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解读中,对中西文艺理论的“化用”,强调的是在素读、熟读、深味、笃思的过程中,理论的自然出之,悄然作用,像呼吸一般自然,像溪水一样顺畅。或者是完成对文本的初步接受、创造之后,因为有理论的启悟,获得解读灵感后的再度创造。套用理论,按图索骥;或者从文本中寻章摘句,来验证理论,导致理论和解读变成“两张皮”,不属此列。
在此基础上,还要讲究“审美”。这突出的是一种终极指向,一种灵魂式的统摄。科学性的解读,实用性的解读,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指向审美。否则,让文学作品乱了体性不说,解读文本悦神悦志的美学目的也很难实现。可以说,没有审美,就没有文学创作;没有审美,也没有文本解读。
明代学者杨慎指责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鲁迅先生所说的“(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此类褊狭与幼稚,都是忽视文学的体性,未能从审美的视角加以解读的结果。
偏离审美的解读,西方也有。哈罗德·布鲁姆在其名着《西方正典》中指出:“文化研究”名义之下众多时髦的学派正在放弃审美欢悦,而仅仅关注阶级、性别、民族以及国家利益这些远离文学的外围问题。
有鉴于此,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充分调动自我的生命体验,激活自我的美学素养,灵活化用中西文艺理论的思想精髓,去探求文本“美感内部的文化密码”,使文本解读成为情感得以滋养、想象得以放飞、思想得以灵动的审美之旅才会成为可能!其中,个性化视角的切入,生命体验的主动融合,精神生命的积极创造,显得弥足珍贵。
一、视角选择的原则
文本解读中,视角的选择极为关键。有人说,“一种理论,就是一种视角”。比如同一个文本,你用精神分析批评的理论解读是一种样子,用结构主义理论或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解读,又会是另外的风景。
这种思想对我们颇有启发性。文本解读着实需要理论的指引、启悟,不论是谁,任凭他的智慧能量有多强悍,都必须吸纳别人的智慧。所谓“一空依傍,自铸伟辞”,也只是因为有了继承,创新才会显得光彩夺目而已。当下不少老师的文本解读,陈腐、浅薄,甚至出现跑偏或谬误的倾向,更是理论家底不厚实的写照。罗曼·英伽登就说过:“谁在某一个领域中是文盲,谁就没有权利做出判断。”但是,文学理论是从众多的文学现象中抽绎、概括出来的,并不可能直接转化为解读的视角。视角的选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形式上,因为形式承载着内容,规范着内容,融化着内容,又提升着内容,甚至还会超越内容,表现出独立的美学价值。形式多种多样,视角也会跟着变化万端。
从这个角度说,视角的选择很能体现一个人的眼光、实力和个性。视角定,风貌、识见、高度、深度、新度,随着文本解读的展开,全都会浮出水面。比如,同是解读莫泊桑的小说《我的叔叔于勒》,王富仁选择的是“人物形象”视角———于勒。透过于勒的两次写信,还有破产后无颜回家等细节,得出了“于勒有情,兄嫂无情,我同情”的结论。
钱理群选择的是“结构”视角,即小说开头,一位又穷又老的乞丐向行人乞讨,若瑟夫(文本的第二叙述者“我”)给了他5法郎的银币,第一叙述者“我”,约瑟夫的同伴感到很奇怪。于是约瑟夫就讲了他叔叔于勒的故事。小说结尾,约瑟夫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弟弟。以后您还会看到我有时候要拿一个五法郎的银币给要饭的,其缘故就在于此。”于是发现,把少年的同情心保留到成年,这是“同情一切不幸者”的伟大的人道主义。
孙绍振的解读是从“场景设计”的视角切入,即作家是如何让菲利普夫妇、于勒、“我”三方会面的。因为不会面,无以言无情、同情和有情。从中,他发现了莫泊桑写作技巧中的中国小说“针脚绵密”的特点。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若瑟夫·达佛朗司这个人物形象的视角切入。生活在金钱至上的时代,所有人都被金钱牵着鼻子走,所有人都被金钱无声地腐蚀着,只有若瑟夫·达佛朗司是个例外。这种温热、光明、清新、纯洁的人性不正是一种“天使元素”,一种净化人性丑恶、强化生存伦理、点化生命希望的力量吗?虽然这种力量看起来很弱小、很幼稚、很空幻,在他生活的周围还不被理解,但是它毕竟代表了一种人性救赎的正能量。文学作品中有没有这种力量是大不一样的。没有,人们会感觉很压抑,很无助,很绝望;有了,人们则会心生温暖,鼓起奋斗的勇气,持守美好的希望。说它代表了文学世界的希望,人格世界的乌托邦,拯救现实的一种理想,莫泊桑本人的精神故乡,都不为过。
视角不一,体验各异,但都是在揭示文本形式的秘妙,探访人物丰富多姿的心灵结构。然而,视角也不是乱选、瞎选,或稀里糊涂,连选都不选的,必须遵循特定的审美传统或审美惯例。
首先,视角的选择要注意小而专。视角选得“小”很讨巧。“小”,便于细看,便于深挖,便于突破。所谓“提领而顿,百毛皆顺”,“牵一发而动全身”,均道出了“小”的重要性和便利性。很多优秀的语文老师在教学中通常只选择一个“点”,挖深挖透,将全文的筋脉打通,正是注意了视角选得小对文本解读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点”通常是文本中的某个词,或某句话。如李镇西教《孔乙己》,就是抓住文中的“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一句展开教学的,为什么说孔乙己的确死了?为什么说他大约死了?如果将你的感受浓缩为一句话,作为小说的副标题,你该用怎样的句子?例如孔乙己———一个人和一个社会,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无望的社会造就了无望的人……;也可以在熟读全篇后“化”出某个词或某句话,即对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敏锐捕捉,如王伟娟教波兰作家伊瓦什凯维奇的《草莓》,就紧扣了作者心中一直回荡的“变”字(文中并未出现)来组织教学:1、谁能用一个字概括作者或自己的感受?2、什么变了?(景色、人生、心情、思想)3、你怎样看待作者的思想和心情之变?这种统摄全篇神韵的词句,朱自清先生称之为“文眼”,并认为这是优秀作品的一个标识。因此,在文本解读过程中一旦将之捕获,往往可以事半功倍,使自我的缤纷思绪、体验顺利地熔铸其间,从而使解读和教学收到尺幅千里的艺术效果。
光注意“小”不行,还得注意“专”。“专”指“专一”,“专注”,不弥散。譬如解读杨绛的《老王》,你一下子发现了“送”这个视角,与明清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草蛇灰线”技法不谋而合,因为全文一共有22个自然段,其中竟有18个自然段写到了主人公老王的“送”!那么,不论是解读,还是教学,我们都应该时刻关注这个“送”字:送什么?怎么送?送是否只是老王生活方式的一种写照?面对“送”型人格,杨绛内心有着怎样的震撼?这些追问都是沿着“送”这个视角顺势展开的。其间,我们虽然可以从精神分析批评的视角,去解读杨绛的“愧怍”;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去探究老王、钱钟书等人的不幸命运与当时社会的关系;从伦理批评的视角,去感受那个荒寒年代里人与人之间的丝丝温情……但所有解读都必须为“送”这个视角下的内蕴开掘、形式揭秘服务。惟其如此,文本解读和课堂教学才会显得忙而不盲,形散神聚。
其次,视角的选择要关注整体性。文本解读的视角确定后,一般会发现很多能触发自己兴奋点的信息。这些信息中,有些是文本中内含的,有些则是解读者联想、想象或思考出来的,但再怎么芜杂,都不能跳出三界外,不在视角中。
譬如,解读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一诗,我们选择“火炬式”的结构这一视角。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伟岸信念,如同浴火的凤凰,正是从辛苦、怨怼、伤感、惶恐、孤独的情感烈焰中煎熬出来的。在品读诗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时代背景、历史掌故、现实生活、人生况味,包括西方理论家对人性的分析、对创作匠心的论述,全部加进来。
比如着名的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力量支配,一个是男性的力量,一个是女性的力量。女性往往外柔内刚,男性往往内柔外刚,没有纯粹的男人和女人,“双性同体”才是理想的人格形象。文天祥的身上不正是兼具了这两种力量吗?女性的力量使他拥有足够强的现实感,与常人无异,但是男性的力量引领他飞升,最终又超越了现实。
再如美国艺术史家伯纳德·贝瑞孙在评价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时说:“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散发着象征和寓言的意味。”
《过零丁洋》一诗的形式层与精神层在“壮美”这个点上形成的对应关系,不正是构成了一种整体的氛围象征了吗?但是这些加进来的内容,一定要受到“火炬式”结构的规范,并统摄在文天祥精神境界由死的恐怖转化成为死的壮美的升华过程之中,为感受文天祥的崇高的人格美服务。且是解读者获得充盈的审美体验后,用之进行理性观照,使体验、反思更深刻,更立体的一种努力,堪称不同生命经验、心灵体验互相感发,突然接通的一种自在行为,而非套路化的生硬拔高。这依然是文本解读整体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少老师在视角选定后,却出现解读偏颇、扭曲、断裂等非常态现象,正是忽略了对整体性的关注。
比如朱洁文老师《<绝版的周庄>教学案例》(发表在《语文学习》2006年第1期)是从“绝版”这个视角去组织教学的。但是,因为将目标锁定在“作者对周庄当前人文环境、人文景观能否保存完好的担忧”上,而不是感受作者“对周庄的渴慕与珍爱之情”,漠视了“写景抒情散文与富有历史文化感的学者散文”的区别,被王荣生教授视为“教学内容选择不当”。
这说明,教者在文本解读的过程,将“绝版”与文本中的一些非主流的衬托性信息,很功利化地结合起来了(不错,文中的确有似乎担忧的句子,如“周庄是以苏州的毁灭为代价的”,但这样的感慨恰恰是为了凸显作者心目中“绝版”的真正内涵———再不会出现这样一个保存完美的地方了),而作者着意关注的内容,如用清丽、典雅的文笔将周庄幻化成一位周身透着迷人风致的女性,深情地赞美她的自然朴实,纯秀古典,操守自持,如梦似幻,这些富含审美价值的内容,却被活生生地过滤掉,是殊为可惜的。
另外,视角的选择更要指向“人”。高质量的文本解读,不论选择何种视角,也不论化用何种理论,最终都要指向“人”,指向人心、人情、人性、人的存在。譬如解读丁西林的《瞎了一只眼》,不论你是从风格的角度,还是从错位的角度,但最终都要落实到作者对生活悖论的思考上:每个人都为对方着想,依然难以摆脱无尽的尴尬;解读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你可以从意象的角度切入,再现凄清萧瑟的画面,西方的移情说,表现主义理论,也尽可以拿来用,但是这些方法必须统一在“夕阳”这个总体意象之下,并联系“日夕当归”的文化传统,去深入而具体地感受作者的羁旅之愁、古代落拓文人的人生况味。王荣生批评过一种变态的文本解读:“比如阅读小说,看到第一句,喔唷‘开门见山’,看到人物出场,喔唷‘肖像描写’,然后分析‘从上写到下,从装饰写到面容’等等,接着喔唷进入‘动作描写’,又接着喔唷过渡到‘心理描写’,最后喔唷‘通过……表现了……赞美了……。’”这种全能视角下的阅读,貌似最后注意到了人,但却是概念化、教条化的大众人,僵死人,人性的复杂,内蕴的丰富完全被所谓的“技巧”“理论”一笔抹杀了。
二、如何实现生命的融合
如果把选择好合适的视角视为文本解读的“稳境”,那么实现和作者或文本中人物生命的融合,则可以称之为“醇境”。
生命融合是文本解读中主、客体相知、相融的“合一”状态,用钱钟书的话说是“人心之通天”,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自失于对象之中”,“好像仅仅只有对象的存在而没有觉知这对象的人了,所以人们也不能再把直观者和直观分开来了,而是两者已经合一了。”
按接受美学的理论,这是读者期待视野和文本提供的视野经过互动、调试,最后达成新的一致所产生的生命拔节的精神愉悦。这种境界令人神往,也至为关键。文本解读想出新出彩,必须经历这个阶段。
那么,该如何融合呢?从“有意味的瞬间”切入,不失为一种巧妙的融合法。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看起来虽然容量巨大,结构复杂,实际上创作的时候往往是由某个瞬间诱发,然后才蔓延成篇的。比如曹禺《雷雨》的创作是从繁漪这个人物形象的闪动再生发出去的;高晓生创作《陈奂生上城》,仅源于陈奂生在弹簧太师椅上跳三跳的细节,至于进城卖油绳、不慎患上重感冒、县委书记帮助他进旅馆等一系列情节,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诗歌创作更是如此,即景生情、由事生情的例子,比比皆是。意象派诗人庞德就明确说过意象表现为“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与情感的复杂经验。”
这种“有意味的瞬间”,是创作的灵感、由头,实际上也是文本的高潮所在,精华所在,称之为照亮全篇的核心或灵魂,都不为过。基督教有“本性的恶会在一闪念中流露出来”的说法,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正视闪念中的恶,忍受苦难,进行赎罪,但不能自救,只有信仰上帝,依靠上帝的恩典,才能得救。托尔斯泰对人的理解更进一步,他觉得人在瞬间的善恶交错中能够接近上帝。所以在创作中,托尔斯泰经常会浓墨重彩地描写到善恶交错的“瞬间”。高晓声与曹禺因缘际会,也在创作中不知不觉地把握了这种规律。
从这个角度说,很多文章其实都是心灵颤动的某个瞬间的延长。比如鲁迅的《风筝》,我们完全可以说是作者从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中认识到“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这个道理,心灵受到强烈震撼的那个瞬间引发开来的。摧毁弟弟风筝的往事,以及后来求弟弟宽恕,想陪弟弟一起放风筝,以及求恕不得所产生的深深忏悔,都是围绕了那个意识到自己错误的“瞬间”延展开来的。朱自清先生强调从作者“着意的”和“用力的地方”,“找出那创新的或变古,独特的东西,去体会,去领略”,那些着意和用力的地方,常常就是文本的一个个美丽瞬间,有意味的瞬间。苏轼也有过类似的表述,“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其实就是要求将心与景遇合的美丽瞬间,用形象迅速定格,防止“妙覌逸想”的逃离。既然有意味的瞬间被无数优秀的作家如此看重,作为解读者,当然可以从这里出发,沿波讨源,以探骊得珠。
追索矛盾,探察人物的心灵隐秘,也是实现生命融合的一种好方法。矛盾有显性和隐性之别。显性的矛盾一如孙绍振老师所说的,“将人物打入非常轨道”,迫使人物的表层情感结构发生动荡,以考察人物心理深层的奥秘。”比如杜十娘将爱情看得比珠宝、比命还重的痴情和决绝,正是在获悉自己被心上人李甲所卖后凸显出来的;林冲嫉恶如仇,刚烈、果断的个性是在老婆被调戏,自己被发配、被陷害的逆境、绝境中显现出来的。
关注这种非常态中的人与外界,或人与自我的冲突,的确可以顺利地一窥人物心灵的堂奥。比如,林海音的小说《爸爸的花儿落了》中有一个细节:英子作为六年级的唯一的一名学生代表,要在毕业典礼上致辞,她不无自豪地邀请当时还在住院的爸爸去参加、这时的爸爸有何表现呢?“他转过身,举起手,看手上的指甲”;过了一会儿,才又转过身,以“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为借口拒绝了英子。这就是一个显性的矛盾。都说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况且女儿还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本该排除万难,不惜一切代价前往的,可为什么竟那样狠心地拒绝了?追索下去,我们不难发现,这个看似残酷的父亲,实际上有无限的深情。联系后文英子回家,厨子老高告知她父亲病危的细节,我们终于和英子一起明白:这个刚强的汉子其实是临终前拼尽生命的最后一丝能量给女儿以鼓励的。没有豪言壮语,却将这个血性男人内心的喜悦、酸楚、期盼和柔弱和盘托出!
隐性的矛盾也可以通过比照、联想、想象、追问等方式,促使其浮出水面。仅以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例。虽然本诗依旧体现平民圣人的色彩,在贫寒到住不好、睡不好、穿不好的情况下,竟然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并说这样的华屋如果出现,他被冻死也毫不足惜。很高尚,很伟大,就像闻一多先生所称道的,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然而,一想到一个自视甚高,整天喊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大男人,奋斗了几十年,竟然连几间简陋的茅草屋都盖不起;为几根茅草和小娃娃争抢,抢不到还骂人家是“盗贼”。连一床被子也买不起,导致老婆、孩子跟着受冻挨饿,甚至因缺食少粮,导致幼子饿死———入门闻号眺,幼子饿已卒(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总觉得这“金石之声”似乎很乏力,很空洞,也很缥缈,自保的能力都堪忧了,这种虑及他人的情怀到底算哪门子的伟大呢?
这种矛盾一旦产生,文本解读的切入口,和作者心灵互动的气场,还有自我生命体验被激活后的联想就会自然产生,对诗人内心世界的具象把握也更有可能。平心而论,置身杜甫当时的心境,我们能发出这样的心愿吗?哪怕虚伪一下也好!杜甫真的一直这样伟岸吗?难道没有丝毫的自私之心、抱怨之心?有,为什么还忍了,并继续诗意地生活,视诗歌为“吾家事”?这样探析下去,杜甫的形象就会在我们面前变得清晰、饱满起来。
如果说紧扣有意味的瞬间,追索形象中的矛盾,是一种尺幅千里、见微知着的文本解读艺术的话,那么从作品产生的语境,文本的整体格调,作者的人生际遇,以及一生的价值追求等方面反顾作品,悉心玩绎,就是一种大处着墨,知着见微的解读智慧。
依然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为例。倘若我们知道,在唐代诗人中,杜甫是一位恋家情结很深的男人,并非对仕途追求疯魔痴狂之辈,如“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等诗句,无不充满了对儿女、妻子的愧疚和自责;有了这种期待视野或前理解,再读“娇儿恶卧踏里裂”,就会加深对他的理解、同情和敬重。毕竟,穷困潦倒,孩子睡相不好,蹬坏了被里子,使低质的睡眠雪上加霜,但杜甫不仅没有大发雷霆,反而依旧疼爱有加,称孩子为“娇儿”,这不是每一个男人都能做到的!倘若我们知道他很爱妻子、儿女,一旦归家,就不忘给她们买化妆品、食品、衣物,如“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也知道他曾经内心沉沦过,“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甚至自嘲为“乾坤一腐儒”;还知道他做官兢兢业业,但是俸禄低微,在秦州甚至工资都发放不出,他只得南下成都投靠朋友,我们就会懂得他并非迂腐、无能,只知道舍小家为大家的空洞、虚伪、极端的道德人物,实乃环境所逼,使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了这样的鸟瞰和谛视,还有将心比心的自觉,我们才会真正体味到他明知“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从政的梦想已经死灭,却依然笔耕不辍,经营着自己的精神家园,用爱和诗歌拯救自我,也拯救着那个满目疮痍的时代的可贵与伟大。
三、走向审美创造
文本解读中,有个性化的发现与创造,堪称进入“化境”!文本解读中的创造和学术研究中的创造是相通的,都是一种“接着说”的过程,是一种见出高度、深度、新度的高质量言说,不仅对作者本人的创作,其他读者的阅读有启悟的价值,而且对解读者自身的审美素养、能力的渊深和提升也具有一种令人神往的促进作用。文本解读中的创造,方法多多,但是下述几点应该引起特别的关注。
首先,熟悉与陌生的相乘。有学者提出过这样的公式:美感=陌生感熟悉感。福建师大赖瑞云教授觉得这个公式道出了优秀读物“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秘笈。“人人心中有”是熟悉的,“个个笔下无”是陌生的。既熟悉,又陌生,美感产生,越熟悉越陌生,美感越强烈。如果熟悉感为零,接通不了读者的经验,美感就为零;如果陌生感为零,即笔下有,非常熟悉,美感亦为零。创作如此,文本解读亦如此。对《岳阳楼记》的解读,历来多按马克思主义文论,从思想和美学两个层面,分别对范仲淹的人格胸襟和岳阳楼的阴晴景象进行解读,虽然也会选择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如从“异”字切入(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结合文章的“转折之美”,体会范仲淹的伟大抱负,“把握文章的精髓”,但是感觉贴标签的痕迹还是很重,也就是说太熟悉了。但是倘若从“双声话语”的视角解读,即从“劝慰的话语”———借写楼记的形式,为深受贬谪之痛困扰的滕子京进行心灵疗伤,这是文章的显性话语。还有比较隐性的话语,即“自勉的话语”———范仲淹汲取古仁人的精神能量,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逆境中,在绝望中,向自己的灵魂发布神圣的绝对命令,形成一种深情言说的“和弦”或者说“复调”,那么对他山高水长的人格风范就会有更新、更深的认识。
其次,归纳与演绎的平衡。文本解读过程中,纯粹地运用演绎法,生搬硬套,搞拉郎配,只能导致文本解读走偏,难以服人。个体的内涵大于一般,用一般代替每一个个体,就像用水果的概念替代真实的苹果,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一味地运用归纳法,又很难具有概括力,甚至还会陷入孤证的危险,走向偏激。因此,寻求归纳与演绎的平衡尤为关键。
一位学者从朱买臣妻子逼迫丈夫写休书;蔡文姬的三次婚变:初为卫仲道妻,后被匈奴人所虏掠,为左贤王妾,再后来被曹操以重金赎回,嫁给董祀;以及当时“东食西宿”的故事,归纳出汉代有“并不怎么看待妇女的贞洁”的结论,然后根据刘兰芝的“自请遣归”,演绎出“刘兰芝起初并不爱焦仲卿”的论断,便有失衡之处。
且不说“自请遣归”难以立住脚———刘兰芝私下和焦仲卿说的气话、悄悄话,哪里能算数呢?更何况焦仲卿上堂和母亲辩论的时候,根本没有透露刘兰芝要“自请遣归”的一个字。倒是焦母很明确,很决绝地说了“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的话。这说明,下达休书命令的不是刘兰芝,而是焦母。
单就汉代有“并不怎么看待妇女的贞洁”的风气,也不能武断地推断刘兰芝有重新开始一段新生活的想法。倘若刘兰芝是这样注重实利,追求自我舒适的女性,焦仲卿甘愿为她冒犯母亲,甚至不顾母亲的年迈,愿意为之殉情,就缺乏必要的情感逻辑。除非,焦仲卿是个受虐狂!
按常规的经验都可以判断,结婚数年后,夫妻双方肉体的吸引力其实是呈减弱趋势。倘若两人依然恩爱、缠绵,这种吸引力一定来自个性的魅力,如性格的温和,精神的纯洁,勤劳的习惯……诸如此类。即使持“真正的爱情是从被遣回家开始”说,而且升温很快,也难以服众。因为这个结论等于在说明:在婚后的两三年,焦仲卿对刘兰芝是漠不关心的,刘兰芝在焦仲卿身上找不到安全感,找不到幸福感。如此,焦仲卿后来的百般挽留,直至最后的以死抗衡,就更加显得无法立足,不堪一击。
相反,孙绍振教授在这方面的解读便令人信服得多。从理性考虑,刘兰芝被休再嫁也不失为一种选择,求婚者还是门第高于原夫家的县令三郎———太守郎君,比之庐江府小吏要富贵得多了。从世俗角度看,再嫁高官,恰恰是一种报复和炫耀。但是,这样的世俗心态没有令刘兰芝重新开始生活,却导致了她的死亡。其中原因,就不是实用理性的,而是情感的,也就是把情感看得不但比显赫门第、荣华富贵更重要,而且比生命更重要。
视情感重于功利,高于生命,有这样的“情痴”“爱痴”个性打底,他们夫妻之间的气话、求情、安慰、误会,乃至双双殉情,就都有了内在的根据。推广开去,文学作品中这种遵循特殊的情感逻辑行事的形象,并不鲜见,如杜十娘、安娜卡列尼娜。这种创作追求,将人性中的尊贵,高洁的元素提升到了近乎神性的地步。再次,学养与命名的互动。克罗齐说:“要想理解但丁,就必须把自己提高到但丁的水平上。”这其实强调了文本解读中学养的重要性。
话似乎很极端,但有一定的道理。有理论水平和文化涵养的专业解读者,与一般水平的以消遣娱乐为目的的解读者,解读文本的水平肯定不在一个层次上。古今中外,大凡在文本解读中有独特创见的人,都是学养很深厚的人。
譬如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到韩愈、欧阳修都学《史记》,但是韩愈“得其雄”(雄浑、雄放),欧阳修“得其情”(情韵、深情)。这样的印象主义批评,令人耳目一新!将《史记》中的《巨鹿之战》《陈涉世家》与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马说》等文中激越的情感、强旺的语势相比,的确有“雄”的特征,连一些气势如虹的排比句,体现急促感情的短句的运用,都很神似;将《史记》的《垓下之围》《一狐之腋》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秋声赋》相比,那种挥之不去的真情、深情也确有相通之处。在卷帙浩繁的作品中,能精炼、准确地遗貌取神,见别人所未见,道别人所未道,没有渊深的学养,根本不可能作此智慧之语。事实上,只要我们稍作留心,便不难发现刘熙载对古代的文气说、滋味说,是了如指掌,且能灵活化用的。韩愈说“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李商隐说“以自然为祖,元气为根”;钟惺说“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无不是在强调道德、学养的重要性。
网上有一个很搞笑却很耐人寻味的段子———If you do notleave me,we will die together.
你如果不离开我,我就和你同归于尽。(四级水平)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六级水平)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八级水平)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专家水平)你在或不在,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活佛水平)结论:现在的高考,为什么语文要提高到180分,而英语降到100分?差别不在英语水平,而在汉语水平。
貌似调侃,却道出了一个真理:学养不一样,同样的句子翻译,水平会层次不齐,甚至有天壤之别。
文本解读需要学养的支撑,经验的支撑,也需要个性化的“命名”。事实上,个性化的命名堪称学养的浓情绽放和智慧升华。用一些具有统摄力、包容力的新新词汇将现象概括,将本质解释,如“陌生化”“隐含作者”“召唤结构”“韵外之致”“草蛇灰线”,往往可以使文本解读别开生面,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人为“存在”命名,使“存在”出场,使世界以新的面貌出现,是“照亮世界的第一次命名”的要义。
在这方面,当代许多学者做出了表率。比如钱理群先生从鲁迅小说中发现了“看/被看”“归去———回来———归去”的结构模式;孙绍振先生从众多经典中抽绎出来的“审智”“审丑”“理性因果”“情感因果”“把人物打入非常轨道”;还有刘再复先生解读中国四大名着时提及的“共犯结构”“伪形文化”;某学者解读郁达夫的小说《沉沦》时谈到的“文化震惊”“文化恋母”……这些凝聚着他们独特生命体验的命名,极具阐释的张力和活力,不仅刷新了我们的期待视野,也为我们文本解读的创新带来了不尽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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