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萧红《生死场》和哈代《德伯家的苔丝》塑造的两位女性金枝与苔丝,是乡村悲剧女性形象典型。两位女性的命运悲剧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环境紧密相连,其命运差异也显而易见。不同国度、不同时期,一个强调他者的文化,一个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主体文化,苔丝在追求个人幸福方面的反抗明显超越处于封建男权社会压迫下奄奄一息的金枝。作为中西文化不同背景下的异性作家,萧红与哈代在女性塑造上也有不同的情感诉求。萧红通过金枝以真实的笔触与女性视角试图唤醒女性意识,而哈代塑造苔丝时虽然也对世俗有所不满,但他最终没有摆脱宿命观。
关键词：中西文化; 《生死场》; 《德伯家的苔丝》; 金枝; 苔丝; 乡村女性形象;
在中国近现代女作家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中,金枝从浪漫美好的爱情开始,逐步经历了苦不堪言的爱情、生育等过程,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女性普遍的生活场景。19世纪英国小说家哈代《德伯家的苔丝》中塑造了一个美丽、纯洁的同残酷命运做斗争的苔丝形象。两位女性是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产物,其命运折射的社会文化是二人走向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虽然两位女性同样是悲剧结局,但二者却因思想、行为等差异,有着不同的生活遭遇,本文以金枝与苔丝的悲剧经历为线索,解析了两位女性的生存困境。
一、金枝与苔丝悲剧成因
金枝与苔丝,都生活在男权社会,在经济上始终是男人的附庸,最终都走向悲剧结局。《生死场》中,生活环境混沌以及当地农民的封建愚昧思想是金枝走向悲惨命运的主要原因。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枝自小生活在乡村,人们的生存状态粗糙野蛮,而且这种野蛮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即使亲人之间也不例外。他们的生存价值甚至不如牲畜和农作物。金枝只因无意摘了未成熟的柿子,就被母亲无情打骂至受伤。在压抑苦闷的生存环境背后,“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1]55。金枝每天天未亮就摸索着起床操持繁重的家务,经历了如同牲口般的生育苦难以及两性不平等带来的苦痛。原本孕育应为金枝本人带来身为人母的精神满足,但事实上,金枝不仅要忍受孕育的种种不便,还要承受来自丈夫成业无情的打骂,甚至刚出生一个月的小女儿也被成业亲手摔死。
多年来,中国女性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从属依附于男性,似乎从出生起就烙上要被奴役的印记。对于那些经受封建纲常思想压迫的女性来说,她们所受的折磨不是来自日本侵略者或封建地主官僚阶级,反而来自男性。金枝失去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尊严,日本人毁坏了村庄,但是却不曾凌辱她,对她来说更多的是抽象的存在,但是中国男人——她的丈夫,却让她饱受侮辱,金枝说:“我恨日本人,我更恨中国人。” [1]89这句话深深表达了金枝对自己处境艰难的无奈和身为女性卑微不堪地位的极度不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对于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生活,不管是自己人统治还是外国人统治,都是一个概念,都应该对这种生活方式深恶痛绝。”[2]46
中国旧社会男权主义深深折磨着下层女性,西方女性同样有此遭遇。苔丝生活在资本主义入侵小农经济的特殊时期,资本主义的侵略及维多利亚时期的世俗思想,是苔丝走向悲剧的重要原因。
小农经济解体,孩子众多,家庭赖以生存的老马死亡,父亲束手无策,凡此种种,导致这个家庭异常贫穷。身为长姐,苔丝不得不靠着辛苦劳作维持家庭生存。在苔丝短暂的一生中,承受着来自家庭及工作的压力。因为家庭贫困,她不得不去寻求帮助,后因工作被亚雷引诱。遭到欺辱后,苔丝不顾世俗的眼光,勇敢承担起独自抚养孩子的重担。在苔丝生活的年代,非婚生子是被唾弃的,苔丝只有选择嫁给亚雷,生下的婴孩才会被社会接纳认可。这一抉择极具反叛性,苔丝的挑战性远远超越了金枝,此时此刻其身上的母性光芒是金枝无可比拟的。
苔丝在牛奶厂做工时与克莱相爱,克莱一直觉得苔丝是个纯洁美丽、天然素朴的单纯女孩。苔丝内心却无时无刻不经历着折磨,因为她真爱克莱,总想把自己背负的“罪恶”告诉对方,希望得到克莱的宽容与原谅,然而在她谅解克莱放荡的过去之后,克莱却不肯原谅无辜的苔丝,毫不留情抛弃了她。在此,哈代表现了英国社会对于男人与女人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标准。维多利亚时期针对女性设置了许多清规戒律,传统的道德使她们成为十字架重压下的牺牲品。在被抛弃后,即使命运注定悲惨,但苔丝仍然不断抗争,表现出她的不屈与倔强,这正说明苔丝的坚贞勇敢以及积极进取的人生理想。然而父亲病故,母亲和姊妹们无家可归,家庭的贫困又一次把苔丝的命运推向深渊。亚雷出现在苔丝劳动的工地时,苔丝的自尊自爱和纯洁天性又一次遭到打击,她为了全家的生存,牺牲自我,成为亚雷的情妇。当克莱最终又在她面前出现时,苔丝把她经历的所有不幸都归因于亚雷,这种悲愤让她选择杀死亚雷,抛弃世俗与法律,与克莱私奔,至此,苔丝的个人反抗达到了顶峰。
金枝的命运悲剧是底层女性在封建男尊女卑环境下饱受的贫穷困顿之苦。苔丝生存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底层,也是由于不平等阶级之间难以扭转的差异,使她饱受资产所有者的凌辱与折磨。正如哈代认为的:个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因为面对强大的社会和无法预测的命运,个人显得渺小无助。在这种男权至上的社会背景下,中西两个社会底层女性,人生经历不同,却殊途同归,她们的命运也注定以悲剧结局。
二、金枝与苔丝命运异同
金枝与苔丝是生活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文学悲剧形象,命运结局殊途同归,在社会重压之下,她们不得不一个欲投身尼姑庵而不能,一个走向绞刑架,但她们谋求生存的过程却存在着差异。
(一)金枝与苔丝共同的命运遭际
金枝从小到大都生长在东北的乡下一隅,一直被封建传统牢牢束缚。在男权社会,金枝这样的农村女性,生命价值微乎其微,没有生存地位可言。金枝在成为寡妇后,选择去大城市寻找自由,却还是被凌辱,受尽羞辱之后回到家乡,而家乡却被日军占据。由于无处容身,她欲投身尼姑庵,可尼姑庵里的尼姑却早已不见身影。
苔丝与金枝一样处于社会底层,亚雷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展,英国固有的小农经济逐渐瓦解,资产阶级因为工业革命变得更加富裕,而穷人则更加贫穷。处于社会底层的苔丝,孤立无援,极为脆弱,在社会上最易受到伤害。对于亚雷这类人,欺辱苔丝,堂而皇之,不需要任何遮挡或掩饰,因为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权利和财富是社会地位的关键,所谓的法律仅仅是上层资产阶级的法律而已。苔丝短暂而悲惨的一生,不仅体现社会等级的压制,还反映了世俗对女性的偏见,在一个男女极度不平等的男权世界里,苔丝的悲剧是注定的。
金枝与苔丝的悲剧,在萧红与哈代笔下已然注定,两位女性同样处于对女性极为严苛的社会环境。处于社会底端的女性,不被世俗尊重,如同男性的附属品,被任意欺负、抛弃,不改变社会地位的不对等状况,女性就不会有真正幸福自由的生存空间。
(二)金枝与苔丝命运差异
金枝与苔丝命运差异和两人所处的东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差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由于分别受中国的他者文化与西方的主体文化的影响,两位女性形象在行为选择上存在不一样的结果。
社会发展进入男性为中心的私有制社会后,女性便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男尊女卑”“贞洁伦理”等思想禁锢着女性的行为,妇女根本没有自由,地位实际上等同于奴隶。金枝没有独立人权,在怀孕期间被成业推打,生下的小金枝被摔死,在当时的农村却无人质疑和指责他的行为。在男性眼中,女性只不过是“物品”。金枝的“物化”形象是“稻草人”,是母亲和成业唾骂、殴打的承受者,但即使受尽凌辱,金枝却没有丝毫的反抗举动,女性的婚姻悲剧和生存困境可见一斑。金枝被成业压在身下侵犯时只是默默承受,就连生下的孩子被摔死,她也没有也不敢像苔丝那样去报复破坏自己幸福的人。在《生死场》中,对女性而言,男人就是她们的天,女性只是顺从和依附男人。金枝这一类女性对于追求两性平等和社会的公平民主根本一无所知,长期以来对男性麻木的依赖,在男性为主的世界中自我独立性的退化是女性不幸的根本原因。
而苔丝与金枝截然不同,这种不同是在自己生活的大环境中形成的,主要表现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差异。在苔丝艰难挣扎却不得不走向毁灭的人生中,有不少反抗旧思想的意识与行为,这些正是她被称为“新女性”的重要原因。被亚雷占有却选择离开;真爱克莱,因而鼓足勇气向克莱坦白过去,这些对于金枝来说简直难以想像。她是维多利亚时代新女性的象征。当然苔丝也只是迈出了一步,她内心的矛盾与纠结成为她进步的绊脚石。托马斯·多彻蒂在《时间感》中评论哈代小说人物:“她们走向未来的前进总是被一种倒退的时间阻挡……哈代小说的人物向前跨一步,往后退一步。”[3]85正如苔丝,一边在世俗的道德中痛苦挣扎,认为自己罪孽深重,一边却又敢于蔑视宗教和法律,勇敢迈出反抗的一步。
金枝在多年的封建思想束缚下,难以做出突破世俗的行为,麻木地依赖男性是金枝的惯性行为,金枝是依附于他人的存在,是被异化了的“非人”。苔丝的结局虽与金枝一样,但是二者结局的成因有着明显的不同。苔丝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对以男权为中心的世俗做出了诸多反抗行动,只是最终苔丝并没有取得胜利而走向生命终结。世俗的伦理、社会的残酷、法律的不公、宗教的束缚,把苔丝推向命运的深渊。在中国封建社会以“他者”身份将女性情感、价值淹没于群体之中,与西方价值观以个人幸福为本位的主体文化迥然不同。正是两位女性命运遭遇的差异,才使得苔丝形象比金枝显得更加复杂、饱满。
三、中西作家情感诉求的差异
艾布拉姆斯指出:“艺术品总要涉及四个要点:作品、艺术家、世界、欣赏者。” [4]4其中四要素之一的作品可以理解为是作家的文学创造结果,是作家宣泄之作,作品的走向随着作家的意念而动,要想深刻挖掘作品的内涵,需要紧密联系作家内心活动。萧红与哈代两位中西作家塑造的金枝与苔丝的形象,寄予了两位作家不同的情感诉求。
金枝是萧红为探讨女性生命本质塑造的个体典型,萧红对两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她的根本用意是对女性意识的启蒙和唤醒。萧红自己的感情经历颇为坎坷,她终其一生想要拥有温暖幸福的家庭却始终没有一个稳定可靠的伴侣陪伴左右,她也始终没有摆脱男权社会带给她的生命阴影。萧红把自己的情感经历和对男女社会不平等的清醒认识注入小说人物性格之中。她塑造的金枝,如果说婚前还对爱情有所憧憬,那么婚后这种憧憬就随着她遭受的种种身体和情感的摧残而消散殆尽了。因为婚姻“从未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妇女则被局限于生殖和理家的角色,社会并没有保证她获得与男人相同的尊严” [5]200。萧红用她作为女性作家极为独特和细腻的笔触,控诉着女性在不平等的、愚昧落后的东北乡村遭受的血与泪,进而给予女性同胞以人性关怀和同情。
哈代塑造的苔丝形象,凝练了作者内心对世俗的不满。苔丝外表柔美,内心纯洁,虽然生活在没有任何话语权的社会最底层,备受凌辱,但是,苔丝在命运面前还是做了最后的挣扎,呈现了她柔美外表下刚烈的性情,这种女性性格和反抗意识是哈代赋予苔丝的,与她周围被男权控制的极度不平等的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寄予了对底层女性的深切同情。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哈代是伟大的,他借苔丝为广大受苦受难的底层妇女塑造了一位先进女性形象代言人。
苔丝的形象还表现出哈代反对传统压制女性的贞洁观。小说的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正宣扬了这一先进的观念:内心的坦白干净才是真正的纯洁,这对世俗伦理道德极具反讽意味。苔丝虽然失去贞洁、未婚先孕,但是她却是个勤劳质朴、诚实善良、光明坦白的女子,是名副其实的“纯洁的女人”。哈代的创作目的,就是为了让广大“苔丝”们在这里找到共鸣和安慰,并开始觉醒和思考女性独立的生存与发展之路,而不是继续对男权社会抱有诸多幻想。当然,哈代毕竟是男性作家,在意识深处男权中心主义和宗教道德意识不可能根除,因此作者本质上仍然是矛盾纠结的,他在小说结尾让这个“纯洁的女人”走向毁灭,体现了他的宿命论思想。
综上,金枝与苔丝两位女性文学形象的塑造,是萧红与哈代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哀叹与惋惜,也是中西方女性命运悲剧的缩影。虽然两位女性悲剧发生在不同社会环境中,但她们同样是社会底层的弱者,被社会压迫,因此她们的命运也注定悲剧。萧红与哈代,中西异域异性作家,却以同样悲悯的伟大情怀书写着女性在特定文化背景和环境下的命运,在给予女性关注和关怀的同时,也对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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