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麦尔维尔( 1819 －1891) 是 19 世纪美国杰出的作家，他出身富贵，然而好景不长。他的父亲因债台高筑而过早离世，12 岁的麦尔维尔因此辍学。经过一系列打工尝试后，21 岁的他登上了一艘捕鲸船，成为了一名水手。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曾一度流落太平洋海岛上的原始部落，也因参与船上水手的哗变而被囚禁。三年多的水手生活为他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素材。1846 年，27 岁的麦尔维尔以亲身经历创作的历险小说《泰比》( Typee) 出版，浪漫而惊险的情节让他声名鹊起。然而他并没有过多停留于历险情节的叙述，从 1849 年出版的第三部小说《玛迪》( Mardi) 开始，虽然仍以水手为小说主要人物，但他更多地转向人物的内心活动，挖掘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作家对内心世界的探索深度似乎与商业出版的市场接受程度成反比，根据诺顿美国文学史的记载，麦尔维尔在 1849 年到 1851 年之间所创作的四部中长篇，一部比一部深邃，其中包括后来公认的巨着《大白鲸》，但评论界的反应却越来越糟，出版商甚至把稿酬标准降低了一半多。
评论界的恶评与日渐困窘的生活迫使麦尔维尔不得不彻底放弃长篇的创作，从 1853 年起，他公开出版的作品中便只有短篇和诗歌。
在麦尔维尔后期短篇作品中，《文书巴托尔比( Bartleby the Scrivener) 》、《贝尼托·切雷诺( BenitoCereno) 》和《水手比利·巴德( Billy Budd) 》是目前公认的名篇，其中《文书巴托尔比》是麦尔维尔发表的第一个短篇，也是他唯一一篇以都市为背景、讨论并解构城市中产阶级道德的作品，作品中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要求文书抄写员———巴托尔比校阅合同文件，但后者的一句委婉拒绝“我还是不做的好”( I'd prefer not to) 让身为老板的合伙人陷入心理困境，他一次次地自问该如何是好，却又一层层地暴露自己的势利与伪善，他对巴托尔比从假意容忍，到最后放逐，主人公巴托尔比最终在孤独贫困中死去。
《贝尼托·切雷诺》讲述了一件发生在海上的惊险悬疑故事，一艘西班牙运奴船在海上遭到黑奴反抗，大多白人水手被虐杀，名叫贝尼托·切雷诺的白人船长被挟持为人质，胁迫之下配合黑奴反叛者对不知情的美国救援船船长迪拉诺布下圈套，但黑人阴谋最终暴露，杀人者亦被杀。贝尼托·切雷诺获救后却因无法走出心理阴影，郁郁而终。①《水手比利·巴德》的创作时间从 1888 年底延续至 1891 年，也就是麦尔维尔生命的最后一年。出版商根据作家遗留的手稿，于 1924 年将作品整理出版。在这部小说中，被强行征召上英国军舰 Bellipotent②的黑人水手比利·巴德心地单纯良善，但受到本性阴邪( depravityby nature) 的军纪纠察员———克莱伽( Claggart) 的嫉恨和暗算，他向船长威尔( Vere) 诬告比利·巴德策动船上水手暴动。在对质中，不善言辞的比利·巴德在情急之下，当着威尔船长的面将克莱伽一拳打死。比利·巴德因暴力犯上致人死命而被起诉，威尔船长为了维持舰船上的军纪秩序与领导权威，克制住内心对比利·巴德的同情，将其当众绞死。
三个短篇讲述了三个不同的故事，相比长篇巨制，虽然人物更少，情节更加简单紧凑，但其反应出的社会问题和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让百年后的读者仍觉得真实、有感染力。本文将探讨麦尔维尔如何在这三部虚构作品中营造出“真实”( truthfulness) 。
一、小说中“真实”从何而来
不可否认，小说家在创作中必然会对现实有所体现。对于麦尔维尔而言，他之前可以用 500 多页的篇幅讲述亚哈( Ahab) 船长率领 Pequod 船上所有船员跨越半个地球追捕大白鲸的故事，虽然在白人船长的统领下，全船不同肤色的船员追逐一个绝对目标在今天更能反映美国的霸权地位和社会现实，但在1851 年，人们更容易因为其离奇的海上场景、神秘的海洋生物和动辄几页的哲学思考，将作品视为作者浪漫想象力的体现。与之不同的是，《文书巴托尔比》的故事源于 Harper's 杂志上一个短篇，而《贝尼托·切雷诺》的主要情节则来自 1817 年出版的《南北半球航行记》( Narrative of Voyages and Travels in the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s) 中的一个章节，前者讲述了一个行为乖张的律所文员被解聘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的故事，原作者更多地是表达对死者的同情; 后者则是关于西班牙运奴船被劫夺、船长被胁迫的一段往事，着眼点在于情节的惊险刺激。但麦尔维尔在两个故事中增加的虚构部分———无法对雇员实施有效管理的合伙人在心态上的微妙变化，以及黑奴主谋操纵白人船长和被俘船员的种种情节，则分别反映了他对所谓“人性化管理”的反讽，以及对奴隶制度下“以暴易暴”、恶性循环的忧虑。其中《贝尼托·切雷诺》因其发表在美国内战前夕而特别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相比之下，《水手比利·巴德》的故事题材来源于麦尔维尔自己做水手时的一桩疑案，在时间上，距离他的创作已超过半个世纪。根据美国杜克大学 Charles Roberts Anderson 的推测，由于麦尔维尔的表兄可能就是指控下级水兵阴谋造反的原型，因此麦尔维尔也有意等到当事人逝世后才重提往事。
但即便如此，小说中对于比利·巴德由一个阴谋受害者而成为死刑犯的众多细节描述，也充分反映了当时美国多个州，尤其是麦尔维尔所居住的纽约州，对于死刑问题的讨论，其中涉及到死刑判决的依据( 阴谋算计致人于死地是否更有理由判处死刑，情绪失控下的伤人致死是否可以宽大处理) 、死刑的执行方式( 是采取野蛮的绞刑还是相对“文明”的电击) 、死刑的警示作用( 是否应该当众执行) 、等级地位在死刑判决中的作用( 下级冒犯上级、有色人种侵犯白人是否更应当入罪) 、以及国家暴力的合理性问题。这些争议在短篇中都得到了体现，麦尔维尔也以讲故事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①可以看出，经典小说中对社会现实的描写完全来自作者的问题意识。小说家不必像新闻记者那样追求事件的时效性和真实性，小说中的现实更多是作者对于具体社会问题的认识、剖析和理解，它与现实世界的人和事件未必一一对应，但无人能够否认它的真实性。更为重要的是，伟大作家所意识到、并描写出来的问题在很多时候有跨越时空的特点。例如，死刑一直是美国社会里的重大争议问题，在许多州废除死刑已达百年的背景下，至今仍有 32 个州保留死刑，事关死刑的许多问题人们仍在争论不休。
在现代经济分工的背景下，资本对利润和效率的追逐导致人的异化，而这是造成许多社会病的根源所在。文书巴托尔比拒绝校阅法律文件时所说的“我还是不做的好”，在今天应当是许多城市白领内心存在的想法，否则也不会有不少金融、法律的从业人员戏称自己是“金融民工”与“法律民工”了。而种族之间存在的对立和仇视更是美国社会的伤疤，即使在林肯颁布《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的 151 年后，2014年 8 月，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白人警察射杀黑人青年的事件也会引发持续约一个半月的种族骚乱。通过阅读麦尔维尔的作品，今天的读者不仅能看到 19 世纪时的美国，他们还能对今天的世界进行更加深入和严肃的思考。
二、如何构建真实
如何将意识中的问题和冲突通过艺术手法表现出来，成为读者可以联想、可以认知的文字形式需要文学家的创作和提炼。象征是小说创作中常用的手法，它相对固定的意义内涵容易使读者在阅读中建立意义联系，对读者的阅读活动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作者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判断也会透过象征表现出来，从而构筑出作者想要的真实世界。构建真实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矫正一些错误，拆穿一些谎言。心理学家 Robert Trivers 指出，撒谎( 包括骗人和骗自己) 是物种进化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昆虫选择保护色，到人类作为个体或群体，歪曲一定事实、编造一些谎言，无非是在自然选择中占据一定优势。
其中自欺可以通过隐藏一定事实、减少骗人时的心理负担( 因为即便拆穿也容易为自己辩解) ，使得骗人更加有成效。
当然“欺骗/发现欺骗”的循环也是物种智力进化的重要动力。麦尔维尔要构建真实，势必要拆穿一部分谎言。而且为了将真实与谬误的对立戏剧化，体现不同的意识层次，短篇小说在有限的篇幅里也必须要有精巧的叙事安排。具体分析如下:
( 一) 象征手法的使用
麦尔维尔的一些特定象征用法会重复出现。例如，《文书巴托尔比》的副标题是“华尔街的故事”。
华尔街是如此的显赫，让人几乎忘记它所在的区域原本是北美殖民地时期所建造的防御墙。而在故事中，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介绍自己的办公地点在“No． ———Wall Street”。
②如果这一不寻常的写法尚不足引起读者的注意，故事的叙述者又在随后反复强调“墙”的意象，办公室的一端是大楼的核心筒，另一端窗户推开，10 英尺之外就是相邻建筑发黑的高墙，即便是近视者也不难发现墙体所暗藏的美。
翻过两页后，在介绍办公室内部格局时，故事的叙述者补充道，他在巴托尔比入职后，专门买了一块绿色屏风，隔在两人之间，当然这并不影响他向巴托尔比下达指示。而巴托尔比一侧的窗外不足 3 英尺就是另一幢新建的大厦，原本有的室外景观彻底消失，仅留下建筑物之间的缝隙，为巴托尔比透过一些自然光。可以想象巴托尔比在四周墙壁的逼仄下的工作状态。相比客观存在的物理墙壁的分隔，合伙人与雇员之间的隔阂更加厚重，更加难以打破。
在《贝尼托·切雷诺》中，“黑”与“白”之间的冲突对抗是贯穿全文的象征，为了凸显迪拉诺船长被蒙蔽的效果，麦尔维尔在黑白冲突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有悖常理的异象。例如，迪拉诺刚发现西班牙运奴船圣多米尼克号时，觉得它像比利牛斯山崖上矗立的白色修道院，但透过船上的垛口却发现黑色的人影，有如“黑人修道士”;当迪拉诺船长离开切雷诺和控制他的黑奴首脑———巴博而试图与白人水手交流时，他发现“零星的白面孔散落在黑人当中，就如同棋盘上冒险突入敌阵的白方兵卒”;再如黑奴巴博为切雷诺刮脸时，顺手拉过一块颜色鲜艳的布来做围兜，但切雷诺面对锋利的刮刀，情不自禁地颤抖，围兜散开，竟是西班牙的国旗。直到迪拉诺乘上自己的小艇，准备暂别圣多米尼克号时，切雷诺纵身从船舷跃入小艇，同时巴博尾随跳下，想用匕首结果切雷诺，这时迪拉诺船长才恍然大悟，此时船上的黑奴已近疯狂，叫嚣着，挥舞着手里的斧头，没来得及跳船求生的白人水手无助地夹在其中。
麦尔维尔还有许多象征手法来自《圣经》，这在《水手比利·巴德》中特别明显。在小说里，巴德与其他水手相比，“在许多方面说他是正直的野蛮人还不够准确，他可能更像在乐园里接触到毒蛇之前的亚当”。
①不幸的是，船上的军纪纠察克莱伽就像是他身边的毒蛇，他虽然深知巴德本性纯良，但这更加深了他对巴德的嫉恨，这嫉恨“不是别的，就是对单纯善良的鄙视……天性如此的人，体内涌动着因嫉恨而产生的能量，他还能怎样呢? 他就像是造物主制造出来的毒蝎，盘紧身体，为的是完成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
巴德无法为自己辩白，他一拳将克莱伽打死，倒在地上的克莱伽就像是条“死蛇”。巴德身犯死罪，威尔船长“面对他的心情如同亚伯拉罕遵照上帝要求将孩子艾萨克献祭时的感受”。
来自《圣经》典故的象征更能唤起一种宗教意识，更能体现善恶的分野，有很强的道德指向性。
( 二) 对谎言的解构
从心理角度来看，撒谎具有“自我美化”( self － glorification) 和“自我辩白”( self － justification) 双重目的，在《文书巴托尔比》中，那个合伙人一开始是典型的“自我美化”。他说自己“从年轻时就坚信，生活中轻松就是好。虽然律师是公认的竞争行业，需要执业者精力旺盛、紧张高效，甚至免不了恶拼一场，但我却是一个没有任何野心的人 ……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安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他希望巴托尔比帮忙校对一份文件，后者一句“我想我还是不做的好”，让他“呆坐在那，半天说不出话，好一会儿才从惊诧当中缓过神来”。
之后，无论他劝诱也好，逼迫也好，巴托尔比始终就是这一句婉转的回答，似乎经过了深思熟虑，但绝没有任何回旋余地。随着他试图为巴托尔比的怪诞言行寻找理由，他的心思也一层层地袒露出来，他从一开始“纯粹的伤感和真挚的怜悯”渐渐过度到了恐惧和厌恶，当事人的这种情绪变化，原因是“他认识到他无法将巴托尔比从那无理的毛病中拯救出来”，他承认“对于敏感的人来说，怜悯有时意味着痛苦，当发现怜悯不能拯救，内心的常识就会要求把这个麻烦事儿彻底解决掉”。
他曾有过亲手干掉巴托尔比的冲动，但他最后的解决办法就是坐视警察把巴托尔比带走，他有过的所有慈悲和善意结果都证明是有局限的，他的底线是生意和利益。相比个人的谎言，群体层面的谎言更加复杂，因为这一层面的谎言事关群体团结的力量和思想的统一。
对于欧洲殖民者而言，种族和文明的优越论是维系白人殖民统治和对有色人种奴役的思想基础，但奴隶制本身所有的暴力基因终将形成社会畸瘤，并在某个时间爆发。在圣多米尼克号船上，暴力颠覆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主奴关系，但来自美国的迪拉诺船长由于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无法察觉船上曾发生的屠杀和步步惊心的险情，他只是一味地认为巴博是天生的、完美的奴隶，黑奴对白人主子只有顺从，怎敢有反抗? 他完全没有想到巴博是船上所有阴谋的导演，有着一颗精密如蜂巢般的脑袋。麦尔维尔创作该小说的年代，正值废奴运动面对南部蓄奴州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双方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作家对此怀有深切的忧虑。美国人是否和迪拉诺船长一样对即将到来的危机冲突毫无知觉，船头上的刻字“跟着引路人走”是否意味着新生的美国会跟随老牌殖民帝国———西班牙，走向恐怖的暴力冲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麦尔维尔的惊险故事应当是对人们的一种警醒。
在阶级国家的层面上，正义往往沦为谎言。国家的统治者一直自命为公正的化身。一方面他们有貌似无懈可击的法律条文和司法程序，另一方面有宗教的安抚与麻痹，可是《比利·巴德》中所存在的那个可以藐视人权，①随时强征青年入伍服役的政权，那个以严刑峻法保护等级体系的制度，不正说明他们所说的公正是自欺欺人吗?
( 三) 虚构人物对真相的认知
G． R． Thompson 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反讽就是指: “人们发现了表面意图、意思、场景或明言的观点和半遮半蔽的真相或意义的不同之处。”
M． H． Abrams 指出，主人公的无知是构成反讽的重要元素。
麦尔维尔在创作这三个着名短篇时，在叙事结构上的安排考虑到了揭示深层次含义的需要。在《文书巴托尔比》中，真相是以叙事主人公逐渐自省的形式而揭示出来的。在与巴托尔比的冲突中，律所合伙人原来所标榜的“无所欲求”、“悲悯”、“慈善”等特点在“员工管理”、“自利行为”、“生意机会”等现实考虑中一一消解。在《贝尼托·切雷诺》中，迪拉诺船长对于在圣多米尼克号上所见的种种异相琢磨不透时，便宽慰自己黑人只是奴隶，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直至最后图穷匕见，才恍然大悟。在《水手比利·巴德》中，在小说情节的第一阶段，尽管有一位年长的水手提醒巴德“你被克莱伽盯上了”，可是他仍然难以想象人性之恶，直到被人诬告，无法辩白。而在小说发展的第二阶段，威尔船长与临时法庭的审判员就巴德的罪名和量刑进行了争论。基于最近水手哗变事件频发的事态，以及随时可能和法国拿破仑的海军交火，威尔船长强调军舰上下级必须服从上级，执法者必须执行国王的法令，对国王负责。这个硬道理压倒了每个人心里对巴德的同情，而从另一个方面也体现出了严刑峻法与人性的背离。相反倒是全船水手在水手巴德受刑之际所发出的低声抗议体现了人心中的是非取向。审判与刑罚虽有国王法律作为依据，有军中牧师来做背书，但正义的缺席清楚无误地表明司法程序是暴政的帮凶。威尔船长在不久后的军事行动中负重伤，弥留之际对比利·巴德的呼唤不知是否算是良知的回归。
三、与绝对真实的距离
在构建真实的问题上，麦尔维尔不是绝对主义者。他在语言上特别晦涩，故事的隐含叙述者似乎并不具备“全知全能”的特权，他在很多时候与普通读者一样，与故事人物之间存在距离，因此行文中大量地使用虚拟和猜想，巧的是三个短篇小说中的人物通常来历不明，在很多时候，行为动机也只能靠推测。
试看这一段:威尔船长提出动议，由他自己将临时法庭的判决告知比利·巴德。船长来到巴德被关押的船舱，示意看守水兵退下。
除了转告法庭判决外，两人的此次会面还说了什么就永远没人知道了。二人在客舱内独处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想象一下他们的性格，他们都有人性中非常稀缺的品质，这些稀缺品质绝非普通人能够理解，先天不具备的人，后天再培养也无济于事。因此，以下就只是猜测了。
这应该是威尔船长的本性使然，他应该在这个场合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巴德一切，他应当坦率地说了他在判决中发挥的作用，以及他的用意，而比利对于这样的坦白，也应该是以同样的坦率本性接受了这一切，这并非毫无可能。
这是通篇小说中，威尔船长和比利·巴德唯一一次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相处，但是短短一段文字里“应该/应当”有了 4 次重复，如此迂回的叙述留给读者的是无穷的想象空间。同时，麦尔维尔并不刻意营造一个天衣无缝的结局。小说中并非所有人的命运都能在结局中有所交待，也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答案。例如在《贝尼托·切雷诺》中，巴博与其他黑人之间并非是绝对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他与那个部落王子 Atufal 之间到底商量出了什么计谋，船上那些白人水手的命运如何等一系列问题在文中没有答案。而且随着巴博被处死，许多真相也就永久地消失了。
四、结语
《文书巴托尔比》、《贝尼托·切雷诺》和《水手比利·巴德》是麦尔维尔后期创作生涯中的精品。
在这一阶段，他虽然缩短了创作篇幅，但作品中的现实意义却更加明显。在麦尔维尔眼里，对弱势员工的悲悯不可信，其中有虚伪的成分; 对奴隶制度下暴力循环视而不见，要么是源于种族优越感的自负，要么是一味回避的鸵鸟政策; 而支持死刑的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也都是站不住脚的。他眼里的世界是灰暗的，各种各样的谎言掩盖了事实，模糊了善恶对错的界限，他要做的是构建一个更忠实于他内心想法的真实世界。麦尔维尔并非是非黑即白的绝对主义者，但他点破了“人性化管理”、“种族优越论”与“司法公正”之类的谎言，呈现给了读者一个值得深思、值得反省、值得忧虑的真实世界。他所讨论的话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们今天读麦尔维尔的作品仍会为他的洞见所折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