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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性别叙事视野下的金庸小说探析
【第一章】男权烙印下的金庸小说
【第二章】 “双性同体”的性别叙事
【第三章】传统与现代碰撞下的性别表达
【第四章】影响性别叙事的因素
【结语/参考文献】金庸小说性别叙事特征研究结语与参考文献
第 4 章 影响性别叙事的因素
M.H.艾布拉姆斯认为，文学活动有四大要素，即作品、作者、世界和读者。第一个要素，作品，即艺术品本身，处于连接四个要素的核心地位，其他三个文学要素围绕它而开展；第二个要素作者，他的有意识的精神创作活动产生了作品，并且期望通过文学作品传达出一种东西和意义。作家对自己的作品也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作家的生活经历对理解文本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第三个要素是世界，作品源于现实世界，直接或间接的涉及、表现和反应某种客观状态；第四个要素是读者，“一千个读者就要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理解作品，同时也会力图符合作品原意。作品的目的是到达读者，读者的态度也会影响作者的创作。因此，作品、作者、读者是三个相关关联、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考虑金庸文本的性别叙事，也离不开对作者本人的考证，和对读者接受的分析。
4.1 作家思想及婚恋生活
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号称“第二文本”,与文学作品互为镜像关系。作家的感情经历，与异性的关系，对其文学创作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上文我们已经论述，在金庸的武侠小说文本中体现出了的复杂的性别色彩，既有男权底色，又有对女性的现代文明观照，还有“双性同体”下的“男性女倾”和“女性男倾”的性别叙事。这些丰富的性别表达，或者是作者有意为之的，或者存在于作者的潜意识，不经意的流露出来的。我们研究金庸武侠文本中的性别关系，绕不开对作者婚恋生活的探究。
4.1.1 金庸思想探析
金庸原名查良镛，祖籍江西省婺源县，1924 年 3 月 10 日出生于浙江海宁。查家为当地名门望族，有“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之誉，祖上人才辈出，康熙年间，查家七人同任翰林，被称为“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①金庸祖父查沧珊曾任职江苏丹阳，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因不肯镇压老百姓而被免职。金庸父亲查枢卿受过良好的教育，接受了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教育，对金庸影响很大。1939 年，初中三年级的查良镛与同学合编《给投考初中者》，用以指导学生升初中，收到了不错的效果。1944年，金庸考入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外文系，因不满校内国民党学生的行为而向校方投诉被勒令退学，后在中央图书馆工作，阅读了大量书籍，转入苏州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学习国际法。
①1948 年金庸以报人身份来到香港，在这个高度开放，中西交汇的国际化都市，进一步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
金庸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严家炎先生指出，“金庸对传统文化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到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典籍，涉及到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了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②性别文化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可以这么说，金庸有着深厚的传统性别文化底蕴。传统性别文化中，是以父权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伦常。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被置于从属的、卑下的地位，“女处闺门，少令出户，唤来便来，唤去便去”.女性出嫁前，习女德、修女容、谨女言、勤女工“,出嫁后，女子要呆在家里操持家务。对女子言行举止同样有严格规范，”行莫回头，语莫掀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 “.对女子的形体则要求束胸、缠足等等。在封建礼教重重束缚下，女性逐渐沦为一个被严格限制的弱势群体，缺乏自由，丧失了主体性。现实中的不平等地位决定了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往往只是男性的附属物，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不过是为了衬托男性而已。因此，传统文学作品中刻画的理想女子形象都是依附、顺从、柔弱的，以此来突出男性的孔武有力、英雄气概。金庸笔下的女性形象与传统女性形象有着明显的承接关系。
同时，金庸除了作家、学者的身份之外，还是一名新闻工作者，是着名的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毕生投身新闻事业的金庸对社会、政治、文化运动高度关注，尤其是对现代思想文化运动，金庸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并深受其影响。这一点在金庸的小说中也有体现：第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19 世纪末期，西方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女性要求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反对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制，认为女性在智力和能力上不逊于男性，争取家庭劳动与社会劳动等价同值。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兴起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要求消除男女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否认女性依附于男性。
我们在金庸的小说中看到的都是一夫一妻制（《鹿鼎记》除外），无论男女都是对爱情专一不二的。女性也从家庭走出来，和男性一样成为武侠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五四运动的影响。1919 年大陆爆发五四运动，年轻的女学生的大胆的走上街头与男学生一起为国家的命运奔走呼号。女学生青春热情的身影走入公众视野，妇女作为一支独立的、与男性同等重要的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自此，引发了史无前例的男女合校运动，兴起了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风气，女性开始关注政治，参与国家大事。金庸笔下的女侠，不光可以在江湖中抛头露面，还可以追求爱情自主，甚至可以开宗立派，在江湖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完全符合要求解放女性的”五四“精神。第三，”人的文学“的影响。西方人道主义引进中国后，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学“,充分张扬人的理性与欲望。并且期望通过理性和欲望的激荡来实现更高层次的人性。这时兴起的文学不再是那些没有个性、压抑生命力的作品，而是着重凸显人的价值的作品。武侠小说紧跟之后，也开始了人性叙事，表现人性与道德的冲突。金庸博采众长，将”人的文学“理念代入武侠小说。在宏大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描写个体的爱情故事。在宋朝面对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黄蓉追随郭靖。小龙女为了与杨过在一起，反抗势力强大的封建礼法。《天龙八部》中的阿朱、阿紫，她们没有在乎乔峰是汉人还是契丹人的问题，她们只是看重乔峰一代英雄的盖世气概与侠义心肠。金庸笔下的女性，道德礼法、民族之争都不具有终极价值，人性才是最高的价值所在。
4.1.2 金庸婚恋史
金庸一生共有三段婚姻，第一任妻子杜治芬，两人一见钟情，很快结为伴侣。婚后夫妻双方来到香港，金庸雄心勃勃，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自己的事业的追求中，而忽略了美丽妻子的情感需求。杜治芬终于移情别恋，两人宣布离婚。我们在《飞狐外传》中看到的南兰形象和杜治芬极其相似，或许就是金庸现实的感情生活在小说中的投射；金庸一度暗恋当红演员夏梦，盛赞她”西施怎样美丽，谁也没见过，我想她应该像夏梦才名不虚传。“为了夏梦，金庸委身长城影业当个小编剧，只可惜当时夏梦已名花有主，金庸苦求而不得。我们在金庸的武侠作品中看到的黄蓉、小龙女、香香公主、王语嫣等很多女性都有夏梦的影子；金庸的第二任妻子朱枚受过良好教育，个性刚烈。与金庸共同度过了《明报》创办的困苦岁月。而当形式好转，生活开始富足之时，两人却因看法不同经常吵架，这段婚姻终于以金庸的出轨而宣告破裂。我们在金庸的小说中，不乏看到很多女强人的形象，她们能力突出，却终得不到美满的爱情婚姻。不得不说是他对第二任妻子的复杂感情的投射。在金庸的情感世界中，他更希望一个妻子依赖他、崇拜他，而不是强势的和他一争高下。而金庸的第三任妻子林乐怡，比金庸小将近三十岁，本是酒吧的一名服务员，相貌美丽、个性温顺，最终成为金庸的终身伴侣。
从金庸的婚恋史，我们可以看出，金庸也是在感情的道路上不断的摸索和尝试，试图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爱人。《飞狐外传》中苗人凤遭遇妻子背叛，对胡一刀夫妻的夫唱妇随甚为羡慕。金庸借苗人凤之口说出自己的理想配偶：”像这样的女人，要是丈夫在火里，她一定在火里，丈夫在水里，她也在水里“.①可见金庸需要的是可以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妻子，而不是对男人有太多的情感索取的小女人。而当一个聪明能干大女人的朱枚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时，金庸又忍受不了她的强势。《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弃霍青桐而选择香香公主就可以看出金庸的感情偏向。金庸曾说过，他喜欢个性突出的女性，当却又不能太过于刚烈，不能有太强的事业心和进取心。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思想，使得金庸更倾向于喜欢传统奉献型女性。就如温顺的小昭、双儿，应该成为丈夫事业追求的助手而不是障碍，具有奉献的精神而不求索取。
综上所述，金庸本人的婚恋生活、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以及现代文明的影响，导致了金庸在小说创作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的性别意识，金庸努力追求男女平等却又无法摆脱男权意识的影响，使得文本呈现出了复杂而丰富的性别叙事。
4.2 大众文化与金庸小说中的性别叙事
金庸的创作在 20 世纪中后期，当时的香港市场经济繁荣，大众文化兴盛，他的作品必然定位于满足读者的娱乐要求，迎合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然而，金庸的作品又是大众文化中的精品，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创新和思想探索。作品中性别文化的复杂表达体现了金庸作品在大众文化语境影响下的特有文化价值。
4.2.1 金庸武侠小说的大众文化属性
大众文化主要是指在当代都市兴起的，与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现代媒介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消费时代或者准消费时代的产物。
②大众文化由消费意识形态策划，对大众进行引导，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具有商品增值性、娱乐消遣性、社会大众性、强烈渗透性等特征。金庸的武侠小说毫无疑问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首先，创作目的的商业性。金庸武侠小说创作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最初刊于报纸副刊，以连载形式出现。1952年，香港市民对太极门和白鹤门到澳门进行比武的事件给予了极大关注。《新晚报》看到这一商机，刊登了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取得的极大的商业成功，市民争先购买报纸，受此启发，金庸开始了武侠创作，1955 年在《新晚报》上连载他的第一部武侠着作《书剑恩仇录》。
①之后在《商报》上连载了《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获得了大量读者。1959 年，金庸与人合办《明报》，销量只在千分之间，为扩大发行量，金庸开始在《明报》上连载《神雕侠侣》，读者为了看金庸武侠小说，不得不关注《明报》。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②因此，金庸的武侠小说从创作伊始就纳入了商业运行机制。其次，金庸的武侠小说明显倾向于迎合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满足于市民大众的娱乐要求。引人入胜的悬念设计、黑白分明的价值判断、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经历，都是为了满足读者特定的心理需求而设置的，使得读者置身于天马行空的江湖世界，得到现实中无法满足的心理补偿。武功盖世的大侠，战无不胜的行走江湖满足了读者受制于世俗繁琐，无奈的生活，内心渴望任性自由的心理需求。绝美的爱情故事，满足了读者对纯洁不受任何世俗干扰的爱情的向往。再次，金庸的武侠小说具有模式化的痕迹，故事的主题与情节基本都是夺宝、复仇、权势争斗等等。金庸从不否认他的小说的娱乐目的，”我写武侠小说完全是娱乐，武侠小说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本来纯粹只是娱乐自己、娱乐读者的东西。“③
4.2.2 大众文化下的性别建构
大众文化下的性别成为消费元素之一，无论是女性性别及形象还是男性性别及形象都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而文化消费者的不同的性别身份及其性别需求，成为影响商家商业策略的性别元素。因此，金庸的小说之所以流传广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者将性别作为最重要的消费元素巧妙融入作品，同时也考虑了不同读者性别所具有的不同审美追求和期待，从而迎合多样化的性别文化消费需求。
一、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感官性，使得读者考虑外表的美感已经多于内在精神力量。精英文化表达的是”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大众文学往往表达的是”世界是什么样的“.大众文学不会着意去追求深刻，也不致力于对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推动作用，而是力求使读者轻松的阅读，获得感官的快乐。金庸的小说中，”读者喜欢什么样的两性关系，我就怎么写“,没有也不会对两性关系进行深刻的剖析与表达。因此”俊男靓女“成为作者创作的卖点之一。金庸笔下的女性无一不美，无一不仙，男性形象则个个一身正气，玉树临风。正是满足了读者获得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阅读效果的追求。俊美的男女主人公再配上缠绵的爱情故事，成为小说的流行的主要因素。男性读者在阅读时会把自己想象成书中的男主角，拥有绝世武功，被众多美女环绕；而女性读者则会把自己想象成女主角，在众多美女之中力压群芳，获得男主角专一而忠贞的爱情。
二、与大众潜在的追逐生命绝对自由欲望的契合。人生活在社会中，必然受到各种世俗礼法、道德规范、法律制度的约束，我们或许奋斗过或许抗争过，却总要按照社会的游戏规则进行。现代社会，进入了工业化时代，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际关系越发淡漠，人们对原始生命的本真的向往越发强烈，从未停止过追逐自由的脚步。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或许正在为生计而奔波，或许正在为升迁而踌躇，或许在为婚姻中的摩擦而烦心。金庸笔下的自由江湖，男主人公总是拥有绝世武功，行走江湖，锄强扶弱，处于江湖金字塔的顶层，不用惧怕任何人和任何事。现实中的男人无一不希望自己是一个具有超人的能力、伟岸的身躯的大男人，而金庸的小说正是释放了现实中男人的诸多无奈，从幻想空间满足了男性的大男子主义。金庸笔下的爱情故事，是和谐的不带任何世俗色彩的两性关系，女人为男人而生而存在，男人也会给予女人专一的感情。这种追求爱情的自由也是每个人所向往的。因此，金庸的武侠世界充满了一种野性的张扬，生命力的恣意的释放，侠骨与柔情共舞的”狂欢“,是男性阳刚之美与女性柔和之美的结合。①
三、以”人“的七情六欲观照书中的传统女性，使得女性读者乐意接受。现代男性读者不仅仅喜欢传统的温柔贤惠的女性，还喜欢活泼可爱、有情趣有内涵的女性。金庸塑造的多彩女性形象，有着现代女性的特质，敢于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行走江湖毫不逊色，机智活泼，契合了男性心中”女神“的形象。而正如上文所论述的，金庸对失贞女性，以人性的角度进行关怀，而不是严厉的道德说教，也使得作品更为现代女性读者所接受。四、”双性同体“的性别叙事，释放了读者深层的无意识。上文我们论述过，每一个人身上都同时具有双性的存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男性具有阴柔的行为特征会被嘲笑为”娘娘腔“,”男儿有泪不轻弹“,社会主流性别文化要求男性不断压抑自己的阴性情感。但是在男性精神深处有着释放自己伤心、无助和脆弱的阴性情感的强烈愿望。
金庸小说中男性的”阿尼玛“给以了男性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宣泄压制已久的阴性情感。而小说中英雄具有的豪迈气概、冒险精神、积极进取的气质，以及丰富多彩的江湖侠义故事，也使得女性读者的”阿尼姆斯“情结得以释放。另外，具有英雄气概的女性形象，如霍青桐，和女性读者有着相同的性别，满足了女性读者不甘落于男人之后，渴望做出超越性别的大事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