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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化对制约和影响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和存在价值的研究

来源:特区实践与理论 作者:张能为.
发布于:2020-03-03 共9549字
人生理想论文经典热门范文10篇之第九篇:碎片化对制约和影响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和存在价值的研究
 
  摘要:碎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突出时代特征之一, 也是制约和影响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和存在价值的重要因素。以哲学文化发展的历史维度, 探寻碎片化时代人类如何继续拥有普遍的存在价值和人生理想, 是理解和把握后现代哲学文化演进历程的钥匙, 也是扬弃碎片化的消极影响, 在总体性、统一性的思想废墟上破解和重建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
 
  关键词:碎片化; 后现代; 哲学文化; 存在价值; 人生理想;
 
  人类的哲学文化发展到今天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在哲学思想文化上, 自身难以解决它, 同时在人们的存在形式上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 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碎片化问题。在碎片化时代, “如何继续拥有普遍的存在价值和人生理想”, 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 可进一步延展为以下三个问题:何为碎片化时代?碎片化时代在当今的哲学文化上有哪些重要的表现?面对这样一种文化上的困境和时代的表现, 人类怎样才能在总体性、统一性的思想废墟上破解和重建人的存在价值和人生理想?
 
人生理想
  一、普遍主义在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中的深度消解与碎片化时代到来
 
  哲学兴起, 意味着一种抽象的统一化普遍化的思维方式的出现。哲学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左右, 古希腊人开始摆脱以神话的方式来理解和认知世界, 而转向了人的理性, 被黑格尔称之为西方哲学的第一个命题———泰勒斯的“水是万物的始基”, 这个命题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 它标志着作为一门学科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 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就是反思性的、抽象性的思维方式。按照康德对判断力的分类, 人类的判断力大体有两类, 一类叫规定性判断力, 一类叫反思性判断力。反思性判断力就是从多样性当中、从差异性当中去概括普遍化统一性的东西, 并用这个普遍性统一性的东西来解释多样性的东西。这个命题表明了人们开始以一种反思性的方式来理解和解释这个世界, 黑格尔给予这个命题非常高的评价。
 
  自泰勒斯以后, 整个西方哲学的文化是沿着一个普遍化、抽象化、整体化这样一个思路来走的, 试图从一种短暂当中去确立永恒的东西, 去确立绝对性的东西。最终的目的是要从多样性的千变万化的世界中去建构起关于世界、社会和人生的最终的认识, 去形成关于宇宙万物的绝对统一性的观念体系和道德价值。整个西方哲学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和哲学精神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则发生了颠覆性的扭转, 一个完全不同于前现代、现代的崭新的后现代时代到来。自20世纪初以来, 作为一种泛文化思潮, 后现代主义已经广泛地出现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
 
  “后现代”概念的最早使用者是英国画家约翰·瓦特金斯·查普曼 (John Watkins Chapman) , 曾提到过“后现代绘画”一词, 而为后现代主义正登入哲学论坛奠定重要基础的关键人物是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德。1979年利奥塔德正式出版了《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Postmodern Condition) 一书, 该书不但对后现代主义在欧洲大陆的传播和扩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且将后现代主义与知识批判和反基础主义联系起来, 真正从哲学理论上对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加以了深刻的论述和定义, 从而标志着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后现代主义哲学正式登上西方哲学舞台。
 
  后现代哲学文化主阵地在法国, 其理论代表人物有利奥塔德 (J-F.Lyotard) 、德勒兹 (Deleuze) 、拉康 (J.Lacan) 、博德里亚尔 (Baudrillard) 、列维那 (E.Levinas) 、福柯 (M.Foucault) 、费耶阿本德 (P.Feyerabend) 、德里达 (J.Derrida) 、罗蒂 (R.Rorty) 和瓦提莫 (G.Vattimo) 等人,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
 
  后现代主义所谓“后” (post) 具有双重含义, 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待“现代性”的两种不同态度。第一, 它是指非现代, 相当于英文中的Not-modern, 它要与现代的理论、文化实践、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彻底决裂。因此, 后 (post) 可以肯定地理解为积极主动地与先前的东西决裂, 从旧的限制和压迫中解放出来, 进入新的领域和话语实践;同时也可以否定地理解为传统价值、确定性和稳定性丧失。第二, 它指高度现代 (most-modern) 即依赖现代, 是对现代的继续和强化 (哈贝马斯观点) , 按道格拉斯·凯尔纳 (Glass Kellner) 、斯蒂文·贝斯特 (Steven Best) 的说法“后现代主义不过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新面孔、新发展”, 或是现代性之内的“后现代”发展。
 
  基于“后现代”概念涵义的这两种不同的理解, 又形成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 一种叫激进型的后现代主义哲学, 强调其与现代的一种断裂;另一种是建设型的后现代主义哲学, 突出的是一种高度现代, 认为现代性虽然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们不能在现代这个系统之外去谈论问题、去解决问题, 比如说哈贝马斯就是从后一种意义来讲后现代, 认为现代性还是一个“未竟的事业”, 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思想生命力。
 
  当然, 后现代主义的主流理论是not modern, 即“非现代”, 以法国为主阵地, 以德里达、福柯、德勒兹、伽塔利、勒维纳斯等人为代表, 兴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运动, 这场运动至今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文明。后现代主义总体上表现出了对西方两千多年来哲学的一种传统形而上学的彻底的、激烈的解构, 也对知识的体系化、等级化进行了解构。
 
  比如说, 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 逻各斯在希腊文中就是指事物本身具备的内在的必然的规则、规律、法则等等, 当然逻各斯在希腊文当中还有一个言谈、会话的意思。在西方传统哲学当中, 认为万事万物都有一种内在的本质, 它决定了这个事物的意义。而德里达通过他的理论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解构, 由此演绎了很多概念, 比如说对语言中心主义的解构, 比如说他的语言思想、异延思想、播撒理论、替补理论、踪迹理论等等, 总而言之, 他将表述事物的语言的意义无限地打开, 也因而把被语言所表述的事物的意义无限地打开了。
 
  德里达还颠覆了传统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理论, “能指”和“所指”的关系, 重新论述了语词符号意义的来源和规定性。传统的语言学理论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强调的是“实指性定义”, 认为“能指”的意义是由“所指”来决定的, 大多数语言学家也均持有此种看法。由于将“能指”的意义完全归结为其所指性, 这样也就决定了“能指”意义的单一性、封闭性、非开放性, 而德里达则认为“能指”的意义不是由“所指”来决定的, 而是由“能指”本身所决定的, 一个指示的符号是由这个指示的符号和其他的指示符号的关系来决定这个指示符号的意义的, 那么这样就大大地打开了一个语言符号的意义, 它的无限性的空间、多样性的空间。
 
  再比如说, 以福柯为代表的对理性化的总体性的解构, 福柯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是统一的、总体化的、集权化的理论模型, 它模糊了社会的分化的多元性质, 在政治上赞成一致性、同质性而压制多元性、多样性、个体性。而后现代主义则相反, 认为这种理性已经构成了对人们的思想、对人们的行为的一种高度专制、一种强制压力, 我们应该从这种理性当中摆脱出来, 要强调不可通约性、差异性、零散性、间断性。
 
  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德提出了一个鲜明的口号就是要“向整体性宣战”, 呼吁人们要从整体性当中摆脱出来, 看到事物的真实存在就是一个一个的差异, 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用一种绝对的精神来统一解释世界以致实际上抹杀了一种真实的存在。
 
  另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知识体系的等级化, 这种纵向思维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受到了猛烈的批判和解构, 以往的知识总是有一个根本, 从这个根本上不断地伸枝、开花出来, 比如说在笛卡尔那里知识就像一棵大树, 有一个树干、树根, 有一个根本, 这种树状的知识体系是层级化的、是中心化的、是总体化的一种等级化的知识体系。而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于树状的新知识体系, 认为这种新知识体系是“块茎状”的, 是蔓延式的, 这种块茎状的知识体系就是无数根须与大地相接触, 看不出哪一个是中心的、是根本性的东西, 是基础性的源起。同时, 他还提出了城邦思维与游牧思维, 认为以往的知识体系总是有一个出发点和归属地, 比如说, 人类的精神总要找到一个精神家园, 这种思维就类似于希腊的城邦思维, 城邦是生活的一个地方, 不管走多远都要回到这个地方, 而德勒兹和伽塔利都认为这构成了人类传统思想的城邦思维方式, 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是与此不同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即游牧思维, 游牧是随着需要而不断地移动的, 它是灵活的, 是非中心化的、非辖域化的一种思维方式。还有就是取消宏大叙事, 认为以往的知识都试图通过一种诉求于宏大叙事来解决知识的合法性问题, 比如说这张椅子是存在的, 要保证这个命题是正确的, 就要去诉诸一个更大的, 比如说世界是存在的, 这样一种宏大叙事命题, 宏大叙事又分为启蒙叙事和解放叙事, 而利奥塔德认为知识的合法性, 是不需要这样的宏大叙事来保证的。
 
  应该说, 后现代主义哲学从它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上构成了与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的一个整体上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思维方式上的一种重大变化。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解构性的新时代, 后现代哲学文化兴起, 一切之碎片化成为这个时代鲜明的特征。时间碎片化、思维方式上的非总体化非统一化、人的存在的当下性、瞬间性、不连续不统一性, 既是人类存在的重要表现, 也是其已经引起自身忧虑的困境。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博德里亚尔就指出:后现代“已经解构了它的全部世界。所以剩下的一切都是碎片。仍需要做的一切事情只是摆弄碎片。摆弄碎片, 这就是后现代”。通过以上的梳理, 我们能够发现, 我们时代为什么叫碎片化的时代, 碎片化时代其哲学文化上的意味意蕴在哪里。
 
  二、时代文化的碎片化虚无性致使人的存在与思想退场
 
  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出现以后, 当然也包括后现代主义之前的现代的一些已经有萌芽的现代文化, 导致了这种主体虚化、真理退出、客观性丧失,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无思的时代。哲学就是要强调思想, 而在当代我们看到思想成为一种奢侈的东西。笛卡尔讲“我思故我在”, 这个“思”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意义来讲, 一个人没有思考, 没有理性的思考就不能说是真正的存在。比如海德格尔也强调了人在这种世人之中的无思状态, 这个“无思”现在出现了一个叠加的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后现代主义所极力批评的两千多年来这种普遍化、统一化、整体化构成了对于个体思想提出的一种巨大的压制, 如福柯所言, 我们处在一种知识型的控制下。这种知识型决定了知识、决定了社会形式、决定了我的存在。所以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以后, 福柯提出“人死了”, 这里的“人死了”意味着人的独立的思想在理性的控制之后, 个人独立的思想越来越丧失。第二个困难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对人们的精神思想所造成的影响, 当它解构了普遍性, 将世界带入到一个完全多样化、碎片化、差异性、非统一性的时代之后, 那种人类的普遍的思想文化的提出又成了一种困难的事情。现在我们每个人有自媒体、有各种各样的媒体, 不乏每个人提出各种纷乱的见解, 但是越来越缺乏哲学所希望、所要求的人类的整体化的、普遍化的思想文化, 它的形成又越来越成为困难。
 
  第二, 无人的时代。福柯明确地提出“人死了”有着深刻的意义。福柯是一个有争议的哲学家, 他在知识考古学、在词与物当中还是从一种现代哲学的理念来考察了知识型, 在这个基础上谈到了人的消失问题。主体性这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谓主客二元对立, 事物的意义、价值都依赖在主体性, 康德将主体性发展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认为“人为自然界立法”, 黑格尔甚至将实体和主体等同起来, 主体成为世界之本。而后现代哲学不同, 利奥塔德就说主体正在语言游戏的播撒当中消减了自己, 无人的时代就是主体性逐渐地丧失、消失。
 
  第三, 无客观性的时代。这也是现当代哲学非常重要的一种表现, 原来都认为我们的知识也好、我们的真理也好它是客观的, 它是人们对事物的客观的一种反映。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词是一种游戏、是一种工具等等, 从逻辑实证主义的约定主义等等理论都越来越使客观性开始远离事物的意义、远离真理, 真理的去神圣化成为一个潮流, 包括实用主义文化在内, 都致使真理成为一种有用的虚构, 这意味着传统哲学的那样一种绝对的、客观主义思想已经受到了一种彻底的批判, 包括解释学, 解释学也不再谈论这种传统哲学的客观主义, 讨论的是效果历史意识。比如说, 尼采就指出, 没有道德现象, 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总而言之整个的西方现当代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都越来越丧失客观性。
 
  第四, 无实践哲学的时代。哲学的发展实际上出现了一个偏颇性的方向, 在希腊哲学时期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理论哲学强调的是事物本质规律的精确性的认识, 而实践哲学主要是以思考“善本身”为目的, 进而对人类的存在、行为的价值和意义进行反思的这样的一种哲学思考。而西方哲学的发展自近代之后开始离开了希腊哲学这个本意, 开始突出强调和发展理论哲学, 所以欧洲近代哲学是知识论哲学上升为哲学的核心的领域, 而反过来实践哲学这个部分越来越沦为理论哲学下面的一个方面或者说被它所遮蔽。“知识就是力量”是培根提出的, 但是这个口号表现了人对自身理性的一种自负和夸大, 认为人们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只有不能认识的问题, 只要我们拥有了对事物的认识, 我们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康德已经意识到这不行, 人类的科学知识、理论知识只能解决他能够解决的东西, 人类的存在、道德问题、行为问题是一个实践理性、实践价值的问题, 并不能通过理论理性来解决。
 
  在这方面, 以伽达默尔、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学突出强调了在现代的这样一个科学化、技术化的时代, 人们已经丧失了实践智慧, 人们的行为完全是按照一种技术化的控制来进行的, 人们把自己行为的这种判断交给了所谓掌握科学知识的这种专家、权威。人们现在的行为逐渐地已经离开了实践理性的判断, 实践哲学已沦丧, 人们完全是在舆论、媒体、科学技术的影响和控制下生存。伽达默尔提出了解释学的核心就是实践哲学, 要重新恢复和重建希腊的实践哲学。
 
  三、总体性统一性思想废墟上人之存在的普遍意义与价值理想的重建
 
  事实上, 面对碎片化时代, 如何在总体性、统一性思想废墟上, 建构人之存在的普遍价值意义和人生理想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这需要人们对后现代哲学文化精神与思维方式的极端性与危险性加以反思, 在深刻认识中予以纠偏和扭转, 真正确立起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统一性与差异性、中心与非中心、总体性与碎片化、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肯定性与否定性、建构与解构的有机统一和合理平衡。
 
  第一,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今天, 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人们对它的反思, 它确实对于传统的这种理性的绝对化、普遍化、统一化是一种新的革命, 它给事物的意义带来了无限开放的空间, 使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边缘性、差异性、不同性的、碎片化的东西, 但是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这种文化和思维方式也带来了自身的问题。一切都相对化、碎片化、差异化、异质化、零散化、非中心化, 显然它带来了对建构人类存在价值和人生理想的一种巨大的冲击, 现在我们需要开始反思它的这样一种解构, 这样一种消解固然有它的重大的哲学意义但是否有极端性?我们再结合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来看, 当我们在反对普遍主义的同时我们如果走向一种特殊主义也是有问题的, 当我们在反对这种整体主义的同时我们完全走向了一种碎片主义对人类的存在也是有问题的, 这是第一个思想、精神上的认识。
 
  第二, 从差异性、碎片化的生存理念和方式上保持人生存在的普遍性的追求和无限开放性平衡是人类文化与时代的一个新的重大的理论问题, 应该走出一个新去向, 就是保持某种平衡。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讲, 人是一支会思想的芦苇, 人是脆弱的, 任何力量都能置之于死地, 但人高贵之处在于人有思想, 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有思想。康德讲人既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 他受自然的因果律的支配, 但人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存在, 它受自由的支配。
 
  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被关进巴士底狱之后, 他说是两个人毁灭了法国, 一个叫卢梭, 一个叫伏尔泰, 这两个人都是哲学家、思想家。这句话暗含的意思就是改变观念真的能改变世界。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来讲, 康德当年在《柏林月刊》所发表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 所提出的关于启蒙的一个经典的理解和定义在今天仍然具有时代意义, 我们要从各种各样的决定论摆脱当中, 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加强这种启蒙。康德讲, 什么叫启蒙, 就是人将从自己所导致的不成熟状态当中摆脱出来, 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未经其他人指导我不敢使用自己的理智。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启蒙, 福柯也讲到这个问题, 需要我们要有思想, 而这个思想不仅是指我们个体的一种思想, 也指的是仍然需要有一种普遍的思想、普遍的存在价值和人生理想。康德哲学既蕴含着一种“建构性原理”, 也体现出一种“范导性原则”, 理念无法构成知识的对象, 但其存在的意义则作为一种范导去不断地扩大人类知识至无限, 去形成人们无法达到却永远为之而追求的最高存在, 这种理念是最为总体化的、统一化的、普遍化的。克尔凯戈尔也提出了“美学、伦理学与宗教”的人生三阶段理论, 说明人根本上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 需要为自己的存在确立合法性的依据, 也需要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与人生理想, 这是不断使自己超拔于物质性的存在并逐步完善自己的方式和方向。
 
  第三, 从“上帝死了”到“人死了”再到人的复活和重生, 这些命题的演变都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意义。尼采是1900年去世的, 康德是1824年去世的, 将近100年, 实际上, 尼采和康德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 但是, 他们两个人解决的路向不同。康德把上帝杀死了, 在知识论部分、纯粹理性部分认为上帝这种最高的存在, 无法构成我们知识的对象, 一旦它作为一个理念我们追求对它的认识必定会二律背反, 康德从知识论的角度排除了上帝, 但是康德没有将人类的存在和道德带入一个相对主义的文化当中, 他在实践理性判断中已经意识到了如果我们不能设定有一个绝对的存在, 我们人类的道德价值、存在意义就会带来很大的危险, 所以康德在实践理性中将上帝作为一个实践理性的公设又保留了上帝的存在。
 
  而尼采所走的道路不同, 他也同样是要把那个所谓世界的那种绝对的存在进行解构, 为什么要解构?就是要把世界的意义带入一个无限空间。不过, 虽然同样解构了上帝, 但尼采却走入了另外一个方向。尼采通过摧毁上帝的存在, 实质上在努力解构一切绝对主义、客观主义、普遍主义的事物意义, 而大力推崇所谓的“透视主义”, 也翻译为“视角主义”。他认为我们对于事物的意义取决于我们对于它的解释, 譬如没有所谓道德现象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 而解释者的视角是可以无限的, 因而事物的意义我们是可以做出无限解释的, 也因而事物的意义是无限的。可以说, 尼采作为一个现代哲学家, 在宣布“上帝死了”的口号下, 消解了传统的绝对普遍主义, 而将哲学带入另一路向, 即相对主义、多元主义这一道路。也因此其思想倍受后现代哲学家所重视和推崇, 并将其理论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来源。
 
  福柯受到尼采的影响提出“人死了”, 这也是一个很深刻的命题, 让人们去感知和通达“不在场之物”。在一个现代的时代我们人真的还存在吗?人实际上已成为各种控制物下的存在, 失去了真正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譬如说你到商店去买东西, 你不知道的东西你决不会买。我们的思想表达、我们人的存在和行为已被无形的无意识的结构牢牢地控制了, 人类的自由的独立性、主体性已经丧失, 这就涉及人的主体性的重新解放、重新崛起和确立问题。
 
  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将我们带到这样一个思维方式、精神文化当中, 虽然我们看到了每个人的不可通约性、每个人的独立性, 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是人类的主体性问题, 能不能重新建构起像传统哲学的那种主体性?譬如康德所说的“人可以为自然立法”, 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现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第四, 恢复和重建实践哲学问题。当代的解释学对此所做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 人类的当代生活为什么越来越失去这种普遍的存在价值和人生理想, 就在于实践的智慧、实践哲学的反思越来越缺乏、越来越丧失, 因此只有重新去重视实践的智慧, 重建实践的哲学, 我们才有可能去恢复、重建起新的人生价值理想, 没有实践哲学恐怕人类的生活仍然会处在各种各样的包括科学技术控制一切的时代, 包括各种各样的决定论的这种控制, 理论知识的控制等等之中。人类的存在与行为既是个体性的差异性的, 也是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形式而具有普遍性统一性和共性的, 人类的实践智慧和实践哲学, 就是要以人类存在的“善本身”为目的, 去反思和建设作为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其具有普遍性的道德体系, 并立足于人类行为的具体情境去对行为的价值和选择作出此时此刻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恰当的实践智慧判断。
 
  通过实践理性的自我反思, 要达到的是一种适合于每一个人的知识, 达到一种人类的“普遍实践”。世界已呈现出急剧而广泛的充满差异和零散性的碎片化, 但要意识到, 真正的变化却是很小的, 人们要去学会发觉“那些在变化以及人们能够和应该改变的东西后面的不变的、真实的东西”。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实践哲学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为核心, 既区别于传统的理论哲学, 也区别于一般的应用性哲学, 其对人类存在与实践生活的实践理性反思既是不确定的、相对的、多样的, 同时又是有一般性、绝对的、普遍性诉求的, 而这种普遍性诉求总是要在“沟通”交流对话的意义上而非传统哲学的绝对统一性的存在论与知识论上来达成的。
 
  西方现代哲学当中出现了一个实践哲学的复兴的浪潮, 以阿伦特、海德格尔、库恩、伽达默尔等人为代表, 大力要求重新恢复和重建实践哲学, 在这个以解释学为基础的实践哲学复话和重建浪潮中, 人们开始意识到人类的普遍性的东西、共同性的东西不是可有可无的, 通过实践理性我们要达到的就是将人类作为一个共同体来重新确立和建立它的普遍的价值理想和人生追求。
 
  而从方法论和思想发展策略来说, 解释学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 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哲学, 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哲学。现代解释学以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为代表, 正是在这两条路向之间选择了一条更为中性的路子。理查德·伯恩斯坦 (Richard J.Bernstein) 的《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的书名就表明了解释学的这一意图。解释学在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既要确立这种普遍意义与必然价值, 同时又要告诉大家, 这个解释的东西要和解释的情景、解释的主体联系, 是一个理解性的东西, 是一个重新理解和创造的问题。解释学的根本宗旨就是既要肯定事物意义的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 又要反对绝对的客观主义、普遍主义;既要强调事物意义依赖于解释学情境, 事物的意义是相对的、多元的和开放的, 是一种效果历史意识, 又要明确反对绝对的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可以看到, 现代解释学给了我们一条新的路向:需要普遍性和必然性, 这种普遍性和必然性又是通过人们的理解、对话建立起来的普遍性。由此不难看出, 正是基于西方现代主义乃至前现代主义试图将一切绝对化、客观化、永恒化和后现代主义着力解构一切基础、本质而可能深陷相对主义、主观主义、无政府主义泥潭之两种情形, 解释学试图另谋路径, 克服现代性的绝对客观主义、普遍主义与后现代性的绝对多元主义、相对主义各自的局限, 建构起既超越现代性又超越后现代性的新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理解。无疑, 这种解释学为重建普遍性开辟了新的哲学路向, 既有现代性的性质, 又有后现代性的因素;也为在经过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洗礼后, 重建人之普遍存在价值和人生理想提供了可能。
 
  概而言之, 当代的西方哲学文化发展陷入了一个极度的困境当中, 这种困境的困难性是多种因素、多方面交织在一起的, 也是多重叠加性的, 所以对于当今的人类的思想文化发展走向来讲又到了一个十字关口。重视和加强传统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的结合与平衡问题, 这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有理由相信人类总是有他足够的力量、智慧来冲破这样一种阻碍, 走向一种思想文化的自救和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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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
原文出处:张能为.碎片化时代如何拥有普遍的存在价值与人生理想[J].特区实践与理论,2015(05):9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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