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最蓝的眼睛》是托妮·莫里森的第一部小说.有别于黑人文学通常所表现的追求自由平等,抗议种族歧视等主题,这部在当时并没有一鸣惊人的小说却揭示出了黑人社会一个长久以来都被忽视的意识形态问题,即黑人文化为主流白人文化所同化侵蚀.莫里森的别具慧眼,使她的作品在思想深度上超越了前人,并为后人指明了种族抗争进一步前进的方向.对于美国来说,"1960-70 年代,一切都在飞快地发生变化",莫里森曾坦言正是这种在社会飞速变化中产生的被社会被历史所抛弃的"失落的感觉"才让她提笔写作(Matus 37).为在这股发展洪流中找回自己的审美标准,重获自我认可,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黑人准备掀起一场"美丽黑人"(Black is Beautiful)运动来强调黑人之美(hooks 173).莫里森的这部小说无疑是为这场运动点亮了一盏明灯.
在女性运动第二波浪潮蓬勃汹涌的上世纪 60 年代,随着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西方的妇女作家越来越追求社会的认可,也越来越多地在作品中发掘女性世界.但当时女性文学的主流研究还是基于白人女性.作为一名黑人女性作家,莫里森致力于挖掘当时还不为多数人所知的黑人女性世界,运用细腻的现代派创作手法,如视角转化、意识流与情节切割等,既富有表现力地昭示了部分黑人女性家庭破碎的根源,又巧妙地抑制了面对邪恶所产生的恐惧和绝望.她着力关注的黑人小女孩,正是处于社会边缘,被极度忽略的人物(Taylor-Guthrie88).孩子的纯真无邪更反衬出了内化的种族歧视的邪恶.女性作为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文化传承的重要环节.莫里森笔下的大部分女性角色都追求自身价值和归属感,并在迷茫中徒然地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感(Bakerman 541).正是因为白人文化冲击下黑人女性的迷失为黑人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正如小说开头用"破碎而又令人困惑"(Bouson 28)的语言复述一个耳熟能详、关于幸福白人家庭的睡前故事一样,莫里森小说中的黑人家庭因自身文化的遗失,充斥着爱的碎片和家的迷茫.
一、最蓝的眼睛
同 20 世纪早期的美国非裔作家 W. E. B. 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 1868-1963)一样,莫里森也关注了白人文化冲击的问题.但不同的是,杜波伊斯的小说《寻找银羊毛》(TheQuest of the Silver Fleece,1911)里的佐拉在钦羡白人文化的同时,也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黑人民族文化.莫里森笔下的佩科拉就没那么幸运了,在种种因素制约下(包括外界环境和自身性格),佩科拉完全臣服在白人文化下,沉浸在对蓝眼睛的幻想中,最终走向自我毁灭.杜波伊斯和莫里森都对美国非裔人民如何抵御白人种族中心主义的侵蚀这一问题做出了阐释,并对盲目认同白人种族文化提出了质疑.相比较而言,杜波伊斯在小说文本中的展现较为理想化,而莫里森则选择揭开面纱,以残酷的现实来警醒世人文化侵蚀的危害.
小说的主人公佩科拉是一名普通的黑人小女孩,执着于幻想自己拥有一双蓝蓝的眼睛.在她幼小的心灵里,蓝眼睛是美丽、讨人喜欢的标志.她终日活在父母的暴力,同学的嘲笑和旁人的冷漠中,她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厌恶是冲着她来的,是冲着她的黑皮肤来的"(40).正如沃瑟尔所说,白人审美价值观的内化让佩科拉成为了社区隐形人,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Walther 780).但即使在如此恶劣的情形下,佩科拉所祈求的梦想却只是拥有一双最蓝的眼睛,她所要追寻的并不是所谓金发碧眼白皮肤的美貌,而是父母,老师,同学和周围人的关爱.
尽管"最蓝的眼睛"这一愿望并不现实,但却是她对这个带着恶意的社会做出的最直接的自我保护性反应.佩科拉甚至认为蓝眼睛拥有能把邪恶变成友善的魔力.正如学校里拥有浅黑色皮肤、家境富裕的莫琳,作为学校里老师同学的宠儿,男孩子们甚至为了不愿在她面前做不得体的坏事放弃继续欺负佩科拉.然而佩科拉的愿望终究不可能实现,她对蓝色眼睛魔力的执着使自己失去了正确看待世界,认识世界的能力,在无力改变生活的绝望中最终陷入了疯狂.
佩科拉疯狂渴望蓝眼睛最主要的根源还是在于她的悲剧性家庭.小女孩的家庭不仅没有给予她温暖和呵护,还为她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直接影响了她悲观自卑的性格.佩科拉的母亲波琳憎恶自己的孩子,她的父亲乔利从来就不知道如何爱护孩子.父母的人格分裂和暴力造就了这个家庭的悲剧.马图斯曾评价过这一家,"美国文化中到处都宣扬着黑人丑陋论;而的确,布拉德拉夫一家当得起这个称号"(Matus 92).佩科拉在这样的家庭里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随着母亲受到白人文化异化的程度加深,她心中的白人优越性的观点也就随着母亲的行为愈发得到证实.母亲波琳把白人雇主家打扫得干干净净,但却放任自己家里脏乱不堪.
她喜爱白人雇主家金头发白皮肤的女孩子,把她打扮得干净又漂亮,却嫌弃自己的黑皮肤女儿,甚至不愿意承认佩科拉是自己女儿.她受到异化的价值观的误导,认为像佩科拉这样的黑人女孩不值得她的关爱.母女之间的疏离冷漠使佩科拉即使在家庭中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使得佩科拉对于蓝眼睛的渴望与日俱增.比之母亲波琳,父亲乔利的人格分裂倾向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波琳对待家庭和生活的态度不仅摧毁了自己的儿女,也摧毁了她那好不容易因对婚姻和家庭的向往回归正常生活轨迹的丈夫乔利.乔利·布拉德拉夫刚出生就被母亲丢弃在垃圾堆里,后来由他独居的吉米姨婆捡回养大.他的第一次性行为使他蒙受了巨大的羞辱:当乔利第一次做爱时,两个白人猎人经过,他们用手电筒照在乔利身上,强迫他在他们的围观下继续做爱.这种类似于欣赏动物交配的耻辱让乔利充满愤怒和绝望,对自身的厌弃让他逐渐游离于社会之外,变得"自由得吓人"(156).波琳在给他带来了短暂的属于家的温暖后又如他母亲般抛弃了他,把他推向了更堕落的深渊.不知道如何做父亲的乔利,竟然在对女儿怀着又愧疚又爱怜的情绪时强暴了她.白人对于乔利的物化已经深入骨髓,他游离社会太久,已然失去了正常人辨别情感的能力,在混淆了亲情与爱欲的情况下,做出了对自己女儿最大的伤害,最终使她因不堪忍受现实的苦难肮脏,沉浸于幻境不愿自拔,陷入疯狂的地步.
二、蓝眼睛的小黑猫
黑人社区里将白人价值观内在化的显然不只是布拉德拉夫一家.实际情况是,60 年代的美国,大部分的黑人社区都弥漫着这种挥之不去的阴暗气息,"都是文化侵蚀的受害者"(Taylor-Guthrie 40).大多数黑人都对白人文化抱有极大的幻想和热忱,于是逐渐鄙弃了黑人文化和价值观,自我厌恶的情绪笼罩着整个社区,相应的后果就是为了发泄这种自我厌恶,社区里的人会抱有恶意地相互攻击.像布拉德拉夫这样的弱势家庭更是成为社区人们发泄自我憎恶情绪的出气筒:父亲乔利在社区毫无地位,母亲在社区里饱受嘲讽,而遭受苦难最多的还是佩科拉.洛伦城的人们提到佩科拉一家时,感慨的不仅是不幸和悲剧,更多的是在比较中所产生的自身优越感.可以说,造成佩科拉一家悲剧的原因除了白人文化的直接冲击之外,还有黑人社区普遍存在的自卑和冷漠,而这种自卑和冷漠从根源上来讲是文化侵蚀的又一产物.
这部以秋冬春夏为章节命名的小说中,莫里森用冬天仅有的两章中的一章介绍了杰拉尔丁夫人(另一章则是关于之前所说的莫琳).莫琳是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而杰拉尔丁夫人则是黑人社会中的另一类"优越者",她是受过教育的黑人妇女.杰拉尔丁在一所由政府授权用地的大学里工作,属于社会中产阶级,举止优雅,彬彬有礼.她是白人文化的完全接受者,白人价值观已经彻底抹杀了她内心天然存在的"热情和自主意识"(Bouson 37).她和波琳的区别在于,前者通过教育拥有一整套的白人文化价值体系,而后者只是凭借电影和社区妇人间的评论来获取所谓"白人至高无上"的价值理念.所以波琳对自己厌恶的黑人家庭采取了放任漠视的态度,对丈夫女儿言行粗鲁恶毒,而凭借心中向往"美"的本能对白人雇主家的小姑娘付出了自己本应给予女儿的关心和爱护.杰拉尔丁夫人则不同,她尽心尽力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把家里整理得干净有序,内心清静寡欲,整个人似乎散发出一种精致优雅的气息.她的端庄得体,礼仪周全正是白人文化完全内在化的表现,但这也并未给她的家庭带来多少快乐.她受的教育促使她照顾好丈夫儿子家庭,但这只是她所学到的应尽的礼貌而已,事实上她只对家里那只同她一样安静的蓝眼睛小黑猫怀有爱意.而她的儿子尤尼奥尔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暴虐地想要除掉小黑猫.杰拉尔丁接受的是白人教育,这让她本能地避开有关黑人的一切,否定自己的黑人本质.当她看到佩科拉这个黑皮肤小女孩时,黑人的现实让她窒息,"就好似透过这个小女孩看到了自己的一生"(91),让她不顾自己精心塑造的优雅形象破口大骂.杰拉尔丁夫人接受白人价值观,极力融入白人社会,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对自身黑人本质的否定,而这种自我否定让她更加战战兢兢地遵从白人社会的道德法则,却泯灭了人本身的情感和善意.这使整洁优雅的她像个照模板刻出的木头人一样,安静却冷漠.作为母亲,她成了儿子尤尼奥尔的噩梦,并且直接促成了他冷酷暴虐的性格.
佩科拉很喜欢那只蓝眼睛的小黑猫,而尤尼奥尔却憎恶到残忍地杀了它.拥有蓝色眼睛的小黑猫就如同她干净整洁的女主人,是佩科拉的梦想,却也是尤尼奥尔的噩梦.佩科拉希望能拥有一双看见"善良干净"世界的蓝色眼睛,如杰拉尔丁夫人一样拥有体面的工作,干净整洁的家,拥有祥和幸福的生活.但蓝眼睛小黑猫的死其实就预示了她梦想破灭的悲剧."蓝色的眼睛"并未能给杰拉尔丁带来真正的幸福,所谓的阶级优越感和家庭体面对她毫无意义,"她的故事只不过是佩科拉悲剧的又一种版本"(Long 110).佩科拉所期待的幸福其实在这个冬天就已经幻灭了,顺从地追随白人文化及价值观,将白人文化内在化并不能拯救黑暗中的人们.蓝色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仍充满了冷漠,甚至敌意.失去自己本质文化的"蓝眼睛"黑人只能在孤独和冷漠的社会中带着对于黑皮肤的仇恨和恐惧,挣扎地求生存.
三、黑泥土上的金盏花
故事的叙述者克劳迪娅讲述的是她九岁时发生的故事.在小克劳迪娅的记忆里,1941 年的秋天,她和姐姐弗里达一起种在自家黑泥土上的金盏花没有发芽,克劳迪娅天真地解释为"这儿的土壤不适合这种花"(160).在那个秋天,不仅是她家的金盏花,整个社区的金盏花都没有发芽开花,仿佛在那个秋天,本就贫瘠的黑土地变得更加荒芜,生生地将金盏花的幼籽窒息在它的黑暗怀抱里.小克劳迪娅一家并不比佩科拉家富有,但她母亲麦克蒂尔太太还是收留了因父亲放火烧屋而无家可归的佩科拉.佩科拉喜欢用印有秀兰·邓波儿的杯子喝牛奶,但克劳迪娅却异常憎恶蓝眼睛金头发的洋娃娃.她甚至借口好奇心的驱使,暴力地拆开了作为礼物送给她的洋娃娃,"这种无缘由的暴力倾向让她倍感厌恶,而同时又为自己的逃避行为感到羞愧"(15).她极力想知道白人女孩美丽的秘密,不惜采取违背自身本性的暴力方式,却没能意识到强势文化决定了什么是美,而作为礼物送给克劳迪娅的洋娃娃正是黑人社区接受这种文化价值观的表现.
但克劳迪娅无疑是要比佩科拉幸运,她的家庭教会了她珍惜自己,而佩科拉却从没有从他人眼里看到过怜惜和爱意.在克劳迪娅饱受白人文化侵蚀之苦时,她仍然天真地保留着质朴的黑人价值观,并没有认同黑人是丑陋的.克劳迪娅的家虽然有底层家庭特有的粗鄙贫穷,但还是有着家庭的温馨.回忆起童年她生病时,母亲麦克蒂尔太太尽管会同黑人社区其他的妇女一样骂骂咧咧,甚至让她成年后回想起来都会感到痛苦,但却会在晚上她咳嗽时轻手轻脚走进房间,为她盖好被子,用手为她试试额头温度;当寄宿在家的格林试图骚扰克劳迪娅的姐姐弗里达时,她们的父亲愤怒地举起三轮脚踏车还击,母亲则拿着扫帚暴打侵犯者,严令其禁止靠近自家篱笆,这道篱笆也正是父母为克劳迪娅姐妹筑起的现实和心理上的防护墙.克劳迪娅的童年记忆里还洋溢着母亲的音乐,黑人专属的悲伤布鲁斯成为她的精神支柱,而正是通过黑人热爱的布鲁斯,她对黑人文化和价值观有了更加深层次的了解,逆境中求生的勇气,蓬勃的生命力,对于自由的渴望,"所有这些黑人文化的精髓通过布鲁斯一一传递给了她"(Moses629).贫穷的生活并没有磨灭这家人对于生活和家庭的爱,这种含蓄而持久的关爱使克劳迪娅感受到了温暖和安全,没有同佩科拉一样在自卑和绝望中迷失.
小克劳迪娅和姐姐在秋天里种下金盏花为佩科拉的孩子祈福,在她们眼里,金盏花的盛开预示着佩科拉孩子的平安和幸福.然而这个在黑暗侵蚀中孕育的孩子却注定没能出生.四季轮回交替,金盏花的发芽、开花、凋落也象征着自然的轮回与传承.黑泥土上的金盏花是对于新生的希望,也是黑人社区中人们心中黑人文化和价值观的具象表现.在白人文化占主流的情况下,代表国家和家庭的黑土壤并没能给黑人文化以养分,黑人文化的自然传承被打断.那年的秋天,美丽的金盏花甚至没能从黑泥土中发芽.而直到克劳迪娅成年以后,社会磨灭了她的天真,淡化了她心中对于佩科拉不幸的愧疚,"也坚定了对自我黑人身份的认同"(Rosenberg440),她才能在回忆中讲述那贫瘠的黑土地以及那年没有发芽的金盏花.莫里森最后并没有透露成年后克劳迪娅的金盏花是否盛开,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心中的金盏花已然生根发芽,虽然幼嫩,但却是她抗衡白人强势文化及价值观的力量来源.
结语
莫里森于 2012 年出版的新作命名为《家》(Home),国内学者也在研究其作品里反复出现的"家"的含义时,提出"物质意义上的'房子'缺乏'爱'时不能成为'家','爱'让心灵安顿,成全了'家'"(王守仁、吴新云 119).莫里森从小家入手,从容易被人忽略的家庭女性入手,微妙而又细腻地描写了家中成年女性在遭受文化冲击时表现出的迷茫和绝望,年幼女孩面对破碎无爱的家庭所承受的苦难.小家如此",大家"更是如此:社区中的人们在强势文化压迫下,一边憎恶自身,一边追捧所谓的"金发碧眼的美",为发泄这种自我厌恶情绪,不惜相互攻击践踏;尽管在美国,奴隶制度已然废除了上百年,但种族歧视却仍然深植于美国社会文化中,每一个广告,每一部电影甚至连水杯上印的图案都在暗示着白人文化的优越性.在不断对比中,黑人即使身处自己国家,仍不由自主会感到局促和自卑.
托妮·莫里森通过佩科拉、杰拉尔丁夫人和克劳迪娅等女性的眼睛,描写了饱受种族歧视之苦的黑人社区,以白人文化对于黑人文化的侵蚀作为切入点,尖锐地指出了贫穷和种族歧视掩盖下黑人文化流失所造成的种种悲剧.在白人文化的冲击下,失去自身文化价值观的黑人以及顺从接受白人文化的黑人都逃不过悲剧的命运.惟有坚持自己的民族文化及价值观,才能抵御强势文化的侵袭,才能自尊自爱自强,树立起民族自信心.莫里森的理念超越了时代,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她为黑人民族在新时代的抗争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即在强势文化围困中挣扎生存时,要牢牢秉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使自己能在当前文化帝国主义泛滥的时代里,构建起家庭文化传承,把握自身前进方向,建立起新时代的黑人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