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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相关基础理论

来源:学术堂 作者:陈老师
发布于:2017-02-08 共3941字
  3.2 相关基础理论
  
  3.2.1 霍夫曼系数与雾霾污染的相关性
  
  霍夫曼比例也称霍夫曼系数是由德国着名经济学家霍夫曼于 1931 年在其着作《工业化阶段和类型》一书中首次提出并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按照霍夫曼的理论描述,可将霍夫曼系数的表示为:
  
 
  
  按照霍夫曼的理论,工业化可以根据这一比例的不同分成四个阶段:
  
  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消费资料工业在所有制造业中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这种主体地位的比例在 5 倍以上,也就是说消费资料与资本资料工业产值比例为 5:1,这也是工业化的一个最初的积累阶段。
  
  工业化的第二阶段:消费资料工业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在这一阶段,资本资料工业发展迅速,所以相应的比例变为 2.5:1,消费资料工业不再具有统治地位,整个工业体系向资本资料工业倾斜。
  
  工业化的第三阶段:消费资料工业的发展与资本资料工业的发展趋于一致,两者的占比逐渐趋同,各占 50%的份额。
  
  工业化的第四阶段:消费资料工业发展弱于资本资料工业的发展,此时,资本资料工业已经在工业体系中占据了优势地位,标志着工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工业化阶段。
  
  而后,结合当前经济学对于消费资料工业和资本资料工业的解释,我们将消费资料工业称之为轻工业,而资本资料工业称之为重工业,所以这一指标就具有了新的含义,即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国民经济体系中的轻重工业结构程度,对于测度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具有很好的解释作用,这一指标的变化可以视为工业结构的演变的指征,而与我们所研究的雾霾污染相联系的是产业机构的变迁,雾霾污染的一大原因就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失衡,重化工业在这其中占据了过大的比重,高耗能产业的高速发展,必将导致 HFM 系数逐渐变小,所以我们可以用 HFM 系数来作为衡量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指标,或者说是是否过度重工业化的指标。
  
  HFM 系数诞生于上世纪 30 年代,所以能够很好的解释所处年代的工业化问题,通过对统计数据的计算,我国大部分地区的 HFM 系数在 1 以下,也就是说,我国工业结构中,重工业占据了很大的比重:
  
  如表 3-1 所示,我国自建国以来,轻工业产值占据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断降低,重工业占比不断提高,所以相对应的就是 HFM 系数的不断降低,从 1955 年的 1.82降低至 2015 年的 0.34,当然,这同时也是标志着我国工业结构的不断重工业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这必然引起废气排放的不断加剧,进一步导致雾霾污染的不断恶化,我们再来分析各省市 2001-2014 年的 HFM 系数的变化,各省的 HFM 系数基本都处于下降阶段,这也与我们的预期结果相一致,表 3-2 中数据表明,各省的重工业程度的不断加深,加剧了原本已经脆弱不堪的大气环境,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分析得出本世纪以来,我国各省市的工业化进程主要是以重化工业的不断发展为动力,国家将财政支出大幅度的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石化、钢铁、玻璃、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中,在极大的刺激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埋下了环境污染的隐患,导致我国现在多个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危机。
  
  3.2.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环境经济学自上世界 50、60 年代起源于美国,现如今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环境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恶化,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环境恶化,现阶段我国呈现出雾霾污染日趋严重的态势无疑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副产品。
  
  环境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主要研究之一为前文提出的 EKC 曲线,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国际国内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在三个方面: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存在一个临界值,在临界值之前的阶段,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恶化,但是突破这一拐点之后,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逐步降低,呈现先高后低的态势,他们的主要现实依据也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生态破坏之后,目前基本达到了环境良好,经济发达的状态,他们所标榜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理念,而这也是目前以我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第二种观点则是认为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现正“U”型关系,即不存在污染减少的拐点,为这些观点所支撑的是近几年所产生的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家结合统计数据与模型推理,发现在很多国家,不存在“倒 U”型的 EKC曲线,反而存在正“U”型曲线,即随着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先下降而后上升,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是集中于在工业化前期阶段,主要是轻工业的发展来为重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进行原始积累,在拐点之后,则是重工业的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带来污染的急速上升,而此时政府以及社会并没有关注环境污染,主要集中精力于经济增长,所以会产生“U”曲线。
  
  第三种观点则是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不存在所谓的环境 EKC 曲线,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呈现线性曲线,或者说不存在显着的相关性,这种观点主要是集中于一些贫困落后国家中,因为这些国家不存在完善的工业经济基础,在经济增长的初期阶段,就存在巨大的污染,比如现阶段非洲的部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非常落后,但是同时也存在巨大的环境破坏,所以不存在较为显着的密切联系。
  
  3.2.3 能源消耗强度与雾霾污染相关性
  
  能源消耗强度源自于能源消费强度这一指标,能源消费强度是用来衡量一国单位生产总值的能量消耗,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这一指标很好的放映了一个国家的GDP 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强度关系。
  
  能源消耗强度在这几个方面考量环境污染,其一,对于粗放型经济,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的能源、物质材料的投入生产,以期取得单纯数量上的增长,这其中有很大程度的能源浪费,高耗能必将导致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其二,对于产业结构,国内外的研究结论证明,第二产业是对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产业,而一、三产业较之第三产业,对于环境影响较轻,因此对于第三产业发展程度较高,产业结构较为优良的地区,其能源消耗强度也较低;其三,对于不同能源品种来说,不同的能源品种具有不同的折算系数如表 3-3 所示:
  
  能源的消耗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能源消耗强度,这同时也受到区位因素的影响,在某种特定能源产地,比如我国的山西、内蒙古等地,煤炭资源较为丰富,因此也体现出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相比较其他地区的能耗强度也有不同。
  
  据中国社科院 2013 年研究表明:雾霾污染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化石燃料的过度使用,而在这其中,尤以煤炭为剧,我们可以从表 3-4 中看出煤炭占据我国各年能源消耗总量的 70%以上,从图 3-6 也可以直观的看出,原煤消耗量和能源消耗量自本世纪以来迅速上升,2013 年原煤和能源消耗量是 2000 年的 2.8 倍,所以原煤消耗已经成为我国大气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来源,甚至是主要来源,居于 PM2.5颗粒物排放的主体地位。
  
  3.2.4FDI 与环境污染相关性
  
  理论界认为国际资本流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贸易活动对于一国的环境污染也存在影响,而当前最热的关注点在于 FDI 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存在两个主要的假说,分别是:“污染光环”假说和“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PPH)。
  
  污染光环假说最早是由 Copeland 和 Taylor(1994)在研究世界贸易的南北格局时提出,认为 FDI 以及国际贸易带来大量的先进技术经验以及管理理念,能够改造落后国家的落后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减少能源消耗、改善能源消费结构,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不断改善东道主的环境污染;此外,国外企业在带来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也会带来更为先进的污染处理技术,坚持这一假说的学者认为,国外投资者相较于国内的投资者更加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因此也会在投资时将更多的资金运用到污染治理方面,尤其是对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投资领域更为如此。
  
  而另外一种得到部分学者赞同的是“污染避难所”假说,该假说由 Walter 和Ugelow 于 1979 年提出,后来又经众多学者的不断完善,这其中贡献最大的是 Baumol和 Oates,而后发展为系统的理论,PHH 假说主要基于一个现状:落后国家会放松对于环境的要求以换取经济的短时间内快速发展,所以在吸引外资进入时,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吸引外资前来投资,不会对国外投资者进行过多的环境规制,而这部分国外投资者因为从事的大都是污染密集型产业,在母国需要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污染治理设备中,以不断满足母国的苛刻的环境规制要求,因此他们将产业转移至相对落后的国家从而逃避母国环境规制,这一现象在污染密集型行业尤为显着,从国际上来看,日本、印度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的采取了放松环境管制来吸引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策略。
  
  PHH 假说基础上,又发展出了“竞争到底假说”,这个假说是对 PHH 假说的进一步升级,旨在说明一种现象:某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进入,甚至不惜牺牲本国的自然环境,不断的主动降低环境规制,甚至是采取差别化对待,对于国外投资者以更低的环境保护要求,在发生环境污染以后,不对或者减轻对于国外投资者的处罚。
  
  3.3 小结
  
  正如本章所描述的,利用科斯定理来解决企业生产的负外部性过程,正是在产品的供给一侧来进行调节,通过不断的优化产业结构,不断降低污染,降低能耗,降低产品的供给量来改善环境污染,提高产品质量,这些都是我国现在提出“供给侧改革”的一个方面,而居民消费的负外部性体现的则是需求一侧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因素,这也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购车需求的旺盛与不理性无疑会加大对于环境压力;通过霍夫曼系数的测算可以发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存在过度重工业化的倾向;重化工业中以国有及其控股的“三高”企业为主,因此在我国每一轮刺激经济增长的投资中,无疑例外的都加大了对重工业的投入,也错误的引导了社会资本的过多关注重工业,导致目前的产能过剩危机出现,此外,我们也应该及时关注 FDI 对我国雾霾污染的影响,FDI 再带来东道国先进技术以及设施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的环境压力,那么这个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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