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和转型的新阶段，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到社会协同治理当中。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介入机制，得到了日益推广和实施，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凸显。社会工作者不仅深入城市社区广泛开展救助活动，而且在农村社区探索扩展。对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治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一）协同治理的诉求研究协同治理是当代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社会化的结果。张康之（2012）提出由于社会发展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单一的政府治理日益困难，必须依靠与公众、非营利部门的共同治理。姬兆亮（2013）认为，无论从现实需求角度还是政策环境角度看，我国区域治理发展中引入协同治理已具备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社会协同治理是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过程，既要考虑权力的分配，也要考虑整体治理能力的提高。徐祖荣（2010）认为在完善、健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应积极创造条件开发社会资源，推进非政府力量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助，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力量为补充的基层救助。
（二）社会工作介入乡村社会的必要性研究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治理和建设虽然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如，农民收入偏低，乡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自治能力低下，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等，因此改革乡村社会的治理机制迫在眉睫。戴利朝（2007）认为，社会工作纳入整个农村社会管理、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体系中，将能够建立一种能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实现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共同治理乡村社会的机制。易小涛（2010）立足于社会工作系统理论，通过分析长沙城市社区建设情况，指出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认为社会工作在构建城市和谐社区中发挥重要作用。徐永祥（2007）指出，社会工作是推进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要积极引入现代社会工作这一制度来推进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
（三）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治理的条件与途径李莉、章君凤（2012）认为，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的理念一致，即遵循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和平等公正的专业价值观，以其特定的专业功能为实现社区的协同治理提供了组织资源和人才资源的保障，提出从机构介入、人才介入、方法介入三方面介入社区治理。张亚君（2011）提出，社会工作方法介入社区是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迫切需求，并初步探索了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工作的途径，为社会工作理念与方法更好地融入社区工作提供了参考。
当前，国内学者对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制度、社会环境、社会工作自身特点和发展的嵌入性等角度分析社会工作与乡村治理的有效结合，这种研究出发点还只是停留在以社会学角度来剖析社会问题，更多的是借用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推导它的适用领域--农村社区，而且相关的对策仍然停留在理论探讨之中。固然，我们的理论要应用于实践，指导实践。然而，我们选择从公共管理角度分析社会工作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切合性，从社区治理过程中“管理行为”多于“服务行为”,即公共治理过程中的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探究其他有效的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即社会工作。同时，通过调查发现，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满意度不高，说明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治理的提升空间还很大，这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提供契机。所以，不论从研究视角上，还是从社会工作自身发展层面上，都应该在农村社区探索出社会工作与农村社区治理观念契合、功能融合、人才整合的途径，从而实现在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目标过程中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
二、“设置环境”:农村社区治理
社会工作为一种执行机制，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组织等“设置环境”,社会工作只有成为我国整体社会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后才具有合法性和生命力。从农村社会工作自身发展而言，农村社区是其嵌入性发展的基础环境。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要求。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党的十七大报告，2007）。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新华社，2011）。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再次将农村社区治理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所以，社会秩序的构建逻辑从自上而下、权力集中分配的机制，向个体独立、自由基础上的社会整合模式发展，出现了由原有的行政性整合向契约性社会整合的变革（崔月琴，2009）。然而，随着社会转型不断深化，基层社会系统失调、民众的社会适应能力下降， 基层管理出现暂时性功能紊乱，改革或创新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机制， 进而构建一个和谐的乡村社会， 已经是迫在眉睫，社会管理模式从单纯的行政管理到社区治理的转变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作为拥有9亿多农村人口的中国而言，要发展社区治理，最重要的是推行与强化中国农村社区化治理。农村社区化治理是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农村社区力量，充分利用农村社区资源，大力强化农村社区功能，深化农村社区居民自治，解决关系农村民生的社会问题，维护农村社区稳定，促进农村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农村社区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过程。
三、优势视角与农村社会工作目标
“优势视角”是社会工作学领域的重要理念，是社会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立足于发现、寻求、探索及利用案主的资源和自身的优势，以利用和开发人的潜能为出发点，协助案主从挫折和不幸的逆境中挣脱出来，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其理想的一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张和清等，2008）。因此，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立足于优势视角的农村社会工作，提出农村社会工作者应该从社区和村民现有的资源和能力出发，而非出于社区及村民缺少什么，出现了什么问题，来着手干预农村。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强调以农村、农民能力为本，通过农村公民个人和社区能力的增强促进新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目标。
在优势视角中的基层治理，不仅是以“问题为本”,注重解决农村现有社会问题，根本目的是增进农民福利，而且还强调以“能力为本”,鼓励通过农村个人和社区自身能力的增强来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实现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目标。近些年来中国推行城乡统筹发展，由于长期以来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户籍壁垒的影响，造成城乡之间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导致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有截然不同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在这样的客观体制不完善的前提下，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农村地区的农民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保障，需要借助农村社会工作来实现单纯依靠行政力量暂时无法实现的福利需求。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治理，一方面倡导政府调整和完善农村社会福利制度，构建普惠全民的福利体系；另一方面，积极争取来自社会、社区、社会组织等的力量，来帮助弱势群体克服困难、增进福利。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无论是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农村还是农村治理模式转变中，凸现出许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如，征地拆迁造成的农民失业与就业，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青少年犯罪、空巢老人安置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所在，也需要借助社会力量加以解决。因此，农村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的介入和有效运转，有利于帮助解决市场经济主导下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为农村弱势群体争取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与有序发展，加快城镇一体化化步伐，推动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四、社会工作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任务
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制度，其职能是帮助弱者和有困难的人群，缓解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因社会变迁和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给他们带来的伤害（崔月琴，2009）。而“农村社会工作是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实际社会工作者合作，以村庄为基础，持守社会公正、社会关怀和真诚信任的伦理情怀，以重建政府与农民的自信心、自尊和权利意识为根本宗旨，通过与村民的同行，广泛参与和增能，达到村民团结互助，减少社会冲突，维护农村社会稳定；通过对村民提供个人、家庭、小组等直接服务，改善他们的人际关系和沟通能力，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目标（张和清等，2008）。”从这一定义可知，我国农村社会工作目的是直接服务于农村、农业和农民，是为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增进农民福利而开展的社会活动，包括制定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进行社会救济，建立社会保障，兴办公共福利，普及文化教育，处理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社会管理，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推动农村社会的发展。
农村社会工作的任务是开展农村和农民的需求调查，既关注政策倡导，社区动员与参与、潜能等，也重视与政府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除了社区层面的介入，同样看重对社区居民的直接服务，特别是从家庭、小组和个人层面对农民提供‘面对面’的支持和帮助，通过参与民间组织对农民的培训和扶贫式开发行动，介入灾害等社会救助，联系政府与农民，降低农村社区的对立与冲突等。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工作与那些完全依靠民间力量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相比，具有自己的独特的方法和优势，运用到的方法与技巧包括分析技巧、关系建立技巧、组织技巧、农户工作法、农村小组工作、农村社区工作等，以此调动广大农民的参与，培育民间内生力量，在农村基层社区逐步创立“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主导推动、部门密切配合、整合现有资源、社工义工联动、公众广泛参与、广大群众受益”的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工作模式（欧阳苑汶，2011）。
五、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治理的路径
社会工作与农村社区治理在农村治理过程中是异曲同工，农村社会工作者与农村社区治理模式都相信能够依靠社区农民自身的潜能，在正向外力的适当介入下，解决诸如社区系统失调、民众的社会适应能力下降， 社区出现暂时性功能紊乱等问题，实现农村社区常态化的良性发展。
（一）农村社区治理：实际社区工作者与专业社区工作者的结合
在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实际社区工作者和专业社区工作者。实际社区工作者，是指在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专职从事管理和服务，并与街道（乡镇）签订服务协议的人员（关信平， 2010）。作为基层政权组织的管理和服务人员在行使工作职责时要履行法律规定的职责和任务，他们在社区工作中扮演着教育者、管理者、服务者和倡导者等角色。与实际社区工作者不同，专业社区工作者，是指在社区工作的理论和原则的指导下，运用一定的专业方法和技巧，与社区居民一起，共同合作、共同努力实现预期目标（关信平， 2010）。专业社区工作者所担当的角色主要有使能者、教育者、服务提供者、中介者和倡导者。良好的社会治理不仅需要有效的社会管理，还应该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因素： 其一，能够动员政治支持，获得民众的广泛信任；其二，能够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满足社会的服务需要；其三，有良好的冲突解决机制，能够有效地管理冲突。农村社区步入多元化协同治理进程，不仅需要社区工作者运用其行政职能解决社区问题，更需要专业社区工作者，介入到农村社区的治理中。实际社区工作者和专业社区工作者充当起各自的角色，能在基层政府与农村公民之间建起联系的桥梁，密切党同基层社区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而且，合力将社区居民组织起来，整合社区内有效资源，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
（二）做好农村治理转型的保障工作
推动农村社会管理的合理转型，是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首要任务。以全面化、一元化、非规范化和管制性为标志的行政一体化社会管理模式曾经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发展环境，也促进了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然而，随着基层需求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功能的社会化和网络化趋势的加强，社会基础和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呼唤着适应新社会环境的农村管理模式来取代原有的行政一体化管理模式。不管是地方村落（大多同宗同族聚居为准）的村落型，还是效仿城市社区的城郊型，抑或非建制镇为核心建设的集镇型等社区运行模式，在构建过程中都具有其自身特点，所以不能够一蹴而就。如何适时地、稳定地实现新--旧基层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是当前各级管理部门急需做好的首要工作。因为，在转型过程中，面临最为棘手的问题则是村民的政治冷漠而带来的农民生计困难、犯罪等问题，如，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征地拆迁问题并由此带来的拆迁经济补助、劳动力安置、社区新秩序等问题，社会工作者不仅要充当起中介者、服务提供者和倡导者的角色，而且还要依托政府的“增权赋能”,利用其专业理论，通过开展个案工作，强调为“案主”工作，为拆迁户服务，对其给予说服、救助和帮助，通过专业化的社会工作的开展，辅助完成拆迁工作，从而保证农村社区的顺利转型，推动我们的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
（三）推进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
网格管理是将数字信息技术运用于社会事务管理的模式，是以数字信息化为平台，以政府统一指挥监督中心为信息汇集与传导中枢，以管理流程再造为手段，整合管理资源解决跨部门公共管理问题的响应方式，且意图在于打造“无缝隙”的政府管理流程与方法（孙柏瑛，2012）。在农村社区按照社会工作开展的网格化管理方式来构建网格化管理模式，将社会管理实务、管理流程、社区管理共同体等统一规划。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项目化的网格规划，即可根据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划分为社区社会救济、社区治安社会工作、留守妇女社会工作、老年人社会工作、受虐妇女、儿童自助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等网格项目，以网格项目为出发点，坚持发展特色项目、专业方法本土化、以造血代替输血的原则，利用农村村落之间的组织结构及联系，社区农民之间的亲情感，整合社区资源，构建网格系统。对目前社区还不具备条件构建网格化农村社会工作服务体系的，农村社会工作者要利用现有场地、设施，从生活点滴开始，从身边小事开始，按照社会工作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充分发挥与利用社会工作整合社会资本的优势，通过调动有关部门的积极性，共同发掘农村社区的现有优势，不断完善农村社会工作的手段与途径，为今后农村社区构建网格化管理奠定基础。
（四）培育社区自组织，增强自组织的能力建设
在多元化、开放式的农村社会治理格局中，作为基层农村治理的协同性力量，社区自组织是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主体。作为社会工作的中间组织--农村社区自组织是村民有效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最为有效的方式，是适应中国从“整体性社会”向“个体性社会”转化的需求而产生的，具有不可低估的发展优势和潜力（崔月琴， 2009）。然而，农村社区中的社会组织不能够以外力嵌入的方式得以生存，必须基于其内生的动力才得以发挥作用。所以，为了更好地在农村开展社会工作，我们应该利用外来社会组织的力量来培养农村社区自组织。而且，由于不同的村庄存在着不同的村民联系，不同的农村社区培育民间组织组的方式、过程、种类及成功的可能性也是不同的。特别是作为外力嵌入的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利用其专业性、“公益性”、“无偿性”优势，引入社会工作理念，强调助人自助的原则，以它的服务领域介入社区建设，动员各种力量促进社会问题的自我解决，激发广大社区成员开展行动，争取达成共识，实现合作参与，帮助培育农村社区自组织，推动社区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社会工作从而帮助培育社区自组织，促进社区自组织的成长。另外，社区自组织既是社会管理主体又是社会管理客体，由于其先天发育不足，在管理过程中容易出现功能异化，社会工作者在正外向力的介入下，通过政策倡导与广泛参与，挖掘社区居民自身优势和能力，引导社区居民增强其自组织能力，推动其有序、健康发展。
（五）引领社区农民的“向善”行为选择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里，农民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天到晚扎根于天地而辛勤劳作着。然而，随着城乡统筹浪潮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利益的驱动下开始变得伪善，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因此，我们的农村社会需要更多的外在力量来推动社区农民的“向善”行为。人心思“善”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国家要从制度层面鼓励企业和个体投身慈善事业，培养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另一方面，要使“志愿者”蔚然成风（祁凡骅，2012）。只有“善”才能“和”,也只有“和”才能加快农村社会发展速度。农村社会工作者开展社会工作，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善行使农村社区的弱势群体得到他人的关怀。对于农村社会工作事业而言，为了使农村社会工作像城市社会工作一样全面推进，得到社会的认同和赞誉，必须要社区农民的“心”、“行”向善，才能尊重社会工作者的善行，从而效仿社会工作者的善行，积极参与社会服务，让社区居民体验社会服务为个人及社会带来的价值，引发他们参与义工服务的动机，最终，使得整个农村社会的公益事务得到关注和推广。这样，才能在农村社会全面、加速构建以“善”为中心的文化体系，为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提供一种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历史性任务，是中国基层治理--参与式治理的必然结果，需要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以此来整合“原子化”公民个人的力量。
在实际运行中需要农村社会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将社会工作的视角、方法及路径纳入整个农村社会管理、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体系中， 有效整合各种资源，统筹社会资本，对内实现农村社区自组织的韧性，对外以集体的力量与政府进行博弈合作，实现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共同治理乡村社会的机制（陈剩勇、赵光勇，2009）。而且，对于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新兴力量--农村社会工作，也需要各级政府、各个阶层的高度关注和大力的支持，使农村社会工作治理体制不断地完善。
[参考文献]
[1]崔月琴，2009,《转型期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契机及其限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 3 期。
[2]陈剩勇，赵光勇，2009,《“参与式治理”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第 8 期。
[3]戴利朝，2007,《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4]关信平，2010,《社区工作》，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5]姬兆亮，戴永翔，胡伟， 2013,《政府协同治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西北大学学报》第2 期。
[6]欧阳苑汶，2011,《三问万载模式》，《社会工作（实务版）》第 2 期。
[7]祁凡骅，2012,《我国社会管理的创新路径》，《中国行政管理》第 5 期。
[8]孙柏瑛，2012,《基层政府社会管理中的适应性变革》，《中国行政管理》第 5 期 .
[9]徐永祥，2007,《社会工作是现代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重要手段》，《河北学刊》第 3 期。
[10] 张康之，2012,《论政府从官僚制向合作制的转变》，《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 3 期。
[11] 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2008,《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社会学研究》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