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的四种人生境界理论探析(2)

　　二、功利境界
　　
　　再看冯友兰对功利境界的论述：“功利境界的特征是： 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为利‘底。所谓’为利‘,是为他自己的利。凡动物的行为，都是为他自己的利底。不过大多数底动物的行为，虽是为他自己的利底，但都是出于本能的冲动，不是出于心灵的计划。在自然境界中底人，虽亦有为自己的利底行为，但他对于’自己‘及’利‘,并无清楚底觉解，他不自觉他有如此底行为，亦不了解他何以有如此底行为。在功利境界中底人，对于’自己‘及’利‘,有清楚底觉解，他了解他的行为，是怎样一回事。他自觉他有如此底行为。他的行为，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财产，或是求发展他自己的事业，或是求增进他自己的荣誉。他于有此种种行为时，他了解这种行为是怎样一回事，并且自觉他是有此种行为。”
　　
　　冯友兰的意思是，人对于自己，对于自己“为利”的行为或者说对于自己行为的“为利”的目的有清楚的“觉解”,相应的，他的这种“为利”行为对于他来说所具有的意义就是清楚的，这清楚的意义所构成的人生境界就是功利境界。关键是，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为利”的； 处于自然境界中的人，有的人的行为也是“为利”的； 与人相对的动物的行为，也是“为利”的。上述三者的行为都是“为利”,为何境界不同？ 冯友兰的解释是： 动物的“为利”出于本能的冲动，对于自己的“为利”没有觉解； 自然境界中有的人“为利”,对于自己的“为利”没有清楚的“觉解”; 只有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为利”,又对于自己的“为利”有清楚的“觉解”.也就是说，动物、处于自然境界中的人的“为利”是无意识的，而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的“为利”则是主动的、自觉的。由此可以看出，冯友兰所谓的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在功利境界中其实就是对于人的“自己”的“为利”行为、“为利”之事的“觉解”.此外，从冯友兰的表述来看，其所谓的“利”或曰“功利”包括物质财富、功业、名誉等。简言之，包括名和利。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此所谓利，亦包括名。”
　　
　　由于“在功利境界中底人，所求底利，都是他自己的利”,所以，冯友兰说：“在功利境界中底人，都是’为我‘底，都是’自私‘底。”也就是说，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其所追求的“利”是自己的“利”,是个人之私利，而不是他人的“利”、大众的“利”、社会与国家的“利”; 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为了自己的“利”,不惜损害他人、大众、社会与国家的“利”.当然，“在功利境界中底人的行为，皆以求其自己的利为目的。这不是说，他的行为，都是损人利己底。他亦可有损己利人底行为，但他所以如此作，是因为这些行为，往远处看，亦是对于他有利底”.这是说，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其所追求的“利”,有眼前的小“利”和长远的大“利”,当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可以牺牲眼前的小“利”,甚至损己利人，以实现自己长远的大“利”.另外，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其行为“事实上亦可是与他人有利，且可有大利底。如秦皇汉武所作底事业，有许多可以说是功在天下，利在万世。但他们所以作这些事业，是为他们自己的利底。所以他们虽都是盖世英雄，但其境界是功利境界”.就是说，当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与他人在“利”上不发生冲突之时，处于功利境界中的人主观上在追求自己的“利”、客观上也得到自己的“利”之时，也可以为他人创造“利”,甚至是“大利”.
　　
　　冯友兰认为，从人的心理的角度解读“利”,“利是可以使人得快乐者”.这样，追求“利”就是“求他自己的快乐”.因此，“一个人的行为，若是以求利或求快乐为目的，如其所求是其自己的利或快乐，其人的境界，或其人于有此种行为时所有底境界，是功利境界”.在此，也可以看出，冯友兰在从人的心理的角度解读“利”之时，同时又是从“利”的角度解读快乐，把快乐限定于个人的物质层面或曰功利层面。
　　
　　基于功利境界中的人的“为利”的特征，冯友兰认为：“大多数普通人的行为，都是为其自己的利底行为。大多数普通人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大多数底人的行为，或普通人的大多数行为，都是以求他自己的利为目的底。人于有以求他自己的利为目的底行为时，其境界是功利境界”.这是说，在现实层面，大多数的人、大多数普通人的人生境界是功利境界，因为他们是“为利”的。由于冯友兰立足于儒家立场，认为处于自然境界中的人是“民”,冯友兰此处所言的处于功利境界中的大多数的人、大多数普通人就不是“民”,这是要注意的。此外，冯友兰还认为“立言底人，谓之才人”,“立功底人，谓之英雄”,“奸雄的行事，损人利己。英雄的行事，利己而不损人，或且有益于人”,但是，“英雄与奸雄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英雄与才人都是功利境界中底人”,“就才人、英雄说，他们所常有底境界，是功利境界”.这是说，在现实层面，不仅仅大多数普通人的人生境界是功利境界，就是成就一番事业、建立丰功伟绩的才人、英雄、奸雄的人生境界也是功利境界，因为他们也是“为利”的，他们成就事业、建立功业主观上都是为利自己。
　　
　　从儒家的立场上看，儒家提倡“见利思义”,因而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认为对待义利的不同态度、不同取向决定了君子与小人之别，追求个人之“利”或曰私利者必定是小人。以此为标准，审视功利境界中的人，功利境界中的人应是小人。这样，儒家的小人恰好与较低的人生境界---功利境界相匹配。但是，冯友兰没有这么说。原因可能是，才人、英雄的人生境界也被归入功利境界，总不能说才人、英雄都是小人吧。当然，由于在儒家人格中，只有少数人能成为君子、圣人，多数人都是小人，冯友兰说功利境界中的人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普通人，也隐含将这大多数人、大多数普通人归为小人的意图，只是没有使用“小人”这个词而已。
　　
　　冯友兰对于功利境界的上述论述，明显是对于墨家和法家功利思想的搬用乃至错解。对于前者，他并没有回避； 而对于后者，他是回避的。他说：“墨子说，人应该兼相爱、交相利。为什么人应该兼相爱、交相利？ 他的回答是： 兼相爱、交相利，可以使社会安宁，这是与人人都有利底； 而且兼相爱、交相利底人，上帝赏他、鬼神赏他、国家赏他、别人爱他，所以兼相爱、交相利，对于他自己，更是有利底。又如宗教家亦多教人爱人，说： 爱人是为自己积福，行道德是上天堂的大路。诸如此类，虽说法不同，但都是以求别人的利为求自己的利的最好底方法。他们虽都是教人利人，但其实都是教人利己”,“若有人信墨子的话，因欲求上帝等的赏，而行兼爱，则此人的兼爱仍是为我，其境界是功利境界”.这与其说是冯友兰从功利境界的角度解读墨子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不如说是冯友兰通过对墨子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的功利化解读推导出其功利境界的学说。当然，冯友兰的这种功利化的解读是错误的。一方面，墨子重“利”,但是，其所重的主要是天下之利、“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而不是损害天下、损害他人的一己之利。即是说，“墨家所倡导的利益不是我个人或我的集团的利益，而是他人的利益”.这一点，冯友兰自己也是承认的。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虽判定“墨子哲学为功利主义”,但是，他说：“’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乃墨子估定一切价值之标准”,对于墨子来说，“凡事物必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方有价值”.由此也可见，冯友兰所言的墨子“功利主义”中的“功利”与其所言的“功利境界”中的“功利”似乎是对立的。前者主要指“公利”,后者则是指“私利”.既然墨子重天下之利，为“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而奋斗，追求“公利”,应该说，墨家是“行义”的，墨家的人生境界是道德境界，而不是所谓功利境界。另一方面，从《墨子》中的《兼爱》上中下三篇来看，墨子并没有“兼相爱、交相利底人，上帝赏他、鬼神赏他、国家赏他、别人爱他，所以兼相爱、交相利，对于他自己，更是有利底”这类言论。可以说，这是冯友兰对墨子兼爱学说的无根之解。墨子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这是把“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之方法，说明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意在天下之利、他人之利，意在“行义”; 把“兼相爱，交相利”视作“圣王之法”,说明“兼相爱，交相利”是圣王之所为，而圣王之所为，绝对不是为了自己的“利”.墨子虽然说过“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 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 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只是说明爱人、利人的实践和目标所带来的客观效果，除了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之外，还有个人的被“爱”和获“利”,并不是说爱人、利人或曰“兼相爱，交相利”是方法、路径，目的在于“利己”.这与冯友兰“在道德境界中，人即于’取‘时，其目的亦是在’与‘”的说法，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