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兹的隐喻相互作用观形成及内涵

　　I． A． 理查兹( I． A． Richards，1893—1979) 在《修辞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1936) 一书中提出来的隐喻相互作用观是当代隐喻研究的逻辑起点。利科( Paul Ricoeur) 认为，“理查兹的《修辞学的哲学》所起的开创性作用不可低估”; 约翰逊( Mark Johnson) 则认为，“在 20 世纪正是 I． A． 理查兹通过聚焦于柯勒律治关于创造性的主张从而开启了对隐喻问题兴趣的复兴过程的”。当理查兹开创隐喻相互作用观时，实证主义正如日中天，这种大的时代氛围限制了其理论影响力。随着 20 世纪后半期逻辑实证主义向日常语言哲学的转变，理查兹的隐喻理论才为布莱克( Max Black) 重新发掘，从而开启了蔚为壮观的隐喻当代研究。

　　一 从实证主义走向浪漫主义
　　
　　在早期作品《意义的意义》( The Meaning ofMeaning，1923) 、《文学批评原理》( The Principles ofLiterary Criticism，1924) 等着作中，理查兹表现出了一定的实证主义倾向，但“理查兹从来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实证主义者”。在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的影响下，理查兹在 20世纪 30 年代逐渐摆脱实证主义的束缚走向浪漫主义，这一转变体现在《柯勒律治论想象》( Coleridgeon Imagination，1934) 和《修辞哲学》( The Philosophyof Rhetoric，1936) 这两本书中。在从实证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变过程中，理查兹逐渐放弃实证主义关于“认知意义”和“情感意义”的区分，反对实证主义对单义性理想语言的追求，肯定了多义性的普遍存在。这些转变为重新评价隐喻在科学和哲学话语中的价值准备了前提。

　　理查兹早期接受了实证主义的部分原则，比如他在《文学批评原理》中对语言的科学用法和文学用法进行区分，在《意义的意义》中对认知意义和情感意义进行区分。理查兹指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用法”。这两种用法分别是: “使用一个陈述的目的可以是为了导向这个陈述所引起的指称对象，不管这个陈述是真还是假。这就是语言的科学用法。但使用一个陈述的目的还可以是为了导向这个陈述的指称对象在我们的情感和态度中所产生的效果。这就是语言的情感用法”。这种认知和情感的二分虽然是典型的实证主义二分，但和实证主义不同的是，理查兹明显站在相反的方向上，他更加强调语言的情感用法。所以有学者认为，“如果理查兹是一个实证主义者的话，那么他也是一个想要从实证主义手中解救诗歌的实证主义者”。

　　理查兹后来逐渐摆脱早期用“刺激———反应”这种实证主义心理学来处理语言的做法，他在《修辞哲学》中指出，“语言不只是一种信号系统( sig-naling system) 。它是我们人类社会与众不同的发展工具，是使得我们超出其他动物之上的所有方面的工具”。文学批评家退特( Allen Tate) 认为，“这么一句话就谨慎地把他早期的心理学理论一笔勾销了”。理查兹认为语词并不是对于大脑在外部刺激的影响下所产生的单个印象的替代，语词的意义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复合观念集合体，语词组合成句子的过程不是像砖块组合成墙壁一样机械的过程，所以句子的意义不是语词意义的简单相加，是非还原的，是所有语词代表的语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种关于语言的生长意象来自于浪漫主义，柯勒律治曾经反问，“难道语词不是植物的组成部分并与之共生的吗?”理查兹用这句话结束了他在《修辞哲学》第五讲对于隐喻的讨论。这表明理查兹逐渐放弃了实证主义的机械心灵观，接受了柯勒律治的生机主义的心灵观。柯勒律治认为诗人的创造并不是对自然的写实性描写，而是通过心灵的想象力把自然和思想融为一体、把生命和世界融为一体。柯勒律治继续反问，“它们生长的规律是什么呢? 我将尽力摧毁词语和事物的古老对立，即把词语注入事物之中，包括有生命的事物中”。理查兹被柯勒律治的这种生动的生长意象所打动，他从柯勒律治所描写的诗人的创造行为中发现语言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丰富多样的，并不止是对自然作出科学陈述，语言和自然是共生的和相互纠缠的，并不存在语词和事物的两极对立。这就是他在所谓语词意义的语境性: 他否定了语词和事物的简单对立，让语词构造句子的过程成为和植物一样有机的生长过程，“我们最好把意义看作是一株生长而成的植物———而非装满东西的罐子或一块被雕塑成形的泥土”。

　　浪漫主义所提供的想象力和生长性的语言观帮助理查兹克服了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世界观，并且从实证主义到浪漫主义的转变使得文学和诗歌区别于科学知识的独特价值得以彰显，从而使得隐喻研究得以别开生面。基于理查兹和浪漫主义的理论渊源，甚至有学者认为，“理查兹的隐喻观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浪漫主义翻版”，这一评论既显示出理查兹的隐喻理论同传统修辞学的尖锐对立，同时体现了浪漫主义对理查兹的重要影响。

　　二 隐喻是语言和思想的普遍原理
　　
　　为了克服传统修辞学的偏见，理查兹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对隐喻在我们语言中的存在范围进行重新评定。理查兹基于经验和理论的双重证据证明非但隐喻不是一种边缘性的语言用法，反而“隐喻是语言的普遍原理”( Metaphor is the omnipresent prin-cipal)，并且“思想是隐喻性的”( Thought is met-aphoric)。

　　首先来看理查兹为“隐喻是语言的普遍原理”这一论题提供的经验证明。理查兹指出我们仅仅通过经验观察就可以发现隐喻在我们的各层次的话语中的普遍存在，即便是技术化的科学话语和思辨性的哲学话语也无法避免。第一是日常话语，理查兹认为我们通过观察语言交流过程就可以发现，如果想进行流利的交流，如果不是故意回避隐喻的使用的话，那么在任何连续三个句子中，我们必然会使用到隐喻。第二是科学的严格用语，理查兹认为“即便在坚固的科学的严格语言中，如果不大费周章，我们也无法消除隐喻和避免使用隐喻”。第三是半技术化学科的用语，比如美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和语言理论等学科，理查兹认为在这些学科中我们的主要困难不是发现隐喻的普遍存在，而是“发现我们是如何使用隐喻的，并且我们假定已经固定了的语词是如何改变意义的”。第四是哲学话语，理查兹认为“哲学愈抽象，我们愈发要借助于那些我们自称无须依靠的隐喻”。

　　严格来讲，理查兹的经验证明并不充分。首先，他仅仅证明了隐喻在不同层次话语中的事实性的存在，并没有证明隐喻为这些话语所必须; 其次，他仅仅证明了隐喻在不同话语中的存在事实是一种或然性的而非普遍性的存在，并且从日常话语到半技术化的话语再到技术化的科学话语，隐喻存在的或然性程度呈现下降趋势; 第三，除了以自己的演讲作为流利的日常话语必须使用隐喻的例证之外，他并未为其他层次的话语提供充分的例证。然后来看理查兹的理论证明。理查兹的理论证明建立在意义的语境准则( the context theorem ofmeaning) ①基础上，根据这一准则，“语词的意义就是缺失的语境部分，语词正是从这些缺失的语境部分获得其代表性效力的”。因而句子的意义就不再是语词的简单累加，而是这些被省略掉的历史因果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产生的结果。在理查兹看来，隐喻就是同一个语词所承载的两种不同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传统修辞学把语词看作是单义的、自足的，没有看到语词意义的复合性和语境依赖性，所以在语词的偏离和转接层面来定义隐喻，所以看不到隐喻在语言中的普遍存在，也无法赋予隐喻以应有的地位。所有的语词相互之间都存在这种相互激活的作用。隐喻同时包含的两种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仅仅是语言本身的相互作用的一个特例，所以反过来意义的语境准则“本身就是对隐喻原理的总结性说明”。

　　理查兹明确断言隐喻在各层次话语中的普遍存在，虽然在论证上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对于消除传统修辞学的影响，重新评价隐喻的价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理查兹之后，有很多理论家继承了理查兹用隐喻的普遍性来说明隐喻的重要性的论证策略，如着名女性科学哲学家海西( Mary Hesse) 就提出“所有的语言都是隐喻性的”，因为语言是基于家族相似性而不是自然本身的分类来对世界进行命名的，语词和对象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透明的关系。

　　理查兹在肯定隐喻在语言中普遍存在的同时，断言“思想是隐喻性的”，并且我们语言的隐喻性从根本上讲源于思想的隐喻性。理查兹批评传统修辞学研究仅仅把隐喻看作是一种语言问题，因而看不到隐喻所具有的深刻价值。隐喻表面上看是语词之间的转移和替代，但是“从根本上讲，隐喻是思想之间的借贷和往来，是语境之间的交流”。

　　理查兹为思想的隐喻性提供了两种证明: 一种是意义的语境性证明，根据意义的语境准则，语词并不是对心灵中的单个心理印象的替代，语词的意义是被省略的使得语词命名对象的一系列因果关系的总和，隐喻理解过程中语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本身就是思想之间相互作用和转换的具体表现。另一种是关于世界是人类基于身体构造进行隐喻性投射的结果的证明。理查兹认为人类不断在思想、语言和世界之间进行隐喻式的投射和转换。比如在“头晕的悬崖”这种隐喻中，我们在头晕的时候会踉踉跄跄，这时世界看起来也在不断旋转，我们总是不断把自己的感受投射到感知世界上去，好像悬崖自己也会头晕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所感知到的这个实在的世界只不过是我们更早的投射行为的结果而已，我们之所以把这个投射的感知世界当作是实在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忘了它们的隐喻性起源。所以关于世界的字面描述只不过是所完成了的投射过程的结果而已，有些语言表达之所以是隐喻，是因为人类想重新改变原有的投射结果，赋予世界以新的属性。所以理查兹认为“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投射的世界，通过那些从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借来的特征来投射”。

　　传统修辞学家将隐喻局限于语词领域，因此用相似性来束缚和约束隐喻的构造和使用，但是理查兹更深刻地看到了思想和世界的隐喻性本质，人类在基于自己的生理构造进行投射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自由的和创造性的行为，并不需要以相似性为基础。

　　三 隐喻是所喻和能喻相互作用的结果
　　
　　理查兹在谈到语词之间的“相互作用”( interac-tion) 时，有时还会用“相互激活”( interinanimation)这个词。“相互作用”和“相互激活”有微妙的语义差别，“相互激活”更形象地表达了理查兹对语词构造句子的看法，也就是说单个语词自身是无生命的，或者生命处于潜伏状态，当语词组合成句子，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产生了相互激活的作用，分别赋予对方以生命，从而使得语词构造句子的过程不是砖块组合成墙壁的过程，而是一个生命体的生长过程。

　　这种来自浪漫主义的生长意象反复萦绕在理查兹关于语言的说明上。理查兹对于单个语词生命的否定和分析哲学把句子而不是语词当作基本的意义单元做法是一致的，正如利科所说，“理查兹的全部修辞学工作致力于通过牺牲语词的权利而重新确立话语的权利”，并且在利科看来，正是这种基本意义载体从语词到句子的转变，才使得隐喻研究摆脱修辞格分类学，从而进入语义学的研究领域的。

　　文学批评家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曾经指出，“隐喻表达式，如果恰当地使用，在风格方面会有巨大优点，因为它一次同时给你两种观念”。理查兹指出约翰逊把隐喻当作是风格的修饰品，仍属于传统隐喻观的范畴，但是他对于隐喻可以同时给人两种观念的说法则富有启发性。理查兹认为两种观念的同时并存是隐喻的突出特征，要想理解和使用隐喻就必须说明两种观念是如何共存以及相互作用的问题上。理查兹首先指出两种观念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一定是复杂多样的，因为根据意义的语境准则，每一个语词所代为行使权力的都是一个复合的观念集合，当两个复合的观念集合发生相互作用时就会有很多的组合方式，所以绝对不像传统的修辞学那样仅仅将这种相互作用建立在相似性这种单一的基础上。理查兹对约翰逊博士的观点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理查兹认为隐喻的基本原理就是，“当我们使用隐喻时，有两种关于不同事物的思想在共同起作用，并且这两种思想是由一个单独的语词或短语所支撑的，隐喻的意义就是两种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隐喻的相互作用观的最早表述，后来通过布莱克的重新表述而为世人所熟知。

　　理查兹首先引入和创立了两个严格的技术术语对约翰逊所说的“两种观念”进行有效区分: 所喻( tenor) 和能喻( vehicle)①，所喻就是隐喻所要喻指的对象，而能喻就是借以对这个对象进行描述的对象，比如在隐喻表达式“人是狼”中，人就是所喻( tenor) ，而狼就是能喻( vehicle) 。理查兹的技术术语同传统修辞学相比，要更为简洁、清晰，可以澄清传统修辞学因为技术术语的缺乏带来的混乱。比如18 世纪的修辞学家凯姆斯勋爵( Lord Kames) 曾指出，“通过把首要主体想象成它就是那个自己只是与之相似的东西，隐喻中的……比较就得到了理解”，理查兹认为对这一表述理解中的困难主要是由术语的含混造成的，这句话用新创立的术语可以表述如下，“我们可以通过描述能喻来描述或修饰所喻”。

　　理查兹之所以要把传统修辞学中作为一个整体的隐喻区分成两个因素，是因为传统修辞学把隐喻的效果局限于语词层面，隐喻性表达式虽然使用了隐喻性语词，但归根结底是对所要喻指的对象的谈论，所以隐喻性语词是修饰性的，所喻指的对象是真正重要的。但是理查兹指出隐喻是整个表达式中的语词彼此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有机结果，不能把这个效果归于其中一个语词上。根据意义语境准则，隐喻表示中的每个与词在句子中作用是代表在语言发展的历史中使得这个语词和它所指称的对象练习起来的一整套历史因果关系，或者说是一个复合的观念系统，隐喻的效果就是这两大观念系统中的要素之间作用的结果。理查兹通过强调隐喻的效果需要所喻和能喻的共同参与从而使得传统修辞学关于隐喻的偏正结构转变成动态平衡的结构。

　　理查兹认为在本质上，所喻和能喻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无法解释清楚的。在某种意义上，隐喻的效果并不依赖于我们是否能够掌握和理解这种机制。但是人们有一种理论解释的冲动，想把隐喻的运作机制建立在某种更为简单、更容易把握的基础之上，由此就产生了对于隐喻运作机制的各种粗糙的解释。理查兹对隐喻相互作用的说明目的就是为了反对上述种种粗糙的关于隐喻运作机制的说明造成的误解，他虽然肯定了所喻和能喻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并没有明确指出相互作用的具体形式。根本原因就在于: 他认为和我们使用隐喻、理解隐喻的自然技能相比，任何理论解释都是一种扭曲，我们要防止用理论解释去取代我们的自然技能。

　　四 隐喻研究的戒律
　　
　　理查兹认识到了隐喻的悖论性本质: 一方面运用隐喻是我们每个人的自然技能，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隐喻，用隐喻进行交流和沟通; 另一方面隐喻的运作机制在本质上又是巨大的、无法解释清楚的。理查兹的隐喻相互作用观在说明人们是如何理解和掌握隐喻的同时，告诫我们不要将我们对隐喻的理解混同于隐喻本身的运作机制。理查兹同康德一样承认理性往往有超越的冲动，沉醉于自身的整齐和完美，对研究对象做简单化处理。正是对于认知理性的怀疑和警惕，使得理查兹认为，“任何对于隐喻的详尽考察都会把我们带入卖弄学问和自我说服的危险之中，因此这些戒律值得加以强调”。

　　理查兹为隐喻研究提出了两条戒律: “第一，不明白一个词是如何运作的，这一点自身从来不是这个词无法运作的充分的证据。第二，相反，明白它应该如何运作的也不能证明它就那样运作的”。

　　第一条戒律批评 18 世纪的修辞学家用单一的相似性来解释隐喻的运作机制，因而把自己无法解释的建立在对立和差异基础上的隐喻不当地加以排除。

　　第二条戒律批评 18 世纪的修辞学家把自己关于隐喻运作机制的相似性解释混同于隐喻本身的运作机制。这两条戒律不仅是 18 世纪修辞学家所犯的历史性错误，而且是很多当代理论正在犯的错误。理查兹认为，“我们运用隐喻和思想的能力，是巨大而又无法解释清楚的; 我们对这种能力的反思意识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非常不完整的、扭曲的、虚妄的和过度简单化的”。这些戒律意在防止我们从某一理论立场的局限性出发，从而对隐喻提出各种不当的限制，并且防止我们将片面的理论解释混同于隐喻本身的运作机制。理查兹的隐喻相互作用观澄清了传统粗糙隐喻观所造成的误解，但同时将理论解释和隐喻本身的运作区分开来，在帮助使用和理解隐喻的同时，保留了隐喻本身的神秘性和创造性。

　　【参 考 文 献】

　　［1］利 科． 活的隐喻［M］． 汪堂家，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103．
　　［2］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69．
　　［3］Foster R． The Romanticism of I． A． Richards［J］． ELH，1959，26( 1) : 91．
　　［4］Richards I A．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M］． Londonand New York: Routledge & Kegan Paul，2002．
　　［5］Mackey L．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Rhetoric of I． A． Rich-ards［J］．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1997，27( 2) ．
　　［6］Richards I A．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6．
　　［7］退 特． 作为知识的文学［C］/ /赵毅衡． 新批评文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52．