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通大众而言，中国的体育人可以分为三类，其一是运动员和教练员，其二是明星运动员和明星教练员，其三则是大量的体育教师和体育理论工作者。从当下的经济地位考量，明星球员和明星教练员并不属于贫困者的行列，其余的体育从业人员也大体上属于中国古代的士的范畴，尚不可列入低收入人群。较诸明星运动员和教练员，体育教师和体育理论从业人员的生活处境并不十分理想，体现出相对的贫困性，而体育界的贫困并不体现从业者的经济状况，而是一种物化的现象，即一种植根于体育学术精神的内在的贫困性。
1、体育的贫困体现出体育学幼年时期的生命形态
从秦汉时期直到现代，中国各种门类的学术发展一直受到整一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在先秦时期一度出现的百家争鸣局面停摆后，人文精神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轻度的沉降态势。
虽然在各个王朝都出现了在某个文化品类的振作现象，但再未呈现出具有革命性、思想性和原创性意义的学术发展境遇。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整体发展有复振趋势，但终因抗战而终止。建国后的中国学术仅在文革前维持过较高的水准，文革时期则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停滞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中国的学术研究才重新获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欠债过多，致使现阶段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水平和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历史学家戴逸在1988年曾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状况做出过一种描述，他认为中国当时的学术状态是：“哲学的贫困、历史学的危机、经济学的混乱、法学的幼稚”.
中国法学幼稚论的命题至今仍具有很大的文化影响力，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法学界人士经常说起的口头禅。对中国当代法学界人士而言，法学幼稚说犹如一把检验其发展水准的悬剑，逼迫中国的法学走向成熟。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相对落后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呈现出一种系统性、整体性和全方位性的落后状态。这种学术滞后性还有一种联动性、综合性与互渗性特征。后来的学者在讨论戴逸的学术命题时曾认为：“戴逸先生的上述命题，主要是用来概括我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落后状况的。就法学的落后而言，我认为还不仅仅是幼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同样存在着贫困、危机和混乱。这几乎是无需论证，人们只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我国法学的现状就不难发现的。当然，这一现状的造成并不是法学界某一代人，更不是某一个或几个人的责任，而是我国法学发展在近四十年来历经的几起几落的曲折历程所致。
中国的法学固然幼稚，而推及体育学，其状态可能比法学还要严重。总体而言，中国的现代体育学不仅具备戴逸教授所说的贫困、危机、混乱与幼稚之态，还兼有积重难返的特性。客观而论，中国现代体育学一直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所具有的贫困综合症和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大环境有直接的联系。研究体育学无法脱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生存与发展环境。
由于科研需要，笔者曾采访过中国体育学界的三类人士，他们分别是高端学者、新锐青年学者和普通体育教师。这三类人士都认为中国当前体育学的学术水准不高，无法和传统的文史哲等强势学科对话，同时也都承认与国际体育学术界不接轨或不完全接轨。针对体育学学术水平滞后的原因，此三类人士的意见则有一定分歧。高端体育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现代体育学的水平相对滞后的现象是历史造成的，现今活跃在体育学界的高端学者的年龄大多在60岁左右，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而文革耽误了他们的最佳读书年龄，由此导致体育学术发展有先天不足的劣势。体育学界的新锐学者则更多地将体育学学术水平不高的原因归咎于体育学科发展的时间较短等因素，认为中国当代体育学水准低下是体育学的幼年期效应所形成，而非从业者读书总量不够或其他原因所致。普通的体育教师则将体育学学术水平低下的原因归结为体育学者的文化水平有限，认为体育学的落后性是体育学者先天的受教育程度不足所造成。
这三种观点直接体现出了当代中国体育学术界对中国体育学术的总体看法。除却体育学术界的意见外，非体育学者对体育学术的看法也值得关注。早在2006年，笔者曾经采访过一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在读博士生、广州某大学中文系的副主任、副教授刘先生，他认为体育学尚不能算一种纯正的学问，体育学者很难获得体育学术界以外人士的认同，它甚至拒绝认可体育学者的学者身份。当然，笔者也采集到其他的非体育学界学者的意见，如现任上海大学数码艺术学院的教师朱博士则认为体育是一种值得研究的现象，但有其特殊性，应当和美术、书法、舞蹈、杂技、电影和戏剧表演等学科放在一起，是以“术”、“艺”见长的学科门类，而非以“道”见长的学术。
传统中国学者重道轻器、重道轻艺、重道轻术的思想在现代人的心目中仍有残留。不仅如此，即使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家庭里，一些传统学术的研究人员对新学科也不自觉地持有漠视的态度。一般而言，文史哲领域中的文学、史学、哲学大体地位相当。中国虽然有经史不分家的传统，但汉代以前并无官方的哲学思想。经学统治中国的汉代出现了经学独尊的局面，汉代五经分别是《诗》、《书》、《礼》、《易》、《春秋》，其中首选的《诗经》是文学，而《书经》以及《春秋》皆为史学典籍。五经中文学占一席，哲学和史学各占两席，而《诗经》位列五经之首，地位高尊，为其他四经所无可比拟。以经学为主体的文史哲学科由此而确立了国家学术根基的地位，因此，从事文史哲等传统学科研究的学人一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掌握着本国的文化命脉。在如此心理优势的驱动下，其对其他学科的相对漠视几乎是一种自然的选择。
1999年，一位国内小有名气的文学批评家曾对笔者一再表示，认为他所研究的当代文学不算学问。可见，在一些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眼中，不懂得国学的人大体属于非正统的学者，其研究者的身份很难高扬。而笔者的确见过一些研究国学的老先生对美术、书法、舞蹈、表演、体育等学科表现出一种漠视之态，不仅如此，这些学者甚至对新闻、传播、管理、心理学等新兴学科也抱有一种习惯性漠视心理。年届百岁的国学大师姚奠中先生就曾经告诫过笔者，要全心全意研究古代典籍。从中可以看出，老一辈的国学大师大都有很深刻的国学至上的情结，体现出浓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学本位主义的思想。
在文史哲的领域里，一些国学大师从重道轻艺的观念出发，对包括通俗文学在内的各种通俗艺术是否算得上一门独立的学问一度心存疑绪。即便在中文学科里，理论觉醒较早的诗歌、散文的研究者对小说、戏曲学术地位的认可也较晚。如果没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国人仍然不承认戏曲是一门具有现代性的学问。如果没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古典小说的学术地位同样难以为人认可。在艺术的学科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如果没有刘海粟、徐悲鸿等现代美术教育家的着文立说、奔走呼号、鼓噪呐喊，中国的新美术运动也无从产生，现代美术学科也难以建立，美术家只能在民间画匠的层次里长期徘徊。如果没有宗白华、李泽厚对中国书法作为线条艺术的独到阐释，中国书法的艺术独立性同样无人认可，以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为代表的专门研究书法艺术的机构也便无从诞生。而假如没有杨荫浏对二胡的竭力推介，传统音乐也很难走进音乐学院以及大学音乐系的深幽庙堂。
由此可见，体育学为文史哲等强势学科人士的漠视只不过是新型学科遭受原初性学科的怀疑传统的当代化再现现象而已，除此以外并无更为深刻的原理可供阐释。
2、体育的贫困是东西方文化反复博弈的附属性产物
新时期以来，体育学科取得了很显着的进步，我国的各类体育学术刊物呈现出积极而活跃的态势，为促进体育学术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体育科学》虽然以发表理科论文为主，但以其高屋建瓴的统摄地位赢得业界人士的认可。《体育与科学》则以其开放而活跃的文章吸纳做派长期占据着体育学术期刊的高端地位。《体育文化导刊》及其前身《体育文史》，尤其注重体育人文学科文章的吸纳与传播，它在推动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成熟、建构中国特色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进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体育学刊》、《天津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西安体育学院学报》、《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等刊物都较为重视文理学科的交融，展示出一定的思想性和积极的对大人文科学的参与意愿。然而，时代在发展，体育学科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中国学术的重大革命应当从近代算起。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人文学科逐渐失去了对世界的影响力，中国从原先的儒学、道家学术的出口国，逐渐滑落为西方强势文化的进口国。中国文化出 现了纯然的文化赤字，成 为 文 化 赤 贫国家。
2013年6月29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女士在清华大学曾演说道：“我见到各位清华大学的学子们，就想起了中国古典着作《管子》中的句子：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在座的清华学子竟然鲜人知道这句话是中国的《管子》中的名言。国学颓落，已成定局。时至今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与世界先进水准仍然差距不小，台湾李敖曾不无感慨地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除却考古发现外，对世界文化几无任何贡献，根本谈不上产生影响力，中国学者至今仍然在不断地引述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甚至日本学者的言论，几乎不引述中国当代人的言论。当代中国人的着述只会充当一种负面性、辅助性和融合性的文字资料，而无法展示其主体性、原创性和主导性的思想。中国至今无任何具有高端独创性的学术开拓者，无世界级的文化巨匠，无独立之思想家，绝大多数的中国文化人缺乏与西方文化巨人对话的能力。体育学科同样如此。
从学术发展的一般性认知角度看，体育学的进步必然仰仗对其他强势学科的高强度的借鉴，其中涉及到体育学者的知识结构态势、高水平体育刊物的办刊准则以及高水平体育院校与国际一流大学的接轨程度等因素。然而，中国的体育学科在经历了新时期30余年的迅猛发展时段后，已经抵达一种发展的瓶颈，到达一种发展的临界点。由于起步晚、底子薄，体育学的发展尽管进步飞速，但仍然难以与强势学科对话，其整体性的学术思路不稳定、学术规则不统一、学术氛围不醇厚、学术思想不纯粹。存在的问题很多。
体育学的这种整体性滞后状态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体育学科的整体水准较低。造成这种现象的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体育学界一直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过度封闭的状态弱化了体育学术的自我发展能力。具体而言，体育学的封闭性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学术规则自成一体，与文史哲的学术规则不接轨。出于研究需要，笔者近年来共阅读过千余篇体育学的论文。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较为严重。第一，体育学的论文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许多文章潜在的对话对象一直是包括行政领导在内的行政人员，而非体育学的学者或其他的文科类学者。不少体育学的论文过于追求一种行政文章的体式，即使是体育类核心期刊中也时常可以见到此类文章。第二，体育学的论文更多地阐释一种当下性概念，尤其是对体制性、实用性乃至应用性的选题介入较多，这种现象在诸如文史哲的学术领域是绝无仅有的，但此类文章在体育学术刊物中则比比皆是。第三，体育学术界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借鉴大体停留在表象阶段，属于一种简单介绍、刻板套用、知识平移的低层次使用状态，无法与其他学科的理论进行深层次、高强度、大范围的平等式对话，更鲜见从体育现象中引发出独特思想的好文章。而体育学对其他学科的影响也极为微弱。
时至今日，体育学术尚未与文学、史学、哲学等传统强势学科实现平等对话，体育学在这种较为封闭的环境中很难得到文史哲等强势学科的全力援助。如果这种现象延续下去，有可能导致体育学的严重萎缩。
其次，体育学的学科滞后性还体现在一向缺乏具有自主性、自觉性和独立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就当下情况看，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都来自文、史、哲、政、法、经等学科，无法产生属于自己学科门类的独立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体系。而目前的情况更令人担忧，因为体育界各类研究人员有能力全力跟进文史哲等其他强势学科先进性方法的人员不仅未见增加，反而有减少趋向。优质的研究方法始终难以顺畅地流入体育学术界，导致体育学在方法论层面的近亲繁殖现象日趋严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体育学术界存在的诸多弊端尽显无疑。如体育学科的选题很多是重复的。体育史的研究几乎和中国史学界无任何联系。体育史的研究成果很难为中国史学界接纳，体育史的研究几乎成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活动。综上所述可知，优良的方法论基因无法占据体育学术界的最前沿阵地是体育学术界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
再次，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学科分类规则，我国的体育学已经划归人文社会科学，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如何引进强势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与创新机能，营造更为通达的学术氛围，吸纳更为优质的学术基因，是新时代体育学术界必须面对的任务。学术发展有其规律性，并非以一种匀速递进的方式呈现其价值。当然，体育学在短期内出现一种停止或倒退现象并不可怕，学术停滞不前的现象一度是一种国际性的现象，而非中国的特产，即便创新机制较为健全的美国也不例外。美国传播学家凯瑞曾论述过杜威时代对传播的传递观的论述时说：“传播的传递观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占据美国思想的主流地位。我刚涉足这一领域时，发现行为主义或功能主义术语对这一观点的表达已经黔驴技穷，已经成为一种经院式的东西：一再重复过去的研究，对明确无误的事加以验证。尽管这也带来了一些切实的学术成就，但即便没有严重的学术或社会后果，它也只能裹足不前。”
目前，中国的体育学术界存在的问题是体育学术界内的一种整体性、历史性和全面性的问题，而放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大环境中则是一种孤立性、独特性和旁支性的问题。但是，体育学术界的革新方面的惰性任然很强，如果体育学术界仍然延续选题重叠、方法雷同、创新乏力之惯性，等待体育学术界的只能是一条更为狭窄的道路。学术的真正价值在于知识创新，而体育学术同样无法回避这一普世的价值。
3、贫则思变是实现体育学科革命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直接影响体育学的发展方向、延续进程和行进节奏的因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体育学术界高层需要革新意识。因为体育学的年纪尚轻，需要更成熟、强大、有经验的成年人去做出引领、督查与帮扶。中国体育学的成年化过程需要更为成熟的学术决策者去引领。其次，体育学术机构的人员构成必须进行合理调整。目前的体育学术界的从业人员有三类人组成，其一是体育院校或综合类、师范类院校的体育院系的毕业生，这些学生大多受过硕士或博士的学术训练，掌握了体育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方法，但未必完全掌握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其二，本科阶段为文史哲和其他非体育专业的人，但转入体育学术界的时间较早，因此，更多地接受了体育学术界的学术训练，而缺乏原先专业的完整的学术背景。其三是文史哲、心理、经济、管理等学科转移到体育学界的从业者，这些学者受到过严格的所在学科的学术训练，具有文史哲或其他非体育学科的学术背景，思想上完全认可并接纳了非体育学科的科研方法及其规则体系。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看，三类学者在所属的体育分支学术领域中各呈其能，各有千秋，但是，第三类学者的研究成果最值得关注。原因有三，第一，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文史哲以及其它非体育类学科的方法完全接轨；第二，这些学者由于常年处在传统学术领域，具有较为良好的研究习惯；第三，此类学者有更为雄厚的文化底蕴。第二类学者的研究格局介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之间，而值得忧虑的恰是第一类学者，他们的研究方法在第三类学者的视野内有很多是不合理的甚至是违反规则的，第一类学者的某些研究习惯在文史哲和其他非体育学科中都是绝对禁止出现的。这里将其概括为五种积习。第一，体育学术界的很多学者经常在文章的标题里使用“研究”二字，而这种现象在文史哲的领域是违规的，因为只有专着才可以用“研究”来命名。第二，体育学术界的学者不太喜欢从体育本体中去抽绎或推衍思想，而更偏爱强行介绍一种其他学科的常识性理论，并借以来割裂和肢解体育学中的某种现象。第三，体育学术界的学者大多喜欢跟随文史哲及其他非体育学界学者的研究思路，许多教材几乎是其他学科教材经过零星更改后的直接翻版。
第四，体育学术界的诸多学术规范和文史哲等学科完全脱节，如在文史哲的领域，文章的起承转合都要求以文字自身的意蕴来显示，而在体育学术界，大多数的文章都是以阿拉伯数字表示，这种在传统学者看似丑文的文章，却在体育学术界成为主流。第五，体育学术界已然是所有的学术分支结构中丧失学术独立性的的典范，其中最为明显的标志是体育学界的学者喜好借鉴或引述文史哲学者着述中的言论，而文史哲等学科的学者几乎不阅读体育学术界的任何着作。体育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只吸纳而不输出的孤立性的学科，其学术能量十分微弱，且一直呈现出一种输出性逆差，很难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
再次，体育学术刊物应当体现出更严格的规范性。就目前的情况看，大多数体育学术刊物的栏目设置都以学科、专业来分类，这种办刊思路基本上沿袭了体育院校学报的做派。这种思路有好处，如它可以为体育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提供方便。但这种分类也有很大的弊端，其弊端是学术花边化、学术行政化和学术僵硬化，其直接的结果则是导致选题的雷同化、自我论证化以及思想贫困化现象。
其实，中国体育学术期刊理应与国际体育学术期刊以及国内的文史哲等学科的学术期刊接轨，而这种接轨的方法应当体现在文化关怀和超前意识方面。目前国内的体育刊物普遍存在文化关怀意识薄弱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文稿选题深度不足、缺乏文化的厚重感和书卷气之类的负面现象。但是，体育学的根基和其他任何文化品类的根基具有同一性，其终极的价值体现在文化关怀层面。换言之，文化性是包括体育学术在内的所有人文社科学术的根本。只有强化文化之根，才可以保有体育学术的本来价值。为此，体育学术界应当打破这种几乎达到一种集体无意识程度的自我封闭状况。如果无法坚持和大文化学界的持续对话，体育学术界则永远也无法获得大文化圈的接纳与认可，其当下性的格局只能是自娱自乐，而其最终的结局可能是自生自灭。总而言之，拆除体育学术圈自封的小文化圈子意识是摆在体育学术界从业人员面前的首要选项。体育圈内的这种小文化圈子意识有些是弱化或亚健康的文化，如果不突破这种弱文化或亚健康的文化，体育学术则无法突破发展瓶颈，体育学术很难获得更大范畴的话语权。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体育学术界已经有人提出体育学要与文史哲等强势学科对话的主张，但是，时过境迁，体育学术界距离当年的学术设想还有很远的距离。这里需要指出，体育学术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强化体育学术论文的书卷气，尽可能让非体育界的读书人认为体育学的文章是一种颇具文化含量的必读物。第二，坚持和大文化圈对话的信念和立场，以期获得更多来自文史哲等强势学科的学者和读者群的认可。第三，恢复或重塑大体育观念，走出奥运会模式、西方体育中心论以及行政体育中心论的圈子，重构大体育文化体系。
体育的贫困性体现在学术传统层面，体育的幼稚症状则体现在体育学术的新生性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学科都力求在创新的层面上恢复传统文化的既有价值体系，而体育学界却仍然在三种困境或矛盾中挣扎，其一，文科规则和理科规则的矛盾。其二，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的兼容性矛盾。其三，术科语境与学科语境的矛盾。体育学在中国传统学者眼中相对低端的地位并不能说明体育学本身的真实情况，这种对体育学科的自我贬低与盲目怀疑态度本身就值得人们认真反思。
2012年位列体育学术界科研前三甲的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以及并列第三的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武汉体育学院，都是积极引进非体育学术背景人才的典范。其实，强势学科学者介入弱势学科一直是一种学术发展的大趋势。
如近代王国维进入戏曲研究领域，鲁迅进入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冯友兰以西方学术规则研究中国传统哲学，都是一种弱势学科获得先进研究理念并取得里程碑成绩的范例。先进学科介入后进学科并非一种简单的扶贫现象，两种学术基因的混合会产生更为优质的学术新品种，它一直体现出学术发展的纯正路径。其实，中国当代学术水平一直有一种失衡现象，其一，以文史哲为代表的传统学科因为历史悠久、大师辈出、学术传统深厚而雄踞第一集团。其二，新兴的政治、经济、法律、心理、教育、管理等学科稳居第二集团。其三，后进的美术、书法、音乐、舞蹈、体育等学科的出现体现出学科发展日趋精细的大趋势，此类学科由于从业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与艺、术相关的活动，其投入到理论创建中的时间和精力就会相对匮乏，而让这批从业者再从头学起从事理论工作，其实会形成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现象。
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细致分工是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的标志，学术界的精细化分工也是一种提升学术水准的积极举措。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分工问题是任何一门学科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出现的必要现象。在文史哲三大传统学科中，文学更近于艺与术的范畴。在近代大学里，一流的大作家在大学担任教职曾是一种常态，如鲁迅、郁达夫、沈从文、朱志清、老舍、冰心等大作家都曾在大学担任过教职。但是，这种现象在建国后就几乎绝迹。虽然在新时期有王蒙、贾平凹、莫言等作家受聘于国内各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但他们仍属不在编的教职，而非担任常规教学的人员。作家不担任教职的现象其实缔造出一种更为优化的文化运行模式。时至今日，中国各大学中文系已经进入了文学实践者和文学理论工作者的分工合作阶段， 它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存在格局和文化运行形态的开端。中国的美术、音乐、书法、舞蹈等学科的理论工作者中也大量吸纳了文史哲背景的研究人员，体育学术界的实践者和理论工作者的再度精细化分工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如日本书法界里从事书法实践和从事书法理论工作的人分属两个阵营，彼此很少参合对方的事业，这种现象和现代中国的文学界大体一致。
4结语
中国当代体育学正步入一种大发展的关键结点，大量的高校体育教师和体育理论从业者需要发表优质的论文、论着以博取职称头衔，这样的现实迫使体育学术期刊在短期内出现了膨胀式发展的格局。为体育学大跃进式的发展态势所驱使，当代中国绝大多数的体育学术期刊都采取了加大出刊密度、增加刊物页码、提高版面费用等措施，体育学术刊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并构成一种体育论文、论着的井喷现象，这种井喷现象一直冲击到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伦敦奥组委在2012年接受到的体育论文中有一半来自中国。然而，中国的知识创新能力仍旧徘徊在世界主流国家之外端。由于多重原因，中国的体育理论从业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如此众多的优质论文、论着，体育论文、论着以几何级数字翻番发表并不能体现中国体育界知识创新能力的强大。体育学论文、论着的膨胀式繁荣同样掩盖不了体育学术内在的贫困性。体育的贫困体现在体育学术界的许多构件之内，而体育学术的虚饰的繁荣只能促使体育学术一步步走向一种更大的危机。而如何解决这种危机，仍是呈现在中国体育学界内的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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