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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清水江流域耕地资源安全问题探析
【第一章】人口流动对耕地资源安全的影响分析绪论
【第二章】人口流动与耕地资源安全的概念与理论基础
【第三章】清水江流域人口流动特点及传统耕作方式的价值
【第四章】清水江流域耕作方式的改变对耕地资源安全影响
【第五章】清水江流域耕地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对策
【结论/参考文献】人口流动下耕地保护研究结论与参考文献
4 清水江流域耕作方式的改变对耕地资源安全影响
耕地资源安全是指为保障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足量、经济地获取食物，保障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促进生态系统达到和谐、平衡的耕地资源状态和能力，其实质是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耕地资源存量（包括数量和质量）和耕地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实现耕地资源的持续有效供给，以满足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等对耕地资源不断增长的需求。1耕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公共资源，是属于大自然的，是全人类的所有成员共享的资源，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或组织。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耕地资源安全问题的产生很大程度是由于耕地资源利用存在负外部性，即耕地资源利用主体的经济活动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不能用市场手段来衡量的价值损失，而造成这种损失的根本原因是耕地资源安全的产权没有被明确界定。
因此，研究耕地资源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虽然耕地资源是作为一个整体，但是不同区域的耕地状况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一是耕地本身存在差异，不论是土壤状况还是分布情况都有差别；二是在管理上，不同地区的耕地管理政策不同，管理的方式和标准也会造成耕地资源上的差别。
清水江流域的耕地资源是当地人生产和生活的基础，生产方式是人们将自然资源改造为生产性资源的一种方法，其要素一般由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所构成。3耕作方式的改变势必会对耕地资源造成影响。自然资源包括水资源、耕地资源等，是改造的对象。劳动力指的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生产资料的产生是劳动力利用生产资料生产的过程。而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象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
改变的生产方式中任何一种要素改变都会影响其他的因素。清水江流域地区地貌以山地、高原、丘陵为主，而很多的少数民族又长期居住在山上，日照时间不够充沛，生产条件远不如平原地区，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只能种植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作物。但传统的耕作方式对劳动力要求较高，在人口大量流动的现在，劳动力不能得到保障，耕作方式顺应发生变迁，耕作方式的变迁势必会对当地的耕地资源产生影响。
4.1 农业面源污染加剧
4.1.1 耕作方式的改变与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关性
农业生态环境是十分脆弱的，并且具有不可逆性，一旦被破坏将很难恢复。当地的人民的耕作方式是否顺应了生态环境，是否合理利用了耕地资源，都直接关系到农业面源污染的程度。耕作方式的变迁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的关系可以利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来说明。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人口的流动性较差，农村的劳动资源较为丰富，这个时期的耕作方式以农耕为主，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这一时期的污染较少，环境的自净功能可以消化此时的农业污染；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流动越来越快，人们不再依附于家中的土地，而是外出打工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一时期，劳动力的缺失，为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引进外来技术代替劳动力，大量的使用化肥和农药，导致农业面源污染的加剧。
人口的流动缓解了紧张的人地矛盾，劳动力转移引起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将给农业面源环境带来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将超过人口减少带来的环境效应。1传统的耕作方式顺应了自然环境的演变的规律，强调生态系统的协调性、可持续发展性，当地居民根据自身的地理条件，逐渐摸索而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而是人类的耕作适应了自然的发展，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传统的耕作方式集合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使得人的生产实践对各种生态要素（包括非生物环境要素和生物环境要素）的优化组合，充分利用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保持和修复功能，2例如清水江流域的“稻鱼鸭”生态系统巧妙的将废弃物转换成为肥料，还通过动植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了除草和防虫害的效果，可以说这种生态系统，充分的利用了生态环境的自身规律，减少对周围的水质和土壤环境的危害，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的建设是有利的。但是这种耕作方式下，农作物的产量与劳动力的投入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人口快速流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就迫使着耕作方式发生变迁。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迅速提升，违背了生态体系的发展规律，破坏了环境，造成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
4.1.2 农业面源污染对耕地资源安全的影响
清水江流域的人口流动问题导致耕作方式的改变，使原先可持续的生态系统“稻鱼鸭”逐渐减少，传统耕作方式发生变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
农业污染加剧。
（1）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土壤是农药的藏身之处，使用的农药中仅有20%左右留在了农作物中，剩下的全部渗透到了土壤之中，这些农药的残留期不等，短的有几天，不在土壤中做过多的停留，但残留期长的甚至可以达到 20 年之久。这种残留在土壤里的农药破坏了微生物的生存坏境，同时还会累积重金属严重影响耕地质量。另外，在近十年的化肥使用量来看，2010 年的使用量为 76101吨，为十年以来增长最多的一年，增长率达到了空前的 14.1%,之后虽然在使用量上加以控制，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总量仍然较大，并且以一定的速度不断增加。清水江流域的化肥施用量达到 4002kg / hm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制定的2252kg / hm的标准。水稻是化肥和农药的主要使用对象，而在给农作物施肥之后，经过雨水的冲刷和土壤的侵蚀，会导致化肥中的氮、磷元素的流失，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影响周遭的生态环境。同时，化肥的不当施用会显着改变耕作土壤理化性状，导致重金属污染、土壤酸化和土壤板结。
严重影响耕地的质量。从化肥的施用总量上来看，化肥的总量从 2003 年的 55970 吨上升至 2013 年的 79255吨，增长了 42%,其中以氮肥和磷肥的使用量最大，各占总量的 38%和 14%,可以看出，化肥的配比是十分不合理的，氮肥、磷肥、钾肥、复合肥的比例差别较大，基本上是重氮磷、轻钾肥，N、P 这两种元素含量最高，也是影响水质和土壤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因此，在人口流动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了能够提高粮食的总产量而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改变了当地的土壤结构，破坏了土壤了营养成分，对耕地资源产生严重影响。
（2）破坏了水的自净功能。在农药和化肥大量使用的同时，耕作方式的改变还打破了稻田的水自净功能。“稻鱼鸭”生态系统里由于不需要使用大量的化肥，改变了水体的酸碱性，降低了稻田的 PH 值，改善水质。另外，通过稻田中的多种动物的生长和活动，带动了水体的流动，增加了含氧量，促进微生物的生长，他们在这种长期积淀中形成的泥炭层和腐质汁层中形成，这种微生物可以降解水体中的有害物质，还可以将其吸附，保证水体无害，由于稻田里的物种丰富，不仅可以种植多种糯稻，还可以养殖不同品种的鱼鸭，使得生态系统的结构层次多样。加速了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和循环，有效地改善了水稻的生长环境，降解了生物废料，提高了水稻生长的环境质量。1.然而耕作方式的改变使原本形成的水网系统遭到破坏，水体的含氧量和微生物含量大大减少，水体的净化能力也会大打折扣。
4.2 诱发水土流失现象
4.2.1 水资源、土地资源利用方式的改变
传统的耕作方式是对自然规律充分尊重的结果，当地居民根据自身的地理环境和生态资源，对水资源和土地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和布局。创造出适合的耕作方式，不仅可以维持农业生产，也最低限度的改造自然，实现土地与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传统耕作方式中的“稻鱼鸭”生态系统，根据当地山地较多很难储水的特点，促使当地人修建水渠用于储水，通过对稻田的构建，加固了田埂，甚至对清水江流域整个地区水资源的分配起到重要的作用。侗族社区的整个水域、沼泽和湿地完全实施人工连网，所有的田、塘、泽、堰都有引水渠道与天然河湖相通。在分水口，都有分水闸实施高效控制，使得穿过侗族社区的流水尽可能平缓，水位控制的效率可以精确到以厘米计。1这些人工修建的工程都是根据当地的地势地形而建，没有强行的改道和大规模的施工，尽量不去影响周围的生态环境。
这些人工建设的农田，有了合理的管理，不论是遭到洪涝灾害还是旱季都能够保证水稻的正常生长，和水资源的储蓄。同时，由于地理条件的制约，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当地人采用了集约土地的利用方式，针对不同的地形采用不同的耕作方式，将水田耕作与旱地耕作相结合，找寻两者的最佳利用方式，最大程度的节约了土地资源，使得土地资源得到高效的利用。
4.2.2 水土流失影响耕地资源安全
清水江流域是一个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工业发展较为缓慢，以农业发展为主，耕地资源是当地居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而清水江流域的耕地资源面临着两个最为棘手的问题。首先是部分耕地的闲置。由于西高东低的地势，以及山地、高原的地貌，使得耕地资源本就稀缺。又由于近几年森林资源的锐减，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可播种的耕地资源减少。清水江流域作为南方集体林区的重要区域，森林的覆盖在解放时期达到了 50%以上，当地的林业发展独具特色，是一种需要人类和大自然相互作用的“人工育林”模式，不仅仅是依赖环境，人类也积极的参与。当地林业的发展还会促进农业的发展。清水江流域的传统耕作方式就是稻鱼鸭生态系统和旱地种植并行，但由于当地的地形限制，旱地耕作的产出量较低，于是利用林地种植旱地作物，提高粮食产量，形成“林粮间作”的耕作形式，这种方式不仅可以种植作物，同时已经成为林业发展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该模式将林业与农业发展巧妙的进行结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但由于人口的大量输出，导致劳动力的缺失，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驱使一部分人通过大量的砍伐树木来获取利益，经过几次灾难性的砍伐，林区已经元气大伤，失去植被的保护，地表在雨水中被冲刷，水土流失现象愈发严重，土壤退化现象严重，耕地质量下降。
4.3 耕地的产出率降低
4.3.1 人口、耕地、粮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耕地资源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其数量和质量的变化必将引起粮食生产的波动，从而影响到粮食有效供给和粮食安全水平，1而粮食的产量又同时会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实现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总体平衡是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本质目标。1也是保持人口、耕地与粮食之间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由于存在着地区差异，单位面积用来种植农作物的面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复种指数有所不同；再加上气候和耕作方式的不同，种植的农作物中粮食作物的面积也有差别；最后，在光、水、土壤环境的影响下，单位粮食种植面积中粮食的产量又会有差异。因此，一个区域的粮食产量是由耕地面积、复种指数、耕作方式和粮食的播种面积共同决定的。而人口的流动可以使人口-耕地-粮食的系统施加作用，产生动态变化。人口-耕地-粮食之间存在着如下图的运行机制。
粮食安全是涉及到社会稳定，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问题。随着贵州省工业化的步伐加快，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土地资源的占用，以及之前“退耕还林”的政策，使得清水江流域的耕地面积持续减少，从 2010 年到 2011 年减少了500 公顷，已经严重影响到粮食安全。现代的粮食安全由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等组成，而粮食的数量安全是最基本的，如果粮食的数量得不到保证，那后三个方面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耕地的有效保护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课题。
4.3.2 粮食产量降低
清水江流域的居民以种植水稻为主，稻谷的播种面积占总面积的 60%以上，其稻谷的播种面积却不太稳定，2006 年到 2007 年这一年，稻谷的播种面积减少的最多，一年的时间减少了 735 公顷，减少了 5.61%,自 2009 年以后，稻谷的播种面积基本上稳定，变化不大。从总体上来看，自 2003 年的 132.82 万公顷至2013 年的 127.26 万公顷，减少了 5.56 万公顷，尽管在这十年的期间播种面积有上升的时期，但就总体而言是减少的，稻谷的播种面积的减少，直接就导致稻谷的产量减少。虽然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上升，但是水稻的种植面积却在减少，清水江流域的粮食产量十分不稳定，粮食总量在 2003 年-2010 年稳定上升，但在 2010年至2011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从147.81万吨减少到90.79万吨，减少了38.6%,2011 年的耕地面积也从 147.81 千公顷下降到 90.79 千公顷，一年的时间耕地面积减少了 38.7%.可见，耕地数量与粮食产量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二者呈现出正相关性。进一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 2011 年这一年中人口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常住人口也从 3485200 人减少到 3460000 人，人口大量流出，人口的流出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缺失，导致耕作方式发生了变迁，从而影响了粮食总产量。
4.4 人口流动对耕地资源安全影响的关联性分析
影响耕地资源安全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自然条件、农业发展、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等。其中，人口是影响耕地资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近几年人口的流动性较大，流动的人口给不同地区的耕地造成的压力不同。人口不断增加的地区，由于耕地的减少而形成日益紧张的人地关系，耕地的人均占有量较低，就会造成耕地的不断开垦与过度使用。而对人口输出地而言，劳动力的流失使部分耕地荒废，无人种植的耕地只能闲置，形成耕地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人口增长对于粮食的需求增多。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给耕地带来的压力除了使人均占有量降低，还表现在对粮食的需求上，人口增多粮食的需求量自然增加，原有的耕地愈发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单产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就迫使人们为了达到高产，而使用更多的农药和化肥，大量化学产品的使用对土壤的造成污染，耕地质量下降。人既作为生产者，对耕地直接作用，人口的流动对耕地的利用程度不同，另一方面，人又作为消费者，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高，粮食的人均占有量又加剧了人地矛盾。
4.4.1 耕地经营规模的改变
从理论上来说，人口的流动对耕地的利用是有利的，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转移，转让空出的土地，可以让耕地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流转的耕地利于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不伴随着耕地的转让，城乡户籍分割制度让农村户口的农民保留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们并没有放弃家乡的土地，回家种地成为流动人口的最后退路。现有的农用地转移制度主要通过农户私下协商的方式进行，没有规范的操作程序，同时也缺乏相关法律保障，这种落后的土地流转方式无法抗衡市场因素的负面作用，使得耕地的规模经营在现实层面上无法成形。1流转出去的土地给农户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效益，同样还带来了耕地资源的安全问题，发展规模农业打破了传统耕作方式的循环系统，而为了取得更高的利益，除了对当地的水田进行改造，使水资源得不到高效利用，此外，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破坏了土壤的成分，耕地质量下降，造成农业面源污染，耕地安全问题加剧。另外，人口流动性较大的地区通常其耕地资源也相对缺乏，一是由于日益增长的人口与紧缺的耕地资源的矛盾，迫使剩余劳动力的流出；二是由于耕地资源的稀缺，粮食无法大面积的种植，农民的经济效益得不到提高，此时只有寻找其他的途径，例如去相对发达的地区打工来维持生计。
4.4.2 耕地投入水平的改变
农民对耕地的投入包括了物质上的投资和劳动的投入。当劳动力流出，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时，会将资金投入到耕地的利用上，以此提高耕地的利用率，增加产量。从理论上来说，外出农户的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资金对劳动的替代作用，在资金紧缺的地方，外出就业的现金收入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为显着。2但是，已经在外打工的青年，虽然不愿意放弃土地，但是也不会花费太多的精力在耕地利用和种植粮食上面，2013 年农村的从业人员有 243.04 万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有 130.5 万人比 2012 年减少了 1.63 万人，占从业总人口的比重也从54.43%下降为 53.69%,可见，农村的从业人员在减少，并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也在降低。由于拥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对土地的产出率的要求并不高。
在机会成本的驱动下， 有些农民甚至会减少对土地的资金投入，进行粗放式的经营。而在清水江的部分地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意留在家乡从事农业生产，外出打工成为趋势，造成农村的劳动力长期缺失，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逐渐缩小，最终耕种的重担落在了留守的老人和儿童身上，但是他们没有充足的耕作能力，土地资源无法得到有效的利用，就会出现土地闲置的情况。当然，人口的流出对耕地的投入并非全是负面的影响。流动的人口中，年轻人占大多数，外出打工的精力使他们的眼界开阔，学习到更多更先进的知识，更乐于接受新鲜的事务，这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的推广，现代的农业技术更容易被他们所接受。而这些机械化的种植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劳动力，不仅减少劳动的时间也节省了劳动力的投入。而外出打工的收入增加也为购买现代化的农业机器提供了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