。
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是历史的进步，也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阶段。而这种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社会形态却对由乡村进入城市的农民提出众多挑战，农民在城市中追求一种尊严的同时也在抛弃原有的尊严，他们渴望挣脱乡土人情的束缚和牵绊，获得城市自由人的身份，但农裔标签的文化差异使得他们的抗争异常艰辛。
第二节 乡村人情伦理的异化
进入转型期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日渐深入，市场经济占据稳固的支配地位，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原则对传统习俗经济互惠原则的取代已经不可逆转，人们越来越屈从于相悖于传统人情的经济利益法则。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流动、开放的社会环境，促使大部分村民走出农村进城务工，这些外出打工者多是青壮年主力，他们在城市中适应了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面对陌生人社会和利益至上的原则，也越来越注重功利性的交往。市场经济的开放和经济理性原则，对传统人情伦理带来了巨大冲击。
在市场经济时代，乡村中人们对金钱和权力的重视已逐渐代替传统的伦理支撑，单靠人情已不易维持相互间付出和回报的平衡，人们更倾向于用金钱来衡量彼此之间的关系。
《上塘书》中除了结婚之外的喜事便是房屋上梁，上梁时要放鞭炮和挂红来辟邪，鞭炮有多有少，但差别不大；红是由与自己交好的乡邻买，因而显示的是乡邻的势力以及自己与乡邻的友好往来。所以，盖房上梁，彰显的是自己的势力和与乡邻的关系，因为彼此间你来我往的互利互惠决定了"你当初没送人家，人家自然就不送你"【39】.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房屋上梁却有了额外的寓意，例如申作林上梁时，在城里当包工头的乡邻给他送来八挂红，让他赚足了脸面，村里人出于羡慕和虚荣，没有亲戚送便自己买，以求在上梁那天赚到大家的吆喝。
人情的功利化和淡漠化更是导致邻里之间、乡邻之间的冲突不断。在传统乡土社会，邻里之间基于生产上的互助和生活上的互济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信息交流的发达，反而大大减弱了邻里之间的亲密联系，部分邻里关系退化为仅仅是地理位置上的空间关系，缺失了精神层面的情感交流。《上塘书》中充分体现了这一变异，上塘最初与外部的交流是通过书信往来，因而每逢邮递员在村里一吆喝，大家都会热闹地聚集在一起，听听收信人家里的新鲜事。随着通信工具的发达，大部分上塘人都买了手机和电脑，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更加便捷，但上塘却没有了往日的热闹，反而更加封闭和寂寞。热衷于东家西户串门的申玉凤，一直张张罗罗，有了电话后反而静悄悄的，什么也不说。其实不是申玉凤不想说，而是她说不清，也不明白。既然不明白，所以就不说。因而现在的上塘看起来依然热闹，但人们的内心是封闭和寂寞的，因为人们渴望知道的消息被封闭了。
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强，人们的活动范围逐渐走出村落的限制延伸到城市，"熟人社会"人情往来的互利互惠原则在现代城市中日益被削弱。《秉德女人》中，秉德女人在收到小儿子承多的思乡之信后，不顾一家人的反对，毅然决定去城市住几天。到了城市，秉德女人却感觉自己像是进了牢笼，每天被局限在城里十几平方米的小楼里，没有乡下人熟络的串门和聊天，也没有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温暖，因为城里人都是自己过自己的，于是，秉德女人开始想家，想念家里的老房子，想念乡村的左邻右舍。
随着现代化和信息化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之间的通讯方式更加便捷，社会流动性的加强也使人们的活动范围不再受限制，这些都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反映，然而，社会在革新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传统的逝去，如熟人社会交往的"亲近性原则"越来越弱化，乡村互帮互助的和谐也正逐渐淡化。市场经济带动了经济飞速发展，但其导致人们追求功利化的倾向也不容忽视，人与人的交往更多地注重利益的选择，这些都是构建新的乡村伦理秩序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伦理失序下的思考与建设
当前城市化转型为乡土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但现代化的冲击又使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乡村伦理受到严峻挑战。家族、人情对于乡村逐渐失去了往昔的约束力，祖祖辈辈生活过的乡土大地黯然失色，既定的乡土伦理秩序正在被打乱，人们已经很难仅仅依靠乡土惯有的自觉去生活，进城农民在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认同。随着农村青年向乡镇企业转移或进城务工，失去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乡村，导致农业生产和发展的动力不足，乡村中剩下的大多是留守妇女和老人儿童，农村老龄化趋势日益凸显，留守老人老无所依，农村空心化等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乡土伦理正面临文化断裂的困境。与此同时，传统熟人社会的人情伦理尚未完全消解，陌生人社会的伦理法则也尚未健全，新旧两种社会的转型衔接并不是那么紧密，其结果便是社会伦理的失序。作为反映时代和历史变迁的作家们也在书写着这一醒目而痛心的嬗变，乡村终将走向何处成为当下亟需重新审视的重要课题。
孙惠芬在其新近出版的长篇力作《生死十日谈》中揭示了转型期伦理失序下人们的精神困惑及寻求出路的思考，乡村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瘠使人们面对伦理的失序只能采取有限的方式，人们或将精神寄托于灵魂转世寻求精神宽慰，或者被迫无奈地认命。认命成为乡村老实巴交无所寄托的农民普遍的精神状况，正如鲁迅发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呐喊一样，在偏僻落后的乡村，贫困和疾病已使人们对既定的生存现状感到麻木。当着乡村医生的刘开顺，走街串巷为乡民开药却无钱医治自己的糖尿病，只能通过喝百草枯农药自杀来减轻痛苦。还有李琴的母亲，因为无法忍受疾病的折磨也通过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前在城市里已经普及的药物而在一些农村却遥不可及。
面对乡村失序的伦理，人们寻求精神救赎的方式少得可怜，皈依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同时，在乡村中又存在一种特有的现象——对大仙的崇拜。大仙是古老的乡土社会特有的"神灵",他们自称被神仙附体能够通晓阴阳两界的秘密，进而为阳间遭受苦难折磨的人实现解脱。乡村中的大仙并不为奇，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便塑造了"三仙姑"的形象，《生死十日谈》中也出现了被狐天豹附身的徐大仙。但寻求大仙的宽慰不过是暂时之计，因为人们知道大仙不过是人们应对苦难的一种托辞，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信奉西方基督教。据有关权威部门统计，"中国的基督教信徒已从改革开放初的 300 万猛增至现在的 1 亿左右，其中 80%的在农村"【40】,基督教的"原罪说"等教义教规对自杀遗族无助的心灵产生了较大的疗救作用。《生死十日谈》中已是骨癌晚期、无法救治的刘秉善的儿子在连续 7 个月的祷告后，虽然病情没有好转，但精神好多了；因为追求自己违背伦理的爱情而遭受村里人的唾弃、整日不出门的小环也穿着新衣裳每周准时地参加祷告。基督教宣传的博爱让无助的乡土农民暂时摆脱了疾病的折磨和苦难的禁锢，获得了人生的超然状态。人活着不仅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难题，还要面对精神建构的意义、价值和尊严。这也从某种层面上折射出现代乡村精神生活的虚空和贫瘠，以及传统乡村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文化断裂。
人们在向神灵及基督教寻求解脱精神枷锁的同时，也在回归生活，向土地、向大自然找寻活下去的动力。《生死十日谈》中一位母亲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儿子死后，她一天到晚地待在自家的苞米地里，只要贴近那实实在在的黄土地，流血的伤口就没那么疼了。整日忙于农活的乡村妇女于桂珍，因为对女儿的娇惯形成了女儿养尊处优的性格，女儿嫁到婆家后不干农活导致婆媳不和，最终因为孩子的一泡屎与婆婆争吵导致婆媳双双自杀。
于桂珍并没有呼天抢，萎靡不振，而是更加卖力地干活，在土地上播洒汗水以求使自己干枯的生命得到寄托。不仅如此，她还爱护猫狗等动物，生性不喜欢束缚的她坚持不关门，让星月回家，在与泥土和野地的亲近中感受自然的馈赠，或许原始寥阔的天地自然才是人类灵魂的真正栖息地。
除此之外，孙惠芬在《生死十日谈》中还推荐了心理专家的干预和治疗，如推广日本心理治疗师"爱的疗法",建立心理治疗中心，或许这是切入乡村中苦难心灵最有效的救助方法，但真正实施需要多方面力量的配合，这是一项庞大而长期的工程。孙惠芬在访谈中曾经说过："乡村的自杀，离不开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对生死终极问题的追问和思考。"孙惠芬并没有讨论生与死的玄虚，而是以切身经历和体悟呈现出城市化进程中乡村所面临的严峻落后形势。孙惠芬深入乡村调查的目的不在于得出某个结论，而是引人深思，面对传统乡土伦理与现代性之间的碰撞，守恒与嬗变的冲突，乡村人正在经历的焦虑和迷茫，乡村又将走向何处，我们该作出何种选择。孙惠芬在温情书写中思考着乡村的命运和国家的前景，并进一步上升到人类的普世价值，拷问着生与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