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作为企业精英代表的上市公司大量涌现，为经济增长增添了活力。然而，上市公司数量众多但是发展状况令人堪忧，“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的现象有目共睹，企业生命周期短且难以做强做大。因此迫切需要运用相关的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
文章将对企业自生能力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试图在文献述评的基础上探索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一、企业自生能力理论的提出及基础研究
“自生能力”概念最初源于对植物自我生存与生长能力的一种描述。1999 年我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企业“自生能力(Viability)”概念并对其做了后续研究，现将其提出背景及基础研究综述如下。
1. 企业自生能力理论的提出
林 毅 夫 教 授 于 1999 年 正 式 提 出 的 企 业 “ 自 生 能 力(Viability)” 概念表述如下：如果一个企业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预期能够在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否则，这个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 （林毅夫，1999）。
理论是基于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是与当时的制度环境、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相关的。林毅夫教授提出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是与当时的国有企业状况及其改革紧密相关的。当时政府试图优先发展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企业按照政府指令，从事着并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企业从一个纯粹的微观经济个体转化为肩负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双重目标的“复合体”。当企业发生亏损时，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并不能很清晰地判断该亏损属于政策性亏损还是经营性亏损，不得不给予企业各种优惠政策以扶持企业继续生存和发展。因此，林毅夫将当时的国有企业定性为“缺乏自生能力”，强调自生能力是企业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一种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并据此提出了改革国有企业的总体思路—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综上可见，企业自生能力的提出与当时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息息相关，是制度环境下的一种理论创新。
2. 林毅夫对企业自生能力理论的基础研究
林毅夫于 1999 年正式提出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后，结合当时社会经济领域中突出的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基础研究。这些研究大多以宏观的视角对企业自生能力问题进行了探索，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现将重点文献综述如下：
第一，将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和经济的比较优势概念紧密联系起来，从宏观经济层面研究企业微观个体的经济绩效。林毅夫认为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产业和技术选择是否位于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低成本线上 （林毅夫，2001）。
第二，进一步探讨了当时我国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本原因。认为改革之前的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是因为政府推行了赶超的经济战略，企业的技术选择与自身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不相符合，从事着不具有自身比较优势的生产经营活动（林毅夫、刘培林，2001)。这样，就从宏观视角找到了微观经济个体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本原因。
第三，深入探讨了企业自生能力和国有企业改革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途径。在 《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 （林毅夫、刘培林，2001） 中指出，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政企不分、激励不足、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是表象问题，根本原因在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因此，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在 《国企改革下一步：剥离政策性负担、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 （林毅夫、刘培林，2001） 中也明确了上述观点，指出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剥离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不给企业索要各种补贴和扶持的借口，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
第四，认为传统体制中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问题；并且强调股票市场的诸多问题也是根源于企业缺乏自生能力。该观点体现于 《自生能力与改革的深层次问题》（林毅夫，2002） 中。
第五，在 《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林毅夫，2002） 中，林教授辩证地指出，现代经济学应把企业是否具有自生能力作为分析转型和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变量而不是分析假设的暗含前提。其提出的一个结论是，转型经济中的众多企业是不具备自生能力的，原因如上所述。
第六，在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扭曲》 （李飞跃、林毅夫，2011） 中，作者构建了一个动态模型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对其经济制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制度扭曲根源于发展战略导致的产业结构扭曲。因此，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自生能力，必定会受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制度的影响。
通过文献综述可见，林毅夫提出并深入研究了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其研究意义在于：
第一，提出并深入论证了企业自生能力理论及当时的国有企业问题，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企业自生能力问题关乎着微观经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从一个宏观的视角进行研究，能更准确地把握其根本原因，为后续研究打开思路。林毅夫不但提出了企业自生能力概念，还进一步地探讨了我国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本原因，并且提出了提高我国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根本途径：剥离政策性负担，这样就将企业回归成一个纯粹的经济个体本性，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能够考核其真实的经济绩效。此研究也为之后的放权让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受林毅夫的研究启示，之后的学者在研究企业微观个体的经济问题时，必须注重对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制度环境以及相互的协调性进行深入地研究。企业自生能力问题的提出，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本质上是一种政府人为扭曲的制度安排。所以，提高企业的自生能力，重新进行制度安排是必要的。同时，在微观层面上，剥离企业政策性负担，回归其经济个体逐利的本质，也即企业不再肩负政治和经济双重目标，阻断企业向政府索要各种优惠政策的籍口，从而能更精准地衡量其经济业绩。
林毅夫关于企业自生能力理论尚需深入研究的地方在于：
第一，林毅夫本人的企业自生能力理论，强调了企业发展所必需的两大要素：技术和要素禀赋这两大外生变量。这是从宏观和外部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但现代社会的迅猛发展，人力资本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技术和创新在企业生存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不可忽视的且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内生变量在林毅夫的研究中并未体现出来。第二，根据林毅夫的研究结论，企业的自生能力取决于其产业和技术选择是否位于经济的相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最低成本线上。但是在实务中，这是难以量化的，不具有操作性。第三，企业自生能力，如前所述，本质上是在完全竞争的环境下企业自我生存和发展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衡量的标准，按照定义是“通过正常的经营管理赚取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即会计账面利润。 随着管理学的发展以及我国上市公司的不断涌现，企业的业绩评价标准得到了不断的修正，国内外的上市公司也更加强调企业整体价值的提升；在此新形势下，如何较为科学、准确地衡量企业自生能力，尚需深入探讨和研究。
二、企业自生能力理论的拓展研究
继林毅夫教授之后，众多学者对企业自生能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后续研究更加注重当前主流经济学中所关注的企业技术优势、企业规模、竞争优势、企业社会责任、企业技术创新等因素，丰富并发展了该理论。
后续学者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有关企业自生能力决定性因素的研究 （廖国民、王永钦，2003；傅立文、何卫江，2005；蔡锐、杨猛，2011；吴金明、张磐、赵曾琪，2005；唐魁玉，2005）；第二部分，对企业自生能力概念的拓展研究 （周丰滨、刘文革、梁琦，2004；成学真、陈小林，2010；高正平、张兴巍，2012）；第三部分，企业自生能力理论的其他研究 （刘明宇、赵守国，2004；易荣华，2004；皮建才，2005；叶陈刚，2009 等）。以下文章将分类对典型文献进行综述。
1. 企业自生能力决定因素研究综述
在企业自生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上，研究学者发现，技术优势、竞争优势、创新等因素，在自生能力提升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廖国民、王永钦(2003)的研究发现，技术优势和竞争优势等内生变量同样对企业自生能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认为，技术竞争、交易效率及企业的规模经济三个因素都对企业自生能力起着决定性作用。傅立文、何卫江(2005)的研究突出了竞争这一因素在提升国有商业银行自生能力中的作用，这与之前林毅夫的研究是一致的。该研究采用两期动态模型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考核机制中存在的棘轮效应及竞争环境下棘轮效应的改善，得出的结论是，创造竞争更为公平的金融市场环境对国有商业银行自生能力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蔡锐、杨猛(2011)的研究更趋近于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观点，认为内部因素—自主创新，而不一定是比较优势，对企业自生能力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认为企业自生能力是内生外部因素 （开放、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的弱干预政策） 和内部因素 （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家能力） 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竞争性国有企业通过自主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就可以获得自生能力，而企业自主创新的途径是提高企业家能力。
随着产业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从中观层面探讨了自生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吴金明、张磐、赵曾琪(2005)在中观产业层面上强调了比较优势必须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对企业自生能力的重要性，并认为企业的自生能力与其所对接的标准和产业的配套半径成正比。类似地，唐魁玉(2005)也进行了中观信息产业的研究，认为信息产业的创新化过程与信息产业自生能力的提高有着紧密的关系。作者经过论证认为，若信息产业结构得不到创新或优化，则难以实现企业自生能力的提升。
综上可见，对企业自生能力决定性因素的探讨，更加注重现代经济学领域中所强调的技术、创新等要素。此外，自生能力理论也从企业微观层面拓展到了产业中观层面，丰富了该理论研究。
2. 企业自生能力的概念拓展研究综述
在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中观产业层面上的自生能力概念并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周丰滨、刘文革、梁琦，2004；成学真、陈小林，2010；高正平、张兴巍，2012；等），这是企业自生能力理论研究的另一新领域。
周丰滨、刘文革、梁琦(2004) 将林毅夫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相结合，提出了“产业自生能力”概念。
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产业内微观企业的盈利能力、高级要素、产业集聚、市场影响力四个因素在内的产业自生能力指标体系，并对东北三省老工业基地进行了实证研究。成学真、陈小林(2010)根据企业自生能力定义的内涵，提出了“区域发展自生能力”概念，并构建了一个区域发展自生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试图为实现西部经济协调发展找到可行的理论基础。高正平、张兴巍(2012)则用包括区域企业创新力、创业力、集群力、成熟度和国际化能力五个维度所构建的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实证分析了区域企业自生能力指数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研究表明，基期的区域自生能力指数对该区域下一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着的解释力。研究结果建议用区域自生能力指数考评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可以克服 GDP 考评的一些不足。
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在于将企业自生能力概念从企业微观层面拓展到了区域经济的中观层面，并且试图用构建的区域发展自生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来量化区域发展自生能力，丰富了自生能力理论。
3. 企业自生能力理论的其他研究综述
除以上研究领域之外，一些学者还从微观层面探讨了我国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本原因、企业有自生能力的条件以及提升企业自生能力的途径等。
刘明宇、赵守国(2004)借鉴林毅夫的文献，提出了“盈利软约束”概念，从微观层面探讨了我国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本原因。作者通过构建模型分析了国有产权的外部性所必然带来的国有企业盈利软约束问题，论证了盈利软约束是造成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和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进而主张解决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关键是通过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来消除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的盈利软约束。
易荣华(2004)的论文 《上市公司的自生能力—来自沪深股市的经验证据》 与之前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其突出之处在于：其一，首次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企业自生能力研究；其二，利用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进行了实证统计和分析。作者按照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定义，将一年定期贷款利率作为社会可接受的预期利润率最低标准，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上市公司获得的正常利润, 实证统计和分析了 1998-2002 年的深沪上市公司的自生能力，剖析了其自生能力低下的原因，并提出了进一步增强上市公司自生能力的建议措施。该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上市公司获得正常利润的衡量标准，其科学性和合理性尚未经过科学的论证。
皮建才(2005)的文献综述 《企业理论的进展：交易成本与自生能力》，将经济学中流行的交易成本概念引入企业自生能力理论中，在交易成本和自生能力视角下评述了企业理论的最新进展，并探讨了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条件，这是其研究的突出特点。研究认为，交易成本最小化是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一阶条件，而生产成本最小化则是企业具有自生能力的二阶条件。然而在实务中，交易成本及生产成本最小化，可操作性较差。如何增强其应用性，尚需深入研究。
叶陈刚(2009)紧扣社会热点问题，将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备受关注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融于企业自生能力研究中，以国有大型商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认为改革的前提是解除国有大型商业企业的外生性、政策性负担；实现国有产权退出的均衡条件；变革其生产及管理方式；统一于社会对改革后企业合法性的认同。该文章将企业自生能力、产权改革、业态创新三个模型统一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并设计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模式。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强调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自生能力的提高有赖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融入了研究领域中较为前沿的内容。研究尚待讨论的地方在于，该研究针对的是企业中的一个特殊类别，研究结果不具有普遍意义。
三、研究述评与启示
结合目前我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自生能力研究尚存在下列不足之处。
首先，企业自生能力研究的文献在数量上整体偏少。这些文献研究的时间大多集中在 2000-2005 年间并且大部分是由林毅夫教授本人研究的。其他学者虽然进行了后续研究并且做了有意义的探索，但是整体而言数量偏少。
其次，从研究内容来看，急需紧随经济发展状况丰富并拓展我国上市公司自生能力理论。林毅夫提出企业自生能力概念时主要针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这与我国之后的经济发展状况有所不同：经过十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企业已经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并在逐步完善该制度；企业生存发展所依赖的经济制度环境及企业内部结构均已发生了变化；我国资本市场经过多年发展后，上市公司已经成为企业的普遍形态，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上市公司的发展质量却令人堪忧，“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绩差”的现象有目共睹，自生能力亟待提高。因此，理应在上市公司自生能力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最后，就转轨经济中的中国而言，如何科学、合理地衡量上市公司自生能力，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根据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定义，衡量企业自生能力的标准是会计利润。
但是会计利润是权责发生制下的账面利润是以绝对值指标衡量企业自生能力的。其不足之处在于，不能消除规模因素的影响，较为注重企业短期业绩的衡量，忽视企业长期价值的提升，这与企业自生能力的内涵本质上是相悖的。随着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及外部资本市场的发展，非财务指标在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衡量标准当中引入非财务指标已经是人所共识，代表性的研究就是平衡积分卡。平衡积分卡（Balanced Score Card，简称 BSC） 是一种战略管理工具，它的体系不但从财务角度进行分析，而且也包括了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创新三类非财务指标。而企业自生能力从本质上说更重视长期的持续发展能力，更注重对未来期间的发展潜力及风险，平衡积分卡可以满足这方面的业绩评价需求。现代的企业业绩更加注重对企业整体价值提升的衡量，出现了经济增加值(EVA)、剩余价值估值模型等新的研究结果。管理学领域中已有的研究表明，企业业绩评价体系本身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全面的发展过程：从开始的单一财务指标衡量，发展到引入非财务指标综合性地评价企业业绩；从开始的只衡量会计账面利润，发展到基于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公司整体业绩衡量，再到考虑未来获利能力的前瞻性衡量。这个业绩衡量变化史是一个不断改进、使之更加科学合理的演进史。因此，应结合管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比较探索上市公司自生能力衡量标准，研究所包含指标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因为迄今为止，鲜有文献对这一方面进行研究。
回顾企业自生能力理论可见，中国制度环境的变迁及转轨经济的特征决定着丰富和发展企业自生能力理论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之后的研究学者需要在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上市公司自生能力及其衡量问题，以更好地契合经济发展的需求，切实解决经济领域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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