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企业理论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经济学家早已超越了原有将企业仅仅视为黑箱的研究,转而研究企业的激励机制、内部组织和企业的边界。如今,企业理论具有发展迅速、数学化程度高,以及与多学科交叉发展等等特点。
本文将回顾企业理论的发展与现今面临的挑战,其中主要涉及经济学界的观点,不包括大量非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如社会学家和组织行为学家等等。
文章第一部分简述现代企业的发展状况;第二部分回顾教科书中有关企业的观点;第三部分简述有关企业的四种理论;最后讨论企业理论仍然存在的问题。
现代企业的发展
现代企业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Spulber,2009)。以美国为例,18 世纪时,企业主要由农民、工匠和商人经营,以家庭为主。商家购买和出售所有类型的产品,并提供基本的商业功能。19世纪40年代,出现了不同类型的专业化企业。但是,这些企业仍然由所有者亲自执掌,或者由所有者关系亲密的经理管理。19 世纪铁路公司的出现促成了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发展。到19 世纪后半期,社会上开始出现大型多层级的工商业企业,这时很多公司转而由薪金很少或根本不享有企业权益的经理掌管(Chandler,1977,1990)。
企业发展到今天,大企业无处不在,而且横跨多个国家经营。以全球最大零售连锁企业沃尔玛为例,是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同时也是世界上雇员最多的企业。截至2013 年,沃尔玛在全球27 个国家开设了超过10000 家商场,下设69 个品牌,全球员工总数220多万人。除了大企业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类型的企业,如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专业合作社、互助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国有企业等等。面对这些不同的企业形式,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是应该寻求一种包括所有这些企业形式的理论?还是应该寻求多个不同的理论?(Hart,2011)。
企业的教科书观点
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又被称为价格理论,无论是局部均衡,还是一般均衡,都是研究市场交易,其主题是价格在平衡供求关系中的作用(钱颖一,1986)。企业由生产函数或生产集这些纯技术形式表示。企业由经理负责,经理是企业所有者的代表。由于通常假定企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运作,企业的目标就是“使利润最大化”,正如消费者使效用最大化一样。在这种研究传统下,企业本身是一个“黑箱”。
为了研究价格的作用,企业的这种简化十分必要。这种方法有助于理解:当价格发生变化时,企业如何进行生产决策,并预测行业的整体行为。此外,一旦突破了完全竞争的假设,这种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企业间的策略互动。事实上,大部分现代产业组织文献依靠企业生产函数进行研究。
但是,仔细观察一下现实经济活动,就会发现,很多情况下,这种视角还不够充分。例如,有关企业边界的决定因素、大型企业的组织、合作社企业的形式、合约的本质,以及企业内部的融资决策和最优执行补偿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地解释(Hart,2011)。因此,打开“黑箱”,就是企业理论的任务。
四种标准的企业理论
第一篇试图打开“黑箱”的文章是Coase 在1937 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 Coase 认为,与市场通过契约形式完成交易不同,企业依靠权威在其内部完成交易。企业形成的原因,是通过把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从而降低市场交易的费用。
但是,Coase 之后几十年里,该领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古典理论中的局限才重新被经济学界关注。
深受Coase 的影响,Alchian 和Demsetz(1972)从团队生产的角度发现,计量每个人边际生产贡献与回报之间关系存在困难,因此每一个参加者都企图“免费搭车”,这时需要有人监督。但是监督人也会偷懒,那么如何激励监督人呢?办法就是必须把企业的剩余收入给企业家。Alchian 和Demsetz 关于“监督作用”和“明确产权”的观点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他们反对Coase 坚持的“企业的权威特性”。Arrow(1974)认为不完全信息带来的外部性是企业(或其他组织)存在的重要原因。他认为企业组织内部的信息系统可以优于市场上的信息系统。只可惜,Ar-row 并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现代企业理论在以上几位经济学家的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本文将企业理论的发展总结为四种标准理论:“寻租”理论、“财产权利”理论、“激励机制”的理论和“适应”理论。
(一)寻租
在企业的寻租理论(Williamson,1971,1979,1985;Klein et al.,1978)中,兼并可以停止具有社会破坏性的讨价还价。例如,Williamson (1971)认为,由于存在“可占用准租金”(以下简称AQRs),相对于讨价还价,命令(fiat)往往是一个解决小冲突的更有效方式。
Williamson 重于研究专用性资产投资。典型的例子是1926 年通用汽车(GM)收购费雪车体(Fisher Body)的案例,内部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签约之后的敲竹杠问题(Klein,1988,2000b,2004)。
理论上,包含着专用性资产的交易将会形成一份长期的合约,但实践中,因为预测未来的困难,这种合约事后不得不重新修订或重新谈判。而重新谈判又会产生成本。
各方将进行投机和浪费的行为,以提高他们的议价地位。通用和费雪之间的正式合同被认为鼓励了费雪采取社会低效的行动。为了制止这种套牢,通用汽车公司最终收购了费雪。
企业的寻租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正式的,并且留下了一些开放式的重要问题。
例如,权威如何在兼并企业中施加影响,兼并的成本是什么,以及兼并到底意味着什么。Grossman 和Hart(1986),Hart 和Moore(1990),以及Hart(1995)等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寻租理论的实证研究,如Monteverde和 Teece(1982 ),Anderson 和Schmittlein,Masten(1984)和Joskow(1985)。
与其他非正式的理论相同,企业寻租理论的假设条件并不完全清晰。例如,寻租理论假定兼并能够阻止 AQRs 带来的讨价还价,但是这个明确假设需要隐含地专注于某些特定种类的讨价还价。具体而言,如果通过操纵可让渡(比方说,物理)资本完成讨价还价,那么,兼并可能从讨价还价方删除相关的控制权,但是如果通过操纵不可让渡(比方说,人力)资本完成讨价还价,那么兼并不能阻止寻租。因此,企业寻租理论与众不同的一点是所有权可以通过可让渡工具(instruments)以阻止讨价还价。
然而,在实践中,发现许多企业之间的敲竹杠现象并没有导致兼并。为了解释这些观察到的现象,寻租理论有两种选择:第一,断言观察到的套牢现象中利用了不可让渡的工具,以至于出现不可让渡的套牢现象;第二,认为观察到的套牢现象要比其选择兼并带来的问题少,从而丰富了理论,并涉及到了兼并的缺点。除此之外,寻租理论并没有说明兼并属于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就使得上述预测存在缺陷。到目前为止,较大的 AQRs 使得不兼并更加昂贵,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给出有关兼并成本的信息,因此不能得出有关兼并可能性的结论。
(二)财产权
正如上文所述,财产权理论(Grossman和Hart,1986;Hart和Moore,1990; Hart,1995)试图回答如下问题:权威如何在兼并企业中施加影响,兼并的成本是什么,以及兼并到底意味着什么。
Grossman 和Hart(1986)模型将兼并定义为统一控制,并且强调合约不完全是兼并非常重要的条件。合约不完全是指,在最初的合约中,并没有包含了所有可能关系上必须做出的决定。那么,谁做出这些不明确的决定?他们认为,在合约没有规定的条件下,非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有权决定资产应如何使用,所有权将变为“剩余控制权”。
这种方法产生了资产所有权和企业边界的理论。在标准模型中,一旦出现合约中没有包含的意外事件,双方就会意识到合约不完全。当协商发生在对称信息的条件下,即双方都观察到了意外事件,那么,双方将达成事后有效率的结果。然而,剩余部分取决于资产所有权的分配。假设甲和乙都可以承担没有写入合同的投资,只要他们拥有资产 A,这些投资就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产出。如果乙拥有A,然后乙就可以用乙的剩余控制权拒绝给予甲分成,从而减少甲事后剩余的份额,这会降低甲的投资激励。另一方面,如果甲拥有资产A,那么甲就可以使用剩余控制权,让乙靠边站。一旦了解到这些信息,乙就会减少投资。因此,A资产的所有权应分配给投资更重要的那一方。该理论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有时会选择成为一个企业家(使用自有资产),为什么有时会选择成为一个雇员(不拥有资产)。
Grossman-Hart-Moore(GHM)或财产权模型的主要贡献之一是为兼并的成本和收益提供了统一的解释,即假定经济环境固定,他们分析了选择性的治理结构,并比较结果。这是所有企业理论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但是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正式理论解释这个问题。
然而,企业财产权理论与企业寻租理论不同。在财产权理论中,高效的谈判引起各方分享其特定投资的剩余。各方的剩余份额又决定着该方的投资激励。反过来,每一方的资产所有权决定着该方的剩余份额。在一定的可分性假设下,拥有更多资产就保证了更大的剩余份额,所以会创造出更强的投资激励。因此,在这些假设下,如果最大化一方的投资很重要,则该方应拥有全部资产;而如果各方的投资激励都是重要的,那么在各方之间分配资产是有效的。总之,财产权理论假设高效率的谈判,而寻租理论设想事后具有社会破坏性的讨价还价;在财产权利理论中,兼并决策决定事前投资和(此后)总剩余,而在寻租理论中,兼并决策决定着事后讨价还价和(此后)总剩余。这些区别已经明确表示,财产权利理论绝不是形式化的寻租理论,即,Grossman-Hart 并没有形式化Williamson 的理论(Holmstrom 和Roberts,1998)。
财产权理论和寻租理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差异,要涉及到其假定的企业内部组织不同。Hart(2011)认为,财产权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不仅为了它定义和评估一体化下的生活,而且它这样做是为了相同的环境下,它定义和评估的非一体化下的生活。没有了这个功能,财产权理论就不能提供兼并的成本和收益的统一解释。然而,财产权理论仅仅描述了独自经营的企业家(拥有整个资产组合)和不劳而获的员工(不拥有资产),并没有分析经理人的活动。换言之,财产权模型假定有效的事后重新谈判,这意味着它不太可能有助于了解大企业的内部组织。
(三)激励机制
企业的激励机制理论(Holmstrom 和Milgrom,1991,1994;Holmstrom 和Tirole,1991;Holmstrom,1999)可以被视为是非主流的企业理论。并没有关注寻租和产权理论提出的“制造和购买(make-or-buy)”问题,激励机制理论重视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激励问题。然而,作为该代理理论侧重的结果,企业的激励机制理论有利于分析内部激励,避免了财产权理论中不劳而获员工的问题。
经理人和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目前大量委托—代理文献讨论的焦点。在James A. Mirrlees(1999)和BengtHolmstrom(1979)早期的道德风险模型中,假定经理人是风险回避的,并且在激励和风险分担的权衡中存在着最优的补偿合约。Holmstrom 和Milgrom(1991)认为,研究的重点应放在代理人存在多任务时,会采取怎样的行为。在这种多任务的文献中,高倍奖励是昂贵的,即高额激励有成本,不是因为经理人承受太大的风险,而是因为激励会导致经理专注于企业所有者眼中错误的活动。例如,在高额激励机制下,经理人很可能会关注如何提高他的个人财富,可能从事可疑的做法,如操纵账目。这将是一个特别的问题,如果经理预计将离开公司,他的激励是短期的。例如,21 世纪初的安然及相关案例中,可以看到一些操纵账户的负面后果。
一个与委托—代理问题相平行的文献是公司金融,同时也有助于解释企业的融资结构。在教科书上的模型中,经理代表了股东的利益,市场是完善的,MM 定理指出,在一个理想的无税收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其资本结构(即股票与债券的比例)无关(见Modigliani 和Miller,1958 )。要解释融资结构,Jensen 和Meckling(1976)把代理费用与企业的筹资方式联系在一起,并得出结论,即最优的资本结构应权衡两种筹资方式的利弊,使代理费用最小。在最优点上,两种筹资方式的边际代理费用应该相等。在现实中,这一结论得到了验证。有趣的是,Jensen和Meckling经典的委托—代理思想,引发了有关最优资本结构,而不是最优激励机制的思考。资本结构和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说明一个人而不是其他人的委托和信息问题,在公司金融文献中,这些仍然是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中,对于控制管理上的不当行为,这些问题都很重要。
在标准的委托—代理文献中,通常假设企业所有者选择最优激励机制。但是,在大型上市公司的背景下,股东往往是分散的,企业由经理人掌管(而经理人受制于董事会)。在这种情况下,会很自然地假设,经理人选择激励机制;也会选择资本结构。
例如,如果经理人选择适合自己的奖励计划,他们可能会选择高工资,而不是(高)绩效工资。这个问题与最优执行补偿的讨论有关。
类似于财产权理论,企业的激励机制理论提供了对于兼并的成本和收益的统一解释。此外,激励系统理论补救了产权理论的一个缺点:现在员工面临着激励,所以他们不会再无所事事。但是,大部分员工都没有受到正式激励合约的管辖(MacLeod 和 Parent,1999)。更重要的是,基本的激励机制理论忽略了一个寻租和产权理论的中心和有吸引力的方面:控制。即在基本的激励机制理论中,代理人是否拥有资产影响到代理人的支付函数,但不是代理人的行动空间。
(四)适应
企业的适应理论(Simon,1951 ;Williamson,1971,1973,1975,1991;Klein 和Murphy,1988,1997;Klein,1996,2000a)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在不确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解决的环境中,是兼并还是不兼并哪一个更好地促进了“自适应的,连续的决策”(Williamson,1975)。发展这一理论的关键性理论挑战是定义一种环境,其中,在不确定性解决之后,既不是事前合约,也不是事后的重新谈判可以产生最优适应,以至于次优的解决方案可能集中在权威“老板”的手中,然后权威在不确定性解决以后做出(潜在的自利)决策。这种强调老板的权威与将控制作为核心问题的寻租理论一起放在了适应理论,即激励机制理论忽略了有利于激励的控制,产权理论将二者融合在了一起。
Williamson(1971)的文章包含着企业寻租理论的关键性思想,同时也暗示了企业的适应理论,认为“相对于从事内部组织问题,未编程的适应性的需要会被引入市场”。Williamson(1975)再次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具体而言,Williamson(1975)运用了Simon(1951)的“正式雇佣关系理论”来解释为什么许多劳动力交易在一家公司内部会比在市场中更加有效。在Simon 的模型中,双方会在两种情况之间做出选择:第一,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之前,商谈决定;第二,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将权力分配给一方(“老板”),然后他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策。Simon 称后者为雇佣合约。在这种合约的条件下,下属面临着灵活性和受剥削之间的权衡:通过锁定现在的决策,员工可以牺牲灵活性,或通过允许老板后来的决定她可以冒险忍受剥削。Simon提供了貌似合理的条件(粗略地看,各方的回报很重要地依赖于针对当时状况的裁决,以及这种裁决下的双方的偏好是否过于发散),在这种条件下,双方选择最优的就业合约。
Williamson本人通常既强调资产的特异性也强调适应。Klein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发展出了可以互补的故事(Klein 和Leffler ,1981;Klein和Murphy ,1988,1997;Klein ,1996,2000a)。Klein 和Williamson 一样,首先强调的是企业之间的合约是不完整的,但Klein强调,成功的企业之间交易往往利用关系达到适应。
Williamson 和Klein 的方法可以结合成一个单一的模型,该模型决定兼并还是非兼并哪一种有利于优越的关系型适应。
面临的挑战本文简单地回顾了企业理论的相关发展,当然现在该理论还面临着一些问题。例如,如何更好的研究内部组织?针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尝试着分配事后低效和分配权力事项(Hart和Moore,2008;Hart,2009;Hart 和Holmstrom,2010)。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工作可以被看作是交易成本和产权文献的“融合”。这次融合是否会取得成功还有待观察(Hart,2011)。
Lafontaine和Slade(2007)估计,美国企业的交易价值近似等于美国市场的价值。Raghuram G. Rajan和Luigi Zingales(1998)发现,在43 个国家和地区的样品中,在20 世纪80 年代的增长行业三分之二的增长来自现有企业规模的增长。很显然,大量的经济活动发生在企业内部。但是运用哪种模型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好像还没有达成共识。原因之一在于这个领域的大多数模型无法区分企业间和企业内部的交易行为。
企业文化和规范非常重要,鉴于此,不同的企业可能会随着企业目标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行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把企业的目标函数作为分析的出发点呢?或者是否需要深入了解,并从公司治理结构、经理人的激励机制和文化等方面推断出企业的行为?这些都是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 费方域. 企业的产权分析.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哈特.企业、合约和财务结构(中译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7.
3.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 - 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