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实在在、变化莫测的艺术是当代美学探索的对象，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像艺术这朵娇艳妩媚的文明之花，在美学上由于没有夯实的扎根土壤，常常需要为自己的合理化存在进行艰苦论证。在为自身论证的一次次涤荡前行中，“诗辩”应运而生，成为西方古典美学的一种重要文体。锡德尼（Sir Philip Sid-ney 1554~158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诗人、文学批评家。他的重磅之作《为诗辩护》宣扬人文模式，反对专制神权，以犀利的文锋诠释了诗的功能和价值，在西方文学史上地位重要，影响深远。锡德尼的《为诗辩护》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理论，同意古代希腊人把诗人称为“创造者”的看法，也同意古代罗马人把诗人称为“预言家”的看法。他接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把一切艺术都看成是“模仿”.但在锡德尼的笔下，诗是一种创造性的模仿，其目的在于教导群众，娱乐群众，诗歌的功能就是寓教导于娱乐。锡德尼对文艺美学的突破性贡献是把对文学评论的风向标从单纯解析模仿对象转到重视作品对读者的启蒙说教和愉悦感动。
作为一名卓越的诗人和文论家，锡德尼不仅总结创作经验，提出文艺观点，还把理论的研究应用于创作实践。
在人文主义的文化长河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蕴含西方传统的精神本源和人文特质，像一颗璀璨明珠，折射出强烈的反神学、反封建倾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哲学和科学解脱于宗教神学的压抑，欣欣向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理智和严谨是文明的忠实特质。作为杰出的诗人和文论家，锡德尼传承希腊、罗马古典美学的精髓，受益于西方人文精神的萌生，推崇理性，关注感性，善于发现人的美和自然美。锡德尼一方面投入精力进行文学创作，关注文艺和现实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注重经验总结，强调文艺对社会的推动，将其上升为理论进行研究。尽管由于时代的限制，锡德尼的诗学思想主要侧重于文艺美学，缺乏深刻的哲学思考，也没有形成传统意义上的美学体系。但他站在当时诗学发展的历史潮头，在作品中呼吁关注诗歌独特的社会功能，号召给予诗歌应有的独立地位，这就给基督教神学全盘否定文艺的思想以迎头痛击，极大鼓舞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创作和发展。
一、锡德尼诗学思想的理论渊源
最早的人文关怀和人文指向已经体现在古希腊、古罗马先哲们的凝神冥想中：重视内在世界，关注人类自身，贬斥非理性，张扬真善美。基督教神学对人内心的禁锢使得上帝成为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万灵之神。在那个年代，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是对神的羞辱，文学和艺术的本质则受到了忽视。针对当时反理性的基督教神学的流行，充盈着人文血液的锡德尼批判“神本”,呼唤“人本”,最大限度的升华人的价值和文学的说教。他在《为诗辩护》中主张：“诗，因此是个模仿的艺术，正如亚里士多德用mi-mesis所说，他是一种再现，一种仿造，或者一种用形象的表现。”
[1]（P12）亚里士多德认为摹仿是人类的本能，浸润于人的天性之中。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对西方古典美学产生深远影响，是锡德尼诗学思想的核心。摹仿是文学和艺术创作的主流，盛行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指出文学应当依据事物天然的秉性去摹仿，而这种天然的秉性则被打上了阶级的政治烙印，显现出阶级形态的利益追求。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摹仿是要根据阶级的意识形态去灌输一种有价值的道德信念。
而锡德尼对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进行了创造性的说明：模仿不是刻板僵硬的摹写客观自然，而是要关注知识对人道德催生的广博能量。因此，锡德尼在引入模仿概念的同时，高度重视诗的实践价值和人的自觉意识，认为诗对于人行为的指导和引领有着积极向上的作用。
在许多问题上，锡德尼与卡斯特尔维特罗完全一致。他们之间的唯一不同在于锡德尼对“寓教于乐”的内涵解读。作为崇尚西方古典文论的古罗马理论家贺拉斯，第一次提出“寓教于乐”的思想，试图为当时的文学创作确立标准和原则。贺拉斯张扬文艺的社会功能，提倡怡情悦性和道德说教的协调统一。他认为诗歌不仅对人类文明有开化功用，还能给人们带来愉悦。贺拉斯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
[2]（P68）锡德尼继承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认为诗人不仅能真实而生动的模仿自然，而且还能教导群众，愉悦群众，所以诗教优于说教。在他的组诗《爱星者和星星》第71首中，锡德尼还指出诗在人类历史上的教化作用：
谁想从大自然最美好的诗篇，读到寓德于美的最好的形式，只须学会在你身上读爱的文字，斯黛拉，你美的线条展示真正的善。
他会读懂：消灭恶不是靠蛮横，而是靠理性的最甜美的统治，理性之光使夜鸟纷纷逃逝，你眼神里，心灵的太阳光辉灿烂。
[3]（P41）别致的形象，优美的旋律，使读者的想象在吟诵诗歌时得到最大发挥，获得最大限度的审美愉悦。
作为一位奇思妙想的诗人，锡德尼认为应当把“教”与“乐”区别对待，在重视怡情悦性的同时，更强化道德的说教。怡情只是一种途径，最终目的是为了吸引读者，令人感动，塑造品行。
锡德尼的诗学思想中也闪耀着柏拉图灵感说的光芒。柏拉图从神灵附体的角度探寻诗的本质和源头，认为诗神附体的思想源于原始宗教和巫术。诗人崇尚诗神的感召，以灵感迸发为起始，来完成文学作品的创作。诗神如磁石，使人依附，赐人灵感。在柏拉图的眼中，上帝无所不能，把灵性恩赏缪斯，由缪斯传给诗人，造就其天赋才学。柏拉图的灵感说解释了文学作品对读者产生深远影响的原因，也剖析了诗人如何具有引领阅读，掌控人心的神奇魔力。
柏拉图眼中的诗是一种启发性的教诲工具，引人迷狂，远非技艺可以习得。立足于柏拉图的灵感说，锡德尼重视诗歌内容和诗人天赋，认为灵感可以掌控诗人模仿自然的整个过程，而文学作品的孕育又是在诗人渊博知识的引领下自然形成。灵感和知识互为条件，缺一不可。锡德尼还认为诗人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可以明辨事物天性，但这种洞察力始于理性的灵感而非疯癫的迷狂，可以被诗人所掌控。作为一名清醒的、理性的诗人和文论家，锡德尼解释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本质。而这种对诗人灵感和迷狂的解读，更多关注的是诗人和读者如何暂离真实世界去欣赏和感知诗性美，在虚构的文学空间进行直接对话：
我的欢乐，终于见到了你，唯你能倾听并减轻我的忧虑；请让我的悄悄话得到回报，以补偿我所经历的痛苦烦恼；让我们互相拥有，共浴爱河。[3]（P79）因此，锡德尼的诗学思想拓展了柏拉图的灵感理论，强调诗歌创作的自然真诚，诗人才学的汩汩奔涌。但这种强调必然是在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美学理论的前提下进行的，融含柏拉图灵感说，根植于亚里士多德“摹仿说”和贺拉斯“寓教于乐”说，宣扬诗歌在潜移默化中催人上进、令人感动，宣扬诗歌能在无形中教育人、塑造人。
锡德尼重视对诗歌内容的剖析，肯定天赋是诗歌创作的必备条件。“一个诗人如果不加上自己的天才，却并非勤劳所能造成，因此这是一句老谚语，演说家是造成的，而诗人是天生的”[1]（P25）.在诗歌生成的过程中，锡德尼认为诗人模仿自然是在广博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诗神的喃喃细语，自然进入创作状态。锡德尼还强调诗人的创作要自然真诚，而这些都是对柏拉图灵感说进行的延伸说明。
由此看出，锡德尼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文艺创作需要理性参与，但作为一名理性的文论家，他把自己的灵感理论建立在对文艺创作与欣赏事实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在可能的范围内对文艺现象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锡德尼关于灵感说和作家天才论的解释，阐明了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的本质内涵，解读了创作中的诗人和审美中的读者，如何伴随灵感迸发，在心灵奔逸中进行诗歌创作和感知欣赏。当然，锡德尼将诗神依附和诗人天赋视为文艺创作的源泉，有其一定的认识局限性，但他毕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深入解读，为进一步的学术思考留出了空间和参照。
二、诗人的功能
作为柏拉图的后继者，基督教教士们否定文艺，把文艺称为引人下地狱的魔鬼。而锡德尼则用清新的语言，动听的韵律吟唱爱情，关注自我，进行诗歌实验：
哎，你的眼神为何变得这般冰冷？
如果我在你眼中已变得枯燥乏味，请让我的良心自省自咎自责自责，让羞愧溢我双眼，让痛苦溢我心。[3]（P35）当一种全新的、彰显自我的人文精神萌生并发展时，势必与当时主张压抑情感，呼吁来世幸福的清教思想矛盾重重。清教徒们宣扬清心寡欲、禁锢个性，认为文学附庸神学、劣于哲学。清教徒作家斯蒂芬·高森的《骗人学校》攻击诗人，诋毁诗歌，一经完成即献给了锡德尼。在这本书中，高森指出文艺助长了很多陋习、在无形中孕育谎言。诗人的创作在高森的眼中是道德败坏、藏污纳垢，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正是这种直白的攻击促使锡德尼奋笔疾书，完成了《为诗辩护》这部完整成熟的诗学理论着作：“在白日之下的一切作者中，诗人最不是说谎者；即使他想说谎，作为诗人就难做说谎者。”
[1]（P42）锡德尼认为，诗行与押韵并不能成为诗，只有塑造形象和传达德行的虚构才是完美诗篇的标志。锡德尼反对当时流行的、矫揉造作的文学浮夸之风，反对神性压抑，提倡直抒胸臆和个性解放。锡德尼眼中的诗泛指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戏剧、诗歌等多样的文学形式。他从诗的主题、功用、特征等视角展开说明，对强加在诗人身上的种种攻讦进行层层批驳。锡德尼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理论，同意古代希腊人把诗人称为“创造者”的看法，也同意古代罗马人把诗人称为“预言家”的看法。诗人是学术之父，人类最初的文化和学术活动，都是以诗的面目出现的，而后来的神学家、哲学思想家、伦理学家、也是从诗中汲取各自所需的营养。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在研究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之作的同时，发现了人自身的力量，催生了一个发现的、开放的、人性高扬的时代。
作为人文主义代言人的锡德尼，身上也处处体现出了这种时代精神。在自然与艺术的关系上，锡德尼大胆地肯定人的介入，深信人的创造力定能使自然美的东西更美。锡德尼的《为诗辩护》作为诗论，自成体系，其中心理论就是：诗人是创造者，能创造出比自然更加绚丽的诗性世界：
自然从未以如此华丽的挂毯来装饰大地，如种种诗人所曾做过的；也未曾以那种悦人的河流果实累累的树木、香气四溢的花朵、已及别的促使者为人爱的够厉害的大地更为可爱的东西；它的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
[4]（P172）锡德尼还指出，相比那些哲学家、道德家和历史学家，诗人主要通过虚构和想象进行艺术创造，以完美的艺术形象和生动的韵律令读者愉悦，从而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摹仿”,意思是一种再现和仿制，而锡德尼则认为，诗就好像一幅能言的画，能更好地达到教育和愉悦性情的目的，艺术美应该比现实更美，因为形象须优于现实。那么如何达到这个有效目的？锡德尼反复强调“诗所虚构的形象”,“诗人从来不圈定想象的范围”,“在诗里本来只寻求虚构”[5]（P85）.锡德尼规定了诗歌的划分标准，解释了诗歌的创造性因素，认为诗是一种合理的虚构，模仿于自然，在创造中产生。而这种模仿不是生硬复制和如实再现客观存在的实物，而是以想象和虚构为手段创造出比自然更好的形象。诗人是创造者。锡德尼的这个论断极力宣扬人是万物创造的力量之源，形象地解释了文学从生活中来但更高于生活。
第三种人的确是真正为了教育和怡情而从事摹仿的；而摹仿去不是照搬过去、在或将来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在渊博见识的控制下进入那 神 明 的 思 考，思 考 那 可 然 和 当 然 的事物。[1]（P42）在锡德尼心中，最佳诗歌是由从事摹仿为了实现怡情与教育功效的第三种人创造的。从上述的文字可以直观的看出锡德尼身上的“调和性”.“摹仿”是锡德尼诗学思想的起点，“怡情悦性”则继承了贺拉斯“寓教于乐”的理论，说明诗既有现实的根据，又有理想的成分，既能增进理智，又能净化感情，既有真实意义，又有教育功能。
《诗艺》中的古典主义倾向还特别突出表现在贺拉斯对文学创作所做出的理性规则。他提出文学创作应该合适、同义、应该借鉴希腊，应该以情动人、寓教于乐，选材要力所能及等等[6]（P79）.“进入那神明的思考”则属于柏拉图灵感说的理1要依赖和服从自然，但只有诗人不为其所束缚，在摹仿自然的过程中创造出了“第二自然”.神奇的大自然创造了人，并将这种创造力赐予人。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方面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某种创造性。锡德尼还高度颂扬诗人对作品的精雕细凿，肯定人的创造力，认为自然虽美，但若使用人的创造力和天赋，自然就能超越自身，展现出夺目的光彩。天才是人的内在天性，是“神”性的淡去，“人”性的凸显。那些被视为天才的人，在某个方面定能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优秀作品的诞生更是个人天才和诗人主观激情的有效融合，这是西方古典文论的又一个源头。锡德尼认为诗人并不是对呆板僵硬的实际存在的对象进行摹写，而是把整个自然掌控于股掌之中。在人性高扬的文艺复兴时期，诗人们大胆创新，模仿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写作技巧和手法，遵守古代先哲们研发的诗学规范，对自然进行智慧的改造，创造出他们心中的第二自然。因此锡德尼重视诗人天赋，强调创作真诚自然，而这些标准都是在诗能授人知识，令人感动的前提下提出的，作用是为了避免抽象化的创作和文风的浮夸。因此，锡德尼眼中的诗人处处体现出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既推崇古典又不忘革新，实现了传统与创新的完美代言。
锡德尼这一论断的提出就为启蒙主义强调创作中作家个人的主观才能奠定了基础，延续了西方激情、天才文论的传统。
三、诗的功能
一个时期的艺术可以体现出当时的时代背景，一个时代的诉求总是以文学为介质，扎根社会。当文学的重组建构服务于时代潮流和当代人的价值指向时，文学就具有时代性的特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一个发现的时代，人们驱除了四处弥漫的神学迷雾，学会睁开眼睛欣赏自然，学会理性辩证的看待自然和文艺的关系。文艺复兴时期是整个欧洲喷薄自由思潮的大解放时代，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这个新兴阶级批判地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化，宣扬人道主义，对抗中世纪神学。
自然和处在自然中的人就成为美学研究的肇始，而这也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精神层面的基本特征。客观的现实生活能够映射到文学家的头脑，在他们心中绘出可感的审美意象，形成具体的艺术作品。锡德尼重视人的自省和自觉，认为诗能够劝诫读者，引人向善，给人乐趣和快感。因此，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贯穿人道主义主题，与伦理学结合的更加紧密。
在伦理道德方面，锡德尼重视文学作品的道德教化，延续西方文论的历史传统，崇尚人的美和自然美，重视客观现实，认为文学能借助于道德在大众心中萌生感人至深、净化心灵的崇高力量，也就是说，道德可以成为文学向社会辐射其影响的一个中介。从锡德尼对诗的教育功能的阐述可以明显察觉出贺拉斯“寓教于乐”说的影子，在这种传统的感召下，锡德尼对诗的功能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诗导致德行。
在引人向善、导致德行上莫过于诗，德行受推崇，罪恶受惩罚，其实这种赞美是应当属于诗的。[1]（P25）贵族出身的锡德尼，受制于自身不可回避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背景，无法更加清晰的认定文学的自觉性和诗学的教育性。人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诉求、困惑和迷茫，而这种需求和目的迫使人去研读历史，希望从中找出解决目前问题的答案。在当时这个价值链环断裂又聚合的时代，在人对人生的价值、存在的意义困惑不解、渴求出路的时候，道德和人性就成为作家关注的主题。在文学创作中，理性道德作为内在张力，始终与人的认知、语言、情感密切交织、互相催发。随着社会的不断嬗变，新的价值观念作为整个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必然会代替那些陈旧的、不合时宜的道德体系。德行的萌生暗示旧的人生观念的终结，规范的形成指引新的社会秩序的创建。而读者则应通过作品不断指导自我行为，对自身生活状况给予评价和定位。锡德尼的《为诗辩护》足以代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注重文学对读者的启迪，而这种启迪则通过道德批评来实现。在每一块道德模板的背后，都能看到它所维护的阶级集团的身影。根据各集团、各阶层的利益，道德才能够灵活有效的调整个人与社会的秩序体系。因此，尽管锡德尼对诗的教化功能进行了强调，但其对道德的功用并没有进行全面的哲学思考，挖掘还不够深入。
锡德尼认为诗歌作用于人的方式是既教育又怡情，它的直接目的虽在教育，但最终的介质却是有教益的怡情。诗人通过言传感情来唤起读者同样的情感，在传情感动的同时，使读者的操守、品性得到净化和陶冶。娱乐与艺术的融汇在西方源远流长。从德谟克利特、贺拉斯、柏拉图等人的作品中，都能感知艺术愉悦性情、令人感动的功能。锡德尼作为为诗辩护的代言人，显然传承了这一认识。锡德尼认为具有净化作用的诗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乐，引发人们的道德启迪和审美效果。通过诗歌吟诵，诗人可以用理性道德去感化读者，启蒙心智，驱除蒙昧和迷信。诗歌可以通过怡情来传达诗教，而怡情是为了感动人们去实践他们本来会逃避的善行。
由于深受修辞学传统的影响，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在字里行间一再表现出了对诗的读者效果的高度重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推崇欲望禁锢，强调人只有在今生受苦，才能在来世获得福报，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则重视人的需求，认为人的价值不在来生，而在今世。锡德尼笔下的诗人通过诗作，运用优美的旋律，向读者展示真实的生活画卷，使其感知真善美、明辨假恶丑，并帮助读者树立积极的道德观和人生观，正确的对待现实和生活，大胆的追求今生的幸福。文学批评中道德因素的直接介入，指明了人与文学，社会与文学的一种无法割裂的关系。因此，一种建立在旧的道德体系断裂基础上的，全新的道德标准会直接导致整个社会规范发生变化，从而显现出阶级集团的更迭。而读者则会通过诗教感知社会道德嬗变的轨迹，通过作品规范个人行为，调控自我意识。由于锡德尼认为诗的德行教化功能具有潜移默化的特性，所以诗可以使人知识更全面、情感更丰富、意志更坚强、行动更有力。
结论==由上述可见，锡德尼诗学思想总的宗旨是：文学创作既要尊重客观事实，又要表现情感言说；既要遵循传统的一脉相承，又要大胆推陈出新；既要凸显理性和道德教化，又要肯定个体身心愉悦；既重视文学创作的规范训练，又不否认先天的资质和秉性。尽管由于时代的限制，锡德尼的诗学思想主要侧重文艺美学，缺乏深刻的哲学思考，但他对文艺做出的合理认识，在没有多少创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论中，确实使人感到些许热烈的激情和理想主义色彩，锡德尼为诗所作的辩护充满了战斗的豪情，他给基督教神学否定文艺的思想以致命的打击，为诗辩护，给诗正名，赋予文学独立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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