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制颁布前，虽然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中时有学校体育活动的记载，但一直鲜有关于体育教师的具体记录。体育教师以一个群体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始于1904年近代学制的颁布和实施。癸卯学制确立了体操科为学校教育的正式课程后，近代体育课程得以在各级学校开设，体育教师作为课程的实施者，无论是在角色的重要性还是在教师总数量上，都得以迅速提升，体育教师也由此正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体育教师的出现，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不同时期体育教师留给人们的整体印记，恰恰就是那个时代学校体育和体育课程留在体育教师身上的烙印。体育教师群像历史流变的轨迹，印证了一个时代里体育教育所经历的全部故事和曲折；因此，以不同时期里体育教师群像为线索，搜寻我国近代以来不同时期里各类史料中所记载的体育教师形象，形成一段体育教师群像的变迁史，对于从教师这一视角去思考和审视近代体育教育的发展变迁，思索和探寻当今体育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创新，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于政体决定了教育体制，而教育体制又通过学制予以表现。正是由于这一点，本研究按照近代史上学制颁布时间，分为4个阶段，即癸卯学制时期、壬子癸丑学制时期、壬戌学制时期和戊辰学制时期，分别对不同时期体育教师的群体形象进行回顾和梳理。
1 我国近代体育教师群像的历史流变
1.1癸卯学制时期---兵痞式体育教师
新学制颁布后，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迅猛发展。“体操科”作为学校课程之一，其教学内容以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为主，许多学校均开设了这一课程；然而，对于体操课程而言，体育教师的配备是当时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当时其他学科培训机构还不多见的年代，培训体操教师的机构更是少见。这一时期，一部分从日本德国留学归来的留学生，成了体育教师队伍的主要力量。同时，留学生中较有见识的一些人开始开办体操培训学校，较为有影响的如徐一冰创办的中国体操学校，但一方面由于留学生数量有限，另一方面，国内培训机构所培训的体育教师又没能在短期内满足各级学堂的需求，在客观上，清末出现了体操教师奇缺的现象。在“军国民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的清政府，一方面为了更好地统治和训练学生，另一方面也为了解决全国各级学堂无体育教师的困境，从军队中选聘了大量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来充任学校体操教员。在整个癸卯学制施行期间，全国体育教师的主要力量就是这些下级军官和士兵。
然而，“这些军人大都没有体育专门学识，只不过在军队中习练过兵操，有一点普通军事知识，根本不懂普通体操”[1]73.由这些军士组成的体育教师队伍，其为当时人们所诟病的形象便可想而知。正如朝廷的官员向清廷学部《呈请设立体操学堂意见书》中写道的：“乃调查各省学堂之教育，其任体操者，非营兵无取也。”其所教之体操“既无初等高等之区别，复无小学中学之特殊……如是人者，目不识丁，口不言文，其品其性，一无可取，……侈然胖然，朝酒夜色者不可胜数。于是学界卑之，使不得与各教员齿，学生轻之，指目以动物标本之名”[2].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创办体操学校的徐一冰叙述当时学校体操教员的情况道：“一般无知识无道德的营弁之兵士，竟一跃而为学校教师，品类不齐，非驴非马，既不知教授为何物，又不知学堂为何地，酗酒狂赌，好勇斗狠，无所不为，不一年学校之名扫地，社会之信仰尽失，学生父兄，多仇视体操一科。当时有的学生父兄为此勒令子弟退学，有的学堂其他教师见了体操教师根本不理睬，或赶紧避开。”[3]
由此可见，癸卯学制时期的体育教师，留在当时人们心中和史料中的形象，是完完全全的兵痞式的体育教师形象。
其实，清政府在其颁发的《任用教员章程》中早已规定：“凡从事学堂之员绅，及各科学教员，必审择精力强健，办事切实耐烦，不染嗜好者，方于教育有裨。查洋药为鸩毒之尤，各省学堂均应悬为厉禁。无论官师学生及服役之人，有犯此者，立行斥退，万不可稍从宽假。学堂教习，既列为职官，当有任期，或三年一任，或两年一任，或视该学堂毕业之期为一任。”然而这只是一纸空文，对纠正体育教师的形象完全于事无补。
1909年《教育杂志》中“章程文牍”专栏上刊登《日本文部省检定教员章程》，表明当时学习日本教育制度之意，其中第11条明确规定，“陆军步兵科士官”和“陆军步兵科下士任官候服现役满4年以上者”“呈报体操科之试验检定之时，则免兵士体操之部”[4].
由此可见，由兵士充任体操教员，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日本影响。
《教育杂志》在当时刊载此文，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无论清政府对这一时期的兵痞式体操教员如何评价，其在事实上已被清政府所接纳，并认定他们为真正的“体育教师”.
1.2壬子癸丑学制时期---教师式体育教师
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于1912年9月颁布了《壬子学制》，后又 陆 续 颁 布 了 有 关 学 校 的 各 种 法 令 对 其 进 行 补 充。
1913年，北洋政府将学制和法令合并改称为壬子癸丑学制。在这一时期，体操课内容仍以兵式体操为主，但体操课程目标开始强调“儿童身体各部平均发育，强健体质，活泼精神，兼养成守纪律、尚协同之习惯”[5].可见，体育课程虽然仍会受到军国民思想影响，但对于学生个体发展的关注，已渐渐受到重视。
在体育教师问题上，也更为注重对其教书育人价值的培养和认同。
北洋政府意识到，“教育为神圣之事业，乃国家生命之所存”.在教育部训令二指出：学校管理员与教员，“于其职务，务宜竭诚将事以尽，先知先觉责。对于学生亲之如良友，爱之如子弟，本身作则，以陶冶其品性，养成其独立自营之能力。诸君在校内既为学生所矜式，在校外即社会之楷模，果具高尚贞固之精神，以终身尽职为乐，则我中华民国学术之发达，风俗之转移，与世界列强同臻进化之盛”[6].基于这一认识，中华民国还较为重视教师自身素养的培育和养成。如1912年颁布的《师范教育令》中规定 “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7],并强调师范学校遵《师范教育令》本旨教养师范生：“要健全之精神，勤于体育；要陶冶情性，锻炼意志；要爱国家，遵法纪；要独立博爱；有正确世界观与人生观；教授时常宜注意于教授法；教授上一切资料，务切于学生将来之实用；要注意为学之道。”[8]
同年12月，颁布的《师范学校规程》再次强调师范生的气质培养。它以日本师范学校为样板，重视培养师范生的教授之精神修养，知识技能之修养[9].它要求“教师当富于爱国之志气，平素通忠孝之大义；教师为众人仰望之中心，应常锻炼精神，磨砺德操以之陶冶生徒；为公人当敢守规律，保秩序，立师表威义；教员须于教授能适切；注意教授之方法，使生徒受业之际，得儿童教授之方法；学习之方法不全凭教授，须养成生徒学识技艺之向上的习惯”[10].由此可见，北洋政府时期较为注重教师的培养，一大批师范院校也纷纷成立，这种对教师培养工作的重视，不仅提高了整个民国初期师资队伍的整体素养，对扭转清末兵痞式体育教师向教师式体操教员转化，也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的体育教师中，一方面由于留学生陆续归国效力，使体育教师队伍中这一部分的教师人数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各类有识之士在各地创办的师范学校及体育学校、体操专修学校等，也培养了一批数量可观的体育教师，这使体育教师质量在总体上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北洋政府对各类体操学院支持有限，体操专修学校在原本数量就不多的情况下，还有一部分学校相继关闭，因此，体育教师总体上还是很难满足当时体操课程教学的需要。
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5次会议”上通过了《改革学校体育案》，方案要求“加强师范学校的体育，使一般小学教师都能担任体操课，以解决缺乏体操教师的问题”[1]106.这一方案进一步深入解决了体育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也从总体上改变了体育教师的成分，使更多其他学科的教师正式走上了担任体操教员的“合法化”道路，也使得这一时期的体育教师群像更具有教师式体育教师的特点。
1.3壬戌学制时期---私教式体育教师
进入20世纪20年代，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和自然体育学说被杜威等人传入中国。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这种思想很快在教育领域中占有支配地位。我国教育界的领导实权也由日本留学归国者手中逐步转移到留美归国者的手中。
1922年，南京政府仿效美国六三三制模式制定和颁布了壬戌学制，根据新学制和次年公布的《课程纲要草案》，“体操课”改为“体育课”,全国统一剔除兵操，改为田径、体操、球类、游戏，增加了生理和卫生等教学内容，提倡民主与科学，尊重学生个性，强调儿童本位的现代教育观念[11].体育课程内容的这些改变，无疑加快了体育教师朝着“专业化”方向积极发展的速度，体育教师只有掌握了更多的新技能，才能更好地满足当时体育课程教学的需求。
西方近代体育内容在学校的出现，本应是近代体育课程的进步；然而，由于当时学校体育自身的特殊性，这种“先进的”学校体育理念进入体育课程后，反而给体育教师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阻力，学校体育一度出现了2种糟糕现象。一种是体育课堂上出现了放任自流式的“放羊式”教学。由于体育教师自身技能上的不足，又加之部分教师对当时课程思想的曲解，部分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过分顺从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忽视了体育教师的指导作用。另一种糟糕现象是选手体育的出现。
在当时体育专业教师紧缺的情况下，校方常以学生参加对外比赛的胜负来衡量体育教师的工作成绩，体育教师为避免受到校方指责，不得不终日为少数个别选手的练习、比赛和应付选手的诸多要求而奔忙，完全无暇顾及全校学生的体育[1]205.也正如邹法鲁在《学校体育怎样变化》一文中所回忆的，“学校体育，倘因比赛而获得锦标，人们必定交口称道，该校的体育成绩怎么优良，该校的体育训练怎么有方，并且必定连带着归功到该校办理完善，于是全校上下认为体育比赛而能获得锦标，乃增进学校名誉的一个良好机会，因此，学校体育的设施以专获锦标作为目标。体育的一切训练，以专获锦标为依归。日久所注意的都是在训练少数的学生，优待运动员等”[12].正是由于体育教师在为少数“优待分子”服务，为学校的荣誉服务，学校体育课程并没能在这一时期取得显着进步。“选手体育”在当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也使得这一时期的体育教师无形中被捆绑到了选手体育上，体育教师成为了选手们的私人教练，私教式体育教师也就成了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体育教师形象。
1.4戊辰学制时期---运动员式体育教师
1928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加紧实行法西斯教育，在篡取政权的第2年，就公布了《戊辰学制》。此学制基本上仍沿用美国的六三三学制，在体育课程内容上的主要变化是中学以上需进行军事训练。国民政府意识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负有救亡图存之重任，而少年身体强健则是实现救亡图存之重任的基础。这样一来，国家就把孕育中华民族复兴之精神，以及整个国家民族生命延绵的基点都放到了体育教师的身上[13].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一批以国家兴亡为已任、致力于推动学校体育教育事业发展繁荣的优秀体育教师，如马约翰、吴蕴瑞、程登科等，这些教师的光辉事迹也一直留在了历史的记录和人们的记忆中。
但是，由于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动荡不安，国民党政府出台的教育政策往往很难贯彻落实，体育教师队伍在整体上仍难以尽如人意。当时国民经济下行，物价高涨，教员薪金不增，使得一些体育教师改行或是去经商，再加上公立或私立的体育专门学校寥寥无几，致使体育教师严重缺乏。就像马治奎在江苏省所观察到的，“在10个学校里，合乎体育教师资格者竟不到三四个，试想比较前进的江苏省教育界尚且如此，旁的地方恐怕还要不如”[14].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要想民众得到体育锻炼指导，学校有人上体育课，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有些运动员被请进学校，充任体育教师。正如方万邦所讲，“就实际方面视察起来，现今学校与社会体育的领袖人才会受体育专业训练者已属难能可贵，其实只长一技一能的运动员充作体育教师与领袖者比比皆是”[15].又如，付骏铭在小学体育教师修养问题一文中陈述到：“当时小学校因体育学校毕业人次不敷分配，而且待遇微薄，一般体育专业的毕业生，自命为体育专家，又不肯到小学界里去，因此师资起了恐慌，于是一般中等学校里的，所谓运动员，也就投入了小学体育界。”[16]
然而，还有一些运动员没有把体育教师当成终身职业，而是像济武所讲，“多数现任之体育教员仍为旧时之运动员，并且以体育为临时工作”[17].就是这样的一个怪圈，又造成体育师范的毕业生想进又进不来。正如付骏铭所言：“在混乱的不合理的教育制度下，国家只有造材而无用财的矛盾，中学运动员可以跑到小学里做体育教师，出身队伍的也得来干弄一下，于是，一般体育师范的毕业生，饭碗被人侵占了。”[18]
由此可见，当时运动员已经在体育教师中占有一定的比例，称这一时期的体育教师为运动员式体育教师则不足为怪。
2 近代体育教师群像历史流变的当代启示
2.1外促式发展与自发式发展相结合：体育教师教育的愿景
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和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教师教育不可能离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条件而存在，始终与国家命运、教育改革、社会需求同向同行，积极为社会发展服务，这是由体育教师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所决定的。无论是在癸卯学制时期从军队中选聘了大量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来充任学校体操教员缓解体育教师数量的严重短缺，还是壬子癸丑学制时期体操教员的“合法化”身份，以及戊辰学制时期“运动员式教师”的出现，都体现了体育教师的选拔培养需以服务国家社会需求为宗旨。这样的外部促进式体育教师专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教师不足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体育教师整体素质的提升，但其成果终究是建立在对体育教师的压制上。从教育内部关系规律来看，教育活动就是促使人成为“人”的活动。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工作以人的成长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教育乃以“育人为本”.北洋政府在教育部训令二就指出：学校管理员与教员，“于其职务，务宜竭诚将事以尽，先知先觉责。对于学生亲之如良友，爱之如子弟，本身作则，以陶冶其品性，养成其独立自营之能力”;因此，唯有寻求内生式的体育教师专业发展才是体育教师发展的长远之计。促进体育教师自主发展是全球化、信息化、终身学习等思潮和观念对体育教师转变角色、自主创新、知识技能更新提出的新要求，更在于体育教师生命内在意蕴的主动性、自觉性与创造性冲动，需要体育教师专业发展从被动、自在走向自为、自觉。
“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 资 源 强 国 行 列”是 我 国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目标[19],全面实施教育部2014年8月颁发的《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培养一大批卓越的中小学体育教师是体育教师教育的重要任务；因此，在体育教师教育过程中，坚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分类指导、协同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激发体育教师持续学习能力和工作热情，促进体育教师的自主发展与成长，更好地将外因与内因结合起来，将体育教师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职后培训相结合，将体育教师人格特质与专业特质培育相结合，才能培养一大批师德高尚、专业基础扎实、教育教学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突出的高素质专业化中小学体育教师。
2.2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职后培训一体化：体育教师教育的过程
纵观体育教师群像的近代变迁，折射了我国清末民国时期政治体制和教育条件下，体育教师要形成一个优秀的群体形象，获得一个较高的社会地位，并非易事，这既受当时经济社会背景所限制，也与体育教师自身知识、能力和素质不高存在紧密关系。时光飞逝，过去的兵痞式体育教师、私教式体育教师、运动员式体育教师如果出现在当前的学校体育工作中是难以想象的，过去的“师资培训”已远远不能满足当前学校体育改革和发展需要。在信息化、智能化、国际化、全球化、学习化潮流涌动的今天，体育教师教育已从师资培训到师范教育，走向了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职后培训一体化，实现了体育教师教育过程的连续性、统一性、协调性，教师教育内涵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完善，成为卓越体育教师成为体育教师成长的新的追求。
从观念层面来讲，传统的“一次投入，终身受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仅依靠体育教育本科专业4年培养出来的体育教师已难以适应基础教育体育课程改革的需要，体育教师教育应是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职后培训相统一的连续不断的过程。
从过程来看，既要重视职前培养，又要做好在职培训，既重视外在培养，更要重视内在努力，只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有可能培养出卓越的体育教师；从内容来看，职前培养与在职培训内容既要有所区别、各有侧重，又要相互衔接，既体现出阶段性，又要表现出整体性；从目标来看，师德高尚、专业基础扎实、教育教学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突出是体育教师教育职前培养、入职教育和职后培训的共同追求。
2.3人格特质与专业特质共育：体育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
“体育一道，配德育之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育关系到民族的强盛，国家的兴衰，人种的强弱。体育教师，作为体育文化的见证者、传承者和传播者，关系到体育的作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是国家强弱存亡之权者。诚如包和清所言“体育的实施，其功效不仅在锻炼个人身体而已，亦为延续民族生命的要素。中国如不欲图强则已，如欲图强，非提倡体育不可，但提倡则非培养优良之体育师资不可！”[20]
可见，体育教师的质量关系着学生的身体发展，关系着民族兴旺和存亡，因此，体育教师应该不断地提高专业素质的同时提升人格魅力，做到“为人师表”“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体育教师，理应是 “人格的导师”,是因为体育教师给学生的影响是别的学科教师所不能比的，他给学生的影响最深。学生与体育教师接触的机会最多，体育教师的言语行动及一切人格表现极易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就像林砺儒在全国体育工作者暑期学习会上所说：“理化教师进行教学时，学生只集中注意于接受知识，就不易多受先生人格的影响。如果老师再严肃地讲话，师生之间更容易在精神上划出一道防线，反而隔膜起来。唯有体育先生在运动场上与学生共同游戏，做种种比赛运动，彼此之间打开胸怀，精神交感无疑，所以给学生影响甚深，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都是一样给学生们深刻的影响。”[21]
可见，要想把体育事业干好，把学生教好，除了具备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外，体育教师还要有一种为体育付出的精神，一种为体育舍弃的精神，形成一种对体育的信仰，这样才能生出力量，才能决心将体育干到底。
3 结束语
我国近代体育教师从登上历史舞台起，便自我建构了一个个大多并不为人们所赞赏的群体形象。体育教师群像的近代变迁，折射了我国清末民国时期政治体制和教育条件下，体育教师要形成一个优秀的群体形象，并非易事。我国近代社会并没能为当时的体育教师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和氛围，要培育优秀的体育教师，还得从改革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入手。无论是我国近代各式体育教师，还是当代不同类型的体育教师，都应遵循体育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以国家兴亡为已任，坚定自己的职业选择。或许从近代或当代体育教师群像经历的变化来看，体育教师的社会地位一直都不高；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体育教师社会地位低下并不是因为体育不重要，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与体育教师自身存在一定的关系。体育教师只有坚定信念，努力提高自身素质，朝着自身专业化方向发展，才能为自己树立坚定的、良好的社会地位。
参考文献：
[1]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中国近代体育史[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89.
[2]摘自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室.中国近代体育史（初稿）[M].1976:27-28.
[3]谷世权，林伯原.中国体育史下册：近代部分[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89:58.
[4]日本文部省检定教员章程[J].教育杂志，1909,1（4）.
[5]王华倬.论我国近代壬子癸丑学制时期体育课程的特点及其历史价值[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5,22（3）:108-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